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里看厮杀 （7） 在1996年民主党的预选中，在职总统克林顿轻而易举当选。当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巴布·铎尔（Bob Dole）也没花多少力气。铎尔是什么人？一个老牌的共和党政客，自1966年起便是参议院的议员，长期担任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1976年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与福特总统搭档，以微弱的劣势败在民主党挑战者卡特与蒙代尔手下。这么一个老牌政客，又挟1994年中期选举的馀威，本来应当是势头大好，可在距离总统选举日不足6星期之时，铎尔却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20%以上。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以作者之见，原因有三。原因之一，骄兵必败。共和党的骄，在1995年企图逼迫克林顿就范于共和党的联邦财政预算一事反映最为明显。美国联邦政府多年以来依赖赤字预算为生，负债累积已近天文数字。近年来赤字预算频受一些经济专家抨击，以为是阻碍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虽说并非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广为人所接受的观点，是政府应当致力于有朝一日实现收支平衡。想要实现收支平衡，古今中外除开源与节流之外别无他法。美国政府不事生产，开源的唯一途径是加税，而加税可以说是美国人民的公敌。凡是候选人，无论是竞选市长、邦长、邦议员、国会议员，还是竞选总统，没有一个敢言加税的。因此，“平衡政府预算”，在美国已经成为“削减政府开支”的代名词。讨论如何平衡政府预算，也就只限于讨论削减哪些开支和削减多少，其他的都免谈。 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项，一项是直接的支出，比如国防、外交、行政上的费用。另一项属于财富的再分配，比如，教育文化资助，农业津贴，社会救济等等。根据克林顿政府的说法，如果1995年共和党的预算方案得以实现，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不仅穷人要遭殃，中产阶级也会受损，得益的只是最有钱的一小撮，克林顿总统因而拒不签字。共和党在国会只有简单多数，没办法凑足否决总统的否决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使预算搁浅。这类僵持不下的现象在美国屡见不鲜，有时以双方达成妥协而圆满解决，有时则不了了之。但政府的预算不比其他法案，不通过的话，政府因无预算而不得不局部关门，把几万名政府工作人员暂时打发回家，不了了之是不行的。因无预算而政府局部关门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前例。不过，以往的僵局往往是技术性的，很快就得以解决。这一次却是政治性的，共和党在议会里的大小头目又都摆出一付盛气凌人、不屑妥协的嘴脸，令直接受到影响的政府雇员气愤不平，也令一般人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共和党的领导人，尤其是以共和党众议院领袖耿古志为首的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克林顿屈服于共和的党压力，共和党既可以加强中期选举获胜的声势，又可以从此把经济的平稳发展说成是共和党平衡预算的功劳；如果克林顿拒不就范，则共和党可以把因政府关门而造成的一切责任和麻烦嫁祸于克林顿政府。然而，民意测验却反映出耿古志之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选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僵局维持的时间愈长，一般小民百姓不是对克林顿愈加不满，而是对共和党愈加不满。最后不得不妥协而结束这一僵局的，竟然不是克林顿政府，反而是共和党自己。 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并没有获胜，或虽胜而胜得勉强，共和党想必不会踌躇满志、忘其所以，从而错误地估量彼此的势力，挑起一场无谓的预算之争，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这预算案一役标志着克林顿政府同共和党之争的转折，从此以后，克林顿政府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从来没有再低于过50%。耿古志本来野心勃勃，有意问鼎，受选民欢迎的程度经此一役竟下跌至不足30%，因而只好打消这念头。 共和党从极大的优势败落下风的原因之二，在于同极右派结成同盟。由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胜利是由耿古志为首的右派策划的，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与邦长也大都属于极右阵营中的年轻燥进分子，共和党的主流遂为党内的右派所操纵。这批新近得志的右派人物不仅以为可以轻易赢得1996的总统选举，而且以为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来赢得这场选举。自从中期选举以来，共和党上上下下的活跃分子所汲汲鼓吹的，既不是内政之势，也不是外交之权，而是基督教右翼的处世之道，俨然成为当前美国极右势力代表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传声筒。 基督教联盟的领导人派特·饶伯参是个牧师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牧师，视说话者的立场而定；长得一脸的慈祥或一脸的奸笑，依看相者的观点而定。饶伯参曾经竞选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失利之后成立基督教联盟，在电视网上搞了个称之为“700俱乐部”的节目，大肆宣传基督教的保守意识，诋毁异己的思想，并利用教会的财源支持共和党右派政客的竞选活动。因其处处与克林顿的政府作对，以至联邦政府以基督教联盟身为一个宗教组织，不得资助政治活动为名，控告基督教联盟违法。基督教联盟并没有因此而手软，在1996年名之曰“胜利之路”的基督教联盟的年会上，饶伯参指名指姓把克林顿骂个狗血喷头，对铎尔则软硬兼施，一方面为铎尔祈祷上帝，另一方面也警告铎尔决不能忘却意识形态，不能把竞选搞成一场纯粹有关经济的斗争。 基督教联盟反对最为激烈的是人工流产，共和党也就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把反人工流产写进党的纲领，真可谓一步一趋，紧跟不舍。美国人素以争取个人自由闻名于世，人工流产难道不属于个人的自由？美国反人工流产的运动却竟然搞到上街游行、电话恐赫、静坐示威，甚至炸毁诊所、枪杀医生的地步，真是何其怪哉！何以会如此? 有人说，反人工流产的真正动机是种族的，因为白人大都避孕，人工流产者大都是黑人。有人说，反人工流产的真正动机是经济的，因为人工流产者大都是享受社会福利的穷光蛋，做人工流产并不自己掏腰包，而是用纳税人的钱。也有人说，反人工流产的真正动机是宗教的，因为反对派中的大多数和最激烈的分子都是虔诚或狂热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开枪打死做人工流产手术医生的凶手也自称是奉上帝之命。以作者之见，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其实也并不相互排斥，因为虔诚或狂热的天主、基督教徒大都是白人，也大都是纳税人。但宗教说似更有说服力，因为凡是积极反对人工流产者，也同时反对同性恋这类与经济、种族无关，而仅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行为与观念。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其实只是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的区别，二者在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道德均曾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时今日，天主教与基督教仍然不仅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而且也是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之所在。比如，美国的行政教分离虽然已久，可至如今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当选总统依然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何以会如此？因为除此之外，美国人不知有任何别的宣誓方法。因此，企图依靠教会的力量登上总统宝座的想法并不难理解，只是把总统选举同人工流产搅和在一起，总是有些不伦不类，既令有识之士摇头，也令大多数女人反感。据统计，女人无论自视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大都不以反人工流产为然。有的是赞同人工流产，有的虽不一定赞同，却也认为这是女人的基本权力之一，不容政府或立法机构干涉。据民意测验，铎尔在女人中尤其不受欢迎，极可能同共和党把反人工流产写进党的纲领有关。 据报纸披露，前总统尼克松曾致函铎尔，授以取胜的诀窍：在共和党内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尽量向右跑。一旦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尽快向中间跑。尼克松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政客，对共和党人的情绪和美国选民的态度都了如指掌。共和党人以保守者居多，是以越右越容易获得党内的提名。至于全体选民，则自然是左倾与右倾大致平分秋色。及时抢到中间的位置，才能左右逢圆，立于不败之地。铎尔本人本来只是个中间偏右的人物，并不是极端右派分子，在共和党内竞选时方才向右靠拢，很像是按尼克松的既定方针办事的样子。然而，铎尔在赢得党内提名之后却并没有抢占中间地盘，而是陷在右派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何以会如此？作者以为既不是忘记了尼克松的教导，也不是不以尼克松的意见为然，而是不得不屈服于共和党内极右派的压力。何以言之？举例而言，铎尔曾经想修改共和党的纲领，加进容忍人工流产的字句，只是在遭到右翼份子的坚决抵制之后方才作罢。如果已经作古的尼克松地下有灵，想必会大骂饶伯参与铎尔同为蠢才。饶伯参之蠢，蠢在不明只有扮演中间派才能上台。多年前亚利桑那邦参议员戈德华特以高票当选共和党候选人，结果在大选时一败涂地，也正是因为坚持右派观点，不肯走中间路线所致。铎尔的蠢，蠢在不明白身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只愁捞不到中间派的选票，对于极右势力则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因为这些人除去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之外，别无出路。 不过，使共和党处于下风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1996年大选前的经济状况良好。当时克林顿总统因在邦长任上利用职权乱搞女人而待审，克林顿太太因涉嫌在地产投资上舞弊而被法庭传召，克林顿总统的竞选高参又因召妓暴露而辞职，这些丑闻足以把议员、邦长之流搞臭、搞垮，但对于一个有经济现状良好作为护身符的现任总统来说，却不起任何作用。上文提到决定美国总统选举胜负的关键一向在经济，也谈到选民所关注的仅是“经济现状”，并不是“经济政策”，1996年的选举再一次证明这种说法准确无误。 除去控制通货膨胀之外，克林顿政府并没有任何经济政策可言，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其实也不是克林顿政府制定的，而是出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手。克林顿也并没有自己发掘这一行长的人选，只不过继承了布什任上的行长。但选民并不理会这么多，只要经济形势不错，现任总统就可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如果情况反过来，现任总统也逃不脱替天顶罪的责任。里根的走运与卡特的倒霉，就是一正一反两个实例。乍看之下，美国人似乎是天真得近于糊涂，其实却并不尽然。因为经济状况同经济政策究竟有多少关系，谁也说不清。比如，克林顿与布什任用同一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掌管货币与和利率，这位行长在布什任期内与在克林顿任期内执行同一种通货膨胀的政策，经济状态在克林顿任期内与布什任期内却一好一坏大不相同。可见，选民只管现状，不问来由的态度，并不一定意味着见识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