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如何回憶：卞仲耘之死

送交者: 霧重重 2010年05月14日14:02:4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zt:兼聽則明，看宋彬彬如何回憶：卞仲耘之死 來源：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90449&sid=b858b1eafdf90ef0f579da8b1e693761 也談卞仲耘之死 馮敬蘭/劉進/宋彬彬/於羚/葉維麗 主持人 / 執筆： 馮敬蘭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受訪者： 劉 進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 宋彬彬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 於 羚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中五2班（五年制實驗班）學生 葉維麗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主持人開場白 兩年前，我去拜訪一位著名科學家。談話間，老人提起一件事：“我聽說有個附中，文革初期紅衛兵打死了女校長，那個頭頭後來上了天安門，受到毛的接見，他父 親後來還升了官。聽說這個事情後我非常氣憤。”我問：“您說的是不是師大女附中？”老人連說對對，就是這個學校。我說我正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據我了解，事 情不是這麼簡單。隨後，我講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況。老人說：“你為什麼不寫出來？大家都不說，文革的歷史會更混亂。” 或許正是這位老人的話，促成了我要做的這次訪談。 師大女附中建校於1917年，曾為平津、華北地區的一所著名女中。1949年5月9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與解放區來的華北育才中學（女生部） 合併，同年6月28日接管私立文華女中，9月27日正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六十年來，該校因擁有優質的教育資源，成為社會上層家庭的女孩首 選的中學之一。在歷屆學生中，黨政軍高級幹部、高級統戰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及社會名流的女兒占較大的比例。不過，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我出身不 好，幼年喪父（在運動中自殺），由寡母艱難帶大，沒有任何背景，完全是憑分數考進這所學校的。我們班45個學生，幹部之女不及三分之一。 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發起在海淀區的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高潮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四、六、八中這樣的男校。為什麼波瀾不驚的師大女附中反而成為四十年 間文革話題的一個中心呢？因為當年學校發生了兩個事件，一個是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在學生批鬥中死於非命，一個是8月18日高三學生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了紅 衛兵袖章，她又恰恰來自高幹家庭（其父宋任窮，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這兩個被認為具有標誌性的事件，頻頻出現在文革研究者和公共知識分子言說之中。 卞校長遇難已經44年，當年親歷那個慘痛事件的在校生，年紀最小的也年近花甲，高年級學生已六十開外。我相信，經歷過那一天的師生們，沒有誰會忘記當時的 狂熱、混亂、恐怖、震驚和慘痛。卞校長的遺屬王晶垚先生，多年來執著地堅守着控訴的權利，胡杰製作的電影《我雖死去》集中展示了王先生苦心收集的物證和資 料，當我看到幾個孩子跪在母親遺體旁的照片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近年來，師大女附中畢業生就“八五事件”寫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兩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屆高中生，高一3班學生王友琴（中國社會 科學院文學博士，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她在《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一書中，將《卞仲耘之死》置於首篇。該文以很長的篇幅描寫了卞 校長遇難的前前後後，文章強烈的批判色彩、明確的指控對象給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內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主要採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資料和觀點。另 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屆初中生、初三3班學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她於2006年7月在美國 發表了英文版的學術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機會在國內公開發表，僅在博客網站“二閒堂”上貼出。此文有100多個注釋，中文沒有譯出。上述兩個 版本的《卞仲耘之死》，從各自披露的細節到最後結論，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葉維麗從2002年開始調查。幾年來，她每年兩次回北京進行調研，以期尋找更多的目擊者與親歷者，包括當年工作組進校後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和多年來一直 被有關輿論窮追猛打的宋彬彬。 實際上，劉進也在2002年開始了她的調查，2007年退休後更是全力以赴。作為第一張大字報的發起人、工作組期間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八五事件”後部分 學生自發組織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她獨自或與宋彬彬（2003年回國）一道，走訪了當年在校的老師、同學共110人，其中包括“八五事件”的暴力受 害者、至今健在的校領導。她做了大量的筆錄和筆記，並將一份詳盡的回憶與調查，交給學校存檔。 於羚曾經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可以說是間接的知情者。我於1996年發表散文《記憶的瘡疤》，反思與追問“八五事件”，從2007年秋天開始介 入調查工作。我們五個人從2008年1月24日第一次會面至今，已就同一話題多次聚談，不斷地理清脈絡、提出質疑、矯正記憶、交換觀點。 作為女附中的學生，卞校長之死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理清歷史事件，讓親歷者反思，讓後人知曉，讓歷史銘記，是我們的責任。下面，圍繞“八五事件”我對四位 校友做的訪談中，將向社會披露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結果，向學界坦陳我們對“八五事件”的初步思考。同時，宋彬彬、劉進也將首次公開講述她們在文革中的經歷。 訪談要點 1、第一張大字報 2、工作組期間（運動的形式、學生反對工作組、批鬥校領導、鄧小平的指示、多數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3、後工作組時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血統論橫行、學生斗學生） 4、八五事件（卞校長遇難、向吳德匯報、成立文革籌委會） 5、紅衛兵和“八一八” 6、關於宋彬彬 1、第一張大字報 主持人：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課間響了，然後就是夏青在播送一個社論，我的感覺好像戰爭發生了，立即心 跳加速頭皮發緊。下課後，就在校園裡看見了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劉進，是你們寫的大字報，打破了校園平靜的空氣。為什麼你會成為第一個？ 劉進：也許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吧。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劉仰嶠，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工作，那裡是重災區。正上初中的我，親身感受了大饑荒，親 眼看見了什麼是一窮二白，也開始懂得什麼是責任。1964年春，我隨父母調動（劉仰嶠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轉學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級。乍來到北京， 又是上了一個女校，我覺得自己和學校的風氣有點格格不入，別人覺得我像農村來的，很土氣，而我覺得學校缺乏勞動教育，很多同學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顯的 “驕嬌二氣”，尤其是一些幹部之女，特殊化嚴重。高一時我曾寫過評論幹部子女“驕嬌二氣”的作文，高二、高三還在課堂上和老師辯論過，被老師批評為思想偏 激。那時，我一方面反對幹部子女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有捨我其誰的自來紅思想。我崇拜英雄，一心嚮往革命，要為人民服務，要做一顆黨的螺絲釘，有一種渴望戰 斗的強烈要求，這些在我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主持人：聽說你對自己有一種清教徒式的嚴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啞鈴操，在高教部家屬大院跑三圈，沖冷水澡後，6點多到校，再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 臥起坐、俯臥撐。每年11月入冬前從不穿襪子，下鄉勞動同學們挑50斤，你卻挑100斤等等，這都是直接針對“驕嬌二氣”的吧？ 劉進：是這樣，當時很多學生都以自覺鍛煉、自找苦吃為榮，我也一直堅持這樣做，並於1965年年底入黨。我在黨支部會上也給學校的教育提過意見。 1966年上半年，黨報不斷發表批判文章，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特別是毛主席關於“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 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指示，更讓我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一種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得到了強化。我們曾為沒有趕上戰爭年代，不能像父輩 那樣投身革命、獻身革命遺憾，後來又為學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均為著名男校）那樣開展“四清”運動而遺憾。當時，我們學生黨支部多次在一起分析形 勢，覺得終於有機會革命了。1966年5月，宋碩（時任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有個報告，我們認為是壓製革命的，和社論講的精神不一樣。黨支部的老師 說，我們應該按照黨的安排去做，要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所以儘管有意見，我們還是在黨內提出和討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早6點，我在鍛煉時聽到早間的新聞正在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現在 黨中央發出號召，支持我們了，說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看來在黨支部內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用大字報來公開表達。結果我連廣播都沒聽完，就跑去找住在同 院的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學生黨員。我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她說願意。我倆又跑到學校去找我的同班同 學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黨），她也支持我寫大字報。時間還早，很多學生都沒有到校呢，我們就開始寫大字報了。因為這些意見都爛熟於心， 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語，我用毛筆直接寫在報紙上，署名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然後貼了出去。過了這麼多年，大字報的題目和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 里是對學校不讓我們參加革命有意見，對宋碩的報告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但沒有針對具體的對象。據一些同學回憶，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 們引向何處？”內容以問話為主，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胡志濤校長（女） 在《生活教育論》一書的《“八五”祭》裡提到過我們的大字報，她說“矛頭指向還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雲的。” 本來以為把意見提出來想辦法解決就行了，沒想到大字報貼出後，學校秩序大亂，同學都無心上課了，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樣。我們也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黨 支部擔心影響擴大，當天就把我們三人隔離到階梯教室，告誡我們這麼做很危險，將要滑到右派學生的泥潭。他們苦口婆心地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希望我們 認清形勢檢討錯誤。我們對此很不理解，廣播裡都肯定了大字報，說明這就是黨的號召，為什麼我們給學校貼大字報就成反黨行為了？那天在階梯教室內外始終圍着 很多老師和學生，可以說是群情激憤，既有指責也有同情。 2、工作組進校期間 主持人：我記得你們受到了“圍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組進校，動作很快，應該和鄧榕有關吧，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她回家一說，立即會引起她父親 的關注。 劉進：我想是這樣。6月3日晚飯後，胡啟立（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帶領團中央幹部張世棟、馬嫻華來到學校，被一個同學直接帶到階梯教室。他們當場宣布說我 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讓我們的心情特別激動。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胡啟立是西城區中學運動的負 責人。歡迎大會上，胡啟立、張世棟、胡志濤校長都講了話，胡校長還傳達了前一天李雪峰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報告。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 會，教師代表二人，數學老師李松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我是學生代表 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當天宣布複課，恢復正常秩序。所謂複課，就是學生每天在教室里讀報紙、學社論，上下課鈴照常響。老師不教課了，組織起來也是學 社論。工作組的指導思想是讓運動有序進行，先揭發，再慢慢梳理，找出問題的重點。 由於時間久遠，我也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對很多事情的具體時間和內容都記不清了。幸運的是，在近年的調查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同學的幫助。特別是高二2班一 位同學把她當時的一本筆記借給了我，筆記從1965年一直記到1966年工作組撤走，記的基本是學校的事情，包括校領導和工作組在全校的講話，非常珍貴。 後面我要講到的很多具體情況，依據的均是這本筆記。 主持人：工作組進校後，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不知道核心小組怎樣來的，同學們私下議論，我 也說了“應該選舉、不能自封”之類的話，成為後來我在班裡被孤立被鬥爭的罪行之一。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劉進：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 “工作組把我們引向何方？”認為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方式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不一樣，阻礙了運動。面對學生“為什麼還不召開揭批校領導大會”的質問，工 作組組長張世棟老師在當天的廣播中說，“現在轉入重點批判的條件還不成熟……仍要進行廣泛的、普遍的揭發”，同時他檢討了自己有“怕亂”思想，“還不夠放 手”，表示歡迎繼續提意見。 大字報貼出後，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辯論，當晚學生自發聚在大操場宿舍樓的高台前辯論，我班同學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說工作組壓制了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把 學校運動搞得很冷清。工作組希望同學們不要再辯論了，辯論非但沒有停止，又出現了學生斗學生。一是批判圍攻反工作組的少數派學生，二是鬥爭所謂出身不好、 有問題的學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12個同學，分別給帶上各種“帽子”，羞辱、體罰她們。6月20日全校開會，我代表學生代表會 講話，講了三點意見（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學的筆記）：“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鬥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 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 張世棟老師做了補充，向全校提出了“邊學、邊議、邊揭、邊批”的要求，說現在不適宜把重點集中在某一個校領導身上，還需要廣泛的揭發、批判和集中材料。6 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並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 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面，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6月22日揭批會繼續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 發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葉維麗：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鬥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 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係。卞仲耘後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那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8月初就不再 是這個情況了。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黨的工作，日常教學工作由胡志濤副校長主持，普通學生對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別是集中到 “生活作風”上，使大家在情緒上對她反感。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後不久，袁淑娥就經常來學校活動了。批鬥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着兒子和母親來沖了會場。她手裡還 拿着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說卞 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憤，喊起了口號，場面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拿着練體操的木槍押着校 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生了嘔吐。袁的發言大概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 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一個說卞有生活作風問題，一個說卞是假黨 員，好像兩顆重磅炸彈，在學生中激起的憤怒可想而知。 面對突發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學的筆記上，記着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布：“我們 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後，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並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 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袁淑娥此後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 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主持人：袁淑娥為什麼這樣恨卞校長，她們的關係很複雜嗎？於羚，你曾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也見過袁寫的“萬言書”，請給我們講講。 於羚：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業到女附 中的意願，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 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沒有答應她。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 言的揭發信，複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文革開始後，袁淑娥的控告信轉到工作組手上。工作組原本對卞校長的態度比較溫和，認為批鬥卞的材料還不夠充分。後來，在6月21日、22日的批鬥會上，工 作組的態度有了轉變，沒有阻止袁上台哭訴、煽動學生的行為。胡志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鬥會十分不滿，為此還質問過工作組。她曾表示，卞仲耘儘管有這 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作風上沒有問題。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後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王 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 主持人：當時，全社會都處於喪失理智的瘋狂中，任何人想挾私報復他人，只要他有“資格”，譬如紅五類出身或符合別的什麼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劉進：幾年前我在胡杰的電影裡看見了貼在卞家的大字報，語言粗暴惡毒，畫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學了解情況，證實是袁領着學生去卞家干的。 兩天鬥爭會後學校恢復常態，繼續維持着原來的運動節奏，寫大字報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學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 “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內容涉及雖多，卻不再具有轟動效應。她們多數時間不到學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或去海淀區的中學活動。梁的父親在空軍 任職，支持她們的行動，因而她們更加堅定，不怕被孤立，覺得很光榮。18人全部是高中學生，有我班四、五個同學。7月初，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 “紅旗”。清華附中卜大華記得，在7月19日軍訓前，女附中“紅旗”去過他們學校多次。 6•27大字報貼出後，工作組分別找參與的同學談心，如果是幹部之女或者軍隊幹部之女，就通過組織找家長，讓家長做女兒的工作。6月底，兩個高一學生上交 了蒯大富給她們的信，信里分析了形勢，反覆說如果工作組是不革命的、拖後腿的，革命左派就可以奪他們的權，把他們趕走。 主持人：海淀區以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為代表，反校領導的學生，後來又反工作組，一路造反下去，並有“理論建樹”，一論再論三論什麼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 明確。你們反了校領導卻成為工作組的依靠對象，而工作組對校領導的態度起初是曖昧的，後來是猶豫不決的。你們回歸“主流”，成為反工作組同學的對立面及多 數派的代表，這種異常是否與鄧小平的支持有關？請你們談談去鄧家匯報的情況。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裡，在場的只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 報，胡啟立補充。 主持人：為什麼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於工作關係，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後，由我父親主持工 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沖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麼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 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 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後期都要 排隊。 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淀區中學已經有了紅衛兵這種學生組織，處於地下狀態。鄧強調一定要由黨、團組 織來取代類似紅衛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里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學生會裡面，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 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儘快恢復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 本事的，要儘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秀。 宋彬彬：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 志濤等有些什麼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後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裡有那麼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麼 多，我們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原來聽說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結束，聽了鄧的講話覺得他想儘快結束。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干 部用給幹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幹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面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 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主持人：記得當時上升到了“反奪權”的高度。我原本在班裡很不起眼，也沒有反工作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來揭發批判。我的主要問題是，想奪權 （說了核心小組是自封的）、仇視幹部子弟（背後議論說過壞話）、仇視黨的階級路線。運動積極分子還可“火線入團”。看樣子都是工作組執行鄧小平指示的具體 行動。 劉進：連續三次辯論會後，學校開始部署下一個任務：老師集訓和學生軍訓。把大多數學生集中起來赴邢臺軍訓，把全體老師集中起來在“馬神廟小學”集訓，同時 還把不符合軍訓條件的少數“有問題”的學生送到郊區勞動。然後就準備複課了。胡校長在《“八五”祭》中寫了集訓的情況：“7月20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 和全體教職員弄到白堆子馬神廟小學集中學習，不許回家。由學生代表主持會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樓’，實際是人人過關。”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 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 葉維麗：當時是“兵分三路”：少數骨幹學生參與在馬神廟對教師的集訓，少數“有問題”的學生去郊區勞動，大部分學生去邢臺軍訓。軍訓是突然結束的，為慶祝 八一建軍節開的聯歡會臨時改成了歡送會。軍訓期間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長關心學生，沒有人因為出身問題受歧視。突然結束軍訓，說走就走，同學們都很驚 訝，有的人還哭了。 劉進：帶隊軍訓的工作組副組長王潤芝老師也很驚訝，她說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連她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學生代表會副主席尹斐也去軍訓了，在回 北京的火車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心裡惴惴不安。軍訓的大隊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潤芝老師領着學生從火車站走回學校，一看校門口、校園裡， 到處亂七八糟貼着對聯，王老師完全懵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麼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面目皆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的，“老子 英雄兒好漢”，對聯給人的衝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並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布工作組撤消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 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主持人：我們“壞學生”下鄉勞動比軍訓的大隊人馬回來得早。學校的氣氛已經有些恐怖和驚悚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心虛。當時宿舍樓大門口貼的對聯（老子英 雄兒好漢 /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歷來如此）特別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報也是“自來紅們站起來”之類，宿舍樓還貼了一長溜譚力夫的講話，通篇是講解那個對聯，我一直以為對聯 是他發明的，後來看印紅標的書，才知道最早出於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 葉維麗：從毛澤東的部署來看，對聯的出現大概給他攪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將火力集中在上層劉鄧等人的路線上。但對聯在學生群體中，特別是中學生中產生的 影響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它不但動員了出身“紅五類”（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的人，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當仁不讓的革命後代，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導致了一些人在後來的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並且嚴重地分化了學生群體，讓大多數非“紅五類”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類”（即地主、 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學更是人人自危。這樣一種狀況對理解“八五”當天不同“身份”學生的表現至為重要。 劉進：在軍訓同學回來之前，開了兩個大會。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召開撤工作組的大會，毛主席一出來，掌聲雷動。劉鄧說老革命遇見新問題就是那一次。究竟發 生了什麼？誰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制群眾起來革命，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把7月29日的領導講 話錄音放了一遍，隨後就宣布工作組撤出師大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主持人：學校三級組織的最高一級——工作組因方向路線錯誤被撤消了，師生代表會因此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法性。看來學校再次產生了“權力真空”，這是最危 險的時期。 3、後工作組時期 主持人：從工作組撤走到“八五”之前這個禮拜，對聯出現，讓血統論登峰造極，成為最矚目的事。學生分成了“紅五類”和“黑五類”，處於兩者之間的，也沒什 麼光彩。還有什麼事發生？ 劉進： 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當時校園裡除了對聯還有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才兩三天，就有學生跑到團中央去揪斗工作組的張世棟、馬嫻華，把他們押回學校關了十幾天，要求他們 揭發問題。據王潤芝老師回憶，8月5日當天，還有學生對張世棟和馬嫻華說：“不老實交待，卞仲耘就是你們的下場！”也有現場目擊的同學證實，揪斗校領導的 過程中，張世棟也被勒令旁觀，說你不老實交待，也是這個下場。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學證實，在“八五”現場張世棟、馬嫻華受到威嚇。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成立宣言，我親眼看到，紅紙黑字，很顯眼，貼在大食堂旁邊的板報欄上，題目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宣言”，不僅綱領明確，還有 幾條組織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重在階級表現”的路線，非紅五類家庭出身只要表現好，也可以申請加入。在對聯的氣勢壓倒一切時，我對 這個印象特別深，心裡有瞬間一熱的感覺。當時校園裡比較冷清，大批去軍訓的同學還沒回來。 劉進：工作組撤走後，多數學生還是習慣性地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和辯論對聯。各班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 出身不好的同學已經失去了話語權。也有不少同學想來就來，不來就到別的學校去串聯。 主持人：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班裡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並沒散夥，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 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別的班不了解，我班還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號核心小組通知，第二天必須全體到校開班會。我以為又要鬥爭我呢，5號就躲在家 里沒去學校。午後兩個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到家裡找我，問我為什麼逃學？我假裝頭疼，後來跟着她們去了學校。那天上午我們班在“辯論”對聯的班會上，不少 同學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葉維麗：馮敬蘭關於核心小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這個問題上很敏感，因為作為“有問題”的學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權威。班核心小組不像校一級的師生代表會，不 是工作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組突然撤離後，班核心小組沒有受影響，反倒因為“對聯”而鼓了氣；又因為校級師生代表會有些“吃癟”，更在事實上加 強了班核心小組的權威。當時許多班級以辯論對聯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學，恐怕都與核心小組有關。8月5號高一3班斗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麼作 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裡，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着問下一步怎麼辦。到底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麼滿腔 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干，但是方向在哪裡？具體幹什麼？無所適從。學生代表會的人，當時的態度 已不一樣。 胡校長在《“八五”祭》裡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 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她說：“工作 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麼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 卞校長回家後的情況也有一些文字記載。總之，她們都覺得生命已沒有保障了。 主持人：這幾天學校里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面臨的危險迫近。 4、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裡，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 障。那位幹部只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 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着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 兩點鐘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 倫（1966屆高中生/高三1班學生）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着大操場游斗的。 主持人：當時你在哪裡，什麼時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面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 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個同學近年回憶說，8月5日下午，她和幾個同學在東樓原來總務處的辦公室睡覺，石油附中一男 生來找她，一進屋就說：“你們女校的學生怎麼比男生還厲害，正在操場打人呢！”她聽後趕快跑去找我們。聽她一說，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 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着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 是斗黑幫，我們說斗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斗，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游游，但不能打 人。那些同學沒有再表示異議，我們讓大家都散開，看到許多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我們也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裡，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裡拿着木棍子 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只要同學沖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 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呆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裡吐着白 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裡沒 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面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 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 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 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着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着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着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松 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 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主持人：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裡？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儘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 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只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 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 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麼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復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 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面向同學們說。於 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裡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主持人：我讀過現居海外的作家胡平寫的一篇文章，全文抄錄了那天早晨的廣播稿，大約百十來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文本，覺得很新鮮，但不知來歷。你們事先寫 過稿子嗎？ 劉進：沒有啊，我也是第一次聽說。事隔多年，我已不記得自己的原話了，但確實沒有寫過稿子。很多同學和老師都有不同的記憶，同一個班的學生因為處境不同， 記憶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訪梅樹民老師，他回憶說，當時他們在校辦工廠勞改，他和劉致平副校長在一起聽廣播，廣播中說再不許打人了，他們心裡才有了安 全感。有人記得，我說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這是違犯黨的政策的，以後不許再打人了。有人記得，我說過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一些同學就記住了一句： “死了就死了”。 我們覺得不能再這樣亂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學商量（多數是保工作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說這樣下去不行，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因為上邊 沒有領導，這個自發成立的組織就叫“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我當了主任，有十幾個副主任，各班還有聯絡員。我認為這是8月5日事件直 接導致的結果。 主持人：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游斗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裡少數同學發起揪斗校領導 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裡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斗 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游斗。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裡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 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 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 優秀學生，只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麼厲害，也不是沒 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只能看着。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游斗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着大操場集中對校領 導遊斗，接着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游斗和看押，但多數 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主持人：你們勸阻了兩次，卻沒有使她們停止游斗活動。難道因為她們以革命的名義，占據了“道德制高點”，才讓你們的勸說蒼白無力嗎？ 劉進：當時斗黑幫是革命行動，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站在對立面上制止她們游斗校領導，何況自己又是犯了錯誤的人，只能說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話，事態的發 展證明我們說話完全沒用。 從近年的調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對打人者進行過勸阻。在游斗中，胡校長爭辯說“我不是黑幫”，一個高個子學生說“我現在就讓你 變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潑在胡校長身上。圍觀的一個中五年級（五年制實驗班）同學立即上前阻止，說“斗黑幫也不能這麼斗啊！”有個同學勸阻不要體罰打人， 立即被回擊說，好久沒有斗黑幫了，今天斗黑幫有什麼不對？工作組在校的時候不讓斗黑幫，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可神氣了，我們鬥鬥黑幫有什麼不可以？高三 4班反過工作組的王亞力、李樂群等同學也勸阻過兩次，一次在廁所附近，一次在校園裡，看到圍觀的低年級同學都散了，她們就走了。她們也沒想到，老師們會被 換個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師勸學生，說他們（校領導）年齡都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幹這麼重的活了。這麼熱的天，他們肯定受不了，會出事兒的。有的學生 也這麼勸。這些勸說立即遭到激烈反駁，說你是保工作組的吧？你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我班有同學看到，梅樹民老師挨了一棍子，血立即從襯衫裡面流了下來。梅 老師自己也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學生用帶釘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釘子扎進肉里，拔出後都是血，染紅了襯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 中學生會主席，反工作組成員之一）到校比較晚，8月5日她沒來，聽說卞校長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驚和氣憤，當天就開始着手調查事情的經過。2006年我 曾問過她，她說調查後基本落實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學生為主。很多人是在表現自己，誰打得凶，誰的階級感情就深，覺悟就高。她還說，我調查了，你 們這些學生領袖那天下午在東二樓呆着，沒有人參與這件事情。 在調查中我還了解到，有兩個高二的同學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長，胡校長當時躺在床上，傷勢很重，見到她們非常高興。同年，她們和四中的幾個同學一起調查了 西城區36所中學的打人情況，還寫了調查報告。調查時，胡校長給了很大的幫助。 關於王先生出示的那個名單，我是從胡杰電影裡第一次看到的。名單是豎着寫的，右上是師大女附中，靠下並排寫着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後來，2008年在一個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說兇手就在裡面。有同學看見那個名單後，告訴我說是李松文老師寫的字，他教過她們班幾何，很熟悉他的 字體。於是我去找李老師，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我把那個複印的名單拿給他，請他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過了幾天，李老師打電話約我見面，詳細講了名單產生的前 因後果。他說，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帶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學校已經快6點了，聽說出了事他就跑到後院，有幾個學生堵着不讓他過去，當時他找趙桂英老師又找校 醫劉大夫等等，心裡很急。到了醫院，醫生不管救治，在場師生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執，大夫說要有學校證明才能搶救。當時已經很晚了，到哪裡去開證明、蓋公 章？李老師問大夫簽名做證行不行？醫生說，不能讓學生寫條子，學生一畢業就沒法找人了，要寫也是老師寫。於是，李松文老師在一張紙上豎着寫了校名師大女附 中，然後寫下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其他老師和很多學生。簽名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就問幾個高年級的學生，我把你們的名字寫上行不行？我們都說行，他就 把幾個認得的學生名字寫上了。他當時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個高二學生，李小琦、馬恬、王滿華，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師說，這是搶救以前我給大夫寫的名單，不知道怎麼到了王先生手裡，大概是醫院交給他的吧。還說：“那天你把名單給我看的時候，一看是我的字體，我 都愣了。回家後仔細回憶，記得是這個過程。卞去世以後，大約9、10點鐘，大多數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沒有去北京飯店。” 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學生，許多目擊者還能叫出她們的名字。我班有同學看到，劉致平副校長因為謝頂，頭上被貼了一張墨汁塗黑的紙，高一某學生命令他跪着，做 舉手投降狀，給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幾歲，算是年輕力壯的人，讓他挑土圍小操場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處。胡校長打掃操場附近的廁所，不少同學記得，她的 白襯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內褲。沒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摳廁所蓋子上的污物。卞校長被押到宿舍樓打掃衛生，我班同學看見 卞校長時，她已經晃晃悠悠站立不穩了，被一個初二學生使勁按下頭，逼她喝池子裡的髒水。那個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讓校領導圍着操場游 街，她對胡校長又推又搡，使勁按她的腦袋，胡校長就是不低頭，我清楚記得她的模樣和胡校長當時憤怒的表情。她們毆打和羞辱校領導的手段簡直令人髮指。 葉維麗：可是，卞校長死後至今沒有人站出來承認打過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腦子裡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這兩個人 做的一件事讓我記住了她們。文革開始後有一次工作組組織學生去教工宿舍參觀，看老師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經過教我們語文的王老師家，她不在，保姆正抱 着她的小孩在外面，當時我們班走在高一那個班的後面，我看見那兩個人竟然啐那個小孩兒。我當時特別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媽媽十惡不赦，小孩又有什麼罪？卞 校長死後，有人告訴我打人的學生中就有那兩個人，我一下子覺得特別可能。今天回過頭想，正是眾人的沉默助長了她們後來的惡行。 劉進：8月5日的暴力行為使卞校長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身心也受到嚴重傷害，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那樣慘重的後果。出事後我真是後悔死了，沒有果斷地拼全力 去制止暴力行為，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胡校長等老師。幾十年過去了，這種悔恨和負疚感絲毫沒有減弱。這也是我和宋彬彬為什麼要在60歲以後克服許多困 難、堅持調查學校文革事件的動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時，帶着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幾次登門看望過梅老師。有一次他問我：“我們挨斗時你們在哪裡？為什麼不來救我？”當時 這話對我的震動非常大，我鄭重地給梅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經多次溝通，他終於敞開心扉和我談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說：“為什麼你們不能一直呆在那兒，為 什麼要走開？如果是你們的父親，你們能走嗎？”我說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親我肯定不會走。他說你們都是學生黨員，是我們最信任的學生，在最關鍵的時候你 們在哪裡？我覺得梅老師對我提出的質問，也是大多數老師的質問。我非常感謝梅老師對我的批評，感謝他能告訴我當天的情況和他的感受。 葉維麗：你、我、宋彬彬和於羚咱們四個人一起去看過一次梅老師。我們進門時，我感到梅老師似乎不那麼歡迎我們，老師一般看到學生來都很高興，而他不是。當 時我走在後面，宋彬彬說了一句話，“我們當時真的很對不起老師們。”聲音不高，我聽見了。還有一句印象深的話是梅老師說的，他問你（劉進）和宋彬彬，“你 們當時在哪兒？”他反覆地問，老圍着這句話說，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你們曾是他精心培養的學生，在那天沒有“搭救”他和其他領導讓他心裡受到很深的傷害。我 很高興劉進這些年能和梅老師多次溝通，反覆交換意見，傾聽梅老師的心聲。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師，一進門看見他滿頭白髮的樣子，我心裡充滿愧疚，就說了對不起老師的話，這是發自內心的、一直想說的話。雖然8月5日事發當天，我 們也去勸說、阻止過，但是並沒有預想到事態的極端後果。想到卞校長被學生暴力毆打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老師們身心遭受重創，40多年來我一直非常痛心、愧 疚和懊悔。利用這個機會，我想再次表示對他們的歉意和追悔。 葉維麗：在該怎麼看劉進、宋彬彬她們這些師生代表會主要骨幹在“八五”當天表現的問題上，我反覆想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中去看，不應該不 顧歷史的制約去苛求，同時也不能大而化之，而應該很仔細地去考察。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況在8月初極端混亂的狀態下。 我覺得劉進、宋彬彬她們那天參與將卞校長送進醫院，堅持要醫院搶救，並和李松文老師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 定。她們在卞仲耘去世後連夜向上級匯報，也是負責任的態度。在問題方面，我覺得可以總結為八個字：勸阻無力，反應遲緩。“勸阻無力”是指在游斗校領導的過 程中她們曾幾次出面干預，但在客觀效果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她們是不可能質疑鬥爭校領導的“革命行動”的，只能說說“鬥爭是可以的，不 要打人”之類的話。吳德在他的口述回憶中說，有一位市委大學部的幹部遭到學生圍攻毆打，去解圍的人對學生說，要打死他先打死我，這樣才把人救下來。這種用 抗命的方式來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絕大多數鬥爭會上是沒有出現的，沒在女附中發生毫不奇怪。遇到當天那種場面，不要說是中學生，就是成年人，沒有相當的政治 經驗和擔當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瀾的。 我說的“反應遲緩”，指的是對卞仲耘的搶救行動遲緩。當然，根據卞倒下時的情形，就算及時送醫院也很可能是回天無力了，但這是另外的問題。我的估計是，卞 大約在4點多鐘倒下，大約7點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郵電醫院，這中間有至少兩個小時左右的耽擱。為什麼會有這麼長時間的耽擱？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 也問了這個問題。工作組倒台後，師生代表會是個“妾身不明”的機構，在阻止打人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當時瘋狂革命的氛圍中，她們說話“理不直，氣不壯”，勸 阻無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發，在救人的問題上，恐怕只有她們能出面了，你不管沒人管了。耽擱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送醫院，不能不說是“反應遲緩”。 我傾向相信劉進說的，你們在聽到人（卞）躺在垃圾車裡奄奄一息的消息時，馬上就行動了。但卞校長在後院躺了兩個小時之久，為什麼你們那麼遲才接到消息？這 個問題一直在我腦子裡。長時間的耽擱至少反映了人們的恐懼、退縮和對生命的漠視，因為當時很多人都看見了卞仲耘的慘狀。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不僅 因為校長被少數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參與打人的畢竟是少數，也因為大多數人的表現也會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譴責。就算你沒打人，你圍觀了，就是做了看客。 對生命的漠視是一代人的問題，我是這代人的一員，說這些話絕不僅僅是站在外面或高處去指責別人，它還包含着深深的自責。看胡杰的電影時我感到無地自容。第 一次見到王晶垚先生時，我給他寫了一句話：“做為女附中的學生，我感到有罪。”這是心裡話。 5、紅衛兵的成立和8·18 主持人：王友琴在書裡寫過：“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前面已說過，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澤東 主義紅衛兵”，前身是工作組在校期間的“紅旗”。工作組撤走後，主義兵成為學校的革命左派，但她們與“八五”事件毫無關係。“主義兵”作為一個組織，存在 了很長時間。我在1967年6月15日的日記里還有主義兵的記述，那時學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東方紅公社”，二是四三派“紅色造反團”，三是主義 兵，人數不多，還是那些同學，成為“老兵”的代表。 “紅衛兵”什麼時候出現，又什麼時候消散，與我沒有關係因而沒有任何印象，也不記得校園裡有過大批戴着紅袖章的人出沒。在我印象里，紅衛兵就是幹部子女的 別名。劉進，你和宋彬彬發起成立過紅衛兵這個組織嗎？如果發起，是在什麼時候？ 劉進：我和宋彬彬沒有發起、成立過叫“紅衛兵”的組織。我倆7月5日親耳聽到鄧小平關於制止紅衛兵等非法學生組織成立的談話，工作組撤走後，我們一直為自 己的錯誤而苦悶、迷茫，不可能搖身一變，就去帶頭組織“紅衛兵”。 關於“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葉維麗問過我多次，我始終說不上來。近幾年就這個問題，我幾乎是見誰問誰，至今無一人能說出紅衛兵成立的準確時間，但大 多記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一些老師的記憶也證明了這一點。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後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曾對我說，當時她看 到圍着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後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兵。 主持人：我在前面說過，我班8月5日上午開班會辯論對聯，我裝病沒來，8月6日下午給我“補課”。當時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坐在講台前面排列成長方形的課 桌上，其他同學坐在椅子上，她們居高臨下的氣勢非常壓人。我記得其中最激進的同學以及父親在軍界具有高職位的同學，並沒有人戴袖章、穿軍裝，最顯眼的裝束 是把褲腿挽到膝蓋上，根本不穿鞋，當時校園裡行為最張揚的學生幾乎都這樣。如果當時有了紅衛兵這個組織，有些學生會特別炫耀，因而給人留下印象。 劉進：關於紅衛兵成立的時間，根據調查我可以這樣判斷，是8月8日“籌委會”成立之後到8月18日之前的幾天裡，一哄而起的。在對聯製造的氛圍下誰可以當 誰不可以當，每個人心裡很清楚。當時中央正在開會，毛主席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消息透露出來以後，大家才覺得紅衛兵不是非法組織了，毛主席都支持了， 我們思想上才會接受紅衛兵。 宋彬彬：我記得女附中紅衛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調查的結果也證明這種說法最接近事實。女附中的紅衛兵很鬆散，沒有加入不加入這一說，你說自己是，只 要沒有人反對，你就是了。 葉維麗：紅衛兵的出現，在海淀、東城、西城是有時間差的。海淀區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紅衛兵起來後是否有軍方的背景，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在西城區譬如 四中和女附中，幹部子弟多為中央機關、國務院的背景，和劉、鄧的關係近。如果毛不表態支持紅衛兵，他們一般不會像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那樣自己起來組織。毛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8月1日寫的，傳到清華附中是8月2、3日，卜大華他們有回憶。當時的情況，每天的信息傳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紅衛兵的消息，我覺得 如果8月5日還沒有傳開，8月7日、8日應該已經傳開了。紅衛兵在清華附中成立的時候是有邊際的，因為它是一個地下的、青少年自發的組織，有成立的時間和 人員組成。後來紅衛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書裡（《動盪的青春》）說過，紅衛兵在城區實際上是一哄而起，特點是沒有準確的時間和組織邊際。女附中紅 衛兵成立的具體時間，至今沒人能具體說清，當然也沒有開過成立大會，沒有什麼宣言。 主持人：再說一說8·18那天的情況吧。是籌委會接到開會通知的嗎？ 劉進：是，我記得籌委會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說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我們決定以班為單位組織參加，沒有提具體條 件。因對聯的出現使血統論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況很不一樣。 當天即開始投入緊張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製作袖章和標語牌。那時很少有人戴袖章，為了集會，大家以各種方式趕製。8月17日，籌委會組織了各年級的一批積極 分子集中在學校大禮堂，把紅色橫幅、紅綢布撕開，再裁成窄條。兩位初中同學找來了毛體的“紅衛兵”三個字，其中“衛”是繁體字，高二一個同學用三合板刻了 模子，刷上墨汁印製，但洇得很厲害，出了不少廢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條。大多數紅布條來不及印字，就分發給各班了。 宋彬彬：因為時間緊，我們做的紅衛兵袖章很粗糙，我給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邊、黑字，並不是社會上後來流行的那種黃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個高二同學，她父 親當時已經被停職了。做了一夜袖章後，第二天她問小艾（初二學生）：“我能不能算紅衛兵？”小艾說：“你當然可以算了。”於是她覺得自己也是紅衛兵。 劉進：我們班的袖章是一個寫字特別好的同學在紅布上直接寫的，她還畫了一個葵花向陽的展板，表示“心向共產黨，心向毛主席”，準備8•18那天舉着去天安 門廣場，結果因為出身問題，班裡不讓她去，對她的打擊很大。 宋彬彬：這是2006年班裡同學聚會時我們才知道的，聽說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個同學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卻不能去，受了很深的傷害。 劉進：8•18那天凌晨3點多，由籌委會組織集合，從學校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大部分同學（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麼派別。隊伍到天安門廣場大概 是5點多鐘，大約7點多，聽到廣播通知，讓各校按名額去天安門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額是40個。作為學校的領隊，我對宋彬彬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 識的人多，你從各班挑40人帶隊過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還有什麼標準記不清了。調查中有人講是要穿軍裝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講是要個 子高的。各班怎麼挑選人，怎麼上的天安門，宋彬彬怎麼給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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