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詩人徐志摩在英國結識了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韋爾斯。是年韋爾斯曾往蘇俄遊歷，寫了一些記錄蘇俄外交接待虛偽、施行愚民教育的文章，徐志摩特意為之評論。
1925年3月，28歲的徐志摩到歐洲旅遊，途經蘇俄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發現“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的明顯”；“莫斯科？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裡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怕、慘酷、虛無的暗示。”
徐回國後出任《晨報副刊》的主編，《晨報副刊》改版，由徐志摩邀請一大批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作為撰稿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啟修為《晨報副刊》的《社會周刊》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10月8日又在頭條位置發表清華政治系教授張奚若的文章《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對陳文進行駁詰，認為蘇俄“假共產為名，為自己私利，在我們情形迥不相同的國家，利用判斷力薄弱的青年、智識寡淺的學者和惟個人私利是圖的政客，大搗其亂的人們，更是我們的敵人。”於是徐志摩索性開闢“對俄問題討論專號”，引發了一場有張奚若、劉勉己、徐志摩、梁啓超、張慰慈、陳翰笙、江紹原、李璜、張慰慈、常燕生、劉侃元、陶孟和等人參與的政治大論戰，持續兩月之久。
1925年11 月底，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共產黨北方區委李大釗、於樹德、朱家驊、趙世炎等人領導了“首都革命”；11 月29 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5萬人的群眾大會，會後進行了遊行示威。在先農壇前廣場李大釗領導的一支遊行隊伍徑往晨報館而去‘決議襲擊晨報館’，“群眾遊行示威之際，有許多人手豎旗幟，大書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蝥賊等語，遂蜂湧至宣武門大街，將該館舉火焚毀，接待室火先成災，火焰突起，消防隊聞警趕到撲滅，結果已延燒他處，該報館房舍大半，業成焦燼，附近房舍，又以撲救關係，折毀破損甚多。直至七點半鐘，宣外大街一帶，交通尚因之阻隔。”
經歷這一劫難之後，儘管徐志摩在《災後小言》中曾經聲明：“火燒得了木頭蓋的屋子，燒不了我心頭無形的信仰”，但上述的大討論再也不可能繼續下去了。
事後，胡適在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擔憂。他說：“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五六天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異的態度。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 zhi的人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這幾年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衊。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他不幸而言中了)”至此，“主張一階級專制”的民權論者與“信仰自由”和“爭自由”的人權論者的政治分野已經涇渭分明。而二者最初的裂痕，從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所提社會進步之“兩輪”——人權和科學，到後來改為“德”“賽”兩先生——民主（或民權、平民主義等）和科學，便已見端倪。
此時，正在北京搞學運的陳毅（筆名“曲秋”）將一篇《紀念列寧》的油印稿寄給徐志摩，徐不以為然，於1926年1月21日在《晨報副刊》發表《列寧忌日----談革命》進行反駁：“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不希望馬列主義“傳布”，因為列寧“是一個理想的黨魁，有思想、有手段、有決斷。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里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他認為“共產革命”是“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想望一個永遠不可能的境界”。他勸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因為“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