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2]）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是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同時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而在上海主動發起的一場戰役（參見《一寸河山一寸血》），這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標誌兩國之間不宣而戰、但又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盧溝橋事變後的地區性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使用“事變”一詞則嚴重低估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戰鬥在當時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市區和郊區進行。只有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實行武裝中立，分別劃為法、英、美、意4國軍隊的防區。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築路地區屬於日軍防區，是日軍在上海的作戰基地。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鬥。

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國府軍戰術作為可以分為“攻、堵、守、退”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8月13日到9月11日，國民革命軍以87師、88師、36師率先進攻日本租界意圖殲滅租界日軍，但因無力切割日軍導致日軍增援反攻，雙方持續增兵因此戰線陷入僵持狀態；第二階段從9月12日到11月4日，兩軍捲入血腥的巷戰，爭奪對城市的控制；最後的階段，從11月5日到月底，國民革命軍遭到日本的側翼攻擊，向後撤退。上海於11月12日陷落。

直接原因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主要軍事行動集中在華北平津地區。起初，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未預料到這會引發一場全面戰爭。日本預期會迅速停火，並獲得更多的中國領土，類似於早先的九一八事變 (1931年)、一二八事變(1932年)和長城保衛戰(1933年)。中國的公眾輿論強烈反對任何進一步的妥協，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也準備好打一場防禦戰爭。蔣介石認識到蘆溝橋事變是日本的一次大膽的挑釁，想要完全將河北、察哈爾、綏遠等華北省份從中華民國政府分離出去，建立另一個滿洲國。這使得蔣對日本行動的容忍（“攘外必先安內”）到了“最後關頭”，除了打一場和日本之間的全面戰爭，已經別無選擇。

蔣介石和他的軍事顧問相信日軍下一個步驟必定是從華北沿平漢鐵路和津浦鐵路南下，直插武漢，進占華中和華東。日本的戰略是從北向南，這將迫使國民革命軍建立水平防衛線，試圖用鉗形攻勢包圍敵人。可是，在華北的國軍實力虛弱，沒有足夠數量的卡車和履帶車，軍隊不能在包圍中取得足夠的機動性。另一方面，在華北日軍總數占優勢。

外交原因

上海當時是一個國際性大都會，有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大量投資和財產。在戰前，西方列強不願意責備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因為它們在全神貫注於歐洲局勢。蔣中正認為，日本人進攻上海將刺激美國和英國站到中國這邊參戰。

內政原因

蔣介石想與日本展開前線作戰，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在之前就已經因弭平共產黨的叛亂而失去大量軍力，故蔣介石與他的軍事顧問相信他們至少需要幾年的時間的和平來建立軍隊，方能與日本在相同的立足點下作戰，所以，過早冒險將他在成長中的軍隊投入對日作戰是十分浪費的。另一方面，如果蔣介石決定要組織大規模對日本的抵抗動作，他很有可能會失去他正在依照德式訓練發展中且尚未完成能與敵軍迎面作戰的軍隊，因此對於蔣中正來說，對日作戰可以穩固他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卻會削弱他以軍事實力建立的政治力量。退縮並做出更多的讓步的決策雖然讓他失去群眾的支持，但卻能保存他的政治力量並掌控一個統一的中國，而松滬會戰對蔣中正來說，正是一個大手筆的賭注。

此外，蔣介石不能冒險將浙江及江蘇兩省交到日本人手中，因為浙江與江蘇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重鎮，而且大部分的工業及政治基礎皆在這兩個省；該地區是蔣中正的國民政府唯一不受外力影響的政治中心，華北地區已被日本占據，而其他的省份則被剩下的軍閥或是國民黨其他派系的軍事力量所割據，因此，蔣中正自該區成為他的行政中心後，便不惜一切代價地防衛上海。

同時，蔣介石及他的顧問團對於提高戰爭的賭注也相當有信心，自從中國軍隊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讓日本軍隊的攻勢停頓，蔣介石希望能與1932年一樣的迅速停火，在1937年7月以前爭取更多的時間以提升他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蔣介石決定若是日本並不以局地戰為解決方式，他將打一場拖延的戰爭，此外，他也已經計劃將重要的工業遷移至內地，以因應接下來戰爭的損耗。

大戰的序幕

由於以上原因，蔣介石決定沿滬寧鐵路調動軍隊，迎接即將來臨的戰爭。8月9日下午五時半，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兩人，駕駛軍用汽車沖向虹橋機場，被機場衛兵擊斃。事件發生後，上海市長俞鴻鈞和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周珏分別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和日本海軍通話，當時日方聲明，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縱令有人外出，也決不會有到虹橋機場。因為日本官兵是絕對不應該到機場的。

當夜10時，俞鴻鈞市長赴日總領事館交涉，敘說了事件經過，並主張用外交途徑解決，不使事件擴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岡本訪俞市長，態度即轉趨強蠻，聲稱對於虹橋擊斃二日兵事，日本全國極為震動，東京政府雖同意用外交途徑解決，但是同時卻又認為有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的必要。並附帶提出兩項要求：“(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築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

俞鴻鈞答覆：“既然是中國的土地，就更無所謂撤退”。對防禦工事和“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為防範起見，總之，我方維持和平之心志，日方應能諒解……如日方亦能遵守範圍，衝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滿意。

8月10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為闖入機場道歉，但要求中國解散保安隊，並拆除防禦工事。日本還藉口此事件在8月10日運送增援部隊到上海，撕毀了1932年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上海被列為非軍事區）。針對日軍的行動，蔣介石也在8月11日開始調動中國軍隊進入上海地區，繼日本之後背棄了淞滬停戰協定，決意對抗日軍的進侵。第二天，日本要求列強迫使中國解散進入上海的部隊 ，但市長俞鴻鈞聲明日本7月7日對中國的侵略已經違背了協定。上海市民狂熱地歡迎出現在該市的中國部隊。

12日下午3時，應日方要求，召開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會議。會議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議廳舉行，出席者除中日雙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國代表，日方代表岡本聲稱：今晨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采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俞鴻鈞當即駁斥：“共同委員會設置之目的，在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真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面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尚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礙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為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為。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衛之行動。……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各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衝突。俞鴻鈞答：“停戰協定早已為日方破壞，故本日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之置議。”“為維持上海之和奔馳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願加以考慮。”會議毫無結果而散。

日本在會上表示竭力避免戰爭，而行動上作好了戰爭準備。日本在8月10日運送增援部隊到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2日晚陸續登陸。而且在楊樹浦、閘北、虹口一帶布防。到12日止，調集淞滬的日艦已達30餘艘，海軍及陸戰隊1.5萬之眾。

8月13日，在日軍租界周邊的國民革命軍與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周邊防禦陣地進行零星交火，8月14日，國民革命軍第88師進攻位於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空軍第四大隊於上海西南方百里的浙江杭州筧橋上空擊落多架日機。(1940年，國民政府明訂每年8月14日為中華民國空軍節。)

8月14日早晨，中國軍機前往黃浦江轟炸日本第三艦隊旗艦出雲。投下六枚炸彈，其中五枚落入河中，一枚擊中怡和洋行倉庫。當日下午，中國軍機再度前往轟炸日本軍艦，其中兩枚炸彈遭投彈手刻意投擲在國際租界與法國租界內，造成數百人死傷。

8月22日，日軍第3、8和11師在海軍炮轟的配合下，發起兩棲作戰，繼續在川沙、寶山登陸。中國軍隊在敵艦的猛烈炮火下，無法進行有效反攻；著名的先施百貨公司遭日軍炮彈擊中，造成上海平民傷亡。

8月23日晨，日軍第11師團與中國海防司令沈鴻烈部戰艦激戰，8月30日，日軍船艦噸量占優勢，中國海防失守，日軍在30餘艘敵艦密集炮火掩護下，向獅子林、川沙口登陸，攻擊寶山、月浦、羅店。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呼籲中日雙方停戰。

9月20日前後，日軍在長江和黃浦江沿岸集結有陸軍五個師團，另十五個大隊，共約十二萬人，有戰車兩百輛、飛機兩百餘架、火炮三百餘門。

10月26日早，陳誠陣地司令部所在地大場失守；晚，守衛“大場防線”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524團第2營400餘人（報紙宣稱“八百壯士”），在副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的指揮下，死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西撤。在日軍包圍下，守衛四行倉庫的國民革命軍孤軍奮戰，誓死守城，堅持4晝夜，擊退敵人數十次進攻。同時，上海人民也以極大熱情支持壯士，慰問品、藥品源源不斷地送入了四行倉庫，女童軍楊惠敏更在日軍戰機掃射之下，將國旗送予部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槍炮下飄揚，震撼國民的抗敵之心。戰至30日，國軍糧彈俱盡棄守防線，撤入英租界。

10月，孫立人率稅警總團第四團在周家橋成功擊退日軍渡河。但在此役孫立人受到迫擊炮彈攻擊身受十三處創傷，因宋子文之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療。

11月5日，日遣自華北戰場抽調第10軍下轄三師團援軍於金山衛（杭州灣北岸）登陸，側擊上海。中國守軍撤退。

11月8日，太原、任縣失守。

11月9日，松江失守，蔣介石下令撤退，國軍兵分兩路(北路沿京滬鐵路，南路沿蘇州河)向南京及杭州撤走，因日軍戰鬥機不停朝沿路退兵機槍掃射，國府軍此階段傷亡尤為慘重。

11月11日，上海、大名失守。13日，濟陽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崑山失守。18日，嘉興、煙臺失守。

11月20日，蘇州失守，蔣介石宣布遷都重慶。

21日，吳興失守。25日，無錫、長興失守。29日，宜興失守。30日溧陽、廣德失守。

對戰局的影響

淞滬會戰原先蔣中正打算速戰速決，並將日軍的注意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將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最精稅的部隊全數送上前線。不過由於速戰速決的目標失敗，導致更多兵力加碼投入戰場與具有軍艦支援且補給源源不絕的日軍進行絞肉戰，總計國民政府在這場戰爭除了中央軍外，先後各派系部隊共78個師、7個獨立旅、3個暫編旅、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炮兵7團、財政部稅警總團、憲兵1個團、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江蘇省保安團4個團，3隊海軍艦隊，兵力總數75萬人以上。這些精銳部隊在戰鬥中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蔣中正的實力大為削弱。

此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指出：“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七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 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儘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蔣中正知道國軍只有極小的機會獲勝，上海將會失去。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1937年11月13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除了軍隊的耗損以外，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的總撤退使整個戰線完全潰散，並讓日軍得以長趨直入，間接導致了南京保衛戰提早開戰。

以軍事面來說，國民政府不但戰敗以外還讓其軍事實力大幅受創，使得多年建軍付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卻是成功的，淞滬會戰將中日衝突成功的檯面化宣傳到國際媒體。也讓世界清楚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的立場：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將其一塊一塊地征服侵吞，也證明了中國絕不會向日本投降，而戰爭導致的國外資產損失與日軍的戰爭暴行有效的降低國外輿論對於日本的好感，也間接影響日後英美對中國戰場的支持。

最後，日軍原先希望藉由有限度衝突取得在華利益的作法，在淞滬一戰後開始無法收拾。淞滬會戰的時間長達三個月，最終也只能在傷亡慘重下勉強奪得勝利，而國民政府在此戰以後毫無對日本妥協的態度使日軍無法回收戰爭成本，在一無所得下日軍必須增兵以在這場戰爭獲得利益，這種惡性循環最終使日本國力逐步拖入崩潰邊緣，並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