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共黨員關露的生與死

作者：曹漢

美女間諜關露

關露生於一九○七年，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 “關露”是她後來從事文學寫作的筆名。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幼喜愛文學，三十年代在文壇已是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尤擅長於寫新詩，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 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 “春天裡”即出自她的手筆，是中共左翼文聯的活躍女性。

關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這一選擇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劇。

◎　奉黨之命做漢奸文人收集情報，勝利後仍背黑鍋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黨組織之命留守上海孤島。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她到香港見廖承志。到香港後，通過廖承志（時任八路軍駐香港 辦事處主任）見到了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接受了一個機密任務──打入上海汪偽 “七十六號”特務機關，充當中共與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李士群與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他聯絡，因胡繡楓曾對李士群 有救命之恩，李信得過，但胡繡楓在大後方另有任務，潘漢年遂決定改派關露。

潘漢年對關露說，“今後要是有人說妳是漢奸，妳可不能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承受着同胞難堪的眼光，與漢奸頭子李士群交際應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統另外派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接令如釋重負，向組織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軍。但想不到組織派給她的新任務更叫她難堪：進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漢奸文人的角色，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報。

在共產黨員無條件服從黨的工作需要的組織信條下，關露犧牲了自己的名譽，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並經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參加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消息並見了報。

在當 “漢奸”的這段時間，面對朋友的鄙視和世人的責罵，作為理想主義者新女性的關露內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脫離此羞辱環境，調往他處去抬頭做人，但多次向組織要求調離上海，均被拒絕。關露只好忍辱負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戰勝利後還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了，關露的噩運也從此開始。

關露戴着 “文化漢奸”的帽子，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她首當其衝。為了怕暴露中共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不是出面澄清關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將關露迅速轉移到新四軍根 據地，要她躲起來。渴望着新生和戰友理解的關露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眾罵她是漢奸，她為此大病一 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

隨即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要求她換一個署名，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為口 實攻擊共產黨。關露的朋友這樣勸她：“你為甚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當場失聲大哭。

而且關露失去的不僅是榮譽，還有愛情和終身的幸福。

◎　鄧穎超干涉關露與王炳南戀愛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為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 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 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 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 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從她抵達解放區後，因為這段經歷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 “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　對黨絕望而自殺告別苦難人生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二年三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題為 “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作情報工作， “不存在漢奸問題”。

但此時這一遲來的恢復名譽對關露己毫無意義，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髮，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間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無依。對人生她己毫無留戀。

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冬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她平靜地躺在一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上告別了苦難的一生，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 個大塑料娃娃。是年關露七十五歲。死後，她在左聯時的好友丁玲悲憤地說道： “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楊沫說關露 “把一生貢獻給了黨”。但黨給了她甚麼？

關露最後以自殺了結人生，是不是最終對利用蹂躪了她一生的這個邪惡的黨宣告了她的憤怒、反抗和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