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史考證與吳學研究

讀胡謙盈《三代都址考古紀實》

新購一冊《三代都址考古紀實》，由中國社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拜讀感觸良多。

      胡謙盈先生己過八十。1953年起即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歷任考古所山西隊、安陽隊、豐鎬隊和涇渭隊隊長，主持晉南、豫東商丘和涇渭地區的考古調查，著名的老一輩考古學家。是探索豐鎬都址、先周文化與先周歷史、常山下層文化、仰韶文化東莊村類型、寺窪文化的開拓者。胡先生的這本著作，以近四十年的實地考古，對先周歷史和西周早期歷史與文化的最權威論著。

    研究吳文化，研究早期吳國歷史和“泰伯奔吳”，過去的吳學界只從傳世史藉，乃至地方志書、家譜、傳說、推理出發，謬誤己深入人心。泰伯是文王的大伯父、武王的爺爺輩，史載的“讓王出走”當然是先周文化的南下。泰伯帶走的“中原先進文化”，先進到什麼程度，胡先生的書中可以找到。本文試以為之

    1、周祖后稷是後人虛構，后稷封邰的邰都查無實據。  

    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殷契母簡狄，為帝嚳次妃。(殷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周本紀)。”周始祖棄與殷始祖是同父異母兄弟，周、殷乃同祖同宗。可從現有考古發掘材料看，姬周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徵，與殷文化面貌的基本特徵是回然有別的，而且兩者的文化淵源也不相同。迄今發現的商文化遺址和先周文化遺址的分布區域，分屬中國分布在東、西不同地域的兩個不同淵源的古老民族，二者在族系上毫無聯繫。現有的考古材料也證明殷族歷史比周族歷史早數百年。所謂“殷祖契和周祖棄是同父異母兄弟的傳說”應屬虛構之事。

    姬周族系中比較明確而且可信的周族始祖，約略是生活在“戎狄之間的不窟，大致相當於盤庚遷殷或稍早時候的人，至於不窟之父后稷是屬於後人虛構的一個似人又似神的模特,“后稷封邰”的“邰都”難以成立。關於在陝西武功的傳說，鄒衡先生1976年11月曾作實地調查，“看到該處確有姜原廟，並有堆積比較豐富的仰韶文化和陝西龍山文化遺址，偶而也能撿到西周晚期陶片，但未發現先周文化遺物，可以肯定說，這個傳說完全出於後人的附會。”建國五十多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關中地區進行過大量的調查發掘工作，其遺存最早者只能到古公亶父時代，而早於此時期的周文化遺址和墓葬則無發現。

    迄今發現的商文化遺址和先周文化遺址的分布區域詳見下圖，且與古代文獻所記殷人和周人的活動地區基本吻合。

    先周文化分布的北界達到甘肅慶陽地區，南界止於秦嶺山脈的北側，西界在隴山及其六盤山的東側，東界的北端在子午嶺西側，南端以涇河及今西安東郊瀘水和灞水一帶為界。全區南北長300多公里，東西寬約200多公里。其地望大致相當於今陝西寶雞和咸陽地區。

    從考古學出發，“后稷封邰”的“邰都”難以成立；“王季宅程”的“程都”之說呢？《元和郡縣誌》和《長安志》均謂《程》在櫟陽。經考古鑽探，系今臨潼縣武屯鄉一帶，這裡是唐代的櫟陽城舊址。目前己知的商王朝勢力西界，約略到達今陝西耀縣一帶，由此可見先周王季時期是不可能將都城遷至商人勢力範圍的櫟陽的。因此，周都只有不窟故城、幽邑、岐邑、豐邑和鎬邑五都。不窟故城在今甘肅慶陽縣附近；幽邑在今陝西長武縣和彬縣一帶，即古代的南幽州；岐邑遺址，經考古查明，在岐山縣和扶風縣的接壤地區，總面積15平方公里，是周先在古公亶父時期率族遷移、定都的地方，在鳳雛村窖穴里發現了190餘片卜甲，可能是周王室的檔案庫；豐邑建於周文王，故址位於今西安西邊的灃河西岸的客省莊、馬王村和張家坡一帶，面積約6平方公里；鎬京建於周武王，故址在今西安西邊的灃河東岸的洛水村、普渡村和斗門鎮一帶，遺址殘留面積約4平方公里。豐、鎬是周都雙城。

      2、先周文化是游牧民族戎狄族的子族群。

    戎狄族是我國古代一個十分古老的民族，他們廣泛分布和活動在西北的黃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區。農業生產條件十分惡劣，歷來是畜牧和半農半牧的地區。戎狄族是游牧民族。《左傳》和出土青銅器金文中記載，周武王滅殷以後，曾將“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分賜魯、晉、唐國，令其“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周索”和“戎索”(索：法規)在當時相提並論，也就是說明二者所指是一。姬姓周人不僅在初期階段與戎狄族的文化面貌一致，建立西周王朝後使用的法規也無二樣。姬周族在遷歧前，不僅和戎狄族在一起雜居和生活，在族屬問題上難以分家。況且古史有明文記載，姬周族和戎狄(或稱姜戎族)族是世代通婚的，姬，姜兩姓氏族是存在着密切的血緣關係的。後來周人的社會生產和文化都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才與仍然保持落後狀態的其它戎狄族種姓的社會文化面貌有所區別。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居址，是窯洞及半豎穴式建築。洞門前沒有土坑院落，是從崖面向內掏掘而成。半豎穴式居址面積在7-12平米之間，在生黃土上下挖坑，深1.7米，利用坑壁作屋牆，壁面無裝飾，居住面用火燒過，呈暗紅色，西南壁下有園形凹坑小灶，直徑0.55米、深0.25米。灶北西南角有一夾砂灰陶瓮，半埋地下。坐南朝北。居址門外有斜坡小道，通向地面，房址西邊有水井。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墓葬，採用洞室墓形制，包括一個豎穴墓道和在底部一側掏出一個橫向的洞穴墓室兩部分。這種墓穴形制從古公亶父都岐邑初到西周晚期都存在，但它在中原地區迄今不見於其它考古文化。可以認為偏洞室墓是周文化墓葬中具有顯著特色的一種傳統性墓穴形制。周文化墓葬的朝向特點是墓向不定，墓主人頭在高處，腳朝低處，暗示人死以後仍像活着一樣頭在高處以仰視遠方。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陶窯，挖在黃生土裡，由火門、火膛、窯室、火道和兩個出煙口組成，窯室底呈園形，窯頂呈穹窿狀。

    先周文化姬周族己有文字，是卜卦用的數字。證明八卦源自先周。

    3、先周與西周各期陶鬲比較。

    周文化的袋足陶鬲和癟襠陶鬲的製作，具有十分獨特的明顯特點(見下圖)。袋足陶鬲的三個袋足系分別模製後再揑合在一起，以上用泥條盤築而成。先周袋足鬲的鬲內三足接合處隆起呈凸狀內隔，西周袋足鬲的鬲內三足接合處無隆起內隔。癟襠陶鬲的製法是先做成一個園筒形泥坯，然後將泥坯一端三等分切開揑制三足，三足內壁接縫用泥條填平抹光。上部採用泥條盤築而成。足間微微內陷或內陷較深，是做鬲坯時有意思地做成的，故稱之為“癟襠”陶鬲。

    先周各期及西周各期的陶鬲形制，各段都有明顯的區別，這使陶鬲形制的辨別，有助於從考古器型學角度來判斷遺址和墓葬的年代。

    先周文化姬周族的陶鬲形制與西周初期的陶鬲形制，有明顯的區別。先周早期的鬲分襠向內陷入甚深，足的橫斷面近似三角形(見上圖)。文王作邑於豐後的先周鬲一度演變為乳形袋足、高頸、足跟圓尖(見下圖1)。西周初期又回復到先周早期的“癟襠鬲”(見下圖2)。西周中期的“癟襠鬲”襠部內陷較淺(見下圖3)。西周晚期的袋足鬲襠部矮，足跟園渾無尖或附加乳頭狀疙瘩”(見下圖4)。

    胡先生集畢生精力轉展陝西、關中，以長期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考證的先周與西周文化、歷史，突破了歷史學的樊籬，還先周、西周史以本來面目。給傳統吳學、治吳史帶來了新的生機。舊吳學尊農神后稷為先祖，認先周文明是農耕文化，贊泰伯奔吳將先進的中原農耕文明帯到了蠻荒落後的江南。這些靠傳世史藉、地方志書、家譜、傳說，構築起來的舊吳史，在胡先生的考古學實證中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后稷子虛烏有，古公亶父遷歧前的先周文明是游牧文化，泰伯是帶着游牧文化，進入江南早己有三、四千年農耕文明的地區，入鄉隨俗。而胡先生歸納總結的先周癟襠鬲、洞式墓、頭高腳低的葬式、骨卜傳統等，查找這些完全區別於江南傳統文明的物證，正是追尋泰伯率領一支先周族群南下、以及吳國統治中心遷移過程的考古學典型證據。 

    1、先周文化南下(泰伯奔吳)的時間段考證。

    泰伯率族南下，應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其焦點是泰伯有沒有隨父遷歧，泰伯由歧邑南下，還是由幽邑南下？我以為由陶鬲的形制變化，可以判斷泰伯沒有隨父遷歧，徑由幽邑南下。

    先周文化可以古公亶父遷歧為界，劃分為早、晚兩期，先周早期的陶鬲為“癟襠鬲”，遷歧後一度演變為乳足鬲，西周初期又回復到先周早期的“癟襠鬲”。泰伯率族南下帶走的是癟襠鬲，沒有袋足鬲，這己經在江南的大量考古實踐中獲得確證。

    吳族王人墓葬，一墓一鬲，有鬲必是癟襠鬲，說明入歧後的演變沒有反應在南下先周族人中，南下先周族人是在幽邑出走的。泰伯帶走的先周文化，是碾子坡類型的早期先周文化，而不是入歧後張家坡類型的晚期先周文化。

    在歧邑鳳雛村窖穴里發現了190餘片卜甲，可能是周王室的檔案庫中，以及被列為2009年十大考古發現的歧邑周公廟甲文中，發現有王季的記載，未發現大伯記載，也證明了泰伯並未隨父入歧。縱觀周公廟甲文內容，都是籌劃伐商大事，避戎俗己成往日史事，甲文所記史事已與泰伯無仼何干係。泰伯南下應在此前。只能在周公廟甲文的祭祀卜辭中，才能找到大伯、虞公蹤跡。那麼，泰伯很可能是帶著戎狄俗即游牧文化到江南來的。

    由此可證，泰伯率族南下，帶走的是早期先周文化，是相對於同期江南農耕文明落後的游牧文化。如同蒙元滅宋、滿清入關一般。只不過蒙、清推行的是留髮不留頭，泰伯推行的是入鄉隨俗政策。

    泰伯南下前。江南己有古吳越國，這是良渚後人建的文明古國。可見蘇秉琦先生《中國文明起源初探》P62。蘇先生認為：中原的河洛地區不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夏、商、周都是外來戶。夏來自江南，(可能是良渚人)；商來自北方、(可能是紅山人)；周來自西戎。江南良渚文化是最早跨入文明門檻的先進文化。

    2、先周文化南下(泰伯奔吳)的成因考證。

    泰伯不隨父入歧而率族南下，史藉記載是禪讓再三，孔子推舉泰伯，就是推崇這禪讓至德。但出土文獻(上博楚簡文《吳命》)記載，泰伯是“孽子”，即非正室所出的

  上博楚簡文《吳命》記載：“荊為不道，謂余曰：汝，周之孽子”。

“大阿哥”，老三王季才是姜戎氏正出的“皇太子”。古公亶父率族東進入歧，改牧為農，謀圖滅商；泰伯率族南下繼續游牧。恐怕也有路線鬥爭！這有點類似紅軍長征，中央紅軍北上，張國燾率部西進一般。不過紅軍長征從不說“奔”延安，只說到達延安，那未“泰伯奔吳”之“奔”，不如改為“趨”好，南下游牧，逐水草而走，隨機遇而安，到了江南吳地，便斷髮紋身、入鄉隨俗，改游牧為耕漁了。

    另一個旁證是《周禮》的“庶子不祭”。《禮記.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吳國出土的青銅器，有重要銘文的鼎、簋青銅重器都是朝廷賞賜。吳國的青銅器重要銘文都鑄刻在青銅鐘、鑒、劍上。這說明吳王室尊“庶子不祭”的周禮，不用五鼎六簋祭祖、陪葬。所以吳國從無鼎、簋青銅重器出土。同期的中原列國卻爭相僭位，大墓總有成套的有銘鼎、簋青銅重器出土。

    3、試用癟襠鬲考證泰伯趨吳的徑路。

    癟襠鬲足、袋足鬲足、鼎足，三足間的特徵區別十分鮮明。江南考古工作者，都有個習慣，記錄非長江文明特徵的陶鬲、乃至一件鬲足。泰伯一族游牧遷移必帶炊具癟襠鬲，這癟襠鬲既屬低值易耗的生活必需品，又是隨葬的追思先祖的至高禮器 。遷移一路會灑一路鬲足，葬一吳人會埋一隻陶鬲，因此用癟襠鬲這個特殊形制便可辨證泰伯一族遷移的徑路，並可辨別越人、吳人墓葬的族別。

 吳 夾砂陶連襠鬲型式 可分三類， A型：1；B型：2-11；C型：12-13。按紋飾分：有素面與縄紋，14- 16為繩紋。18為鬲足。癟襠還是袋足，是區別於先周文化與商、夷文化鬲的典型特徵。

  出土於江西吳城的高頸癟襠鬲。吳城文化3、4期，相當殷墟1-4期。

  吳墓隨葬：一墓九件配置 江蘇句容寨花頭遺址出土

出自D6M1墓。連襠鬲1、鼎1、瓮2、罐2、盤1、豆1、燈盞1，共九件。

  其中一件夾砂陶癟襠鬲 春秋中期末

高23.8，口徑22，句容寨花頭D6M1墓出土。侈口卷沿，弧腹，連襠，三個錐狀高足，足尖平鈍。

 丹陽葛城遺址出土的癟襠鬲殘片。

 常州淹城遺址出土 春秋晚期初

侈口，園唇，束頸，直腹，矮領，腰中間微凸，高錐足、癟襠。高17.7cm，口徑16.9cm。

 無錫闔閭城出土的癟襠鬲 高僅7.6，口徑6.9cm。

     上列實證給我們勾勒了一條先周文明南下族團，由幽邑始發南下，經丹江口過長江，至江西吳城，而江蘇丹陽、武進、江陰、無錫、到蘇州的。其間，幽邑至丹江口、樟樹至丹陽的缺環，還可據當地的考古發現連接。

     4、吳國統治中心的遷移過程。

    傳統吳學告訴我們：泰伯奔吳，徑直到了無錫梅村，在梅村立國六百年。《論語》記錄了孔子贊泰伯，距泰伯去世千年的《史記》記載了司馬遷的調研，東漢的《吳越春秋》更生動詳細地描繪了奔吳記。只是“梅里”究竟在哪？唐朝才記載是無錫梅里。根據史志書記載，歷代無錫文人學士大都認為泰伯奔吳是直奔梅村，最後夫差遷都蘇州不久滅國。所以無錫是“吳文化發源地”，梅村是六百年吳都。無錫在梅村年年舉辦盛大的國際吳文化節，祭吳大典越慶規格越高。梅村古鎮正投入十七億元巨資，用三年打造“梅里古都”。

    但無錫梅村卻始終找不到吳國都城的蹤跡，急得當時主管考古工作的張懷西副市長下令考古工作者在梅村詳找、擴大範圍找，非要找出個吳國都城址來。

    《無錫文博》1998年第2期P11頁刊登的蔡衛東文章載：1992年3月，無錫一市三縣(市)在梅村太伯廟召開無錫市考古工作會議，無錫市副市長、市文管會主仼張懷西親臨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重點討論了吳文化考古，特別是尋找吳國早期都城問題。同年6月，無錫市博物館和市、縣文管會的考古人員在梅村、及其附近的安鎮、鴻聲等鄉鎮，進行了考古調查，未見商末周初時期的遺物，也沒有發現城址。但也為探索吳文化提供了線索。
    《無錫文博》2003年第3期P3頁刊登馮普仁文章《無錫錫山區考古發現概述》中又說：錫山區是探索早期吳文化的重點地區。省、市考古工作者多次考古調查太伯故城，至今尚末發現城址遺蹟。1992年，安鎮白丹山南麓上山巷發現馬橋文化遺址，證明泰伯奔吳之前，這裡就是一處人口較為密集的村落遺址。

    如今梅村劃入新區，近些年來高樓聳起林立，現代化城鎮及道略建設翻動了梅村大片土地，從未發現吳國城址的蹤跡，哪怕是見證吳人生活過的幾何紋硬陶片也找不到。2009年高鐵考古調查時，我駐安鎮，曾就近在梅村傳說中的故址進行過勘察，並有重點地試鑽過，確實難尋吳絲越跡。以後隨着現代化大潮，水泥、高樓逐漸覆蓋梅村大地，復建、新建的旅遊景區，以及成片開發的居民小區、商業設施，吳都城址更將無跡可尋。

    看來，無錫梅村的高規格吳都建設，只能是沒有真憑實據的空中樓閣。

     經考古查實，目前己發現的吳國城址有安徽的南陵縣牯牛嶺古城、蕪湖縣鳩茲城，以及江蘇的高淳固城、丹陽葛城、溧陽平陵城、武進淹城、常州與無錫交界處的闔閭城、蘇州吳大城、揚州邗城。

    經考古查實的早期吳都，丹陽葛城城址是最重要、最有可能的一個。

    丹陽葛城、神墩遺址經過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已取得重大成果。並於2008年10月12日召開了專家論證會，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研究員以及來自江蘇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學等單位的12位專家，在實地勘察現場並聽取考古工作報告後，經過論證，一致認為：丹陽葛城遺址是迄今為止江蘇境內發現的，時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保持較為完好、內涵極為豐富的吳國古城，其時代貫穿整個吳國歷史，對於江蘇商周時****古及吳文化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神墩遺址是我省第一次初步認定的，從西周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早期的、與祭祀相關的重要遺存，是葛城遺址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吳國早期政治中心的確認以及吳國城市的形制布局等諸多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專家在論證會上都認為，葛城是早期吳國都城的可能性非常大。

   丹陽葛城城址

    常州、無錫交界處的闔閭城遺址是吳國晚期都城。

    闔閭城遺址1956年被列為江蘇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闔閭城遺址又有重大發現，確定為吳王闔閭都城，被國家文物局評為“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闔閭城遺址

    蘇州西郊的木瀆古城址，可能是吳國最後的都城。

    木瀆古城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蘇州博物館副館長錢公麟題為《春秋時代吳大城位置新考》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他認為吳大城位於靈岩山側。此說被壓制十多年後，從2010年4月開始,蘇州考古工作者又開始對木瀆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並取得了實效，在其後的專家評審會上，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說：對木瀆古城址，專家基本取得一致意見，時代是春秋晚期，規模十分大，城外還有遺址，因此得出一個認識，這裡很可能是都邑規模的春秋晚期遺址。木瀆古城遺址的發現，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大突破，目前所知規模僅次於燕下都古城。但對這個遺址，現在就說是吳大城還不到時候。

   木瀆古城址

    還有個“朱方城”，史藉有載，位於丹徒，附近出土有多座吳王陵，出土過《宜侯夨簋》重器，但考古找不到朱方城，有人認為有可能己沒入長江中。

    周人遷都以後並不放棄舊都，從而會在一段時間內造成多都制。西周時代宗周與成周長期並存的兩都制即是顯例。此外，秦都咸陽，但其宗廟在舊都雍；楚有郢都紀南城以及眾多地名後綴為“郢”的陪都；戰國之燕有上都薊、中都良鄉以及下都武陽，都是多都制的例子。

    吳國也可能存在多都制。如吳王諸樊劍銘“余住江之陽”，他駐揚州邗城，邗城這一北伐基地也有可能是吳國陪都。吳大城、吳小城很有可能是雙都。

    綜上所述，可以大略構築早期吳史：

    1、先周文化是落後的游牧文化，泰伯正是將這些文化連同他慣用的癟襠鬲帶往江南的。

    2、在陝西武功(即幽地)先周文化發生分裂，古公亶父帶着三子一族與姜戎農耕族通婚，改獵為農，東進滅商。老三王季便是亶父與正娶的姜戎氏結婚後的宗子，而老大泰伯、老二虞仲也許是與本族姑娘生的大阿哥，二阿哥。年令雖長卻並無宗族酋長繼承權。

    3、姜戎族團是殷商王室的重要成員，姬、姜通婚後，姬周族迅速殷商現代化，經王季、文王兩代人東(不是西)化，己具備奪權的文化潛力。

    4、周奪商治天下，傳統觀念乃頑固，一是母權制遺留，所以亶父正妻姜姬、武王長女大姬的地位崇高；二是游牧傳統遺留，所以兄及弟正宗、王之兄配享仍是周禮核心。

    5、三房宗子得天下後沒有忘記祖王兄大伯父，派人尋找、授土封侯，北虞南吳，恩禮有加。

    6、長房並不稀罕三房的封賞，始終我行我素。周康王封他為宜侯就不稱宜，西周封國上千，哪個都是封啥稱啥。要聽周天子話，現在都是研究“宜文化”了。周室稱他吳大伯，建吳大廟，卻偏不自稱吳王，絕大部分時間自稱“䱷王”。直到滅國前幾十年才自稱吳王。(詳見[吳論之五]、[吳論十六]《吳為魚國考》)。

    7、正由於偏執，吳國在西周期二百多年中，始終落後於中原。

    結論：泰伯沒有將先進的中原文明帶到江南來，反而阻滯了本來先進的江南文明。吳國的現代化是引進了晉國巫臣、楚國伍員、齊國孫武等人才所代表的國外先進文化而後起的。

    現在流行的吳史，基本是魯版吳史的翻版。魯版吳史是孔子主編，歷代儒生續編。孔子與闔閭、夫差同代，政治上對立，軍事上磨擦，思想上岐視，孔子儒家治吳史，政治上的可信度不高。再可靠的還是吳人用吳字記的吳史，以及考古發掘出土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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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文章。
不過，在先秦游牧文化絕對是“先進文化”，而今人卻將游牧文化換看做是落後文化，我認為這是缺乏辯證看問題的角度。比如今天我們能把電子文明看做落後於工業文明嗎？

博主回復

“泰伯率族南下，帶走的是早期先周文化，是相對於同期江南農耕文明落後的游牧文化。如同蒙元滅宋、滿清入關一般。”江南在良渚文化時期己經跨入文明門檻，晚他一千多年的早期先周文化離文明還有一大段距離。你能說匈奴比漢、蒙比宋、滿比明先進嗎？“泰伯給江南帶來了農耕文明”辨證、符合歷史的真實嗎？論游牧民族打仗、掠奪的本領，肯定比南面的農耕民族強；但到頭來終被被統治者的文化所同化，正是兩種文化高、低的的辨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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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我說呀辯證地看問題的原因所在。通觀人類文明史，許多事情都是以螺旋形方式前進的.
就游牧的出現於發展恰好就是在秦漢之際發生了逆轉，之前的游牧標誌着“先進”，或曰標誌着是新鮮出現的，比如車馬青銅等，而早期農業社會的標誌不過是農作物與陶器玉器而已。其他的不用繼續說了吧？我在《漢字起源新解》中實際上就青銅文化與游牧人關係已經論述過類似問題了。假如洞察不到這一層，其他的宏觀問題就更困難了。

博主回覆：

青銅的發明，肯定是劃時代的重大革命。中亞用作兵器，所向無敵，到了商周，大部被各級貴族鑄禮器、明器，埋入地下，於發展生產力無補。比如胡先生書中載，歧邑出土青銅器葬器豐富，農業生產還大量依賴石刀石耜。青銅技術傳入吳國，兵器迅速領先全國，青銅農具普及吳地，吳人陪葬則一律硬陶青瓷。社科院陳振中先生編著的《先秦青銅生產工具》，在農具分類中，有耒、耜、鋤、鎒、鏟、銍、鐮各項，就缺犁這一大類，說明先秦時中原無犁！而在統計總量中，吳越楚地出土佔全國總量的近80％。
泰伯一族南下可沒帶青銅來，至少出土未曾發現。
 
我參觀印度國家博物館時，除着重彩陶、古文字外，也留意青銅，大都是與打仗、種地無關的裝飾品。
彩陶陸路來，黑陶海上來。恐怕不能以青銅傳入的先後論文明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