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滑鐵盧：絕大多數志願軍戰俘拒絕遣返記

第一章 “解釋”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灣。”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灣。”

　　“父母養你容易嗎？你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灣。”

　　“你去台灣，你父母和全家人怎麼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養大的？”
　　……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鮮半島中立區。在印度軍隊管轄的“解釋”營地內，由志願軍派出的“解釋代表”，正在向拒絕遣返的志願軍戰俘進行“個別解釋”。這 里有幾十個“解釋帳篷”。每個帳篷里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他們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以下稱“中遣會”）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方 派一名觀察員。志願軍方面則有五、六個人在場。對一名戰俘進行“解釋”。

　　“解釋代表”們用超長時間對戰俘重複相同意思的話語。是當時“解釋帳篷”中多次出現的一景。據現場各方人員回憶，重複“父母等你回家”這個句型的最高 紀錄是三小時。那天有三個志願軍解釋代表在場。他們對着一個戰俘，或“獨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覆覆就是這幾句話。數小時的煎熬，使接受“ 解釋”的戰俘滲出了鼻血。單調頑固的語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國代表” 們也疲勞不堪。捷克與波蘭代表打起了瞌睡。後來，在場的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美軍上尉勞倫斯?菲尼根終無法忍受跳起來用漢語破口大罵：混蛋！這樣不行！雖然 菲尼根的行為違規，但主持“解釋”的印度主席聽完菲尼根的申辯後卻表示贊同他的意見。他下令中止了“解釋”。這位戰俘的磨難方告結束。

　　“解釋代表”們是從志願軍中選調的營以上政工幹部。其中有６３軍政委李呈瑞、１３９師政委賀明等。賀明於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 —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一書。此書是迄今為止中方關於志願軍戰俘解釋過程最詳盡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情況。但也和其他一些歸 國志願軍戰俘一樣，書中充滿了任意編造的“美蔣法西斯罪行”，卻隱瞞了他們一夥在周恩來李克農指揮下的所干的種種不光彩的勾當。真正欠下志願軍戰俘血債 的，正是他們。

　　作為志願軍里的政工幹部，這些解釋代表們早已熟知志願軍官兵們懷鄉思親的情感。他們過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壓制和批判這種情感，以防止官兵們因思念家 人而影響士氣。他們曾反覆教育官兵們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拋棄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等。然而今天他們的態度都轉了一個１８０ 度的彎，比任何人都需要這些“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他們只恐“個人主義的家庭包袱”不夠沉重，“反動的封建孝道”不夠威嚴。他們不厭其煩地幫助戰俘們想 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對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點壓垮戰俘們抗拒遣返的意志。

　　而反遣返志願軍戰俘們心裡很清楚，此時鬆口答應回國無異於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連累（已歸國的數千志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他們的判 斷正確）。但誰都會想家，誰都牽掛爹娘。眼前這一聲接一聲的“父母盼着你回家”象針一樣刺痛他們的心，令他們坐立不安。他們希望儘快結束這“解釋”。但主 持解釋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徵詢解釋代表的意見。只要解釋代表說他還沒有“解釋”完，戰俘就不能離開。

　　眼前這些“忽然愛爹娘”的解釋代表們，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覆要求志願軍官兵必須“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長們。戰俘們怎麼看怎麼覺得彆扭。他們實在不能適 應“我軍首長”這種閃電般的觀念大換位，腦子裡始終擺脫不了他們先前那些嚴肅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憊的戰俘帶着幾分懇求的態度對解釋代 表說：“我已經放下家庭包袱，徹底拋棄反動封建仁義孝道觀念了。這樣行了吧？”。這番話讓解釋代表心頭產生出什麼滋味，我想他們說不出口。畢竟親眼見到自 己長期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終於“結出了碩果”，他們還能說什麼呢？

　　
“破壞解釋”

　　一萬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遣返志願軍戰俘，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釋”。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時間破壞解釋”。但解釋營地是透明的場所。不但有各“中立國”代表，還有各國媒體的記者在場。在場的人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情況。

　　新華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釋營地。但實際上解釋營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選點不佳工作馬虎排雷不徹底等造成營地不合使用而耽誤了時間。中遣會拒絕中方 所建營地轉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說日子太逼近他們無法如期完工，於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於早日開始嗎？又不是。美軍日夜加班施 工，同時提議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來開始解釋。而美軍繼續完成餘下部分。這本來正合中方“強烈要求儘快開始”的主張，中方本應歡迎才 對。誰知中方卻出人預料地堅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後再開始。這一來把中方拖延的企圖暴露無遺。中遣會不願再拖，發表聲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中方這才 捏着鼻子開始了解釋。

　　解釋一開始，中方更把“積極爭取時間”的偽裝徹底拋開。志願軍各組解釋人員簡直就是在比賽誰更能拖。各國記者們每天統計單個戰俘的平均解釋時間。結果 是，最短的為七十五分鐘，最長的竟達到一百五十三分鐘。那份“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本來已通過高音喇叭向全體戰俘營區廣播過多次。每天被帶出營區 到解釋區接受解釋的戰俘們集中在等候區等候傳喚。而等候區旁邊也安着志願軍方面廣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戰俘廣播。按理說，“個別解釋”開始後完全可以不 必再讀這份文件。但解釋代表卻堅持要再宣讀。讀就讀吧。那文件總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讀兩分鐘即可讀完。但這些嘴頭功夫高強的志願軍政治幹部們竟能 顛來倒去把它讀到二十分鐘以上。

　　在解釋過程中，幾乎任何話語都可以被解釋代表N遍地重複。１１月４日，有位戰俘在解釋代表的追問下已經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灣”。但解釋代表仍 然在問“你到底要去哪裡？”。在場的各國人士誰也無法理解這位共軍政委到底犯了什麼病。戰俘們若開口反駁，解釋代表就說“不許你講話”。戰俘捂耳朵唱歌等 不聽解釋，解釋代表就揚言“你不聽，我就要講一天，講一個月”。當戰俘疲憊消沉下來，減少叫罵對抗的時候，解釋代表就認為“有希望”了。這一來更要拉長時 間“再接再勵”。此時帳篷外機動替補的解釋代表還會被追加進來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釋代表們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 點零零一的“希望”變成百分之百的成功。兩三個政委/教導員花幾個小時去做一個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絕無僅有的超級耐心案例。只是在 場的外軍人士感覺不太一樣。一位聯合國軍觀察員形容現場情形“有如幾頭禿鷹熱切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獵物”。

　　中立國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頻繁抗議解釋代表長時間折磨戰俘的不人道行為。多次以退席強行中止解釋。１１月４日，中遣會的主席蒂瑪雅將軍實在看不下眼，譴 責道：“簡直越來越不像話，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個帳篷里的疲勞解釋。但志願軍解釋代表毫無愧疚之意。他們振振有詞地辯稱：“解釋規則並沒有規定 時限”。“沒有規定時限”就等於可以無節制地糾纏折磨戰俘，這就他們的邏輯。至於這邏輯是否損害道義形象，他們不在乎。有位戰俘坐在那裡叫了整整一上午的 “回台灣”。臨到午飯時間時，解釋代表仍不情願放戰俘走，竟說他的“解釋”還沒完，要印方把戰俘看押起來，下午還要繼續“解釋”。

　　
為什麼要拖時間？

　　拖時間對中方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個別解釋”層面上，通過疲勞糾纏戰俘以提高戰俘的“被壓垮率”。二是在整體層面上，拖掉大量時間使得９０天的解釋期 不夠用，從而避免完成全體解釋。中方深知無論怎樣強力地解釋，也鮮有戰俘能被說動。因此全體解釋完的結果必定極難看，因此必須防止這種結果成為現實。保留 較大的“未經解釋”群體，無疑增大了可供他們任意解釋的空間。有了這樣一個“未知”的群體。中方永遠可以鋼牙鐵嘴地聲稱未經過解釋的戰俘群體中的“大多數 人是渴望回國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戰俘統統解釋完畢，面對着極低的“回收率”，他們就難以維持這類謊言了。

　　“長時間高強度” 的疲勞轟炸策略由中方負責人喬冠華親自布置。更高一層的決策者應該是李克農或者周恩來。１９５４年２月，喬冠華、杜平的朝語翻譯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過板門店分界線向聯軍投誠。他向世人公開了中朝方的一些幕後活動的情況。據他揭露，當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釋結果比預期還要糟糕時，喬冠華立 即召集會議向各解釋組施加壓力。喬要代表們在解釋中加強政治攻勢。特別要求在解釋中使用“台灣很快要解放”、“蔣幫就要完蛋”等一類帶有威脅性的用語去打 擊戰俘的信心。他同時要求各組把解釋時間拉長，可以拉長到四小時（！）以上。這些惡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參與密謀的波蘭和捷克代表的反對。他們指出“解放台 灣、消滅蔣匪”一類用語違反了解釋規則，會造成解釋代表被驅逐出場的後果。而部分志願軍解釋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贊成數小時解釋這種對他們說來非常吃力還 招人指責的做法。畢竟長時間折磨戰俘會引發戰俘激烈對抗、以及聯軍代表和中立國代表抗議等等反應，這些對解釋代表來說並非美好享受。但喬冠華一意孤行堅定 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釋代表則遭到喬的嚴厲批評，被責令作檢討。

　　在喬的壓力之下，各解釋組只好加大力度，不擇手段地威脅、哄騙和折磨戰俘。於是出現了上述連問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裡？”這種神經病式的“解釋”。 有個解釋代表越說越狠，剎不住車竟說出“台灣已經解放”的傻話來。被志願軍戰俘們及媒體界傳為笑談。隔了幾十年後，賀明對此出洋相的難堪感覺依然鮮明。他 專門在他的書中專門提起此事，並企圖以“翻譯搗鬼”來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譯搗鬼”只能影響洋人。現場聽解釋的志願軍戰俘也聽到了這句話，而他只懂得 中國話，與翻譯何干？

　　在整體層面上，中方早就清楚他們的“解釋”成功率不會高。中方對那一萬四千多志願軍戰俘的態度是很知情的。這是因為聯合國軍戰俘營本來就高度透明，加 上反遣返戰俘營內有數百個依照中方黨組織指示潛伏下來的特務，中方對反遣返戰俘營所掌握的情況可能比聯合國軍還細。因此中方早就清楚，這一萬四千多志願軍 戰俘除了幾百個事先潛伏的特務可以被用來表演一下“逃離虎口奔回祖國”的鬧劇外，剩下的人基本屬於鐵杆反遣返人士，能被解釋代表說動者寥寥無幾。如果完成 全體解釋，“回收率”少於百分之三是鐵定的。所以中方從一開頭就決定要讓解釋半途而廢。北京與開城之間斟酌討論的，只是何時廢怎樣廢比較有利而已。

　　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頭兩次解釋完全證實了中方得預感：第一次解釋５００人，只有１０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４３０人，９人願意回國。１９比 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個什麼趨勢，小學生也算得出來。各國媒體每天都有人在解釋營地觀察採訪。這使得戰俘的解釋過程成為一盤明棋。共產黨方能看出結 局，聯軍方面以及國際媒體當然也看得出。《紐約時報》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題為“紅色滑鐵盧”的文章指出：“共產黨勸說戰俘回國的努力持續得越久， 板門店附近的“解釋”帳篷區就越象是他們的滑鐵盧。在這裡他們正遭遇着最丟臉的失敗。”

　　更讓中方不好意思說的是上面那申請回歸的１９個人中有１２人是預潛伏在反遣返戰俘營里的中方特務。這些特務來到解釋帳篷後行為太彰顯太一律。讓各國人 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們往往一進帳篷先向解釋代表“首長”們敬禮，然後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務回來報到”的架勢。而且他們根本不聽解釋，一到帳 篷就申請歸國。更顯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現場控訴一番“美蔣罪行”。雖然字字血聲聲淚感情很強烈，但說詞太相似，讓人覺得有點像背誦同一本台詞。還有個別 特務同志走過場太急忘記完成規定動作，還被解釋代表叫住提醒一番。於是該同志趕緊回頭，摔帽子撕胸章再喊兩句“打倒美帝蔣匪”等等方才離去。各國代表看在 眼裡，笑在心裡。

　　
希望戰俘走錯門

　　極度的挫折使得解釋代表產生了一種可笑的心態。他們有時會盼望戰俘在離開帳篷時走錯門。每當解釋完畢時，印度主席手指着相應的門用英語宣布：“願意接 受遣返的，請從這個門離開，不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那個門離開”（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話有時被中方翻譯說成“願意回去的，請走這個門，不願意回去的，請走那個門” 。戰俘當然想“回去”，問題是“回哪裡去”。走錯門乃生死之別，反遣返戰俘不得不問 ：“我要回台灣。該走哪個門？”但印度主席與翻譯只重複原話。戰俘不得要領，急得大叫“要回台灣！”並請求在場的人告知。每到此時，志願軍解釋代表就高度 緊張起來，怒目緊盯各方，生怕有誰把真情告訴戰俘。此時如果誰把該走的門指給戰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馬蜂窩。解釋代表拍桌跳腳大發作，非要主席把該方人員 逐出現場。解釋代表之一的賀明，直到幾十年後仍然為此事恨猶未盡。在其書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狼狽為奸”，“逾越職權”等等。

　　實事求是說，按解釋規則，“去台灣”不屬於戰俘聽取解釋後的選項。所以在場人員不應該直接回答戰俘“要去台灣走哪個門”這種問題。但是違規應答有助於 戰俘做出符合自己意願的行動，而“守規”不答則包含着希望戰俘出錯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圖。後者的顯然不良。現場的聯合國軍的觀察員此時總願意冒着被逐 出帳篷的風險向戰俘指出正確的門。聯軍方面也在帳篷外預備了足量的替補觀察員，隨時遞補空缺。而志願軍解釋代表們真的是想維護規則嗎？根本不是。恰恰是解 釋代表們自己從來就不尊重那些規則。諸如“台灣要解放”，“蔣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論同樣違規。但他們每天都照說不誤。正如聯合國軍方面的評論所指出的那 樣：共產黨人總是踐踏所有規章，同時極力用比規章更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對方。志願軍方面此時此地苛刻地“維護規則”的背後其實是解釋代表們挫折後的不情願。 看到別人不喜歡自己，於是就巴望人家出錯吃苦頭，哪怕失足掉進自己的洞裡來也好。

　　據李春邦回憶，第一次解釋結果只有４人真正是被說服而申請回歸的。他的說法肯定了另外那６人是預潛伏的特務。喬冠華把結果上報北京（李春邦顯然不知道 喬冠華背後還有個李克農，以為喬直接和北京聯繫）後，北京指示說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應當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爭辯說，事情剛剛開始，現在就下結論為時 太早，朝方計劃繼續進行。從喬冠華在解釋開始時的動員講話中可以看出喬的態度仍然比較樂觀。後經喬向北京請示同意後解釋繼續進行。但是喬冠華們的努力始終 沒能扭轉局面。整個解釋期間，中方除“回收”了數百名特務外，真正經解釋而選擇回國的志願軍戰俘還不足百人。

　　跡象表明從１０月１７日第二次解釋過後中方就死了心。志願軍方面先停頓半個月不要求解釋。當然中方知道世界各國都在看共產黨的笑話。面對外界譏笑中方 “不敢繼續”的輿論，中方不能完全停止解釋。表面上還堅持着“積極要求繼續解釋”的態度。但他們的方針已經轉變，將整個戰俘問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控訴宣傳 活動。一方面經常藉故叫停以拖延時間；另方面在間隔一段時間後又突然“捲土重來”一下。同時更注重解釋對宣傳的服務。比較注重選擇中方特務密度較高的營區 進行解釋，以提高成功率。

　　
第二章 “反解釋”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總覺得綿羊猛於虎。

　　長期接受中方教育的中國人不太清楚中國軍隊對士兵實行鐵腕專政的內幕。在中方的宣傳中，解放軍的政委指導員僅僅做些“宣傳鼓動、思想教育”工作。大多 數人並不知道他們還會處決士兵。當然，在和平時期這類措施很少用。但在戰爭或者其他“對敵鬥爭”時期，“執行戰場紀律”、“公審”等殺人措施是共軍當局約 束部隊必不可少的手段。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嚴厲的鎮壓措施作後盾的話，共軍政治幹部們那些宣傳教育基本是無效的。解釋代表們都是志願軍里中、高級 政工幹部。他們很清楚，關鍵時刻最有效的說服教育方法還是殺人或嚴懲。

　　朝鮮戰爭中，中方以極端漠視人命的鐵腕將成百萬的中國青少年驅趕到戰場上去。志願軍部隊在寒冷飢餓骯髒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撐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員悲慘 死去。一上火線，當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闖火海”。整連整營的部隊瞬間傷亡大半，戰場上處處可見成片倒斃的中國人屍體。悲慘恐怖的環境致使大批志願軍士兵逃 亡。在火線上，經歷九死一生後，少數人抵達了戰俘營。在本方境內，還有大批士兵開小差當逃兵。志願軍總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憶錄中透露說，他甚至遠在中國的 丹東也看到了成群結夥的逃兵。而當時能夠返抵中國的逃兵僅是極少數僥倖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鮮境內逃亡。

　　中方軍隊向來以槍斃加恐嚇來制止逃兵現象。已有多位志願軍戰俘提起過部隊裡槍斃逃兵的案例。例如戰俘王遵銘回憶，志願軍12軍31師為了阻止士兵掉隊 開小差，先是警告士兵們說周圍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隊就會被土匪逮住殺掉。部隊並且有意槍殺了兩名逃兵並把他們的屍體擺在行軍路線上，旁邊掛一盞馬燈並貼上 “掉隊的後果”的告示以恐嚇其他士兵。另一位志願軍戰俘高文俊則敘述了兩個案例。一例發生在他所在的180師。有一名士兵故意開槍打傷自己的腳以圖逃避上 火線。結果他被處決，該連指導員也被撤職。還一例是他聽戰俘營中一位姓諸的戰俘所說的。諸說他們部隊裡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鄉村去當女婿。戰爭消耗了大部 份朝鮮的青壯男性，所以志願軍士兵很受當地婦女歡迎。志願軍各部隊經常突擊搜查周圍地區以抓回逃兵。他們部隊有一次捉獲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隊隨即召開 “公審大會”將他們當眾處決。

　　對中方來說，來到中立區“印度村”的這些反遣返戰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該槍斃。他們不但投降而且還進行反遣返活動。依照革命老傳統，對於這批人根本用不 着多廢話，把其中的一部份斃掉，其他人馬上就願意返回祖國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區里，這革命傳統被廢了。共軍政工幹部們既無鐵腕鎮壓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動 員回國就全看其貨真價實的“說服教育”功夫了。但他們那糟糕的成績單向各國證明：共軍政工幹部們最不能勝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說服人。

　　由於過去太過依賴專政鐵腕去“說服”士兵，共軍政工幹部們不很在意自己話語的可信性。他們沿用着冷漠生硬、居高臨下的教訓式語句，他們的論據充斥着各 類謊言。他們習慣於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黃而士兵在台下靜靜聆聽的場面，從不預期聽眾會當場挑剔和反駁。進入中立區後，他們顯然對失去專政鐵腕力量後形勢的嚴 重性存在誤判，因而這套黨式“說服教育”的惡習基本沒有得到任何調整。面對着不再畏懼的戰俘們，他們竟然繼續使用老一套的欺騙和恐嚇手段。那些以謊言和威 脅為基礎的演說不但徹底地失去了說服力，更加強了聽受者的鄙視與對立情緒。除了招致猛烈惡意的反擊之外他們不可能獲得別的結果。他們在“印度村”的慘敗， 其實是先天註定的。

　　
反遣返戰俘們的信心是逐漸加強的

　　反遣返戰俘們的身份首先是逃離惡政的受害者。對惡政的恐懼感始終存留在他們的心中。因此他們在一開始和志願軍代表們遭遇時是很低調的。1953年9月 11日，首批反遣返志願軍戰俘被移交給印度監管軍。這時的戰俘們心中充滿憂慮。他們首先感覺到的是營地離中朝軍隊大兵團那樣貼近。不遠處的山頭上共軍哨兵 的身影清晰可見。這些景象不可避免對他們形成強大的思想壓力。其次他們並不信任印度監管軍。他們早已了解印度在國際場合下對抗美英等西方國家，處處袒護中 方得種種事例。他們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總覺得印度軍隊遲早會與共軍合謀把他們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時見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證了他們心中不祥的 感覺：配備機關槍的印度軍隊戒備森嚴，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們從卡車上下來後便被印度兵圍住，然後一個一個地被帶往登記處，前後兩人相隔將近30米。他們 來到登記桌前登記，還要按手印，再被送進鐵絲網門。登記時搜查措施非常嚴密，刀具銳器盡被沒收。收音機也不許帶入。更讓戰俘們感到意外是的幾十個穿着整齊 的志願軍和人民軍軍官以及共方媒體記者也在現場。共軍“首長”們悠然地坐在鐵絲網後面，威嚴地掃瞄着每一個在他們面前經過的戰俘。共方媒體記者還前出到登 記桌前去抄錄戰俘的資料。此情此景使戰俘們心情十分沉重。大部份戰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帶進了營地。但少數戰俘把眼前的情景誤以為營地已由印軍和共軍“共管” 了，因此死活不肯入營。幾輛卡車上下來的戰俘緊緊抱在一起，說什麼也不分開。幸而印軍官兵態度和藹理性，持續耐心地勸說着。戰俘中年長持重者也過來幫助安 慰。他們方才接受了安排。

　　隨後幾天，入營的戰俘逐漸增多，人氣漸旺。各分隊戰俘每入一處營區後立即在裡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隨着旗幟成片迎風招展，營區反遣返的氣氛亦日漸升高。 後續來到的戰俘們見此情景也不再像頭幾批人那樣惶恐了。而已經入營的戰俘們也以唱歌、呼口號、鼓掌等形式歡迎他們。令他們的士氣振奮。一些戰俘主動挑戰在 現場觀察的共軍人員。斷斷續續的叫罵聲開始發出。原先悠然坐在鐵絲網後面觀察的共軍“首長”們坐不住了。臉上出現了難堪與不安的表情。緊接着石塊開始飛向 他們，隔着單層鐵絲網已經不安全了。於是印軍將他們請到距離較遠相隔兩層鐵絲網的地方繼續“觀察”。到了9月17日以後，現場形勢完全轉變為眾戰俘朝着共 軍人員“人人喊打”的局面。“雜種”！“王八蛋”！“不要臉”！“有種的給我進來” ！以及更加粗野的叫罵聲不絕於耳。共軍觀察人員退到了更遠的地方。即使這樣仍然很不安全。石塊如陣雨般飛向他們。狂怒的戰俘們一度匯成洶湧的人潮，猛烈地 壓向鐵絲網。大有擠破鐵絲網撲向共軍觀察人員的勢頭。使得印軍大為驚慌。

　　中央社記者林靜在現場目睹這一切，發回這樣一段報導：

　　“現在向匪徒怒罵和扔石頭已成為每天匪徒到場“參觀”時的必有節目，這一批傢伙硬着頭皮，由俄制吉普運來，一經過接近義士們營地的道路，便要挨罵挨石 頭下車走到指定的地方，因為距離遠，而且沾聯軍觀察員代表和記者團的光，石頭是扔不到了，挨罵是仍免不了，這些厚臉皮的匪徒，也只好當作沒聽見，陰沉沉的 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覺。

　　等到他們坐車離營時，熟悉他們必經道路的義士們，早在靠近的鐵絲網內，站好隊，也準備好石頭，車子過一部，石頭便如雨下，於是匪徒們的車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碼距離，一窠風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眾社美聯社記者共坐一部吉普。我們故意把車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車隊中匪徒抱頭鼠竄的狼狽樣子，又可憐又可恨，甚至連第一 輛坐着捷克波蘭兩中立國觀察員的小轎車頂上也噹噹作響，我等他們走後，向同車同業說：“你們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們把車子開得很慢，向義士們招招 手，馬上換來的是一片掌聲，我認為我應該把這件小事告訴台灣讀者，你們知道，這該是如何熱烈的同胞愛。“

　　
因為同根生，相煎特別急

　　中方的“解釋代表”從一開始就對戰俘們不懷好意。按照停戰協議，解釋並不是勸說戰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戰俘們回國。解釋是對那些想回國卻心存疑慮的 戰俘闡明“不迫害歸國戰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們的疑慮。但是共產黨的政策千條萬條，恰恰沒有“不迫害歸國戰俘”這一條。他們到這裡來“解釋”的目的，正是 要把戰俘弄回國去迫害。所以他們的“解釋”，就成了欺騙與威脅的同義語。

　　另一方面，畢竟是昔日“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反遣返戰俘們對中方的意圖也是明了的，對中方那一套洗腦戰術也是熟知的。戰俘中包括了大量志願軍幹部， 更使得他們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們深知中方的洗腦是嚴酷難纏的，絕不可掉以輕心。於是遠在解釋開始之前他們即開始了認認真真的準備。從濟州島到“印度 村”，反遣返戰俘營區里組織過多場模仿性的排練。以便讓戰俘們通過親身參與來熟悉環境並練習如何對付解釋代表。志願軍戰俘中人才濟濟。有些人扮演“中立國 ”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願軍里幹部扮演的“解釋代表”，更是神形皆備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時竟讓戰俘們忘記了是在練習，忍不住要上 前去揪打。直到周圍的人急忙高聲提醒方才醒悟。

　　志願軍解釋代表也太過輕視這些昔日戰友們的智力了。戰俘們離開家鄉的時間，充其量也就兩、三年。就這麼短的時間，也讓解釋代表們覺得有機可乘。他們還 像以前在部隊裡那樣任意糊弄人。毫不臉紅地吹噓起“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什麼“祖國農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機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 方能繞地球好幾圈”、“中國已經成為最大工業國”、“祖國醫學發明的人造眼給你裝上去，能看五十公尺遠”等等。這類拙劣欺騙本來就是導致志願軍戰俘厭惡中 方、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釋帳篷里來重演只能引發戰俘們更多的反感。

　　戰俘們的種種反擊手段，個性鮮明變化多樣。有的捂起耳朵不聽。有的用唱歌去壓制。有的提出針鋒相對的質問與反駁。更有人用粗野的叫罵去侮辱解釋代表。還有的則耐着性子耍弄解釋代表，他們很有興趣地問這問那讓解釋代表疲於“解釋”直到口乾舌燥主動叫停。

　　愛國主義是反遣返戰俘們對抗中方洗腦人員的強大武器。幾乎每個反遣返戰俘都能列舉中方勾結日寇、投靠蘇聯出賣民族利益的具體事例。而一旦訴諸民族主 義，中方在這裡是絕對的輸家。中方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馬列主義”，“蘇維埃”等等標記就是被痛罵的最方便起始點。而中方奴顏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醜態，更是 反遣返戰俘們全力討伐的靶子。解釋帳篷里經常爆發出“漢奸！賣國賊！俄國鬼子的走狗！毛澤東是斯大林的龜兒子！”等尖銳的叫罵聲。戰俘一旦開罵，解釋代表 總是顯得蒼白無力，灰頭土臉卻無言以對。

　　大部份戰俘是中國農民，堪稱學識淺陋。但因為不再畏懼中方的專政強權，他們居然也拉開架勢與昔日的“首長”辯論一番“主義”。解釋代表很不屑地問一個 滿身土氣的戰俘說：你也曉得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哪“三民”，你知道嗎？這戰俘果然答不出來。但他並不怕，因為他有着實實在在的理由藐視這位喝過墨水的前 首長。他沉思片刻說：“怎麼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飯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條。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這三條，你們共匪有嗎？”這現場自編的“三民”主義自然 是笑話，但這笑話所爆發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釋代表難以應對。因為這是戰俘以及廣大中國人民所經歷苦難的總結，是他發自內心追求。標準答案反倒不具備這等份 量。

　　還有位戰俘模仿解釋代表N遍重複話語的做法，不斷地用“回台灣”去干擾解釋代表的講話。叫一次就在心裡數一次數。叫到第137次時，解釋代表被他攪得 實在講不下去了，就賭氣地用“打台灣”與戰俘對攻。那戰俘一聽不對，立刻改口說“守台灣”。這樣一來一去又頂了19次。把在場的人都給逗笑了。

　　昔日“同條戰壕里的戰友”一旦反目成仇，惡意十倍以上地強烈。不僅粗野骯髒的叫罵之聲不絕於耳。兇狠的暴力攻擊更在解釋帳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 光、甩石頭、砸鞋底、頭撞腳踢、桌子翻凳子飛、拔下帳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釋帳篷絲毫不亞於角斗場。戰俘坐的凳子時常被當作兇器，印軍只得把它釘死在地面 上。每位戰俘在進入帳篷前要被徹底搜身。但仍有戰俘將小聽罐頭藏於袖口帶入。解釋代表，志願軍21師92團政治處幹事苗福金自述被一聽罐頭擊中手臂，後不 得不接受手術治療，至今留有傷疤。有時印軍不得不用三個甚至四個士兵控制一個有暴力行為的戰俘，費很大的力氣把戰俘按在椅子上聽取“解釋”。為了能夠接近 解釋代表以便行兇，一些戰俘偽裝消沉，低頭不語，搖頭嘆氣等等，故作“思想鬥爭很激烈”狀。同時還接受解釋代表扔過來的香煙等等。給解釋代表“有希望”的 感覺。然後趁着上前對火點煙或者其他接近解釋代表的機會突然出手猛打解釋代表或者把燃燒着的火柴或煙頭猛推向解釋代表的臉。很多解釋代表從未在戰場上受過 傷，卻在這裡被昔日的“戰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四濺。根據賀明的日記，僅10月17日一天，就發生了22起打傷解釋代表的事件。


女同志來了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輕女子出現在解釋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着戰俘。解釋代表熱情地向戰俘“解釋”道：根據祖國的新婚姻法，軍人最受到優待。凡回 國的志願軍戰士，政府都幫助組織新家庭，讓你過上美滿的生活云云。怕戰俘不信，他們還拿出登有歸國志願軍戰士接受姑娘們歡迎照片的畫報給戰俘看。在場的女 子居然也搭話附和，甚至說出“只要你回國，願意和你組成家庭”一類話語。遇此情景，反遣返戰俘們反應不一。有的痛罵她們賤貨不要臉，質問她們“你明天配給 誰？”有的則對她們耍流氓。一個戰俘邊罵邊當眾解開褲子侮辱她們。令帳篷內各國人士大驚失色。一些尚未聽取過解釋的戰俘們一聽說解釋帳篷里有姑娘就來了 勁。十幾個戰俘主動找到印度軍官要求聽取“解釋”。那時印度人正為動員困難而發愁，忽見有人主動申請前往，自然從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這些兵痞們來到解 釋帳篷後完全把解釋代表晾在一邊。眼睛直勾勾地鎖定女性“祖國親人”。嘴裡說着髒話，身體做着下流動作。解釋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從未見到如此猖狂惡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時被氣得眼前發黑渾身打顫。無奈手中沒有專政工具，眼睜睜地看着現行反革 命分子惡毒侮辱毛主席卻砸不下無產階級的鐵拳。生氣發作都無用，最終只得英雄氣短地宣布解釋完畢了事。誰知這些下流胚還沒有過足癮，第二天再度申請“聽解 釋”。因為解釋規則並沒有限制每個戰俘只能聽取一次解釋，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釋代表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高掛免戰牌堅決不許他們再進來。

　　根據歷史資料，中方並不輕易在公眾場合下出動女色。中方的外表總是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形象。雖然中方內部很腐敗，但其“腐敗權”是高度集中 的。毛澤東的糜爛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擁有最高腐敗特權，但別人不得模仿。毛澤東周圍的親信享有較大的腐敗權，但必須小於毛。再往下層腐敗權就收得更緊。到 了黨的基層，幹部群眾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幹活了。每當有外國人在場的時候，中方領導更要表現得無欲。毛澤東周恩來都極少攜夫人出訪或見外賓，更不要說其他各 級了。這次在解釋帳篷里竟當着多國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計，無疑是中方黨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分析起來有兩個原因：一是領導風格使然。朝鮮停戰談判中朝方的總 指揮是被毛澤東譽為“共產黨大特務”的李克農。中方文獻稱他為“我黨隱蔽戰線上進行特殊鬥爭的傑出領導人”。這“美人計”，應該就是克農同志比較擅長的“ 特殊鬥爭”手段之一。二是解釋營地形勢使然。大批的“我軍高級政治工作者”使盡渾身解數猛烈地工作卻不見效。轉化成功率始終低於百分之三，給黨造成嚴重損 害。克農同志心裡肯定急。不設法搞出好一點的成就來怎能對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尋常的點子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你抓起來！”

　　喪失鐵腕專政能力是共產黨幹部最大的不幸。在反遣返戰俘充滿敵意的對抗面前，解釋代表們每時每刻都痛感自己的無力，每時每刻都在內心強烈呼喚專政的威 權。有那麼幾次，極度的羞辱使得解釋代表忘記了場合與身份，那幾個在心中暴跳了許多次的詞語終於衝口而出：“你再搗亂我就把你抓起來！”、“我可以命令印 度部隊逮捕你！”。 雖然還是那決斷的口氣，還是那首長式的咆哮。卻不幸沒了專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脅，只是招來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罵。“首長”咆哮越凶，戰俘笑罵越狠。有個解 釋代表被搞得實在下不來台了，就纏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戰俘。那主席被搞得一頭霧水，表示愛莫能助。這可憐的解釋代表顯然氣昏了頭，忘記這 里是國際性的場合而不是“我軍”的大本營。印度軍隊雖然偏袒中方，但畢竟還做不到堅決聽從“黨指揮槍”的地步。印軍固然有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解釋代表人身安 全的義務。但印度主席所見的只是雙方的“言論”交鋒，沒有暴力傷害行為。他無法因為言論而拘押戰俘。他困惑地對解釋代表說：“他罵你是烏龜的兒子。這樣罵 人能惡到什麼程度呢？還是繼續你的解釋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這印度主席並不想取笑解釋代表。而是作為印度人，他無法體會身為“首長”的解釋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罵後那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超 級難受。糾纏許久，主席還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釋代表無計可施，只好悻悻然終止解釋，放那反遣返戰俘凱旋離去。

　　聯合國軍方面人員的確無法掩飾自己的心裡的高興。而觀戰的台灣記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記者評論道：“一場解釋下來，共匪工作人員的素質弱點全部暴露。 他們沒有掌握住義士們的心理。他們沒有在解釋詞令上下過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淺、粗暴、陰險、幼稚、無幽默感、無風度。我沒有見過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選出擔 負如此沉重的任務”。

　　對於志願軍解釋代表來說，明知戰俘不願回國，就早點放人過關。於人於己都有利。何苦死纏硬磨自討沒趣？鬼才相信中方熱愛這些戰俘，愛到了不惜“唾面自 干”也要把他們帶回國好好照顧的地步。歸國志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中方對他們沒有一絲誠意。《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人民軍志願軍聯合聲明》等 公開文件所載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諾根本沒有兌現。共產黨從來就是得騙且騙，騙過手再收拾你。從這些志願軍官兵拒絕送死而選擇被俘的時候起，中方當局就恨他們，一心只 想着怎樣控制和懲罰他們。這些解釋代表們就是中方迫害歸國戰俘的幫凶。他們努力地糾纏每個戰俘，只要有一絲可能就把他們搞回國關起門來修理。

　　在整個解釋期間，有近百位戰俘相信了解釋代表們謊言而申請回國。連同那些奉命事先潛伏待機然後表演“衝出虎口奔回祖國”鬧劇的特務人員共四百四十人返 回中國大陸。在他們前面回國的6千多戰俘絕大多數遭到中方的懲處。而他們這批人回國後的命運更加險惡。他們實際上自歸國後即渺無音訊、至今生死不明。不能 排除他們已被中方秘密處決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解釋代表們對這四百四十人負有不可開脫的罪責。作為中方高級幹部的賀明，當年參與了在中立區誘騙戰俘回國 的全過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許多人的姓名。1990年代他又專門就歸國志願軍戰俘遭遇進行過長達7年的調查，他理應知道這四百四十人的下 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沒有透露過這方面的情況。不但是賀明，眾多的其他解釋代表們也沒有人追蹤過這四百四十個人的下落。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戰俘們騙回 國，再以後這批戰俘是死是活完全不關他們的事。如今他們寫回憶文章，只是再再地大罵各種離奇的“美帝蔣匪”罪行。好像這樣就可以把自己虧欠戰俘的種種罪責 開脫乾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