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82歲生日與晚年心境

來源: 南方都市報

除了病榻上的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國上下都不想再折騰了。解放軍曾經是毛髮動“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此時的軍隊卻是批鄧的阻力……如果是十 年、二十年前，這些軍人斷不敢如此輕慢對待毛髮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

1962年12月26日，69歲的毛澤東以“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的詩句表達了與國內外敵人進行鬥爭的勝慨。但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標準來改造 黨、改造中國，仍然任重道遠。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自言自語：“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後一個國慶節了。”這一年的12月26日，是毛82歲、也是他最 後的一個生日。

老朋友朝鮮的金日成、阿爾巴尼亞的霍查都派專人送來壽禮，鄰邦越南和菲律賓也有表示，家鄉湖南送來長達10米的麵條，對這些禮物，毛澤東看都不能看完。女 兒李敏、李訥來了，妻子江青來了，以前在他身邊工作的護士長吳旭君、護士俞雅菊和李玲師來了。毛的居處有了生氣，他由張玉鳳、孟錦雲攙扶着來到大廳，坐在 沙發上。

小孟說：“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們家鄉的習慣，孩子要給老人磕頭。”主席聽了高興地說：“你的意思是要給我磕頭，我可不敢當，我承受不起噢！”小孟聽了， 很隨便地說：“您都不敢當，還有誰敢當，我先給您磕。”說着還沒有等大家反應過來就跪在主席面前，鄭重其事地磕了三個頭。主席也不時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見 小孟磕了頭，吳旭君、李玲師、張玉鳳也都先後去磕頭。

看來，毛澤東這時是很高興了。他說：“記得小時候，在我的家鄉，母親常帶着我去廟裡燒香拜菩薩。那時，我比你們現在小多了，我很信神。一邊給菩薩磕頭，一邊嘴裡念叨着要菩薩保佑。你們今天給我磕頭，我不是成了神啦，你們也讓我保佑吧！”

“我們當然心裡也想着讓您保佑啦，只不過沒說出聲來。”張玉鳳搶着說。

“現在不是我保佑你們，而是你們保佑我噢！”(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頁。)

晚餐後，毛又躺回床上。“1975年12月26日這天，毛澤東的家裡有歡聲笑語，但也有平時的沉寂。”(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09-110頁。)此後更多的是沉寂。以至於1976年春節，毛特意要小張、小孟等放鞭炮來增加些熱鬧。

李敏回憶說：“1976年的春節，爸爸是在悲傷與淒涼、孤獨與寂寞中度過的。我們兄妹三人沒有去和爸爸團聚，沒有去給爸爸辭歲拜年。據說也沒有客人到爸爸 身邊陪他辭歲迎新。陪伴爸爸的，還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頁。)毛是喜歡“獨” 的：“獨立寒秋”、“獨有英雄驅虎豹”、“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但那些“獨”所表達的是一種“勝似閒庭信步”的從容和“今日長纓在手”的自信，甚至是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霸氣。而在1975年，他是真正的孤獨了。

崇拜毛澤東的人當然不會知道：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是這樣孤寂地度過最後一個生日的。

“每逢這一天，單位、家庭、個人都要在中午吃長壽麵。這已是不成文的規矩，沒有成文的信條。雖然，沒有文件，沒有布置，但人們都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了‘ 祝壽’氛圍之中。這是‘文化大革命’後形成的習俗。”這一說法略顯過頭。比如本文作者所在蘇北農村，雖然都有為毛祝壽的願望，但一般農家實在拿不出什麼東 西來祝壽，“吃麵”對很多家庭來說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吃壽桃的更少。不過無論如何，舉國為毛祝壽的現象，確實是存在的。至少，“12月26日，每個中國 人，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不會不知道這是什麼日子。”(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05頁。)

史學家顧頡剛1949年後即響應毛的號召，認真學習毛著、積極改造思想，在毛生日這一天也有表示。其1963年12月26日日記中即云：“今日為毛主席七 十壽，闔家吃麵以祝。”次日還寫詩“祝毛主席壽”：“掃盡人間虎與狼，偉人偉略起東方。崑崙三載猶難壓，要把河山一擔裝。”經過長期的學習和改造，這位受 過“五四”新思想啟蒙的知名學者，已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對毛的崇拜。據其1967年6月8日的日記，他還夢見過偉大領袖：“予夢見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 之夢特長，毛主席來我家，溫語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象，但足徵予參加運動十個月，對毛澤東思想已漸漸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彌可喜也！孔子以不夢見周 公而自嘆其衰，予今體已就衰而志則甚壯，是則聞道雖晚，當不至朝聞夕死，不措之於實用也。”(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3、104頁。)

對一些高級領導人來說，在毛的生日這一天吃麵吃壽桃具有政治意義。1971年12月24日，正在日壇醫院治療癌症的陳毅一早醒來就問：“今天是毛主席的生 日吧？”護士告訴他還沒有到，他說：“我要吃點壽麵、壽桃。”26日，吃飯已十分困難的陳毅還是勉力吃了一點壽麵、一個小壽桃。(劉樹發主編：《陳毅年 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3頁。)顯然，為毛祝壽之於陳毅已是一種習慣，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際也沒有忘記。這一點，成為陳毅無限忠於毛 的重要證據。當陳夫人張茜在陳毅追悼會上告訴毛這一點時，毛感到高興。

豈有豪情似舊時

在現已公開的材料中，毛澤東在生日之際接受磕頭，1975年是唯一的一次。在蕭瑟的晚年，毛顯示了作為普通人脆弱的一面。小孟有次對張玉鳳說：“張姐，我 都快三十了，我真想要個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說說。”毛的回答是：“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18 頁。)

歲月無情。一個痛斥“獨立王國”的領袖、一個追求“天下大亂”的鬥士，現在已是一個希望年輕人“保佑”的老人。毛晚年喜歡和小姑娘來往，喜歡回憶往事，喜 歡看老電影，有時甚至迷信。他常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1976年4月21日，小孟讀完有關吉林隕石雨的報道後，毛在窗前佇立良久，感慨 而又激動地對小孟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什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 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要死人哩。《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趙雲死時，都掉過石頭折過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與眾不同，死都要死得有聲有色，不同凡響 噢。”小孟反問：在大人物死的時候，天上會掉下大石頭，您真信嗎？毛沉思後說：“古人為什麼要編造這些呢？”(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 133頁。)唯物主義不相信什麼生死預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更是無所畏懼，但此時的毛澤東，卻似乎不再有往日的壯心和豪情了。

這不僅僅因為毛澤東老了。1966年在給江青的信中，毛說過：“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他以最高 領袖的威望和權力發動了“文革”，“文革”又極大地增強了他的威望和權力。1966年7月27日，陳伯達在北師大說：“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同 年10月1日，張春橋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65、100頁。)如果說延安整風確立了他 在全黨的獨尊地位，那麼“文革”又使他凌駕於黨之上，由“黨中央、毛主席”而“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實際上成為他的辦事機構，除他之 外的所有領導人都只有貫徹落實“毛主席指示”的責任，全國上下基本上步調一致。

然而，“天下大亂”也嚴重損害了毛澤東，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災難不說，他本人也並不輕鬆：多年的戰友、同志大多被打倒，兩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死 於非命，對新提拔的王洪文不滿意，對忠心耿耿的周恩來有疑慮，江青又不爭氣，毛實際上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幾個親戚(毛遠新、王海容)和秘書兼護士小張、小 孟受到他的信任。對於一位志在萬里江山和千秋萬代的革命家來說，這是怎樣一種難堪？

還好，毛喜歡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無數情調沉鬱蒼涼、喻意隱晦深刻的作品成了他晚年的心理寄託。當時，北京、上海一些學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提供各種文史選篇的注釋本；一些優秀的藝術家的工作之一，就是為毛演唱古典詞曲和其他國人不允許接觸的作品。

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誦讀庾信的《枯樹賦》，還要聽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觀的《鵲橋仙》等作品的演唱。當時的演唱者岳美 緹回憶：“要我重唱張元干《賀新郎》，因為詞中結句‘舉大白，聽《金縷》’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顧’。我不懂為什麼要改動原詞？大家也不知道改動的原因。 一次江青找我們一起聽錄音，在放重唱《賀新郎》時，她自言自語：‘這是 毛 主 席 改 的 ，特 地 說 給 我的。’”(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290頁。)而另有論者介紹：“據工作人員回憶，1975年4月，在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聽這首詞，不時地拍床擊節，隨樂詠嘆。不久，又讓演唱人員重新錄製，說是最後兩句太傷感了，改唱為‘ 君且去，休回顧’。”（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1頁。）無論如何，毛對張詞作了修改是確定的。張元干的全詞是：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河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此詞確實悲涼傷感，特別是“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和“雁不到，書成誰與？”兩句，但從“目盡青天懷今古”開始，情調轉向高昂。“大白”是酒 盞，《金縷》即《賀新郎》的異名，“舉大白，聽《金縷》”可簡單地譯為喝酒聽歌吧，所以不能說“最後兩句太傷感了”。張另有一首《賀新郎》是送給李綱的， 結句是“風浩蕩，欲飛舉”，也是雄心勃發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顧”則有痛苦的訣別之意。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錯，似乎可以說毛把張詞改得更傷感了。也 許是人生暮年的無奈，也許是對身後事的不放心。

1974年3月20日毛給江青的信有“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一句，1976年向華國鋒等人交班時也有“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一句。（逄先知、金沖及主 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86、1782頁。）因此，毛晚年的孤獨沉寂，是其鬥爭哲學的必然結果。從根本上說，仍然與他1965 年與劉少奇發生的衝突有關。毛認為他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但他也明白，這一理想以及為實現這一理想而採取的行動並不為大多數人民和官員所 認同。改造中國的宿願還沒有完全實現，自己卻已老邁衰弱，真是“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

病榻上的毛雖有傷感、有迷信，但壯心未因衰年減，豪情依然伴白髮。1975年8月，毛和身邊人一起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故事說的是兩個男青年都去救 落井的小姐，因為誰救出小姐誰就可以娶小姐。兩人商量後，一個下去把小姐放進筐內，一個在上面把筐拉上來。小姐被救上來了，上面的這個人為了得到小姐，就 用石頭蓋上井口，抱着小姐成親去了。她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井下的人好井上的人壞，但毛卻秉其一貫的鬥爭哲學，認為井上青年好一些：“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的 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這一招兒，他太愚了，還是井上那個青年聰明噢。”“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 見解，我很同意。”（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67頁。）這種觀點與毛一貫提倡的做老實人、說老實話是矛盾的，卻真實地表達了毛的思想：為 了達到目的，可以突破任何行為規範，“無法無天”，重要的是實現自己追求的目標。也就在發表這段宏論之後不久，毛又發動了他一生的最後一個運動“批鄧、反 擊右傾翻案風”，並且以更加霸蠻的語氣設問：“八億人民，不鬥行嗎?”

“文革”大勢已去

毛澤東是虎又是猴，何時是虎、何時是猴，取決於條件、環境及身體狀況。1975年過最後一個生日時，毛權勢依然，雄心依然，但畢竟老了，他不可能像批劉少 奇那樣，暢遊長江、接見紅衛兵，繞過官僚系統直接動員群眾，也不可能像批林彪那樣巡視大江南北、策動地方大員。1976年的運動固然舉國響應、轟轟烈烈， 但“文革”畢竟大勢已去，氣息奄奄，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殺傷力了。

除了病榻上的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國上下都不想再折騰了。解放軍曾經是毛髮動“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此時的軍隊卻是批鄧的阻力。蕭克上將時任 軍政大學校長，對批鄧運動“不明着反對，但也不積極行動，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學習和批判。當時，北大、清華和一些地方單位把鄧小平當作敵我矛盾 批判，我們也收到兩本所謂批判的靶子，但沒有印也沒有傳。……奉命到清華大學去聽‘四人幫’的同夥遲群、謝靜宜的所謂教育革命介紹，我們派人去聽，但根本 不表態，回來也不傳達，不宣揚。”（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529頁。）“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軍區司令楊勇上將 時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對“批鄧”運動先是硬頂，然後是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會議上與新疆的領導同志統一口徑：“硬頂當然不是辦法，發言時我們可以繞開 ‘批鄧’，避實就虛，多檢查自己，實在避不開，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徑堅持三條：一、要稱同志，二、人民內部矛盾，三、不給戴任何帽子。”（楊菁、張作 光：《往事》，濟南：明天出版社，1987年，第323頁。）從6月到9月，新疆軍區召開過21次常委會，沒有一次是專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如 此等等，運動實際上沒有按照毛的意願開展起來。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這些軍人斷不敢如此輕慢對待毛髮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但現在，將軍們關心的不是“批鄧”，而是毛之後的政治較量。據陳再道上將 說，1976年“四五事件”後，一些軍隊領導人“幾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羅瑞卿同志住處，議論形勢的變化，研究黨和國家大事，對萬一主席不在，形勢惡化，我們 都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和‘四人幫’鬥爭到底。”（馮征：《我所了解的陳再道將軍》，載《縱橫》1999年第7期。）也就在毛躺在床上的1976年1月， 原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對張愛萍上將之子張勝說了“大逆不道”的話：“毛主席身體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嗎？請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即使毛澤東知道了這一切，他又能如何呢？他已經過完了最後一個生日了，他也承認：“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幾個月後，江青等人被抓，兩年後，“文革”被徹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