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還和朋友談起這事，現在布朗運動網友又引發了討論，那就再說說我的看法吧。

已經說過，認為六四鎮壓合理的人分兩大派，一派是“法理派”，即認為學運是犯法的，任何主權政府都有權鎮壓。另一派則是“功利派”，認為鎮壓換來了穩定和後來的繁榮。大多數人都持後一類態度。有的人則兼而有之，認為鎮壓既是合法的，在功利上也是合理的。

對法理派，我告訴他們學生和政府都犯了法，但學生是輕微的offence，政府則是犯了大罪：在戒嚴法制定出來之前幾年便無據執法，宣布戒嚴；欺騙公眾罪；屠殺平民罪；以及軍事政變罪（非法軟禁黨總書記，罷免人大常委等等）。

對功利派，我告訴他們屠殺非但沒有解決黨內危機，反倒使得黨徹底失去民心，內外交困，遭受國際社會一致聲討制裁，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當時若有外敵入侵，則我黨立即垮台。危機是慢慢拖過去的。至於後來的經濟繁榮則是90年代東南亞發生經濟危機，港澳台資本家為了逃避危機，大量將工廠內遷引出的，與大屠殺什麼關係都沒有。把先發生的大屠殺當成後發生的經濟繁榮的結果，乃是典型的國產姨爹思維。實際上，大屠殺給中國帶來的損失在各方面都是慘痛的。它使得朝野良性互動再無可能，政治改革中斷，製造出了如今的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以及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

這都是說過幾萬次的車軲轆話，再說真成祥林嫂了。這次只想說過去沒怎麼細說的問題：鄧小平為何大開殺戒？

法理派與功利派的共同假設，都是“若是不開槍，則政府就會被推翻”，而且都以西方政府為論證出發點，認為那是“人類社會常識”，卻忘記了人類社會有各種各樣的，他們的社會不是我們的社會，他們的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他們的正義，呃，當然也不是我黨的正義。在西方，如果鬧出八九那麼大的“風波”來，政府確實會垮台。可惜啊，那是他們的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

已經反覆說過了，民意在中國的作用即使不等於零，也是趨近於零。民意只在黨內分裂時會被作黨內權力鬥爭藉口。而且，哪怕是黨內分裂也不要緊，只要黨魁牢牢捏住槍桿子，他的統治也不會被推翻，文革已經充分演示過這一點了。認為八九年政府會被人民推翻，猶如造反派領袖認為他們真是靠人民群眾“奪了權”一般，都是自我恭維過份。

既然政府不會被人民推翻，老鄧還為何殺人？是過度病態反應，還是別有用心在焉？

已經說過了，老鄧決定殺人，乃是殺雞訓猴，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那猴，就是黨內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那雞則是倒在長街上的百姓。死難者不過是老鄧為了鞏固黨內團結付出的“必要開支”而已。他不是因為怕人民推翻他才開槍，而是借頭示眾，殺人立威，製造一個大血案懾服全黨，告訴他們無路可退，只能跟自己干到底。這就是為水泊梁山發明的“投名狀”戰略。

八九年中國的確遇到了嚴峻危機，不過那危機不在黨外而在黨內。從一開始，改革就是不得民心、不得黨心的，完全是老鄧一人逆潮流而動，違反黨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意願（除了少數開明知識分子之外）搞起來的。他靠實力把胡趙提上去，弄了個中顧委，把那伙榆木腦袋們統統弄進去架空了，讓胡趙掌握了具體執行權，自己垂簾聽政。胡趙雖然拉起了自己的體系，但一直是黨內大佬的眼中釘。86年學運，大佬們以此為理由打下了胡耀邦，把李鵬、姚依林等人推上去。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地位一直不穩。我記得早在88年，消息靈通的香港《爭鳴》雜誌上就多次發表他地位不穩，可能會下台的消息。

89學運使得老趙的處境雪上加霜，進退兩難。作為對意識形態負責的總書記，他很可能步胡耀邦後塵，被保守派大佬們指為“自由化”罪魁禍首；如果他主張強硬鎮壓學生，那未必會贏得大佬們的歡心，反倒讓他喪失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背水一戰，不但在5月3日發表的紀念五四的講話中不提“反自由化”，而且還說學生的要求與黨的一致。在5月4日召開的亞銀會議上，他還公開與“四二六社論”唱反調，說學潮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以獲取學生歡心。

這也倒罷了。最要命的是，他大概是聽了姨爹高參的勸告，居然在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公開出賣了鄧小平，告訴中外記者他其實做不了主，掌舵的不是他而是鄧小平。這消息立即傳遍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註：趙在其訪談錄里說那是在亞銀會議上說的，這與我記憶不符。我牢牢記得國外廣播這一消息是在他會見戈爾巴喬夫之時，中文維基百科也如是說）。

此乃老趙的致命失誤。我當時聽到這新聞，連連跌足罵姨爹，知道老趙就此完蛋了。老趙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人民，而是他的主子鄧小平。可他見不及此，卻以為可以像毛澤東那樣，利用人民打代理戰爭，把人民的鬥爭矛頭引到老鄧頭上去，借力打力，擺脫太上皇，當個真正的天子，瀟灑治一回。

老趙大概看夠了文革中的代理戰爭，居然會姨爹到以為可以用人民去當殺人刀，卻不知道第一，人民在權力鬥爭中毫無用處，在黨內角力靠的是實力，不是人民是否擁護你。第二，人民乃是多頭怪獸，誰都無法控制。而六四乃是自發群眾運動，屬於毫無理性的多頭抽風。老趙根本不可能讓學生令行禁止，配合自己。所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勿過，那是一堵賈薔，靠上去後你才發現它根本不存在。”（關於賈薔的笑話，請參考《紅樓夢》）

這不幸就是老趙的痛苦發現。他讓閻明復去遊說柴玲、吾爾開希那伙爛仔，讓他們撤出廣場，說到幾乎聲淚俱下，卻什麼鳥用處都沒有。漫說柴玲那“民主克格勃”正在抓“特務”和“學奸”，誰敢去跟黨內政客勾結，“出賣學運”？就算是連柴玲也接受了“招安”，那他們也只會立即被更激進的學生領袖罷免。自發的群眾運動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老趙不知道這點，乃是因為他終生從事的歷來是為列寧黨嚴密操控的群眾運動。

假牆既然靠不住，那還憑什麼去跟老鄧斗？翻出荷包底來，無非也就只有體改所那幾個姨爹罷了。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聲明，公開攻擊鄧小平，在趙紫陽的棺材上釘上了最後一枚釘子。5月19日凌晨，趙紫陽突赴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在我看來，此舉涵義很明白：他情知鎮壓在即，自己行將完蛋，趁自己尚有行動自由，給學生一個含混的警告，勸他們撤出廣場，同時為歷史留個證據。

老趙的背叛讓老鄧怒不可遏，下了鐵腕鎮壓學運的決心。共產黨人最痛恨的惡德就是背叛，而在老鄧眼中，老趙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這其實也錯不到哪兒去，老趙確實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把他抓起來倒是小菜一碟，問題在於當時黨內四分五裂，非但輿論對學運持一邊倒的同情態度，而且在李鵬於5月20日頒布戒嚴令後，就連老帥們也表示：“軍隊和老百姓，咱們是一家人，唉嗨咱們是一家人哪！”認為不能用軍隊去鎮壓學生。這就更激發了老鄧的殺心。他需要一個大屠殺懾服全黨，重建他說一不二的威望。

這是共黨的思維定式，他們深知賤民心理，知道要讓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真心擁戴你，先得讓他們怕你。所謂“敬畏”，畏是因，敬是果。偉大領袖毛主席把這點參悟得很透徹，在建國之初便英明指示：“要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敬愛的春橋同志也曾指示：“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因此，老鄧動了殺機，乃是革命家們“突出重圍”、解決難題的典型便捷手段。

可惜從權術的眼光來看，老鄧不及老毛多矣，他忘記了老毛那後半截話“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學運的全過程都讓海內外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還有那本事硬說“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發動反革命暴亂”。於是非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效果，反倒弄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更糟糕的是，打掉趙紫陽引來了保守派復辟的趨勢。六四後，《人民被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如果老鄧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從功利的角度來看，老趙和老鄧都犯了錯誤。老趙要扮演開明派沒關係，但不能出賣老鄧。老鄧則即使被老趙出賣，也根本用不着採用大屠殺這種極端手段。

這事若攤在老毛手上，分分鐘搞掂。他根本不必下那戒嚴令，只要發揮“革命的靈活性”，來個華麗轉身，公開表態說，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是幫助我黨整風的，對學生的善意表示感謝，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檢會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show trial，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同時嚴格約束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里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領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着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

在我看來，此策完全可行。老趙的政敵，無非是黨內保守派大佬。那些人之所以要刺激學生，煽起學運，目的就是以此打倒老趙。只要老鄧告訴他們，倒趙沒問題，但不能再去刺激學生，則那伙人完全是可以約束下來的。另一方面，用真實或虛構的經濟犯罪去搞倒老趙，不但能迎合民意，“平了民憤”，而且比政治理由更有持久殺傷力，老趙連翻案的可能性都沒有。老鄧計不出此，卻去以大屠殺的笨拙方式倒趙，非但是殺雞用牛刀，而且反而成全了老趙“真正的人民領袖”的歷史形象，可謂愚蠢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