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選駿

一、謬種流傳

據2010年6月16日韓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近日向韓國外交官贈送一段蘇東坡的文字，引起了各方揣測。有人認為，中國可能以此表達對“天安”艦沉沒事件的立場。這段文字是蘇東坡《留侯論》的一部分。內容是“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雖然是一件個人的贈禮，但也由此引來了不少揣測，認為是中國方面在間接地表示對“天安”艦的立場：中國反對斷定朝鮮是肇事者，因此所持立場是，不能採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對朝決議案，即使是主席聲明，也不同意“點名”或“譴責”朝鮮。韓國認為，在“天安”艦事件已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的情況下，中國的態度會左右今後應對措施的方向和力度。

這段新聞不明不白地援引蘇軾的《留侯論》，本來可謂斷章取義，與兩韓爭端可以說是毫不搭界。但崔天凱作為中國堂堂“上國”的外交部首長，應該不至於如此無知。

那麼他到底有些什麼深意呢？

我想來想去，如果這裡面還有些邏輯的話，那就是
崔天凱把金正日比作了秦始皇。金正日雖然和秦始皇無法相提並論，但他剛剛爆炸了核武器幾件，又勇敢擊沉了韓國的“天安艦”，這艦竟然還和中國的象徵“天安門”同名，看來金正日確實不是“無的放矢”……因此之故，崔天凱用張良的故事勸戒韓國人學習逃犯張良忍耐為上，也就把金正日抬高到了暴君秦始皇的高位了：不僅韓國人應該讓他金正日，就像張良逃避秦始皇的追捕那樣，就連“上國”也得怕小金幾分，因為當今中國領袖，就個人而言，無一人比得上小金之勇毅，猶如秦始皇那樣無所顧忌也。

二，《留侯論》誤國誤民

其實，崔天凱可能並也不明白蘇軾的《留侯論》本身就是有些問題的，例如奇正不分，把權宜之計當作百年大計，結果誤國誤民，演出了亡國之音，根本就不值得援引。尤其是把《留侯論》當作“國際禮物”，就更加顯得怪異。

說蘇軾的《留侯論》誤國誤民，不能不說到蘇軾當世的北宋局勢，而首先還得看一看《留侯論》的原文。

〔宋〕蘇軾：留侯論

　　【原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選自《四部叢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譯文】

　　古代所謂的豪傑之士，必定有超過常人的節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氣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寶劍跳起來，挺身去決鬥，這可談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稱“大勇”的人，當突然面臨意外時不驚慌失措，當無故受到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的抱負很大，而他們的志向又很遠。

　　張良從圯橋上老人的手裡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麼能斷定這位老人不是秦朝隱居的有識之士出來考驗張良的呢？觀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達自己意見的，都是聖人賢士相互間勸誡的道理。世人未加細察，以為他是鬼怪，這就不對了。而且，老人的用意並不在那本兵書上。當韓國滅亡的時候，秦國正強盛，用刀鋸、鼎鑊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無罪被殺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這時即使有孟賁、夏育再世，也無所施展。一個立法嚴厲、苛刻的政權，它銳利的鋒芒不能觸犯，而當它走到末路時就可以乘虛而入了。但張良卻忍不住憤恨之氣，憑藉一個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鐵椎的一擊來達到目的。當時，張良雖然死裡逃生，實在是已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真太危險了！擁有萬貫家財的富家子弟，決不肯死在盜賊的手裡。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身體寶貴，死在盜賊之手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人的傑出才幹，他不去規劃伊尹、周公那樣安邦定國的謀略，卻想出了荊軻、聶政那樣行刺的下策，完全因為僥倖才得以不死，這正是橋上那位老人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行為重重地刺激他，讓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後才可以去完成偉大的事業，所以說：“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袒露着身體，牽了羊去迎接。楚莊王說：“鄭國的國君能低聲下氣地對待我們，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於是就從鄭國撤兵。越王勾踐被困在會稽山，就投降吳國做吳王的臣妾，三年中絲毫沒有懈怠。如果只有報仇的志向，而沒有屈從忍耐的功夫，那不過是普通人的所謂剛強。那位老人，以為張良的才幹綽綽有餘，就擔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剛強銳利之氣，使他能夠忍受住小的憤怒而去完成遠大的計劃。為什麼要這樣呢？老人與張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卻命令他做僕人、婢妾的事情，而張良卻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責怪老人，這樣秦始皇當然不能使他驚怕，而項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觀察漢高祖劉邦所以取勝、而項羽所以失敗的原因，就在於能夠忍耐或不能忍耐。項羽正因為不能忍耐，所以雖然百戰百勝卻輕易出兵。高祖劉邦能夠忍耐，保存強大的兵力以等待項羽的衰亡，這是張良教會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占了齊地，想自立為王時，劉邦勃然大怒，並且顯露於言辭和臉色。由此看來，劉邦還有剛強而不能忍耐的盛氣，除了張良，又有誰能替他補正呢？

　　太史公司馬遷曾猜測張良一定是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漢，但實際上張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婦、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氣概並不相稱，所以我以為這就是張良所以為張良的特別之處啊！ （王興康） 

蘇軾的《留侯論》誤國誤民之處，在於它加劇了北宋的退縮苟安的性格，違反了“理論應該平衡實際”
的要則。也就是說，理論應該彌補實際的缺陷，而不是為實際的缺陷進行辯護。這也是“理論家”和“思想家”的區別：理論家總是為實際的缺陷進行辯護，是馬屁專家、御用文人，在曹營說曹營好，在漢營說漢營好；思想家總是對實際的缺陷進行批判，是挑刺專家、獨立燈塔，在曹營說曹營的不好，在漢營說漢營的不好。蘇軾的《留侯論》卻借古頌今，好像北宋皇帝像張良那樣英明；但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出，北宋皇帝受到了“靖康之恥”的懲罰；完全不像張良那樣能夠“豪傑亡秦”。

蘇軾的《留侯論》是典型的阿諛奉承。

三、為何說《留侯論》是亡國之音

蘇軾的《留侯論》不僅誤國誤民，是典型的阿諛奉承；而且還是亡國之音。

在我看來，反秦分子（類似現在的“反黨分子”）張良的自我克制的一面，雖然受到蘇軾的表揚，但那畢竟只是反抗者的權宜之計，類似野獸出擊之前的潛伏，而不是張良的全部。張良的主流或曰至少一半，還是陽剛的豪傑，具有荊軻那樣的氣質，敢於出擊，敢於造反，敢於刺殺人面獸心的最高統治者。

而北宋官僚蘇軾卻把張良的權宜之計總結成了一種人生態度，甚至變成了百年大計，這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張良這樣的人，絕不會面對暴政忍耐到底的，更不會成為順民，被蠻族乖乖牽到宰殺之地。

按照史實，張良這個人是具有兩面性的，他既有善於隱忍不發的一面，更有“擊秦博浪沙”的一面，而且是先有“擊秦博浪沙”的一面，失敗後迫不得已才隱忍不發的。但是蘇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不知也，是不論也。蘇軾為何一筆帶過張良刺殺秦始皇的壯舉？要知道這個壯舉，是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都沒有做過的“先覺行動”，本來值得大書特書，但是蘇軾為了論證自己的“留侯哲學”，竟然閹割了張良的源動力，而把他的權宜之計拿來大書特書。可見蘇軾的《留侯論》所呈現的，並非真的張良形象，而是蘇軾等北宋官僚的怯戰心態。蘇軾的《留侯論》其實是《怯戰論》，是北宋“文官政治”、“平民政治”的可悲寫照。北宋之“聯金攻遼”，南宋之“聯蒙伐金”，都是效法秦始皇“遠交近攻”的範例，但為何“畫虎不似反類犬”，反而加劇了自身的衰亡呢？無他也，《留侯論》的誤導作用也。

蘇軾這樣一來，不僅無法在自己的時代激勵“豪傑亡秦”的壯舉、鼓勵宋朝反抗北方民族的壓迫；反而只能誤國誤民，錯用陰柔，招來“靖康之恥”的橫禍。所以我們不難理解：蘇軾（1037—1101年）死後不過二十多年，奉行“留侯哲學”的北宋王朝就被北方蠻族連鍋端掉，兩個皇帝同時被捕，幾萬官紳變成俘虜，幾千後宮淪為性奴， 押解至東北的趙宋宗室人口上千——史稱“靖康之難”，史稱“靖康之難”，更被相傳岳飛所作的《滿江紅》稱為“靖康恥”。

蘇軾的《 留侯論》，的確堪稱“亡國之音”。

201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