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斯·鮑爾（Max Bauer）、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這些璀璨的將星、德軍的精華，銷聲匿跡地來到了中國。他們以日爾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軍事領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猶如一柄柄深藏鞘內的利劍，隨時都會有驚人的一擊。
中德兩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國意識到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工業品、軍火的市場，中國所擁有的豐富的戰略物質------鎢、銻、錳等更是他們稱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蔣介石醉心於德國的軍事化、工業化、中央化，對領袖崇拜、個人獨裁有濃厚的興趣。他希望能從德國輸入軍隊的管理方法、先進的戰略戰法、戰鬥技能，尤其是讓那種“德意志精神”能灌輸到他麾下軍隊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內捍衛其統治、對外抵抗侵略。
德國軍事顧問於是就應運登場了。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安內”與“攘外”。幫助國民黨政府訓練軍隊、採購軍火、出謀劃策。“蔣桂大戰”、“中原大戰”、“五次圍剿紅軍”都有他們的身影。另一方面他們以高超的素質、踏實的工作、嚴謹的作風，在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鬥力、提高軍事素質和向現代化過渡方面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些對後來的抗戰也有巨大的影響，例如法肯豪森總顧問就擬訂過抗戰的總藍圖。“一·二八”抗戰中，德國顧問親手訓練的87、88師打得威風八面。而“八·一三”抗戰，更被日軍稱為“德國式的戰爭”。
馬克斯·鮑爾（Max Bauer）
蔣介石聘請的第一個德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
鮑爾是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炮兵專家。他頭腦精細，目光銳利。著名的興登堡計劃和總體戰的戰略構想都是出自他的頭腦。時任總參謀長的魯登道夫對他言聽計從。故有人比喻：魯登道夫是敲響德國戰鼓的大槌，而鮑爾是大槌手。他是炮兵專家，一戰中他發明的重炮出盡了風頭。柏林大學為此而授與他名譽博士學位。在參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失敗後，他浪跡於奧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蘇聯紅軍中也擔任過顧問。
1927年，他來到中國開始了他的顧問生涯。蔣介石與其關係融洽。鮑爾主張將軍政大權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闊斧手段剷除一切離心力量，進行一切加強中央權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對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和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價值的意見。這深得蔣的讚許。在“蔣桂戰爭”中，他居間調度，計劃周密得體，使蔣在軍事指揮上覺得異常輕鬆。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對其死因有一種傳聞：由於他在“蔣桂戰爭”中，一直建議蔣對桂系除惡必盡，因而遭到西南實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會中被下毒而死。）鮑爾來華時間不長，但他組建了顧問團，創立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規劃了工作方向，為未來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
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
赫爾曼·克里拜爾是老牌納粹，這裡是一張他與啤酒館暴動“同志們”的合影照片。左起第4人就是克里拜爾，第5人是魯登道夫，第6人是希特勒，右起第2人是羅姆。
鮑爾推薦的繼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館政變的共同參與者和一起入獄者赫爾曼·克里拜爾。蔣對這位前八國聯軍的中尉並無好感。雙方在作戰的戰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蔣認為內戰中軍事和政治並重，實力和陰謀並重。而克里拜爾則對蔣“炮彈”、“銀彈”甚至“肉彈”齊上的手法很為鄙視，認為勝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遠不如鮑爾，很難服眾。因此一直同國民黨官方和顧問團內部關繫緊張。雖然在軍事指揮上，他也稱得上兢兢業業，在“中原大戰”中親赴前線籌劃布防，協助蔣擬訂作戰計劃，但1930年5月終被換馬。
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
前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喬治.·魏采爾接任顧問團第三任總顧問。這位一戰名將，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作戰方面是對蔣幫助最大的一個顧問。“中原大戰”、圍剿紅軍、“一·二八”抗戰他都出力頗多。整軍建軍方面他也有所建樹。
“中原大戰”反蔣軍70萬之眾，兵分四路-----津浦、隴海與魯西南、平漢、湖南，來勢洶洶。魏采爾指揮若定，攻敵之必救，將焦點鎖定在平漢、隴海戰場。在平漢戰場上以雜牌軍和空軍牽制反蔣軍。尤值得一提的是空軍，在德國顧問的調教下，空地協同作戰初具威力。德國顧問要求很嚴格，規定空軍在陸軍發動進攻以前，必須全力轟炸對方陣地。在發起攻擊後，部分飛機必須在陣地上空掩護陸軍的迅速攻擊，晚上才允許返航。馮玉祥部第八方面軍總司令樊鍾秀亦死於容克式飛機的轟炸中。反蔣軍不得不從主戰場抽調兵力。在隴海主戰場上，蔣軍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裝備、訓練的教一師、教二師、十一師很是發揮了戰力。如教二師被西北軍勇將吉鴻昌重兵被圍在管村，面對以勇猛善戰、吃苦耐勞而勇冠各軍之首的西北軍，教二師的火力配備、防禦組織相當出色，令陣地前屍橫遍野，吉鴻昌虎目流淚。整個大戰期間，德國顧問不顧生死，穿梭於前線。魏采爾更是下榻於蔣的專列上，蔣的每個決策無不先諮詢在先。蔣對其的忠誠、勇敢、勤勉，甚為嘉許，給予了“功不可沒”的評語。
在對紅軍的圍剿中，魏采爾也積極出謀劃策，給紅軍造成了相當的危害。如第三次圍剿，蔣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僅過一個月後，乘紅軍分散各地之時，閃電般地驅軍長入，從各角度直切蘇區腹地，占領了廣昌及前二次圍剿從未染指的寧都，一時氣焰囂張，紅軍暫時陷入被動。但英勇的朱毛紅軍最後仍贏得了勝利。毛澤東主席後來評價到這是“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朱毛手握指南針親自帶領部隊穿插前進，這在以往和後來的行軍中，如此緊張慎重是決無僅有的。
“八·一三”抗戰中, 德式樣板師第五軍所轄87、88師，全部投入戰鬥，重創日軍。如“廟行大捷”，日軍精銳之第九師團、米久留師團受重挫，遺屍三四千具。讓我們看看日方的評論。日方斷定他們遇到了德國顧問訓練的樣板師。在前線觀察家發回國內的報道中稱：“德國人在公然違背‘凡爾塞和約’，但必須承認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滬戰中支那軍隊的表現已說明，他們在戰爭理論和戰術運用方面，已接近了戰爭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窺出平時訓練的有素。自動武器的配備率也普遍高於國內其他的部隊，這是一個可怕的趨向。”蔣在給張治中（時任第五軍軍長）的電報中也讚譽到：“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第五軍的聲價由此大增，為以後廁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礎。 魏采爾對軍事教育的加強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後協助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在教學上，屏棄了過分拘泥的日式成法，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的德國典範令。培養了大量的人才，為特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在他的大力倡導下，陸軍的合成化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騎兵部隊初見雛形。大量的特種兵器材列入採購計劃。他的整軍建軍計劃，雖然加強了蔣的反共實力，但也充實了中國的國防力量。
儘管他對蔣幫了不少忙，但蔣與他關係一般。他對蔣手下的軍隊批評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氣，激動時指手劃腳，為蔣所惡。德方的解釋是“頭腦不夠靈活，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所以與蔣交惡。1934年4月11日，他終於離職。 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漢斯.馮.塞克特將軍
接替他的是蔣最喜歡、最欽佩、在華待遇最高的、來華地位最高的德國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德方評價說，在他來華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本人的影響達到了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華期間，不僅擔任總顧問，還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職務：“委員長委託人”------即蔣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蔣與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首腦談話，地位僅次於蔣。軍政部長、陸軍訓練總監等高級官員，也須親自到蔣的官邸向他請教。而且規定每周二、五上午，10時---12時，還需事前登記，過時不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虛名。在德軍中，人們把他和傳奇人物毛奇、史里芬並舉。認為毛奇從最基本點鑄造了德國現代戰爭的模型，並奠定了指揮原則。史里芬展望並設計了宏偉的計劃，給德國帶來了無比的光榮。而塞克特則在一戰的灰燼中，嘔心瀝血重建了德國陸軍。建立起了森嚴的小型軍事武裝，其中每一分子和細胞的安排極近完善與充實，一旦時機適當即可無限制地擴充。他把每個士兵訓練成可領導和指揮作戰的骨幹，每個軍官培養成未來的統帥。在瀕臨滅亡中保存了火種，故被譽為“國防軍之父”、“國防軍的傑出締造者”。
他給蔣的幫助主要不是在軍事指揮上，而在德國的軍國主義的建軍方針和思想。他明確地提出所謂的“中國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一、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二、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三、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他專門使蔣認識軍事強權在國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堅強的、一心一德的領導”，聲稱只有這種一元化的領導才能夠“對涉及經濟、財政，首先是民眾教育與宣傳等每一項國家措施加以通盤考慮。”這使崇尚鐵腕和獨裁的蔣有了頓開茅塞的感覺。
在整軍建軍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財力，儘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範軍。先編成6—8個師，然後擴展到18個師（約30萬人）。此外在幫助中國發展軍火工業，開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無奈繁重的事務使他精力不支，臥病在榻。1935年，蔣只能依依不捨地送別他回德修養。臨行時，他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