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報春：鄧小平為陳景潤當“後勤部長”

　　徐遲三訪陳景潤

　　如果說遲群夜訪陳景潤只是政治，那麼最終讓這個書呆子感動國人的，卻是科學的魅力、人性的光輝。這些，被徐遲的慧眼發現了。

　　據陳景潤秘書李小凝轉述，徐遲寫出洋洋萬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他跟陳景潤只見了三面。這讓記者也吃了一驚。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77年的一個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陳景潤進來那一幕，周明記憶猶新：“他非常瘦小，臉上雖然紅撲撲的，但卻是一種病態的紅(大概是因為結核病)，我們都穿單衣，他身上卻是一件半藍不灰的中山裝，露出來的襯衫領子一個翹在外面，一個窩在裡面，頭上的棉帽歪戴着，兩個護耳，一前一後地耷拉着，確實是個怪人，挺邋遢的。”

　　陳景潤的手攏在袖子裡，有點心不在焉地說，“哦，你們來了，我很高興，很高興”，一直說很高興。一聽說自己是報告文學的主角，又說，不要寫我，寫寫老前輩，寫寫老科學家，寫寫領導人。他當時說了一串領導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愛的”，完全是報紙上的字兒話。徐遲笑了，說我不是寫你，我來寫數學界。陳景潤鬆了口氣，天真地說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於是，他們隨意聊起來。

　　徐遲問，“哥德巴赫猜想”進展如何了？

　　陳景潤回答：到了最後關頭。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再問他最近考慮什麼問題？他說，收到一個國際會議的邀請，正在寫回信。

　　原來，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邀請他去芬蘭參加數學家大會，並作45分鐘的學術報告。出席本次會議的有各國學者三千多人，但確定做學術報告者僅十來名，其中亞洲兩名，一個是日本學者,一個便是陳景潤。

　　陳景潤請示領導，沒想到中科院副院長方毅讓他自己答覆，這可讓他大費腦筋了。

　　最後，回信大致講了三點：一、感謝國際數學會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目前台灣占據着數學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台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

　　簡直出乎意料!看來陳景潤沒有傳說中那麼“痴”，那麼“傻”。

　　雖然陳景潤講話的時候，夾着報紙上的套話，但他那種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讓徐遲有一種感覺：陳景潤沒有生活在我們中間，他活在數學王國里，雖然被迫接受了訪問，但他的心仍在低飛着，盤旋着，閃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遲忍不住悄聲對周明說：“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怎麼走進陳景潤的心裡呢？往後的一個星期，徐遲在外圍展開了採訪，他還特地找到數學所的年輕研究員楊樂、張廣厚，和他們一起歸納出了三個陳景潤感興趣的問題：猜想是怎麼回事？猜想的題目怎麼寫，答案怎麼寫？(1+2)的突破在哪裡？

　　第二次見面，徐遲有備而來地拋出三個問題，陳景潤話多起來，也不管徐遲懂不懂，直接把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數學公式寫給徐遲看，徐遲抄下來，或者說是照貓畫虎地描畫了下來，正如讀者所見，公式擱在了文章的開篇。

　　這次見面，徐遲掉淚了，他得出個結論：陳景潤是那種為了數學可以拋棄一切的人，外界對他的傳言太可惡了，那些當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製造流言蜚語。

　　採訪進入尾聲，唯一的遺憾是，陳景潤幾乎不讓任何人進他的小屋，徐遲也不例外。時任數學所書記的李尚傑說：“要不，咱們搞點陰謀詭計試試。”

　　經策劃，周明和徐遲、李尚傑三人一同上了88號樓,老李是領導，自然被放進屋。周明和徐遲，又過了十分鐘後才去敲門，只說找李書記有急事。

　　果然，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傑就搶先開了門，周明和徐遲就這樣不容分說地擠進了屋。環顧這間由茶水間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張單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帳包着。牆角放了兩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的換洗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餘桌面落滿了灰塵。

　　原來，這就是陳景潤的世外桃源、數學作坊、自由王國。

　　“猜想”問世

　　詩人的激情迸發了，他說他像林妹妹愛上二哥哥那樣愛上了陳景潤!據徐遲的兒子徐延回憶，他寫得很快，一個星期採訪，一個星期寫作，一個星期修改，一個星期發稿。

　　前面的幾個段落只用兩個晚上就寫就了，不過寫到“文革”就卡住了。

　　當時，中央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尚未做出，“兩個凡是”依然禁錮人心。評判“文革”，誰也沒有這個膽。

　　“文革”中，徐遲被關在一個樓上，沒有事情，就只剩下讀書，能搞到的書都反覆讀了，讀得最多的是《馬恩全集》。

　　在寫《哥德巴赫猜想》時，徐遲想到了《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文革”的態度、理解、寫法，都在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據。

　　《哥德巴赫猜想》問世後，“文革”這一段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也都找來一遍又一遍地讀。

　　當然，作家也有妥協。有關陳景潤跳樓自殺等苦難，閃閃爍爍地寫了；陳景潤事件，沒有寫入文中。

　　講到那篇著名的論文時，文中是這樣說的：1973年春節前夕，黨委書記和政治處主任，提着水果去慰問陳景潤，他非常感動，立即拿出論文，說道：“把這篇論文獻給黨。”

　　數學所的人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當時大數學家華羅庚、吳文俊都沒人理，一個助理研究員哪裡有這種待遇？“李書記”在這篇報告文學中成了個意味深長的符號。

　　至於怎麼寫“猜想”，怎麼寫科學，徐遲說了這樣的話：“我不懂科學，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為人，也就可以寫一點科學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學》刊發在1978年1月號頭條。2月17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轉載了這篇文章。

　　中國大地颳起了“陳景潤旋風”，他成了科學的代名詞。科學家一夜之間成了最時髦的職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掛在人們的嘴邊。許多青年，包括後來成為搜狐創始人的張朝陽，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學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發出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鑽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

　　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周明說，陳景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當作主角和英雄描寫的知識分子，從此，他們走進了文學畫廊。

　　因為深感我國科學水平之低，低得讓人痛心，在寫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後，徐遲繼續遨遊於科學世界。《地質之光》、《願生命之樹常青》、《在湍流的漩渦中》，他以詩人的心靈，與不為外人所知的科學世界相通了。

　　這些，都成了對第一次科學大會的獻禮。

　　春來江水綠如藍

　　1978年3月，乍暖還寒，醞釀了8個月的全國科學大會在京開幕。陳景潤和來自全國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進了人民大會堂，而且和他的老師華羅庚先生一起坐上了會議主席台。

　　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觀點。

　　陳景潤聽到鄧小平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一直戴在陳景潤頭上的“白專”帽子終於摘下來了。

　　說起這個講話還有一段故事。

　　科學大會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長方毅牽頭籌辦。草擬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和華國鋒的稿子。

　　這兩個講話稿寫完後，同時送上去。鄧小平的講稿很快得到反饋，鄧小平只在段落和個別字句上作了些調整。當時中央有位領導看了講話稿後說：“我看這個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講了那麼多關於科學工作和知識分子的話，為什麼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說的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就應該談一下嘛!”起草小組向鄧小平請示，要不要根據這位領導的意見再作些修改？鄧小平的回答十分乾脆：“一個字也不要改!”

　　科學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宣傳口一位負責人又提了條意見，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建議修改成“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方毅再次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不接受，維持原樣。

　　現在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大家都覺得這是常識，卻不知把知識分子看作自己人，這在當時堪稱翻天覆地。

　　鄧小平講話後，整個科學院都迴蕩起《祝酒歌》歌聲。

　　徐遲也參加了科學大會，他和黃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組成了特邀記者小組，專門採訪科學家。黃宗英還記得，徐遲傾心地講陳景潤、猜想、數學、皇冠，講得聽眾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個大停頓，徐遲展開雙臂說：“我想說，陳景潤，我愛你。”

　　閉幕式前，徐遲還欣然接受了一個任務，代臥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學大會的閉幕式發言稿。徐遲一夜寫就，只是寫得比較分散、浪漫，在會議上宣讀不太適宜，最後未被採用。

　　不過，不管是誰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會閉幕式上說的，“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從此，多年被稱為“臭老九”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找回了尊嚴和價值。

　　有一千個陳景潤就了不起

　　在科學大會作報告間隙，鄧小平會見了陳景潤，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會面。

　　陳景潤佝僂着背急步上前，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鄧小平的右手。周圍鎂光燈閃爍，他顯得更加拘謹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裡念叨着：“謝謝鄧副主席，謝謝、謝謝……”。

　　“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作的報告中，着重講了這一條。其實，連陳景潤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鄧小平就已經給他當了一回“後勤部長”。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鄧小平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頓科學院的匯報提綱》。

　　當時，胡耀邦負責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間他親赴數學所過問陳景潤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時候，胡耀邦異常激動，像憤怒的獅子一般咆哮，“你們於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會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認為陳景潤是“白專典型”，對其工作生活問題不予解決，鄧小平也火了，他說：“什麼白專典型，總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強!”接着，他給了陳景潤極高的評價：“像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起!”

　　幾個月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這位偉人又遭打倒，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不過，鄧小平已經記住了陳景潤。

　　科學大會之後，陳景潤迎來了喜訊不斷的春天，而這都離不開 “後勤部長”所抓的一件件實事。

　　1981年鄧小平親自批示：“可否為其配一秘書，以分其勞。”

　　1983年，按照鄧小平的指示，陳景潤的夫人由昆從武漢調到了北京，陳景潤升為一級研究員。他的月薪從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還有50元津貼，相當於行政十級工資，也就是現在的正局級。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間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裡添了個大胖小子。

　　這時候的陳景潤精神煥發，雖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卻像個小伙子。他留着整齊的小平頭，身穿綠軍裝，過去的熟人都說，陳景潤完全換了個人。

　　不過，由於鄧小平的三個指示沒提房子，陳景潤仍然為了房子苦惱着。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陳景潤向老朋友羅聲雄訴苦“我搬出去跟豬做伴了”。原來科學院在北大附中旁邊有一套兩居室，分了給他，但兩居室附近有一個屠宰場，屠宰的時候豬兒們呼天號地，弄得這書呆子心煩意亂、東躲西藏。

　　羅聲雄“攛掇”陳景潤給鄧小平辦公室打個電話。果然，當鄧小平知道陳的住房情況時，非常生氣，他當即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就地解決。高登榜親臨數學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當天，科學院就分給陳景潤一套四室一廳院士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