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進行大規模大戰備的同時，進行了安全戰略的大調整，即將蘇聯確定為對中國安全的首要的和最嚴重的威脅，並據此改變對外政策，積極爭取緩和與美國的關係。伴隨着中蘇同盟的破裂而出現的中美關係緩和，最終釀成了冷戰大格局中出現了一個新的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

中蘇同盟的形成及其演變對整個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以及中國在結盟時期和以後很長一個時期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多年來學術界為研究中蘇同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隨着中國大量歷史檔案的解密和俄羅斯開放前蘇聯的檔案，以及諸多其他的歷史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的出版，學術界正越來越深入地探討中蘇同盟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問題。這裡試圖利用新披露的歷史文獻並綜合那些富有啟發性的新研究成果，對中蘇同盟的緣起到破裂的整個過程，作出更為全面的闡釋。

第一節、中蘇同盟的緣起

美蘇冷戰爆發、中國革命運動的勝利以及新中國領導人與蘇聯領導人當時所採取的政策等，促使中蘇聯兩個大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走上了結成戰略同盟的道路。1950年2月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使雙方關係達到了最高潮，為以後10餘年中蘇關係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綜觀戰後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發展及新中國領導人與斯大林談判的全部過程，可以說中蘇結盟是在雙方不斷協調戰略利益並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

一、抗戰時期中共與蘇聯的關係。

回顧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對於理解戰後雙方關係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有着深遠的歷史淵源。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堅定地站在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列里，並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與幫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維繫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方面起着關鍵性的作用。但在抗戰時期，中共與蘇聯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指出這一點的必要性在於，導致後來中蘇結盟和同盟破裂的種子，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期種下的。

首先是中共中央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在如何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一再發生分歧。從1937年11月王明自莫斯科飛抵延安起，中共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分歧便以中共黨內鬥爭的形式展開。直至皖南事變發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後，這場鬥爭才基本結束。蘇德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一度拒絕了蘇軍統帥部關於組織八路軍向華北日軍發動進攻的要求。共產國際領導人為此指責了中共中央，但他們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樣，迫使中共中央改變其決定。這一時期儘管蘇聯和共產國際並不是一概不贊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但這並沒有改變雙方分歧的實質，即中共中央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如何維護中共黨的利益，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出發點則是如何維護蘇聯的戰略利益。

其次是維繫雙方關係的意識形態紐帶被削弱。由不同的戰略利益引起的中共與蘇聯和共產國際之間的策略分歧，使蘇聯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不滿逐步發展為對中共的性質產生了懷疑。1940年秋，斯大林對即將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的崔可夫陳述了對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農民，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估計不足，這必然給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打上“農民階級”的“烙印”，以致它對“國際主義團結感發揚得不夠”。中共的整風運動加深了蘇聯領導人的成見。1944年6月間，斯大林在與美國官方代表的談話中稱，中共是“人造奶油”共產黨，一旦經濟狀況改善，“他們就會忘掉這種（共產主義）政治傾向”。按照斯大林的說法，中共不過是一個愛國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政黨，而且實際上沒有多少實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共面臨的問題更複雜。一方面中共領導人中國真誠地信仰共產主義，並非常尊重蘇聯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他們從實際經驗中認識到，生搬硬套蘇聯的理論、經驗和政策，將給黨帶來極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將馬列主義中國化，就不能樹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指導思想。在組織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響，中共中央與蘇聯的分歧將會不斷引起黨內鬥爭，甚至導致黨的分裂。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毅然發動整風運動，標誌着中共中央決心從根本上調整中共與蘇聯的關係。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直至1944年底，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相當冷淡。這一時期它們都在根據自的判斷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事。1945年春，由於歐洲戰爭即將結束和蘇聯明顯地表現出將參加對日戰爭，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出現新的變化。一方面是蘇聯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終與美英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它的對華政策基本明朗。在蘇聯當時的對華政策框架中，與處理對美和對國民政府的關係相比，中共對於蘇聯領導人實在不能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國政局穩定和必要時可以被用來制約國民政府這個層次上才被考慮到。

與蘇聯對中共的態度形成對照的是，從1945年春季開始，中共中央越來越關注蘇聯的政策和考慮如何發展與蘇聯的關係。在蘇聯宣布中止日蘇中立條約的13天后，毛澤東批轉了中共晉察冀分局關於準備配合蘇軍作戰的指示。這項指示的核心就是將戰略發展重心從配合美軍在東南沿海登陸逐步轉向在華北和東北配合蘇軍作戰。在此後不久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和戰後的作用，並在大會期間第一次向黨的高級幹部提出了他經過長期考慮的爭取東北的計劃。

不過確切地說，七大期間中共中央至多是確定了、或者說是在重申爭取與蘇聯合作的原則。實際上中共領導人已經了解到蘇聯參戰後不會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澤東在熱情讚揚蘇聯的同時也告誡全黨，要對得不到蘇聯援助有所準備，要靠自力更生。

七大以後遠東國際形勢的發展，特別是中蘇談判開始後，中共中央終於確定了有可能與蘇聯合作的範圍－－個非常有限的範圍。8月3日，一直在重慶負責外事工作的王若飛在延安作形勢報告時指出，蘇聯將與國民政府簽約，而且絕不會是“蘇聯自由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條約”。但蘇聯的妥協也不會超過兩個界限，其一是蘇聯不會允許在中國出現一個親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蘇聯不會限制中共的發展，儘管它可能不願援助中共。王若飛的報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在抗戰即將結束時，蘇聯和中共之間關係的發展處於一種不均衡的狀態。一方面是蘇聯在制訂其對華政策時，將中共放在一個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處理對蘇關係已經成為影響中共中央重大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但中共面臨的現實是他們只能在即定的和相當有限的範圍內得到蘇聯的合作。

二、戰後初期戰略合作關係的形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斯大林便打電報給毛澤東，建議中共與國民黨談判解決國共間的矛盾。斯大林的電報揭開了戰後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帷幕。中共與蘇聯的政策最初像是兩條道上跑的車，很難發現有多少共同點。

蘇聯當時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雅爾塔秘密協議和中蘇條約上的條款變成現實的格局、以及如何維護它在這個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給毛澤東打電報就是在履行蘇聯在與美國和國民黨政府交涉中承擔的義務，利用它與中共的特殊關係，促使中共承認美蘇之間的諒解。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考慮黨的戰略和策略時，主要是依據他們對戰後美蘇關係發展趨勢的判斷，而非對雅爾塔秘密協議和中蘇條約的了解。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後，毛澤東一度認為，美英蘇的戰時合作在戰後會維持下去，受其影響國共在戰後可能繼續合作，中國有可能走民主共和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毛澤東當時設想，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取決於兩個條件。其一是蘇聯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和美蘇在戰後繼續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獲得一定的發展。抗戰結束後，毛澤東並不認為這兩個條件都已經具備了。在國際上，蘇聯的軍事勝利的確是另人鼓舞的，但在美國加強援蔣時，中共卻得不到蘇聯的直接援助。在國內，中共的實力尚不足以阻止國民黨發動內戰。因此毛澤東在決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機爭取使黨獲得強大實力地位的同時，主要考慮的是如何防止蔣介石發動內戰，而且他傾向於認為，制止內戰的關鍵還是要有美蘇之間的妥協和它們對國民黨的壓力。

然而國際壓力的方向卻是對着中共的。先是美國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號命令”，使國民黨政府得到國際承認的受降權。隨後是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美國方面則以出面擔保毛澤東安全的方式給予支持。這時斯大林直截了當地要求中共放棄武裝鬥爭，向蔣介石作出妥協，要引起毛澤東的憤慨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領導人最終還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勸告，他們經分析認為，中國在東方對於美國猶如歐洲的希臘對於英國，為其所必爭，“蘇聯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必不能實現，因此蘇聯不可能公開援助中共。這就決定了中國只能走法國式的道路，建立“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據此中共中央決心作出相當大的讓步，爭取通過談判實現和平。

中共領導人認真爭取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並不等於他們認為肯定能達成協議。毛澤東決定赴重慶談判時，更多的是依據對美蘇對華政策的分析，而且他很清楚中共面臨的困難。這決定了他一方面決心改變七大制訂的聯合政府的方案，準備在政治上作更多地讓步；另一方面對談判的結局持相當保留的態度。進一步說，在毛澤東對戰後國共妥協的構想中，中共必須將主力向華北和東北集中，造成控制大片根據地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局面。這種構想本來就與得到蘇聯的支持有密切的聯繫。毛澤東在赴重慶之前，中共中央已經大致確定了向北收縮力量和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從這種戰略布局看，中共中央決定與國民黨談判，很可能也包含着要換取蘇聯在更大的戰略方面的支持。

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提出了奪取東北的戰略方針。戰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轉機。最初由於尚不了解東北蘇軍的政策，中共中央當時的設想只是軍隊搶先進入東北或布署在靠近東北的地區，而且進入東北後部隊應布署在東北的東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蘇軍未駐紮的鄉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發展的時機是在蘇軍撤出以後。

戰爭期間，蘇聯主要是通過與美國和國民政府協調政策來實現它在東北的目標，沒有考慮過中共這個因素。中共軍隊進入東北後，蘇聯最初持謹慎的態度，這主要是因為擔心中共的行動會影響蘇聯與美英的關係。9月14日東北蘇軍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了蘇軍統帥部的口頭通知，即在蘇軍撤出之前，中共軍隊不要開入東北，已進入大城市者請自行退出，蘇軍撤出後，“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滿洲由中國自行解決”。

然而時隔不久，蘇聯開始調整它在東北的政策。蘇聯政策的變化主要是由美國的行動引起的。美國由於擔心蘇聯會利用中蘇條約完全控制東北，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加之9月11日開始的倫敦外長會議未就對日管制問題達成協議，而且美軍開始在華北港口登陸，並大規模向華北和東北運送國民黨軍隊，這些情況導致蘇聯開始支持中共奪取東北。10月初，蘇軍向中共東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議，抽調20－30萬軍隊進入東北，守住東北大門，蘇軍將向中共提供大批軍事裝備。10月下旬，蘇軍代表進一步鼓勵東北局，在東北“應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業中心及城市工業”，蘇軍並可協同中共軍隊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蘇軍代表甚至建議，最好將中共“黨的中心移到此間”。

蘇聯東北政策的變化對中共的戰略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至10月下旬，在東北蘇軍的鼓勵下，中共中央終於下決心“竭盡全力，霸占東北”，準備在南滿和熱河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性決戰。為此中共中央進一步向蘇聯方面提出推遲蘇軍撤出東北、及阻止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港口登陸和接受政權等要求。蘇方儘管表示推遲撤軍有困難，但同意在撤軍前不准國民黨軍隊空運長春。另外蘇軍還準備向中共軍隊提供武器裝備、通訊器材和運輸工具，允許中共軍隊在國民黨軍隊登陸地區自由行動，在長春除市長外，政府部門領導人均可由中共更換。蘇軍從營口和葫蘆島撤出後，即協助中共軍隊占領兩地區，至使國民黨軍隊一直未能在那裡登陸。

這一時期中共與東北蘇軍關係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了長遠的影響，成為戰後雙關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蘇聯為了鞏固它在東北的實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爭奪東北外，沒有更好的選擇。中共要實現其爭取東北的計劃，沒有蘇聯的認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政府控制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

三、內戰前夕的分歧與合作。

中共與蘇聯的在東北形成的戰略關係畢竟是局部性的，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雙方面臨的外部壓力，一旦促使雙方合作的外部因素發生變化，它們的關係必定會受到嚴重的衝擊。

1945年11月中旬，國民黨政府由於接收東北受阻，蔣介石決定中斷與蘇軍的談判。此時正值美國特使魏德邁來華視察形勢，致使蘇聯懷疑蔣介石在東北的外交行動受到美國的指使。蘇聯方面認為，美國表面上不介入國共鬥爭，“但內部任務，極其龐大，有壟斷全（中）國，甚至侵入東北的企圖”。按蘇聯方面當時的估計，美蔣全力爭奪東北尚需兩個月時間作準備。

蘇聯顯然不希望在東北與美國形成對抗的局面，它立即採取行動緩和中蘇關係。在國民黨東北行營宣布撤退第二天，蘇聯即向國民黨政府表示希望繼續談判解決接收東北。12月中旬，斯大林向訪蘇的蔣經國說明，蘇聯無意介入國共鬥爭，不過國民黨政府必須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並絕不允許美國人進入東北。

蘇聯在緩和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的同時，也開始限制中共在東北的行動。11月20日，蘇軍通知中共東北局說，上級已經決定長春路沿線城市全部交國民黨政府，中共軍隊必須撤退到鐵路沿線50公里以外，並不得進入蘇軍駐紮地區，蘇軍撤出東北前不得與國民黨軍隊作戰。蘇軍代表還聲稱，為了維護蘇聯的利益，“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逐中共軍隊。此後不久，蘇軍進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權，並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採取有礙中蘇條約的行動。

對於蘇聯政策的變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應是複雜的。在接到蘇軍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經注意到東北外交形勢的變化，認為中蘇關係“處於危機之中”，東北局必須有所準備。在獲悉蘇軍的要求後，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東北局，對蘇軍的決定“只有服從”，同時應爭取蘇軍儘可能推遲國民黨政府進入東北的時間，並讓中共繼續控制錦州至山海關地區。這時中共中央必竟還抱有一線希望，認為雖然已無法獨占東北，但仍有可能在蘇方的幫助下，在東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權。東北局也相信會在“不久的將來裡應外合，收復這些大城市”。

在如何理解蘇聯改變政策的動機方面，中共中央和東北局這時較多地強調了蘇聯與美蔣鬥爭的一面。他們認為，蘇聯改變政策主要是為了同美國和國民黨政府進行外交鬥爭。隨着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談判恢復和12月下旬，美蘇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就中國問題達成協議，中共中央終於認識到，蘇聯限制中共在東北的發展，並不是一般性的和臨時策略行動，中共不僅不能獨占東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蘇聯的幫助，在東北大城市“插足”。12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將東北工作的重心轉向在遠離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從更深層次上考察，中共中央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方針包含着中共領導人在認識對蘇關係方面的新發展。蘇聯一再不顧中共的困難自行其事，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從極為現實的角度考慮與蘇聯的關係。

在1946年初的國共談判中，由於美國特使馬歇爾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設想邀請蘇聯參加國共談判。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不過是可以在談判中用來平衡馬歇爾和向國民黨施加壓力的一個因素。中共領導人對邀請蘇聯參加國共談判的意義說的一清二楚：“中國從來就是依靠幾個國家互相牽制來保持獨立的，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國只被一個強國把持，則早已滅亡，……”。2月中旬國共談判轉入討論東北問題後，中共中央不再認為蘇聯參預談判是必要的了，因為蘇聯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對國民黨作更多的讓步”。3月間，由於美英和國民黨政府掀起反蘇浪潮，蘇聯在東北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又趨強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這一機會，爭取東北蘇軍將部分地區交中共接收。鑑於以往的教訓，中共中央告誡東北局務必交涉清楚，因為“將來蘇聯在經濟合作問題解決時，可能再對蔣表示好感”。

1946年春，伴隨冷戰格局的形成，美蘇在東北的鬥爭也進一步尖銳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決不甘心東北由國民黨政府一家獨占。蘇軍在即將撤離時建議中共可在長春路“放手大打”，並表示支持中共在蘇軍撤出後奪取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蘇聯的支持對中共領導人正是求之不得的，但他們也深知東北問題“中外矚目”，而且國共談判正處在關鍵時刻，一旦在東北奪取大城市，必須考慮其後果和國際上的反應。

4月間，正當國共爭奪長春之戰白熱化之際，毛澤東在一份僅供黨內部分領導人傳閱的文件中指出，認為美蘇妥協仍是一種總的發展趨勢，但它們的妥協並不意味着各國人民必須“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更重要的是美蘇妥協只能是各國人民對美鬥爭的結果。按照他的看法，各國人民只有進行堅決的鬥爭才是合乎邏輯的。8月至11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根本修改了他以往對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的看法。他認為戰後國際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蘇之爭，而是“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美國在沒有征服“中間地帶”以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因此處於“中間地帶”國家中的人民革命不論對於維護世界和平、還是對於保衛蘇聯，都是至關重要的。在這種形勢下，中共的方針就是“戰爭的方針”，以戰爭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的這些談話主要是針對黨內不同意見和為黨制訂政策而提出的，但不能因此低估其當時蘇聯的國際戰略思想的分歧、以及毛澤東在談話中將以中國為代表的民族革命運動置於超過蘇聯的戰略地位之上，對以後雙方關係的潛在影響。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重新估計表明，中共中央已經不再認為美蘇關係對中國政治形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共不僅將擺脫美蘇格局的束縛，而且將不再受蘇聯外交戰略的束縛。

四、結盟之路的開始。

中國內戰爆發後，蘇聯最關心的是防止美國的介入。蘇聯一面利用一切場合，揭露和抨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一面表示蘇聯仍有意與美國協調對華政策。但是從中共方面看，當中共領導人下決心以戰爭手段徹底打敗國民黨時，他們實際上也是下定決心要為維護中國革命的利益，打破遠東以美蘇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毛澤東表達了對蘇聯與美國搞的雅爾塔體系的極度反感，對蘇聯總是要求中共為配合蘇聯的對外政策而對國民黨妥協肯定十分不滿。1947年11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政治小組討論會的發言中，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提出的觀點，並批評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右傾”，認為法共和意共熱衷走議會道路是導致那裡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還表示特別讚賞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政策，認為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上了波茨坦和雅爾塔的協議的當，只有南共堅持武裝鬥爭才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這時或許並不知道法共和意共的政策與蘇聯有直接的關係，但不管怎麼說，他的這番評論都構成對蘇聯的批評和挑戰。在12月的中央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要“靠自己，不靠外援”。

中共在軍事上的勝利導致蘇聯領導人開始重新考慮與中共的關係。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會見南共代表時時第一次公開承認，他在判斷中國形勢方面犯了錯誤，形勢的發展證明中共領導人是對的。同年春季，蘇共中央決定接受中共的請求，幫助修復東北的鐵路。5月間，斯大林告訴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蘇聯將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共，只要“兩國走上同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能得到保證”。蘇共中央的決定和斯大林的談話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如果說在此之前蘇聯與東北中共控制地區保持貿易聯繫是地區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動，那麼此後對中共的援助則是帶有戰略性的考慮了。

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前後，毛澤東顯然認為需要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加強與蘇聯的關係了，因此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訪問莫斯科的設想。儘管這一設想由於雙方的種種考慮在內戰期間始終未能實現，但它畢竟表明了中共領導人加強與蘇聯的關係的迫切願望。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加緊與蘇聯發展全面關係的政治和思想準備。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惡化後，中共中央迅速於7月10日通過決議，表明中共站在蘇聯一邊。11月1日，劉少奇發表《論國1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提出在兩大陣營激烈鬥爭的時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聯合蘇聯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論哪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劉少奇的文章即是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也是在向蘇聯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場。

11月初東北全境解放後，斯大林顯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黨內的情況及其各項政策，他開始親自掌握對華政策。1月14日召開的蘇共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澤東訪蘇的問題，斯大林在會議上決定派米高揚訪問西柏坡。

1月31日米高揚到達西柏坡。在隨後的三天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與米高揚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米高揚則立即將談話內容報告斯大林，並向中共領導人轉達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見。從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況看，雙方討論的主要內容包括：（1）中共的戰略和各項政策；（2）毛澤東向米高揚介紹了中共中央與王明錯誤路線鬥爭的歷史以消除蘇聯的誤解；（3）毛澤東在東北口、新疆和外蒙古等問題上婉轉地轉達了希望蘇聯改變其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奉行的政策。具體內容不贅述中共領導人與米高揚的會談表明，雙方在中共的現行政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見，但在涉及未來雙邊關係上的分歧並未解決。

米高揚和中共領導人的談話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蘇聯方面，這種積極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斯大林極大地增加了對中共的信任。1949年初是中共領導人開始為未來的新中國設計外交藍圖的重要時期。米高揚的訪問及隨後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發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後的決定。在3月初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熱情洋溢地稱讚蘇聯對中共的幫助和支持，稱“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他在會議的正式報告中實際上宣布了新中國的外交將“一邊倒”。這次會議標誌着中共中央最終確立了與蘇聯結盟的政策。

五、中蘇同盟的誕生。

解放軍打過長江後，中蘇結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5月間中共中央即決定劉少奇組團訪問莫斯科。6月31日，在劉少奇前往蘇聯的前夕，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重申新中國將堅決“一邊倒”向蘇聯陣營。早在4月8日，毛澤東在與張治中的一次談話中就已經詳細地闡述了這篇文章中的主要觀點。他選擇在劉少奇訪蘇前公開予以發表，顯然也是為了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慮。

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與斯大林第一次會談後，起草了一份給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書面報告。從報告的內容看，中共代表團至少希望在下列問題上與蘇聯達成一致意見，即：（1）使蘇聯了解並贊成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大政方針；（2）在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方面與蘇聯協調；（3）新中國成立後爭取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儘快予以承認；（4）在實現中國統一的鬥爭中得到蘇聯的幫助，包括解決新疆和台灣問題；（5）爭取蘇聯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6）廢除1945年蘇聯與國民黨政府間的中蘇條約，代之以新的中蘇同盟條約；（7）確定處理中蘇兩黨關係的原則。

斯大林對凡是涉及中國國內政策的問題，基本上表示贊成。在處理兩黨關係的問題上，斯大林強調要平等和互相尊重，並稱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領袖”，蘇聯和歐洲共產黨人應向中共學習。對於中共希望得到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唯獨在外交方面，斯大林對中共代表團的答覆相當複雜。他明確表示一俟新中國成立，蘇聯立即予以承認。但在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問題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認該條約是“不平等的，因那時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對該條約涉及的有關問題－－如蘇聯在旅順駐軍和中東路等等，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和試探性的。

劉少奇對蘇聯的訪問使中共在建國前基本完成了與蘇聯結盟的準備，剩下的就是如何處理舊的中蘇條約和是否簽訂新條約了，而這正是雙方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中國革命的勝利意味着戰後東亞國際關係經歷了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它不僅摧毀了這一地區以雅爾塔秘密協議和中蘇條約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且迫使有關各國面對一個在戰火中崛起的新型國家。蘇聯要與新中國建立同盟關係，勢必要進行兩方面的調整。首先蘇聯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國革命中追求的目標是什麼？中國革命的勝利對遠東國際格局意味着什麼？斯大林給予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的前所未有的熱情讚揚足以證明，他在這方面的理解力要比美國領導人深刻得多。其次，蘇聯必須重新考慮如何處理它從以往的國際格局中獲得的好處。與新中國結盟蘇聯將得到的戰略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的關鍵是蘇聯是否情願放棄它在東北獲得的權益。在這一點上，斯大林顯然不如向中共領導人贈送“馬克思主義領袖”這類頭銜那麼慷慨痛快。

中共領導人對處理1945年的中蘇條約的態度也是相當複雜的。他們在早年都走過一段由愛國而革命、而信奉共產主義的道路。促使他們決心“走俄國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蘇聯在1919年和1920年兩次宣布放棄沙皇統治時期在中國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權。對於他們來說，、走俄國人的路”不僅意味着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種新型的國際秩序，其首要的表現就是在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對於1945年8月簽訂的中蘇條約，中共領導人肯定極為不滿。當中共領導人決心與蘇聯結盟時，他們對蘇聯在此問題上將持何種態度並無把握。在解放軍過江前，中共領導人已經在向黨外人士打招呼，告訴他們“對外條約有的廢除，有的則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所謂“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只能是中蘇條約了。劉少奇訪蘇期間曾就處理中蘇條約問題向斯大林提出三種解決方案，即一是保持該條約，新中國予以承認；二是廢除該條約，重訂新的中蘇條約；三是兩國政府換文，說明暫時維持該條約的現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簽新約。劉少奇同時還提到蒙古和戰後蘇聯從東北搬走的廠礦設備問題。斯大林除許諾重訂新約外，對簽訂新條約的原則、時間和有關的具體問題均未表示明確的態度。這使條約問題成為後來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的焦點。

12月16日，毛澤東在到達莫斯科的當天便與斯大林會談，討論了中蘇條約的問題。斯大林在會談中稱，目前不宜改變中蘇條約的合法性，否則會牽到涉到千島群島。他建議就旅順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即可。在毛澤東堅持要廢除中蘇條約後，斯大林才表示兩年後可對條約作大的修改。22日，毛澤東通過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兩個方案，即（1）周恩來來莫斯科解決中蘇條約問題；（2）雙方廣泛討論有關問題，不必達成協議。但在24日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中，斯大林避而不談毛澤東的建議。顯然斯大林這時根本無意解決中蘇條約問題，其原因至少包括不願改變遠東地區（包括外蒙古前途在內的）既定的格局，以及不願失去蘇聯從中獲得的權益。

直到1950年1月2日，蘇聯方面的態度出現了關鍵性的變化。當天毛澤東在與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會談時提出三個供蘇方選擇的方案：一，簽訂新的中蘇條約；二，由兩國通迅社發表簡短的公報，說明雙方在重要的問題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三，發表一項共同聲明，說明兩國關係的要點。莫洛托夫當即表示第一個方案最好，可請周恩來到莫斯科來談判。毛澤東在會談後立即電告周恩來準備赴蘇談判，不過他這時對新條約的內容持相當保守的估計，認為與舊條約相比，新條約只是“在旅大問題上可能有部分的變更”。

1月20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22日毛澤東、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確定了新條約的基本內容。此後談判進入具體討論階段。一些間接的資料表明，雙方崐在新條約的關鍵問題上，如中東鐵路、旅順、大連等等，進行了有時甚至是尖銳的“討價還價”（毛澤東語）。此外斯大林還以提供軍事援助為由，堅持就東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國家進入達成一項《補充協定》。最後達成的協議對於雙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滿意的，它是一系列協調和讓步的結果。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同盟友好條約》，以此為標誌中蘇同盟終於誕生。

第二節：中蘇同盟破裂的緣起（1957-1959）

從中蘇條約簽訂到1958年，中蘇關係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兩國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蘇關係的全面發展一度彌合了雙方在歷史上的誤解和分歧。特別是斯大林逝世後的一段時間裡，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人開始有意地改變斯大林時期蘇聯對中國的一些做法。

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率團訪華期間，中蘇簽署了七個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蘇軍從旅順口的海軍基地撤退，並於1955年5月31日前將該基地交由中國完全支配；以及將1950年和1951年創辦的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給中國。赫魯曉夫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還就國際形勢問題與毛澤東交換了意見，並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這對於消除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去世後的蘇聯對外政策的疑慮，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此後的一段時期里，中國相當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

推動中蘇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幫助和支持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渡過了政治難關。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利用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迫使蘇共中央承認，它以往處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黨際和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是錯誤的，必須予以糾正。10月30日，在與中共代表團會談後，蘇聯政府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第二天中國政府即發表聲明予以支持。至此，至少在表面上，蘇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領導人一貫倡導的國與國、黨與黨之間必須平等相處、互相尊重的原則。在中共領導人看來，這是保持兩國、兩黨關係健康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雙邊關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在有關國際形勢的判斷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中蘇兩國領導人能夠不斷消除分歧，並起碼能在形式上達成一定的共識，從而為中蘇關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雙方的國內形勢也為中蘇關係的穩定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當時正迫切需要集中力量發展國民經濟，而蘇聯領導人在斯大林逝世後一直急於穩定國內政局和鞏固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主要是經過中共和蘇共的共同努力，會議基本達到了增強國際共運內部的團結和扭轉波蘭匈牙利事件後的形勢的目的。會議一致通過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宣言，中蘇關係也因此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一，如何評價斯大林：分歧的肇端。

即使在上述中蘇關係最密切的時期，雙方已經在涉及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理論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最初的一個重大分歧是關於對斯大林的評價。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召開了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在世時所犯的錯誤和罪行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由於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蘇共對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巨大的震動。

在蘇共召開二十大之前，蘇方已經向中國方面暗示了他們將就斯大林問題作出評價。二十大期間，蘇共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中共代表團成員未就此表示任何態度。3月3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澤東通報蘇共二十大的情況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在歷數了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後，明確向尤金指出，即使斯大林犯了嚴重的錯誤，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錯誤是局部的。中共八大期間，劉少奇也明確告訴蘇共代表團團長米高揚，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盤否定斯大林。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毛澤東親自審改的文章，第一次公開闡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問題上與蘇共中央的分歧。此後毛澤東在黨內多次闡述了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的觀點。

波蘭、匈牙利事件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分歧。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嚴厲批評了赫魯曉夫和東歐一些國家的領導人，說他們不僅丟掉了“斯大林這這把刀子”，而且丟掉了“列寧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評蘇共二十大的錯誤不僅在於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在於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此後不久，毛澤東又在一次中共高層會議上譴責蘇共“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12月29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經過政治局會議討論和毛澤東幾次修改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該文突出地強調了十月革命經驗的普遍性，並明確提出在反對教條主義時，必須注意反對修正主義。根據當時參與起草文章的人的回憶，毛澤東這時認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思潮在泛濫”。

赫魯曉夫當然不會接受中共中央的批評，但面臨波蘭、匈牙利事件的衝擊和蘇共黨內的壓力，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姿態，在中共領導人訪蘇期間，適當調整了評價斯大林的調門。但是在涉及到蘇共二十大的一些重大理論觀點方面，蘇聯領導人不可能接受中共中央的觀點和立場。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討論起草莫斯科宣言的過程中，在評價蘇共二十大、和平過渡等等問題上，蘇共中央堅持其立場和觀點，以致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同意，在宣言中寫進蘇共的觀點。顯然莫斯科會議只是暫時掩蓋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已經出現的分歧。

到1958年春夏之交，隨着長波電台和潛艇基地事件、中印邊界衝突、核武器合作、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華等一系列層出不窮的事件的發生及其與中國國內政治的相互影響，中蘇關係開始全面逆轉。

三，國防科技領域的分歧。

50年代中期關於中蘇關於國防政策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中國的國防政策方面，具體地說就是蘇聯是否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其他一些高技術武器。這一分歧的出現同當時中國與美國全面和緊張的對抗有直接的關係。

自從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後，中國與美國一直處於緊張的對抗狀態。在整個1950年代，中國曾經三次面臨美國的核威脅。在整個50年代，中國曾經三次面臨美國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脅。第一次是在朝鮮戰爭後期，中國領導人曾經因此命令在大城市準備防空洞，並計劃遷移在沿海地區的工廠。其他兩次核威脅發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灣海峽危機期間。正是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產生了迅速獲得核武器的迫切願望，建立有限的核打擊力量成為積極防禦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解放軍“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因此，中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將積極防禦戰略同發展核武器聯繫在一起。中國領導人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積極防禦的國防政策，決定大批裁軍，以便集中財力發展先進武器，其中包括發展核武器。根據當時的條件，中國要迅速取得和發展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徑，就是爭取得到蘇聯的援助。事實表明，正是發展諸如原子彈、導彈與核潛艇等問題，成為導致中蘇關繫緊張的重要誘因，其中最典型的是雙方在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

現有的資料表明，中國第一次向蘇聯提出發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10月3日，毛澤東在同赫魯曉夫的會談中，直接提出中國“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希望蘇聯能夠提供幫助。赫魯曉夫拒絕了毛澤東的要求，他聲稱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足夠了，中國不必為此花那麼多錢。1956年中國向蘇聯提出導彈方面的技術援助，同樣被蘇聯拒絕。蘇聯的態度顯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不滿，他們認為應“去掉依賴”蘇聯的思想，因為蘇聯會有困難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不過中國並沒有放棄爭取蘇聯援助的方針。1955和1956兩年，中蘇在中國發展核工業方面進行了合作，1956年8月蘇聯與中國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1957年10月15日，中蘇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以便援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在此次談判中，毛澤東利用了赫魯曉夫在蘇聯國內面臨的困難，以及他迫切希望毛澤東本人親自出席莫斯科會議的心理。在中蘇雙方起草國防新技術協定期間，赫魯曉夫直接向中國代表團團長聶榮臻提出，蘇聯願意提供有關國防新技術的模型和資料，他同時詢問毛澤東是否親自出席11月召開的莫斯科會議。毛澤東當時已經決定出席莫斯科會議，但直到10月15日中蘇簽署協定後，他才將出席的決定通知蘇聯方面。事實表明，中蘇在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一直都不順利。

已經出版的有關論著表明，中國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彈、導彈和核潛艇等方面的技術。蘇聯同意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但是拒絕提供研製核潛艇的任何資料。對於協議涉及的重要項目，蘇聯也不肯就實施日期作出承諾，事後又一再拖延。蘇聯當時很可能並沒有打算滿足中國對核技術和設備的要求，儘管它派出了專家並提供了2枚短程地對地導彈作為樣品。

上述背景對於理解毛澤東在1958年發生的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等問題上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就蘇聯方面的那兩項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時期的某些做法更帶有所謂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澤東表現出特別難以容忍。除了是因為毛澤東認為中蘇關係在斯大林去世後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之外，蘇聯在先進武器和生產技術上的政策確實使毛澤東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蘇聯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並聲稱“你們不給援助，可以迫使我們自己努力。滿足一切要求，反而對我們不利”。[76]後來赫魯曉夫親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澤東的憤怒，但是他的辯解是無濟於事的。蘇聯領導人既然無意按照毛澤東的願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潛艇的製造技術和設備，他們也就無法根本抹平已經出現的裂隙。

1959年6月，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舉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顯然是為了避免影響談判進程，蘇共中央於6月20日通知中國，以“有可能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為理由，將暫緩按照協議提供有關的模型和資料，兩年後再根據形勢作出決定。與此同時，蘇聯的核專家以休假為由全部回國，而且再也沒有返回。這些再次間接地證明，蘇聯在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從一開始就是相當勉強的。在討論了蘇共中央的來信以後，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相信，蘇聯即使在兩年以後也不會執行有關協議，他們決心克服種種困難，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時間發展成為核國家。10月1日，訪美回國途經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天安門上告訴毛澤東，蘇聯不準備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毛澤東的回答是“沒什麼大關係”。

三，安全戰略與對外政策領域的分歧。

上述有關核技術的分歧其實只是中蘇在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領域中的矛盾的突出表現。從1958年夏季開始，中蘇在一些列重大問題上均出現了分析甚至尖銳矛盾，其結果是導致了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北京會談的失敗，中蘇同盟破裂至此成為無法逆轉的進程。

糾紛最初是由軍事合作方面的分歧引起的。50年代中期，蘇聯在軍事上面臨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壓力。為了改善自己的戰略態勢，蘇聯在“西線”建立了華沙條約組織。在亞太地區，蘇聯試圖通過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以抗衡美日軍事同盟。正是基於這種戰略考慮，蘇聯軍隊領導人於1958年4月18日提出共同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根據蘇聯方面的建議，蘇聯負擔電台建設費用1.1億盧布中的64%，中國負擔36%。中國方面認為這樣分擔建設費用，將涉及到電台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向蘇聯方面說明，中國將負擔全部建設費用，電台建成後雙方共同使用。蘇聯軍方顯然沒有重視中國在電台所有權上的立場，仍然堅持雙方共同建設和管理。中方認為這實際上是要求共同擁有所有權，不予接受，並明確提出中國負責建設，主權屬中國，可共同使用。

在有關長波電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誤解是嚴重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於7月21日直接向毛澤東提出，蘇聯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當即作出強烈的反應，提出“共同艦隊”將以誰為主的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和中國主要領導人約見尤金。會談中毛澤東歷數了中蘇在斯大林時期和當前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時期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對中共不信任、赫魯曉夫執政後限制先進技術轉讓、和平過渡問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看不起中國人、以及企圖控制中國的軍事，等等。最後他提出舉行中蘇高層會談，最好是赫魯曉夫到中國來。毛澤東的態度顯然極大地震動了蘇聯領導層。7月31日，赫魯曉夫率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和海軍部長庫茲涅佐夫等訪華。經過三次會談，蘇方同意按照中國的方案建長波電台，中國領導人則明確拒絕建立“共同潛艇艦隊”。

赫魯曉夫一行於8月3日離開北京，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炮擊金門。美國政府立即進行軍事干預，在台灣海峽集結了6個航空母艦編隊。可以肯定地說，台灣海峽形成的緊張局勢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嚴重憂慮，因為根據中蘇條約的規定，一旦中國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蘇聯有義務向中國提供“盡其全力”的援助。9月5日，周恩來向蘇聯駐華使館參贊通報了中國炮擊金門並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灣，並承諾“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第二天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到達北京，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舉行會談，就台灣海峽的局勢交換了意見。蘇聯方面在了解了中國的戰略意圖後，對中國的行動表示了更明確和堅決的支持。儘管如此，蘇聯領導人並不贊成中國的行動，認為中國“實際上迎合了美國好戰集團破壞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針的意圖”，是“激化蘇美關係，利用蘇中條約“把衝突擴大為遠東的軍事對抗”。另一方面，赫魯曉夫認為，他8月初訪華時中國領導人未向他通報炮擊金門的決定，這是難以容忍的不信任。

中蘇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分歧在1959年進一步擴大，這突出地表現在雙方已經無法在戰略層次上協調政策，當時矛盾的焦點集中於對美政策。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對國際形勢的基本估計上已經不盡一致了，此後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1959年初，蘇共召開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對美緩和的戰略方針。就在蘇聯開始全面推行緩和政策時，中國領導人恰恰認為，當時正是應該強化對美鬥爭的時機。但是，不論中蘇兩國領導人在認識國際事務方面存在多麼嚴重而又深刻的分歧，事實都足以證明，中國有理由認為蘇聯的緩和政策將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因而必須加以反對。

與中蘇核合作中斷同時，雙方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也出現了分歧。1959年3月，中國西藏少數上層分子發動了武裝叛亂，印度藉機插手，並在中印邊界製造緊張局勢。中國領導人當時認為，西藏出現的叛亂“同印度當局有關”，而且美英在幕後積極支持印度插手。因此中國嚴厲地譴責了印度的政策，並公開指責尼赫魯。8月25日，由於印度軍隊侵入中國領土並向中國軍隊開火，中印發生了第一次邊境武裝衝突。

蘇聯顯然不贊成中國對印度的政策，認為中國的強硬立場將增加尼赫魯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難。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蘇聯將這一事件同赫魯曉夫即將訪美聯繫起來，認為中國反擊印度的入侵不利於蘇聯的緩和政策。蘇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印邊界衝突表示嚴重關注，實際上也就是向中國施加壓力。9月10日，蘇聯不顧中國的反對，以塔斯社聲明的方式，公開表示不贊成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其目的明顯包括向西方國家表示它與中國的政策無關。中共領導人對蘇聯行為的反應是相當嚴峻的，他們認為那是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魯曉夫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美國總統別墅戴維營舉行了赫魯曉夫執政後的第一次美蘇首腦會晤。這次會晤是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聯推行緩和政策的重要步驟，儘管會晤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赫魯曉夫仍大肆宣揚會晤意義重大，打破了美蘇關係“一直僵持的冰塊”，是“道義上的巨大勝利”。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在會晤中與艾森豪威爾討論了中美關係，並暗示蘇聯願意居間調停，說服中國釋放拘押的美國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爾的反對後，赫魯曉夫只是表示，他不贊成使用武力解決中美之間的分歧。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領導人曾經授權赫魯曉夫居間調停中美關係，但赫魯曉夫的作為卻可以被用來證明，毛澤東對“美蘇妥協犧牲中國”的擔心是有根據的。

正是因為受到美蘇首腦會談的鼓舞，赫魯曉夫在戴維營會談結束後，立即於9月30日至10月4日訪問中國，試圖說服中國領導人追隨蘇聯的政策。在9月30日的國慶招待宴會上，儘管周恩來祝賀赫魯曉夫“作為和平使者”訪美取得了成功，赫魯曉夫卻在他的發言中聲稱，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應該永遠被擯棄，而且不要企圖用武力去“考驗資本主義制度”。在兩國首腦的多次會談中，赫魯曉夫試圖說服中國領導人配合蘇聯的緩和政策。他在台灣、中印邊界衝突等等問題上指責中國採取了“冒險主義”的政策，並且聲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在信念和目標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我們在同盟行動上也是緊密聯繫的”。

赫魯曉夫的此類言行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度反感和反對，因為中國的安全受到美國的嚴重威脅，而且美國繼續在國際上孤立中國，並用武力阻止中國統一台灣。僅美國於1957年夏季開始在台灣部署可以運載核彈頭的“鬥牛士”型戰術導彈這一事實，就足以使中國領導人根本無法與蘇聯一起無條件地軟化對美政策。在會談中，中國領導人斷然拒絕了赫魯曉夫的建議。毛澤東認為，蘇聯“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的結論是蘇聯不反美，“我們自己反，因為那時形勢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可以說1959年10月的中蘇首腦會談是中蘇同盟走向衰亡的轉折點。

四，“大躍進”與中蘇關係的危機。

從中蘇關係演變的脈絡看，1959年10月以後中蘇矛盾愈演愈烈毋寧說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毛澤東與蘇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的總爆發。不過，如果僅僅對1959年發生的糾紛就事論事，中蘇同盟的結束至少會被推遲，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種劇烈衝突的形式結束。可以肯定地說，1958年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和在此判斷基礎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後果，對中蘇同盟的演變影響巨大。

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獨特的時期。從毛澤東探索中國發展戰略的角度說，它是毛澤東背離中共“八大”即定方針的開端；從他後來用以指導對蘇政策的理論的發展脈絡看，它又是刺激毛澤東進行他那獨特的思考並逐步形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初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試圖吸取斯大林的教訓，嘗試進行“整風”，結果卻以發動“反右派運動”而結束。其次是試圖超越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和在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中國國內這些重大事件同上述種種事件相互交織在一起，極大地加速並加劇了中蘇關係的惡化。

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曾經宣布當今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那以後毛澤東相信，1958年的形勢簡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評“觀潮派”時說：“他們是好人，就是不懂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而且問題已經成熟了。”這裡所謂“問題”甚至包括中國和蘇聯誰應該先進入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共產主義精神高漲，這是目前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有了這樣的精神，原定15年超過英國的計劃便被毛澤東提前為兩年，而且“1962年達到6，000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這大概可以說是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對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標。

毛澤東這時對國際形勢的描述同樣是驚世駭俗的。他對來自各種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國陣營內部矛盾的報告尤為關注，甚至親自為他感興趣的報告或報道加上色彩鮮明的標題，例如《宦鄉論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帝國主義內部矛盾重重，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裡》等等，以便抒發他那難以抑制的豪情壯志。毛澤東在這些報告上的批語表明，他之所以認為“東風壓倒西風”，是因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形勢就是“四分五裂”，“反動派大恐慌”。與帝國主義陣營相比，社會主義陣營則占優勢，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相結合，其力量大大超過了帝國主義，所以“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裡”。

既然美國陣營處於弱勢和被動，社會主義陣營採取更為主動和激烈的外交行動當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澤東在一系列他認為是根本性的問題上作出了結論。例如“誰怕誰多一點”？美帝國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進攻，還是向民族主義進攻”？緊張局勢對哪一方更不利？對戰爭“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等等。毛澤東的回答既有邏輯又富於鼓動性。他斷言“西方國家怕我們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對比對美國陣營越來越不利，帝國主義國家只是以反蘇反華為藉口，進攻民族主義國家，爭霸“中間地帶”。這種戰略態勢決定了“緊張局勢對於西方國家不利，對於美國不利”，因為它們既不敢貿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又無法安穩地統治民族主義國家。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對炮擊金門的效果頗為欣賞，一方面是“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沖天”，如此壯觀何樂而不為？另一方面是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既然如此又何樂而不為？正是這種思考邏輯促使毛澤東興沖沖地描述了他的“絞索政策”，即通過製造緊張局勢，甚至運用“戰爭邊緣”的手段，削弱美國及其集團，或者迫使其作出讓步。

在整個1958年，蘇聯對外政策從發展趨勢上看，與毛澤東對中國外交的調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在當年元旦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布置着象徵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凍”兩個大字。在蘇聯對外政策方面，“解凍”就意味着美蘇緩和，和平共處。蘇共21大制定的對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以後，蘇聯對外政策向“緩和”的方向調整是確定不移的。不過這種發展趨勢在1958年間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特別的不滿，實際上他本人在審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還專門要求加上“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緩和緊張局勢的必要和可能”。毛澤東當時主要反對的是被認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過渡”，而不是“和平共處”。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也證明，當時在“和平共處”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調和的。

更重要的是，炮擊金門後不久來自中國駐蘇使館的報告指出：蘇聯對大好形勢的認識“有所進展”，儘管“深度還不足”。報告說赫魯曉夫幾次提到“我們對付戰爭的正確的態度，即決不害怕戰爭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評價我國在國際鬥爭中的重大作用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估價”，並且“逐步吸收了中國的經驗”。毛澤東對蘇聯這種變化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此後一段時間裡的確在強調，對蘇聯要保持“謙虛的態度”。

“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下半年已經露出的敗相對毛澤東處理中蘇關係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從已經公布的毛澤東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關論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沒有看到“大躍進”給中國的外交和國際地位帶來多少積極的影響，反之他不得不同時應付包括來自中共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懷疑和挑戰。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影射和攻擊人民公社的講話與彭德懷等批評大躍進在時間上幾乎同步，說輕些也屬於“內外呼應”一類。因此當他從《內部參考》上讀到赫魯曉夫7月18日有關蘇聯公社問題的講話後，從此怒不可遏。他隨後開始布署最快在當年秋季、最遲在1960年春季，反擊蘇聯的“反對派和懷疑派”和“向世界宣戰”，甚至考慮馬上在《人民日報》公布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反公社”的言論。

顯然，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力圖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努力與赫魯曉夫對當時中國內外政策的批評結合在一起，導致了毛澤東將赫魯曉夫的言行同中共黨內的鬥爭聯繫起來，並逐步從中演繹出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1959年夏季是毛澤東這個思考過程的開始，歷史的演變證明，毛澤東的理論邏輯決定了從這一時刻起，中蘇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

第三節：中蘇同盟的衰亡（1960-1965）

中蘇首腦會晤以後，重新思考國際問題和中蘇關係，一度成為毛澤東關心的重點，而且他開始在黨內進行思想動員，為公開批評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做準備。在後來中共中央舉行的一系列討論國際形勢、蘇聯對外政策以及中蘇關係的會議上，毛澤東對有關問題發表了尖銳的評論，並表明他對1956年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的擔心也是他不贊成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對斯大林的批評的原因之一。

不過儘管如上所述，中蘇關係從1960年春季開始出現緩和，也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是中蘇雙方都明顯地不希望兩國關係繼續緊張下去，尤其是中國領導人不希望在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和周邊環境出現動盪的情況下，任由中蘇關係惡化。

從1959年11月開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國領導人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和時間，反覆討論“國際問題”，以決定如何認識和應對開始惡化的周邊環境及對外關係方面的困難。他們很快就決定採取穩妥應對的方針。根據吳冷西的回憶，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國領導人基本確定了“努力主動地在外交上開創新的局面”。在隨後一段時間裡，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開會，肯定了一月會議的精神並討論了落實的具體辦法。與此方針相適應，中國領導人也採取了改善中蘇關係的措施。從實際發展過程看，60年代初中蘇關係的確一度呈現出起伏不定的狀態。

一，短暫的緩和。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了經過毛澤東本人和其他重要領導人討論修改過的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他們對時代、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理論問題的觀點，以批判南斯拉夫為名，尖銳批評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指導思想。毛澤東顯然已經開始將中蘇在國際問題上的分歧歸結為赫魯曉夫背離馬克思主義。

蘇聯方面也為意識形態爭論進行了緊張的準備。蘇聯領導人認為，中共中央的行動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對蘇共宣戰，因此必須予以反擊。6月間，蘇共中央利用紀念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40周年，發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評中共中央的理論和政策。後來的情況證明，蘇聯早已經為在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討伐中共進行準備了。

6月24日至26日舉行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不可避免地成為中蘇論戰的戰場。在蘇共中央的指揮下，與會各國黨中的多數代表指責中共中央的對外政策和對蘇聯的批評，赫魯曉夫更是無所顧忌地指責甚至譏諷中國領導人。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也是唇槍舌劍，據理力爭。從雙方爭論的內容到爭論的方式看，都可以說布加勒斯特會議已經揭開了中蘇論戰的序幕。

中蘇兩黨的論戰從一開始便波及到國家關係。會議結束後不久，蘇聯便單方面決定停止發行《友好》周刊和《蘇中友好》雜誌，以便防止中國利用這些刊物，在蘇聯進行宣傳。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國的所有蘇聯專家，隨後又單方面終止了12個協定和數以百計的合同、合作項目。與此同時，中蘇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了邊界糾紛。

鑑於布加勒斯特會議對兩國關係造成的嚴重和全面的影響，中蘇雙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試圖控制住急劇惡化的兩國關係，因為雙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復因意識形態爭論而遭到破壞的國家關係。而要恢復合作，改善兩黨的關係是先決條件。

從蘇聯方面看，緩和政策推行得並不順利。5月間發生了美國U-2偵察機侵入蘇聯領空的事件，蘇、美、英、法巴黎首腦會晤流產。赫魯曉夫的對華強硬政策也受到蘇共黨內和政府一些部門的反對。因此蘇聯一再向中共中央呼籲，就解決雙方的分歧舉行兩黨會談。

中國領導人也未必預料到，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會如此迅速和全面地衝擊到中蘇國家關係。蘇聯撤退專家和終止協定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這無異於給中國正處於嚴重困難時期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儘管毛澤東善於用辨證的思考將“壞事變好事”，但那並不能解決國民經濟當前面臨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也強調，中蘇關係還沒有完全破裂，中蘇的矛盾是局部性的，鬥爭的目的還是恢復中蘇“團結”。

9月初，中蘇兩黨達成協議，在11月召開81國共產黨會議以前，先舉行中蘇兩黨會談。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就解決中蘇分歧提出五點建議。9月17日，中蘇兩黨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會談。從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國共產黨會議閉幕的50多天裡，中蘇兩黨代表和領導人在兩黨會談、莫斯科會議宣言起草委員會和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就他們當時認為是無比重要和神聖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問題，展開了激烈和尖銳的爭論。儘管如此，從莫斯科會議的最終結果看，雙方顯然都不願意徹底決裂。

12月1日，莫斯科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在中蘇團結的氣氛中閉幕。會議一致通過了會議公報、《莫斯科聲明》和《呼籲書》，並舉行了簽字儀式。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對蘇聯進行了國事訪問。這一安排象徵着兩黨關係正常後，兩國的關係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對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果和劉少奇對蘇聯的國事訪問，中蘇雙方都給予了異乎尋常的肯定和讚揚。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中蘇領導人試圖彌合兩黨分歧和改善國家關係的願望。

經過中蘇共同努力，兩國關係從1961年起得到明顯的恢復。在經濟方面，蘇聯主動提出向因自然災害而嚴重缺乏食品的中國提供100萬噸穀物（20萬噸小麥和70萬噸黑麥）和50萬噸古巴糖。2月中蘇就兩國的經濟技術合作進行了新的談判。儘管4月簽訂的貿易議定書中規定的貿易額比1960年要少得多，但這畢竟是正常貿易的重新開始，而且數字顯示，貿易額減少同中國當時的經濟情況有很大的關係。在軍事安全合作領域，蘇聯主動提出，願向中國轉讓米格—21型軍用飛機的全部技術。3月和8月，中國應邀繼續參加了華沙條約國的會議，從而改善了中國的安全形勢。在裁軍等重大問題上，中國也採取了與蘇聯協調的姿態，沒有在國際場合向蘇聯發難。6月間，蘇聯向中國通報了赫魯曉夫與肯尼迪在維也納會談的情況，並提出勃烈日涅夫和科茲洛夫訪華和邀請中國領導人訪蘇。

1961年以來的中蘇關係用蘇聯領導人的話說就是“已經恢復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關係”。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蘇“之間的分歧，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部問題”，可以通過具體協商解決。但是這種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後，中蘇關係再次惡化。

二，走上全面破裂之路。

中蘇在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達成的妥協相當清楚地表明了雙方改善關係的願望，然而基於利害關係考慮的讓步並不等於基本問題的解決。此後中蘇關係的改善在雙方來說，都是他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使然。實際上在一些重要的對外政策上，中蘇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時試圖謹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壞當時兩國日見好轉的關係。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蘇聯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問題。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國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途經莫斯科，與科茲洛夫和蘇斯洛夫舉行了會談。在會談中蘇方介紹了蘇阿關係中的一些問題，李先念表示中國希望蘇聯主動加強與阿爾巴尼亞的團結。從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四大進行的情況看，蘇阿雙方都沒有能穩妥地處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中國卻明確地站在了阿爾巴尼亞一邊。會議結束時，蘇聯警告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要考慮反蘇引起的“嚴重後果”。在3月和8月的華沙條約國會議上，中國再次面臨蘇聯等國家對阿爾巴尼亞的譴責，不得不為阿爾巴尼亞與它們發生分歧。儘管當時的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曾經建議中國政府，應在蘇阿衝突中保持謹慎，以免嚴重危及中蘇關係，但阿爾巴尼亞問題最終仍然成為中蘇關係再次惡化的導火索。

在10月17日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中蘇雙方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幾乎發生了直接的交鋒。赫魯曉夫在政治報告和總結報告中、科茲洛夫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都譴責了阿爾巴尼亞。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發言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蘇聯領導人在二十二大上公開指責阿爾巴尼亞的做法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度”。

蘇聯領導人在二十二大期間即對周恩來的講話進行了有分寸但相當明確的反駁。二十二大以後，中蘇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的矛盾明顯在激化。11月間，當時任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的安德羅波夫約見劉曉，指責中共中央發表阿爾巴尼亞的反蘇材料。12月蘇聯宣布與阿爾巴尼亞斷交。中國代表在幾次國際會議上都公開批評了蘇聯的決定，中國的輿論工具則不斷地熱情讚揚阿爾巴尼亞，並報道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各種援助的消息。

從後來的發展看，中蘇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的爭論只是一個導火索，一個雙方都認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發泄孔。圍繞蘇共二十二大激化起來的中蘇爭論的基本原因是蘇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會議決定將斯大林墓遷出紅場的列寧—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宮旁。蘇共二十二大還批判了所謂的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並決定將莫洛托夫等人開除出黨。赫魯曉夫對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於死地的原因是，他們堅持反對蘇共二十大以來赫魯曉夫所推行的政策，包括批評他推行和平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外政策。既然赫魯曉夫決心利用蘇共二十二大宣布將繼續奉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政策，清除黨內的反對派也勢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現的情況看來是有所準備的。周恩來抵達莫斯科後，即提出向列寧—斯大林陵墓獻花圈並獲蘇方同意。中共代表團當時向列寧墓和斯大林墓各獻花圈一個。在給斯大林的花圈的緞帶上寫上了“獻給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蘇聯領導人對此必定是極為不滿的。周恩來在二十二大上發言後，引起參加會議的其他一些國家代表的不斷指責。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提前回國，並在機場受到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繼續參加會議。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毛澤東向路過北京的一些國家黨的領導人強烈表達了他對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二大綱領的不滿，認為赫魯曉夫批判阿爾巴尼亞是指桑罵槐，是在攻擊中國。

儘管在蘇共二十二大期間事態已經如此嚴重，蘇共二十二大結束後，中蘇對雙方的分歧還是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赫魯曉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間沒有立刻向中國發難，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後一段時間裡繼續保持低姿態，主要是因為蘇聯的緩和政策沒有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響應。就在蘇共二十二大召開期間，爆發了又一場的柏林危機，美蘇兩國的軍隊甚至發生了直接的軍事對峙。1962年春，蘇聯在東西德關係、核禁試和裁軍等重大問題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處於對抗的狀態。8月間在柏林再度出現危機和軍事對峙。10月間終於爆發了震動世界的古巴導彈危機。蘇聯在面臨接連不斷的嚴重危機時，當然不會蓄意惡化與中國的關係，以致給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國自1960年確定的改善中蘇關係的政策在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並沒有立刻發生變化。儘管毛澤東本人對赫魯曉夫已經是深惡痛絕，但黨的多數領導人當時並不認為，中蘇破裂已經不可挽回。他們認為中蘇關係將是“時緊時松”，“中蘇兩國的團結，是中蘇兩國人民根本利益所在”。這一時期負責中聯部的王稼祥在給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報告中，甚至提出了更為穩健的建議。

中蘇雙方試圖維持住兩國關係的願望終於未能經受住衝擊。衝突仍然發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領域。1962年春，由於中國經濟困難和蘇聯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爾泰沿邊境地區發生6萬多中國邊民集體越境前往蘇聯，中蘇雙方為此再次互相指責。8月間，蘇聯正式通知中國，它將接受美國的建議，不向無核國家擴散核武器及其相關的技術。中國對此作出了極為強烈的反應，三次敦促蘇聯不得在與美國等國的談判中損害中國的主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

自夏季以來，中印邊境局勢日趨緊張。10月8日，周恩來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沃年科，通知蘇聯方面，如果印度繼續挑釁，中國將進行軍事反擊。10月14日，赫魯曉夫為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舉行歡送宴會。席間他除了聲稱必須加強中蘇團結，還向劉曉表示在中印衝突中，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蘇聯理解中國準備軍事反擊的立場。他還說蘇聯正在研究採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釁，並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戰鬥機。這時蘇聯正在應付古巴導彈危機，拉攏中國帶有極大的投機性。很可能是基於以往的教訓，中國未對蘇聯改善中蘇關係的建議作出答覆。10月20日，就在中國政府就核擴散問題向蘇聯發出第二份備忘錄的同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印邊界展開軍事反擊。蘇聯通過輿論給予中國相當有限的聲援。

10月28日古巴導彈危機以蘇聯的退讓而告結束，中蘇在此前的短暫合作也隨之迅速結束。11月19日蘇共中央召開會議，肯定了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決策，從而使他從困境中擺脫出來。他立刻着手反擊中國在危機期間對蘇聯政策的批評。從11月起相繼召開的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等國的黨代表大會上，蘇聯及其盟友對中國進行了公開的批評。中共中央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從12月中旬起，連續發表了7篇評論文章，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不點名的）全面批判。

這場論戰持續到1963年初。1月16日，蘇共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2月21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議停止公開論戰，舉行兩黨高級會談。23日毛澤東在會見契爾年科時，拒絕停止論戰，但同意舉行兩黨高級會談，並邀請赫魯曉夫訪問中國。3月9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表示贊成舉行兩黨高級會談，並提出會談應該討論那些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戰略和策略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討論兩國的關係。3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議於5月15日舉行會談，並就中國提出的需要討論的問題，全面闡述了蘇共的主要觀點。5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派代表團前往蘇聯，並於5月9日通知蘇聯。雙方最後商定，會談於7月5日開始。

6月14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對蘇共3月30日來信的覆信，題目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共中央在《建議》中說，蘇共在來信中提出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關的原則性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中共中央公開答復甦共中央來信和《建議》中的觀點引起蘇聯的強烈反應。在此後不久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指責中共中央使中蘇分歧“尖銳化到極點”。蘇共中央全會還通過了《關於行將舉行的蘇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會談》的文件，要求蘇共中央代表在會談中必須堅決執行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線。6月27日，蘇聯驅逐了3名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和2名中國公民，理由是他們在蘇聯非法散發中共中央的《建議》。7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指責蘇聯是在將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在如此熾熱的氣氛中，於7月5日開始的中蘇兩黨會談除了繼續爭論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蘇發表了公報，實際上宣布了會談的失敗。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中蘇會談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蘇聯在中蘇會談的同時，邀請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到莫斯科，談判簽署核禁試條約。在5月之前，蘇聯一直未對美國總統肯尼迪關於重開談判的建議作出答覆。5月下旬，蘇聯與美國簽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備忘錄。6月8日，赫魯曉夫致函肯尼迪，表示將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談判簽署一項核禁試條約。兩天后肯尼迪即作出積極的回應。與美國關係的迅速進展使赫魯曉夫在攻擊中國時幾乎到了口無遮攔的地步。在中蘇兩黨高級會議開始前一天，赫魯曉夫在公開講話中攻擊中國的對外政策，聲稱“只有瘋子”才會指望用核武器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每消滅一個資本家，就會有一百萬工人陪着送命”。對那樣的人“歷史會教訓他們的”。7月14日，美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他們受到蘇聯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真理報》當天發表了蘇共中央的聲明，指責中國領導人蓄意要在核戰爭中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聲明稱不能同意“中國領導關於在億萬人屍體上創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觀點”。這一系列行動表明，蘇聯領導人已經不再有緩和中蘇關係的誠意，他們寧願與美國攜手，也不會對中國作出讓步。

25日，蘇聯在未通知中國的情況下，與美國和英國共同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條約。這一事件對中蘇關係的破壞是帶有根本性的，它被視為不僅是美蘇合謀阻止中國發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蘇聯更重視與美國的關係，正在進行的中蘇兩黨高級會談並沒有多少重要意義。所以中國領導人猛烈地抨擊蘇聯的行動，指責蘇聯企圖與美國共同“統治世界，要全世界都聽他們的命令”。9月6日，中國開始發表批判蘇聯的系列評論文章，蘇聯也對中國展開全面攻擊。中蘇兩黨會談與幾乎同時發生的美蘇共同簽署核禁試條約等實踐表明，中蘇同盟的消亡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三，中蘇同盟的消亡及其後果。

與中蘇在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等領域展開大論戰的同時，中蘇邊界的局勢也越來越緊張，成為中蘇關係中一個日益突出的可能導致兩國軍事衝突的熱點。

中蘇兩國當時擁有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並且曾經長期存在領土爭端和邊界糾紛。這種情況是由諸多歷史的和現實的複雜原因造成的。在歷史上，沙俄以武力、武力威脅和外交訛詐等手段，迫使當時的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占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為了維護中蘇同盟的戰略大局，也是因為考慮到中蘇邊界問題涉及的歷史因素，表示仍然準備以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確定兩國邊界的全部走向。當時的問題在於，沙俄和蘇聯超越了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占有和在地圖上划去了3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從而在中蘇邊界的東西兩段形成了一些有爭議地區。

60年代以前中蘇友好相處的時期里，儘管兩國在邊界部分地帶的歸屬問題上存在分歧，但雙方在邊境地區基本上保持相安無事，雙方的邊防人員和邊民也能友好相處。中蘇關係惡化後，雙方開始關注邊界問題，它們都加強了在邊界地區的武裝巡邏，並開始互相指責對方製造邊界糾紛。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邊界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中蘇敵對升級的表現形式和雙方鬥爭的手段，特別是成為蘇聯向中國施加政治和軍事壓力的特殊手段。

從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邊界事件起，中蘇邊境地區便無安寧之日了。據中國方面公布的統計數字，從這時起到1964年10月，共發生1000餘起。在此期間，蘇聯方面不僅在中蘇邊界製造糾紛，蘇聯領導人還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特別是利用中國與印度的邊界衝突，攻擊中國的對外政策，貶損中國的國際形象。針對蘇聯領導人的攻擊，《人民日報》於1963年3月8日發表題為《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的社論。該社論在列舉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時，也包括了中俄之間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等，指出這些條約從“中國的東西南北四方侵奪中國的領土”。文章提出，蘇聯領導人現在提出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第一次公開提出兩國間存在的不平等條約。1963年7月間，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蘇軍開始進駐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曾經宣布，由於自己處在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已經沒有必要保持常備軍。而且蘇軍也於50年代分批撤出。蘇軍重新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與中國毗鄰地區，顯然是要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壓力。

1964年2月至8月，中蘇兩國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雙方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或諒解。很可能是針對蘇聯方面在談判中的態度和提出的觀點，毛澤東於7月10日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佐佐木更三時說，沙皇俄國靠武力占領了中國大片的領土，“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筆帳呢”。毛澤東的談話被公布以後，引起強烈的震動。蘇聯方面9月初公開指責中國領導人“鼓吹一種帶有深遠意圖的公開的擴張主義計劃”。可能是為了向國際社會澄清他談話的本意，毛澤東曾經於9月10日利用接見法國客人的機會，說明中國無意要求蘇聯歸還那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說那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是“採取攻勢”讓蘇聯人“緊張一下”。但是蘇聯領導人並不肯就此罷手。9月15日，赫魯曉夫在會見日本議員時聲稱，誰膽敢破壞“神聖的”蘇聯邊界，誰就會遭到蘇聯人民的“堅決反對”。中蘇邊界談判結束後，蘇聯決定向中蘇邊境地區增兵，致使雙方存在爭議的邊界地段逐步發展為引起軍事衝突的熱點。

赫魯曉夫的講話和蘇聯的軍事部署引起中國領導人的嚴重關注。毛澤東在10月7日和9日分別會見北朝鮮的崔庸健和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時，均提到要對赫魯曉夫對中國使用武力有所準備。他在考慮部署華北大城市的防禦時，特別指出“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一切都要準備好”。1965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作戰會議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要準備戰爭早打、大打，“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聯合打，打核戰爭”，“準備兩面打”。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已經公布的最能夠直接說明中國曾經有過應付蘇聯發動戰爭的準備的文獻。

主要是由於在南面面臨美國的壓力，中國領導人在中蘇邊界談判結束後，雖然對蘇聯可能採取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處理邊界問題上總的說來是謹慎的和有節制的，對邊界爭論採取了凍結的態度。中國當時的確嚴厲抨擊了蘇聯的對外政策，但仍限於口誅筆伐，用毛澤東的話說，中蘇論戰不過是“筆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蘇聯的威脅與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有根本區別，美國的擴張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脅。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突然倒台，中國領導人立即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嘗試改善中蘇關係。[156]1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顯然沒有達到改善中蘇關係的目的，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因此便徹底放棄。1965年2月，毛澤東接見了訪問越南途經中國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周恩來也同柯西金舉行了多次會談，並就改善兩國關係提出了6點建議。根據周恩來當時的判斷，毛澤東接見柯西金“自有積極作用”，會談即使不能解決目前的分歧，也可以為今後的交往“作一交代”。此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拉賓時，曾向他轉達2月向柯西金提出的6點建議，並說“中國政府說話是算數的”。這表明中國領導人仍然試圖穩住中蘇的國家關係。

3月1日至5日，蘇共中央不顧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對，在莫斯科召開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並發表了一項會議公報。3月23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發表題為《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社論，通過譴責蘇共中央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公開宣布與蘇聯新領導人徹底決裂。[159]6月間，《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名發表題為《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對美帝國主義“就必須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以此為標誌，中蘇同盟終於不復存在了。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發動軍事進攻，印巴在克什米爾的局部衝突擴大成為兩國間的全面衝突。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印度的軍事行動“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向印度施加壓力。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同一天，中國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大使館，強烈抗議印度軍隊越過中國—錫金的邊界，並在中印邊界西段侵入中國領土，進行軍事挑釁。中國對印巴衝突作出強烈反應同中蘇關係的狀況有直接的關係。中國在猛烈抨擊印度的軍事行動是侵略行為時，特別指出不僅美國是印度擴張主義的支持者，而且蘇聯也在“為印度侵略者撐腰”，並稱蘇聯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同蘇聯在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中的政策一樣，是在“玩弄同樣的手法”，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個新的反華浪潮”。

1966年1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條約，並向中蒙邊界地區大量增兵，兩國的對抗開始升級。中國領導人對此作出了強烈的反應。3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時，激烈地指責蘇聯企圖入侵中國東北和新疆，與美國一起分裂中國。

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對華政策的上述認識和反應同迅速增加的中蘇邊界糾紛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他們決定在中蘇邊界採取強硬行動的主要原因。根據中國方面公布的數字，從1964年10月起到1969年3月，雙方的邊界糾紛達4189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即使說當時公布的這個數字有所誇張，它所反映的情況也是足夠嚴重的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決策層於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蘇邊界東段進行軍事反擊的決定。中共中央軍委在給瀋陽軍區和北京軍區的指示中，要求解放軍有關部隊作好軍事上配合外交鬥爭的必要準備，在警告無效和蘇軍打死中方人員時，邊防部隊可以開槍實行自衛還擊。

1968年8月21日。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一事件是推動中國領導人開始從國家安全戰略的全局考慮蘇聯威脅問題的關鍵。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他的住處召開緊急會議，除林彪外，中國的主要軍政領導人均出席了會議。會議討論了蘇軍入侵捷克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