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紅衛兵殺戮“黑五類”時，國家機器並沒有直接參與政治迫害，謝富治為首的公安部僅僅是配合紅衛兵抄家，對紅衛兵的殺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 的“一打三反”運動則不同。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國家機器正式登台，動用公檢法機關，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在全國範圍 內，通過公審程序，正式地將政治犯一一判處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無期徒刑和長期徒刑。
                            
   “一打三反”與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不同，前者的打擊重點在“現行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產物，自從中共上台清算“歷史反 革命”開始，“現行反革命”就應運而生了。以思想言論定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關押、屠殺，並非始於文化革命。中共建國前就以言論、思想治罪，處置持不同 政見者了。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一次。但這個“一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　周毛聯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
    一 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武漢北、決、揚的指示》裡反窺而見：“在武漢市出現的所謂'北斗星學會’、'決派’（丁註：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 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製造謠言，散布各種反革命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刮經濟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妖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地大量放 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１〕
                            
    一 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學生、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成員楊曦光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提出中共“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 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的看法。該文在“省無聯”內部傳閱時被當局發現後上 報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總理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康生等公開點名“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後，楊曦光等被關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澤東在湖南對 “省無聯”問題發出指示：“省無聯的群眾是好的，其頭頭思想是反動的。”於是省人保組正式逮捕已被關押一年半的楊曦光等。〔２〕此後，全國各地逐漸將階級 鬥爭的目標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論”的組織和個人。
                          
    一九六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來擔任組長的“劉少奇專案組”為其“圓滿完成任務”舉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並不因為劉的死亡而結束，七○年一月 三十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 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場重要的戰備工作。”“要 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來遞交送審稿時附了一封信，說明“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 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３〕次日毛澤東批示“照辦”後，該指示下達全國，即所謂“一•三一指示”。
                            
    這 份文件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包括中共執政初期的一貫做法：判處死刑報請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將殺人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４〕文件是這麼說的：“殺人由 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５〕這樣，判處死刑便無須最高法院認定，只不過備案存檔而已。後來甚至把判處死刑的權力下放到了縣、市一 級，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國。
                            
    這是當局鎮壓大規模地以言論、思想治罪 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主要是打擊共 產黨執政前為舊政府服務過的所謂“歷史反革命”。而打擊“現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異己，還能恫嚇反對派。各地文革中的對立派雖已在“清理階 級隊伍”時大致解決，最後的鎮壓，特別是對思想犯、政治犯的鎮壓卻是在七○年完成的。
                      
◇　“一打”與“三反”
    中 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次日，周恩來又將《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送毛澤東審批。〔６〕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時又發出這兩份文件，指示“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群眾，雷厲風行地開展反對鋪張浪費的鬥爭。”指出“一小撮階級敵人不僅在政治上伺機反 撲，而且在經濟領域裡向社會主義也發動了進攻。”文件強調要打擊“私設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等搞資本主義的活動。 〔７〕
                            
    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一打三反”那個“ 三反”，“貪污盜竊”和“鋪張浪費”本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在一個全部商業都由政府控制的國度，個別人的販賣活動根本算不上“投機倒把”。而 所謂“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等，極為罕見，無需來一場運動。可是上面說要搞，下面就捕風捉影，胡斗亂揪。譬如陝西勉 縣“三反”搞出了“貪污”現金十六萬元、糧票五萬斤、布票一點六萬米，投機倒把牟利一點四萬元。文革後複查，全是冤案。〔８〕
                            
    就 全國來說，“三反”未成一個運動，所以“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但人們現在還在說“一打三反運動”，本文亦採用“一打三反運動”的說法，恰如一說到 一九六○年人們就說“三年自然災害”一樣，其實只有“三年困難時期”，並無“三年自然災害”。大家都那麼說，說順口了而已。
                        
◇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發布的《通知》。該通知首頁的上部是兩則“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話，時稱“毛主席語錄”，用的是大字黑體以顯示其莊重嚴肅：最高指示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下 半頁才是《通知》的內容：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 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 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里，首犯是顧文選。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通知里是這樣說的：“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 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 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北京市參加討論的“革命群眾”都相信顧文選“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絕不會想到其“反革命罪”實屬莫須有的冤案。
                            
    一 九五七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迫 害的同學上台控訴。先在系教學樓里開，後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顧文選是上台控訴的同學 之一。會上，他還批評了某些黨的幹部：“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 應該在群眾有汽車坐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着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他奉 勸某些幹部，“如果你感到沒有能力做領導工作，就自動下來，回到群眾中來，可以去做工、種田，做不動了人民養你的老，千萬別再坐在那裡發號施令，貽誤國 家。”〔９〕
                            
    這樣，反右運動一開始，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覺得在 北京無處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裡找媽媽。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淀清河農場。當局說是讓他們留場“就業”，目的 卻是永不讓這些人回到社會做個正常人。在絕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農場“就業”的北京大學原西語系講師黃繼忠。黃是當年那場控訴會的組織者。顧文選沒有告 訴黃他準備逃跑，只是說：“我可能以後不能經常來看你了……”〔１０〕設法逃出清河農場後，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 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一位一九五七年 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 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里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 避難，誰知馬里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北 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布的《通知》是這樣說的：“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 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 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除 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動口號。因為 寫了一篇《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挑出，塞進一輛警 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後才得知，一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 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在北 京市公法軍管會的《通知》裡，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被指“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自然應予處決。 但他的父親張仃是中共老幹部，張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總理周恩來與張仃熟識，以“緩刑，繼續調查”為名替張郎郎保了一條命。

◇　“專政是群眾的專政”
    要 “革命群眾”學習文件，討論某反革命分子該不該槍斃，算是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由於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經說明要“堅決地將一切 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已經指明該五十五人是“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狠狠打擊。要“革命群眾”討論的並非他們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們表態反革命該不該 槍斃。對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義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眾”也可以轉化成“反革命”，誰都不敢說“不該槍斃。”所以在那種場合下，革命群眾討論如何處 理的時候都異口同聲：“槍斃，槍斃。”
                            
    中央美術學院討論張郎郎該不該 槍斃的會上，畫家黃永玉、劉迅不敢反對，又不願表態同意，只好託詞逃離會場。有人曾回憶這種“革命群眾”的討論會：“當時，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謂'破壞 ’甚麼的，比如，損壞了毛主席像啊，書寫甚麼'反動詞句’啊等等。我記得在那種場合下，一般的革命群眾討論如何處理的時候都不假思索地說'槍斃，槍斃’， 都是這樣講。那時候叫做'群眾專政’。”
                        
◇　“借斗”現行反革命以“教育群眾”
    北 京市那批“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的一個多月里，被分成小組，天天拖著腳鐐和手銬，分別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各單位要把“一打三反 ”推向高潮，需借用這批活靶子，連“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們“借去”鬥爭一通，就像一批就要報廢扔掉的東西最後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 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寫作班子“丁學雷”發表批判文章《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隨後三個月內，人民日報每隔半個 月便發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氣公司青年技術人員桑偉川寫了篇批駁文章，為周而復的這部小說辯護，結果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此後，全市各單位都向煤氣 公司“借斗”桑偉川，以教育在本單位部門的群眾。桑偉川前後被各單位游鬥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１１〕
                            
    貴 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一九七○年一月張貼了一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 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 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她被正式“逮捕”。從即日起她就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一天，強行給她鼻飼。五月十日，當局在 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二十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個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被拉到郊區野 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三十歲。〔１２〕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 文化的人是運動重點。譬如河南西平縣，“五至八月，集中全縣中、小學教師舉辦'一打三反學習班’，刑訊逼供，殘酷鬥爭，批鬥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盡四 人，拷打而死五人，殘八人。”山東沂水縣，在“一打三反”中將公辦學校的教師集中，搞了四個月，批鬥１７３人，處份８４人，三人自縊身亡。〔１３〕
                            
    上 海市革委會把幾年前幾個反張春橋的大學紅衛兵頭頭的案子重新翻出，定為“反革命集團”，六七、六八年間曾參與過炮打張春橋的學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 子。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聲稱“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中共中央委員徐景賢親自拼湊該集團的《罪行材料》，親自寫按語，不惜工本印了二十萬冊。市委 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的學生。這個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牽連，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三人被逼 瘋。〔１４〕
                            
   “一打三反”規模極大。譬如江蘇泰興縣，“一千四百餘名幹部群眾被關押、批鬥，嚴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陝西戶縣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 ”處理４８３人。〔１５〕河南安陽市郊區揪斗２３９２人。河北邢臺縣“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１６〕全國在“一打三反”種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萬人。
                        
◇　山西的“中國共產主義聯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對“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簡稱“共聯”）的刑事判決書：最高指示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刑事判決書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特依法判決如下：

    一、首犯徐關增，男，三十二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縣人……
    二、首犯王汝強，男，三十五歲，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學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國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
    四、主犯劉世廣，男，三十六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山東省昌邑縣人……〔１７〕
    十三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餘十三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為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裡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他們的人生經歷難以一一追蹤，人們僅對任大熊、劉世廣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 大熊：一九五七年時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裡 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一九七○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布破獲一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 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一舉槍決十三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一。

    劉世廣：五七年反右時為清華大學學 生。被打成右派後，於一九五八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合併的策劃人 之一。當然也夠格做“主犯”了。（一九五七年整風時用筆名馬崎張貼大字報《還政於民》的馬維崎，以及寫《神•鬼•人》諷刺個人崇拜的孫寶琮，可能均罹難於 “一打三反”。）
                        
◇　寧夏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一九七○年二月，寧 夏省會銀川市“破獲了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一個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除吳述樟（銀川二中一九六八年畢業生）在《毛主席語 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算是“惡毒攻擊”外，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其中魯志立 （北京農業大學一九七○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是一篇討伐當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當局）禁止一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 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一部份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 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打倒法西斯！”
                            
    八 月的一天，人口僅三十萬的省會銀川市將近十萬人擠滿體育館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對“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的“公開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關押期 間觸電自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中的吳述森（寧夏大學畢業生）、吳述樟兄弟和魯志立三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余者分別被判無期和有期徒刑。受他們 牽連的東北工學院學生劉唯勇被判處三年徒刑後死於獄中。〔１８〕

◇　福建的“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 社農民謝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得政權時才十二歲，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一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 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幫人打鐵，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裡妻子離去，孩子餓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傳下來，龍巖的農民才有了一條活 路。
                            
    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一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文革初， 看到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更對劉少奇充滿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進行秘密串聯。讀過中學 的青年農民謝永祺一九六○年幾乎餓死，積極響應。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 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巖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 《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們又專門印發了《口號、呼籲書》：起來爭自由爭幸福！堅決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對統購統銷！擁護繳公糧，擁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幸福委員會萬歲！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劉主席萬歲！萬萬歲！
                            
    六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當 局從三月開始立案，成立偵破工作隊，“幸福會”卻幾乎成了半公開的組織，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着“ 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 “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 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公安人員問謝永祺為什麼“頑固”，謝回答：“不願做劉少奇的叛徒。”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十九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１９〕
                        
◇　形形色色的“現行反革命”

一、“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一 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監獄的反革命分子胡風，文革一開始即被送四川蘆山縣的勞改農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獄。一九七○年一月胡風因在報紙的空白處 寫詩，但報紙上有毛主席的畫像，胡風又成了“現反”。四川省革委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將他判了個無期徒刑。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時，他說過“哪裡能活一萬歲！”縣軍管會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斃了他。〔２０〕
                            
    一 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台”，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 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 月二十一日中 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着扎“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 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 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一雙姐妹也落了網。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 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２１〕
                            
    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曾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這算犯了“惡毒攻擊”罪。
                    
    青 海柴達木戈壁灘的３２１０８鑽井隊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人劉延德自辦油印的《中國工人報》，評說國家大事，於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澤東選集》書頁空白 處加批語、打問號，又偷聽“敵台”，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會鬥爭。大約因為其父是位高級幹部，被輕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來自四川出身平民 的青年，僅評論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位成員，又說過在甘肅見到光着屁股要飯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灘槍決，無人敢為他收屍，遺體餵了野狼。
                            
    七 ○年八月被槍決的寧夏銀川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吳述樟，最大的罪惡是：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 屁”二字。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在一九七○年寫了一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一 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為此他被判處死刑，慘遭殺害。〔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