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從搞學生運動到搞工農運動，親力親為，勇於負責，但從未當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毛僅不足1萬人馬，想爭奪中央領導權，結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繼而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絕挽救，最後竟然於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1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醜劇。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啟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

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1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註：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游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 ”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走了。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於指揮八路軍的抗戰，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閒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ww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1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 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 ，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泄1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只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

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着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ww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1班，他們一連等了3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4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1節車廂，終於發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2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1個尾隨，1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只好給他找1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裡，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麼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只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麼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只好寫了1個電報稿：“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裡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向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電文是：“國燾同志：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着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麼，只是堅持不肯去。於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藉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裡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 

當天下午張又找藉口外出，周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乘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四下尋找張國燾，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周對張提出3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1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1條不可能，可以從第2、第3條考慮。並要求考慮2天再答覆。 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很快派來2輛車和幾個特務，2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1個拉着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着：“兄弟已決定採取第3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張國燾“棄明投暗”後，蔣介石大喜過望。他首先吩咐戴笠，為張國燾“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為其找了1座漂亮的小洋樓，並委託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簡直把他當成“寶貝”一般。1938年9月抵達重慶後，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工人員。至此，張國燾才明白蔣介石是要他參加軍統，干特務工作，這實在說不上是“抬舉”和“重用”。張國燾很快成為軍統最受關注的“熱門人物”，電話不斷，客人不斷，宴會不斷，走到哪裡，哪裡都簇擁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這個“共產黨領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129師”。張國燾胸有成竹地說，129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 策反失敗後，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着鼻子大罵一通後，當場宣布：立即撤銷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專用汽車。張國燾立時變成了“霜打的茄子”，垂頭喪氣，備受冷落。這個被蔣介石視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而交給戴笠“妥善運用”的叛黨分子，在連連受挫後似已變得“黔驢技窮”了，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 不久，張國燾參加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中統頭子朱家驊也是北大畢業，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說仰慕已久。當即拍板，聘張國燾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可是中統眾多特務對他這位“中將設計員”的不服氣。特務們除了在暗地裡罵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統來搶飯碗外，甚至公開奚落他為“笨蛋”、“飯桶”，拿他在軍統被戴笠責罵的經歷開玩笑。尤為不幸的是張國燾在“對共鬥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麼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情報，或者已經有人告訴了軍統，或者共產黨那邊做了準備，根本沒有了價值。幾個月過去了，張設計員一直“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7、8年中一直掛着虛銜的張國燾，一下子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熊式輝的推薦下，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1個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張國燾馬上有了“衣錦還鄉”的榮耀感。豈料，當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將在劉湘手下任師長的王陵基打得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當時欲將王陵基槍斃，幸虧有人說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又被拘禁了幾個月。這件事，成了王陵基終身引以為恨的奇恥大辱，如今仇人相見，他怎會對自己善罷甘休呢！就在張國燾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1個下馬威。那1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未開始，王陵基一幫人就拿張國燾“變節”的經歷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報復並未到此終止。張國燾開始辦公後，王時時處處掣肘，屢屢製造障礙，使其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2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此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着。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10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1棟房子。

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1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他怒氣沖沖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2個冬天，再次帶着全家遷移，遷居英國殖民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