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愛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解放後一直背着個沉重的“反蘇”包袱。1957年被“欽定”為大右派，歷經磨難；“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折磨再次升級，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終被慘死於鬼魅之手。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造時被徹底平反，其“反蘇”真相才昭然於天下。

王造時是江西安福縣人，出身於平民之家，1930年 畢業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他拒絕從政，在上海光華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王造時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 去，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作鬥爭，是我國抗日救亡的先驅者之一。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裡，王造時不懼於威，不誘於譽，兩次遭到逮捕，兩次坐牢，一次暗 殺，多次失業，但他為真理而戰，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一

建國後，聲名中外的“七君子”，除鄒韜奮於1944年病故和李公朴於1946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外，其餘5位“君子”有4位陸續調去北京高就。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惟獨學位最高，年紀又輕，功勞更是不含糊的王造時卻被冷落，無人過問，一直在上海“待業”。直到1951年，下半年，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聞訊，才聘請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個安身吃飯的地方。

這是為什麼？朋友們一直在議論着。其實，就連王造時本人也覺察不到是什麼原因。後來他聽史良透霹說：據說中央某領導可能對你執筆給斯大林寫信的問題有看法。其實這是個很容易說清楚的問題，有機會你得主動找有關領導說明一下，消除誤會。1956年初，張孟聞從北京開會回滬後也對他說，中央某領導說是一個什麼條約問題，對你有誤會，有看法，還點了你的名。就是這些誤會和看法，使王造時白璧成冤。

那是1941年4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日本天皇陛下，為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締結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共4條：

第一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 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 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 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更為使人不能容忍的是，這個條約還附了一份《共同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的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二

“條約”和“宣言”公布後，中國人民震驚，世界輿論譁然。

眾所周知，1941年是中國抗戰最困難、最危險的時期。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我國半壁江山，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偽政權，國內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共兩黨關係再度緊張。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國蘇聯，突然出現這樣的舉動，實在令人震驚。“條約”的簽訂，就意味着日寇侵華，蘇聯將不顧國際準則，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個有着正義感的國家和人民都是難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宣言”中還居然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謬至極。

所謂“滿洲國”，乃我國東北地區三省的神聖領土，那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強行占領後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堅持鬥爭。除日本及其幾個法西斯盟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義的國家承認過，而蘇聯怎能“尊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神聖領土還要承認“滿洲國”呢？理所當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蘇聯的這一舉動，給法西斯分子及其日偽漢奸以極大的鼓舞。南京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一消息時，以大字套紅出版，還配以斯大林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他們無恥地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德國原駐蘇大使舒倫堡也得意地說：“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事實表明，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使親者痛、仇者快。

而為抗日救國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同仁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震驚，反響強烈。當時在重慶的“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人相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請大家對此事談談看法。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國際外交方面的專家，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蘇聯當局如此舉動，問題是非同小可的。

早在兩年前，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為了“禍水”西引，使自己置於所謂帝國主義戰爭之外。一時間，它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威脅，反而成了戰爭的受益者。不過，蘇聯與德國這種“蜜月”關係只維持了一年多。1940年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期間，根據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的建議，蘇聯應當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國同盟之一邊，4國訂立一個為期10年的合作協定。只要訂立這個協定，德國便完全承認並尊重屬於蘇聯現在所有的領土範圍。蘇聯當時也很想簽訂這個協定，但又有很大的風險。這是因為，美國尚未參戰，戰爭的勝負還沒有真正地顯露出來。一旦戰爭的最終勝利在英、美一方，與3個法西斯國家簽訂同盟，不僅使自己完全喪失其“中立”的立場，而且還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蘇聯經過仔細考慮之後，向德國提出了“協定”的4個 附加條件：一、德國軍隊立即從蘇聯的勢力範圍芬蘭撤出；二、蘇聯同保加利亞締結互助條約，並長期租借達達尼爾海峽的陸海軍基地；三、確認巴統及巴庫以南至 波斯灣地區為蘇聯領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棄在庫頁島開採石油的權利。蘇聯的上述擴張要求，對於一心想統治全世界的希特勒來說，不僅不會接受，而且極 為憤怒。1940年12月，德國一舉作出了對蘇聯作戰的決定。

德蘇談判破裂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為了日本既定的戰略目標，緊步德國後塵，以調整日蘇邦交為由，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日兩國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國達成了《蘇日中立條約》，使中國成為這兩個國家互相妥協的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

參 加座談會的各位先生認為，蘇聯是我們的友好鄰邦，在援華抗日方面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有過幫助。但是，當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之際，而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作為 選擇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實在令人遺憾。它不僅妨礙了中國的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而且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日救國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確有對他們發表意見的 必要。

對此，國民黨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應。外交部隨即發表聲明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會上，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推舉王造時執筆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王造時挑燈夜戰，急就信稿，交給張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裡再次開會，集體討論修改定稿，簽上名字。公開信全文如下：

“蘇聯大使潘友新先生並請轉貴國領袖斯大林先生勛鑒：

我們以中國公民的立場，謹以最懇切的熱誠，致書於閣下。貴國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及積極援助我中國抗戰的事實，使我國民眾對於貴國具有至高的景仰，與無限的希望。今貴國於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我們很殷切的希望，閣下對於該項協定，能就下列三點，在相當的時機，用相當的方式，作一補充的說明，以祛除我國國民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疑慮。(一)尊重所謂“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一九二四年中滿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牴觸？(三)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

中 國抗戰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則，認定日本帝國主義為唯一敵人。對於友邦的援助固然極端歡迎與感謝，但對於友邦一時的苦衷所造成不利於我的表現，除表示否 認外，亦莫不寄以極端忍耐的期待。我們深信，我們的抗戰，不僅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抑且有裨益於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們必然全國團結一致，經過長期 奮鬥，獲得最後勝利，恢復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我們為主張抗戰之人。我們亦為景仰貴國主人。對於中蘇兩大民族攜手向人類解放途上邁進，尤其無限的期望。故謹以致誠，略獻數語，以供閣下考慮。此信雖系我們數人簽名，但我們相信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民眾意見。

專此，並致革命敬禮!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簽字”。

四

此信簽名之後，由沙千里謄寫了兩份，並由沙送至蘇聯駐華大使館潘友新大使轉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時送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第二天王造時便離開了重慶，回到江西吉安繼續辦他的《前方日報》。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到信件後，轉由中新社發表。大陸和香港不少報紙、雜誌、電台不僅作了報道，還進行了評述。肯定了他們寫信的動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蘇聯和日本簽訂的這個“條約”和發表的“宣言”，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助長了敵人的侵略氣焰，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忱與決心，任何時候看都是錯誤的。然而，王造時執筆寫的這封信，他既站在中國人民和愛國的立場上，對蘇日條約及其宣言中關繫到我國領土主權問題表明了態度，感到“莫大的遺憾”；但又考慮到蘇聯是我國的友好鄰邦，支持了中國的抗戰，這次與日本簽約也許有戰略上“一時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內容上十分克制，擺事實，講道理，語言和措詞都很客氣友好，心平氣和地表明自己的正義立場，任何時候看都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公 開信見報之後，正在重慶的中共某領導找沈鈞儒、章乃器等談看法時說，救國會的朋友們寫這封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慮到與斯大林的關係問題，而且也 容易被那些反蘇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鈞儒當時表示說，我們考慮問題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則堅持說，為了維護國家的神聖主權，此信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提及此事。他答覆斯諾說：“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援，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後果。”(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第240頁)以後發生的上述這些事情，因王造時早已回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建交，兩國友好關係有了新的發展與加強，使這封公開信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中央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按照蘇聯《真理報》所定的調子解釋說，蘇日條約的簽訂，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讓日本侵略者的矛頭向南不向北，免得蘇聯腹背受敵，讓蘇聯集中力量在西線對付德國侵略者。也就是說，要以犧牲中國主權的代價來牽制日本，保護蘇聯。按照這個邏輯，“公開信”自然成了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了。

當時的所謂“反蘇”，實質上就意味着“反共”。 有關方面負責人聽到風就是雨，不作認真細微的調查研究，對王造時抓住不放。一位說，這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抗議信；另一位說，這是一個攻擊斯大林的聲明。甚至 還有更離奇的說法：這封信是王造時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強迫救國會負責人簽字的。這些說法雖然絕對與事實不符，但卻沒有及時地負責任地澄清，使這位執筆人 成了“反蘇”的罪魁禍首。王造時感到極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

1957年2月，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的王造時特邀列席了這次會議。藉此機會，他向有關方面提出了關於寫“公開信”的問題，要求澄清事實，分清責任。組織上對此事很為重視，上海市統戰部長劉述周會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詳細聽取了王造時關於寫“公開信”的經過，29日又找到在京的當事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顧了這件事的全過程。他們說當時寫那封信，是我們召開座談會後共同商量決定的，信的內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寫那封信是錯誤的，也應該由我們9個人共同負責，不應該由王造時先生一個人擔當。

周恩來總理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知音。他總是設身處地想到他人，關心他人的冷熱痛癢。他對王造時的“包袱”早有所聞，但對整個過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在日理萬機之中，決定抽時間單獨找王造時談談心。

3月27日 下午，周恩來派秘書前往政協招待所接王造時進中南海，並與之一起進晚餐。周恩來一邊與王造時碰杯喝酒，一邊回顧着早年兩人在重慶的小飯館裡吃陽春麵、抗戰 時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約見的不少往事。周恩來談笑自如，氣氛融洽輕鬆。晚飯過後，周繼續與王促膝長談，仔細地傾聽王陳述這不白之冤。周恩來一面問明某些過 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釋。周對這場誤會表示完全理解，說歷史問題大家說清楚了就好了，歸咎了先生一個人負責那是不公平的。周恩來風趣地說：潘大逵先生說你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看你並不憔悴，還長得很胖呢。希望從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膽地工作，眼睛要朝前看。

交談結束後，周恩來把王造時送到門口，他緊緊地握着王造時的手說，對於王先生為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其學識才華，應當妥善地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願意的話，待會議結束後，將考慮調到北京來。

對周總理的知遇之恩，使王造時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覺得共產黨了解他、信任他，非常高興，從此卸下了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感到一身輕鬆，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要為國家和人民竭盡綿薄之力。

王造時一回到上海就給總理寫信說：“是 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我作一懇談。你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 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你提出我來北京工作等問題，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

不料王造時返回上海只有兩個多月，一場政治運動如急風暴雨劈襲而來，王造時被點名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定為“歷史上的反蘇反共罪行”，成了他的滅頂之災。6月22日，王造時再次給周總理寫信，表明自己愛國愛黨的心跡。也是求助的最後一線希望。然而，這封信不管周恩來收到沒收到，在那種情勢下，恐怕也是無能為力的。“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中蘇關係已成敵對狀態，可當權者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拋出這顆“重磅炸彈”對王造時進行狂轟濫炸，並於1966年11月2日由上海市公檢法以“反革命”罪將其逮捕入獄。王造時百口莫辯，有冤難申，只好背着那個沉重的“十安架”而含冤於九泉。

附一：王造時簡介

 王 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祖籍江西省安福縣，原名雄生，1903年9月2日出生於一個經營竹 木生意的商賈。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1925年8月，自清華大 學畢業後，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師從英國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拉斯基。
 
        王造時1930年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又創辦 《自由論壇》雜誌。同時王造時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着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 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執行委員。1936年王造時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 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外，一致對外。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 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1938年3月，王造時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 幹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

上 海解放後，王造時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是著名的愛國人士。1951年起，王造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王造時被劃為右派分 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衝擊。“文革”中，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因為拒絕 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時因病逝世，享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