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里看廝殺 （7） 在1996年民主黨的預選中，在職總統克林頓輕而易舉當選。當選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巴布·鐸爾（Bob Dole）也沒花多少力氣。鐸爾是什麼人？一個老牌的共和黨政客，自1966年起便是參議院的議員，長期擔任共和黨參議院的領袖，1976年以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身份與福特總統搭檔，以微弱的劣勢敗在民主黨挑戰者卡特與蒙代爾手下。這麼一個老牌政客，又挾1994年中期選舉的餘威，本來應當是勢頭大好，可在距離總統選舉日不足6星期之時，鐸爾卻在民意測驗中落後於競選連任的民主黨總統克林頓20%以上。 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以作者之見，原因有三。原因之一，驕兵必敗。共和黨的驕，在1995年企圖逼迫克林頓就範於共和黨的聯邦財政預算一事反映最為明顯。美國聯邦政府多年以來依賴赤字預算為生，負債累積已近天文數字。近年來赤字預算頻受一些經濟專家抨擊，以為是阻礙美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原因。雖說並非沒有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廣為人所接受的觀點，是政府應當致力於有朝一日實現收支平衡。想要實現收支平衡，古今中外除開源與節流之外別無他法。美國政府不事生產，開源的唯一途徑是加稅，而加稅可以說是美國人民的公敵。凡是候選人，無論是競選市長、邦長、邦議員、國會議員，還是競選總統，沒有一個敢言加稅的。因此，“平衡政府預算”，在美國已經成為“削減政府開支”的代名詞。討論如何平衡政府預算，也就只限於討論削減哪些開支和削減多少，其他的都免談。 美國聯邦政府的開支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項，一項是直接的支出，比如國防、外交、行政上的費用。另一項屬於財富的再分配，比如，教育文化資助，農業津貼，社會救濟等等。根據克林頓政府的說法，如果1995年共和黨的預算方案得以實現，文化教育事業和社會福利將受到嚴重的衝擊，不僅窮人要遭殃，中產階級也會受損，得益的只是最有錢的一小撮，克林頓總統因而拒不簽字。共和黨在國會只有簡單多數，沒辦法湊足否決總統的否決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數，從而使預算擱淺。這類僵持不下的現象在美國屢見不鮮，有時以雙方達成妥協而圓滿解決，有時則不了了之。但政府的預算不比其他法案，不通過的話，政府因無預算而不得不局部關門，把幾萬名政府工作人員暫時打發回家，不了了之是不行的。因無預算而政府局部關門的事情，也不是沒有前例。不過，以往的僵局往往是技術性的，很快就得以解決。這一次卻是政治性的，共和黨在議會裡的大小頭目又都擺出一付盛氣凌人、不屑妥協的嘴臉，令直接受到影響的政府雇員氣憤不平，也令一般人覺得大可不必如此。共和黨的領導人，尤其是以共和黨眾議院領袖耿古志為首的共和黨保守勢力的如意算盤是:如果克林頓屈服於共和的黨壓力，共和黨既可以加強中期選舉獲勝的聲勢，又可以從此把經濟的平穩發展說成是共和黨平衡預算的功勞；如果克林頓拒不就範，則共和黨可以把因政府關門而造成的一切責任和麻煩嫁禍於克林頓政府。然而，民意測驗卻反映出耿古志之流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在選民中受歡迎的程度。僵局維持的時間愈長，一般小民百姓不是對克林頓愈加不滿，而是對共和黨愈加不滿。最後不得不妥協而結束這一僵局的，竟然不是克林頓政府，反而是共和黨自己。 如果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並沒有獲勝，或雖勝而勝得勉強，共和黨想必不會躊躇滿志、忘其所以，從而錯誤地估量彼此的勢力，挑起一場無謂的預算之爭，落得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下場。這預算案一役標誌着克林頓政府同共和黨之爭的轉折，從此以後，克林頓政府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從來沒有再低於過50%。耿古志本來野心勃勃，有意問鼎，受選民歡迎的程度經此一役竟下跌至不足30%，因而只好打消這念頭。 共和黨從極大的優勢敗落下風的原因之二，在於同極右派結成同盟。由於共和黨中期選舉的勝利是由耿古志為首的右派策劃的，新當選的共和黨議員與邦長也大都屬於極右陣營中的年輕燥進分子，共和黨的主流遂為黨內的右派所操縱。這批新近得志的右派人物不僅以為可以輕易贏得1996的總統選舉，而且以為可以通過意識形態來贏得這場選舉。自從中期選舉以來，共和黨上上下下的活躍分子所汲汲鼓吹的，既不是內政之勢，也不是外交之權，而是基督教右翼的處世之道，儼然成為當前美國極右勢力代表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傳聲筒。 基督教聯盟的領導人派特·饒伯參是個牧師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牧師，視說話者的立場而定；長得一臉的慈祥或一臉的奸笑，依看相者的觀點而定。饒伯參曾經競選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失利之後成立基督教聯盟，在電視網上搞了個稱之為“700俱樂部”的節目，大肆宣傳基督教的保守意識，詆毀異己的思想，並利用教會的財源支持共和黨右派政客的競選活動。因其處處與克林頓的政府作對，以至聯邦政府以基督教聯盟身為一個宗教組織，不得資助政治活動為名，控告基督教聯盟違法。基督教聯盟並沒有因此而手軟，在1996年名之曰“勝利之路”的基督教聯盟的年會上，饒伯參指名指姓把克林頓罵個狗血噴頭，對鐸爾則軟硬兼施，一方面為鐸爾祈禱上帝，另一方面也警告鐸爾決不能忘卻意識形態，不能把競選搞成一場純粹有關經濟的鬥爭。 基督教聯盟反對最為激烈的是人工流產，共和黨也就在加利福尼亞聖地亞哥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把反人工流產寫進黨的綱領，真可謂一步一趨，緊跟不舍。美國人素以爭取個人自由聞名於世，人工流產難道不屬於個人的自由？美國反人工流產的運動卻竟然搞到上街遊行、電話恐赫、靜坐示威，甚至炸毀診所、槍殺醫生的地步，真是何其怪哉！何以會如此? 有人說，反人工流產的真正動機是種族的，因為白人大都避孕，人工流產者大都是黑人。有人說，反人工流產的真正動機是經濟的，因為人工流產者大都是享受社會福利的窮光蛋，做人工流產並不自己掏腰包，而是用納稅人的錢。也有人說，反人工流產的真正動機是宗教的，因為反對派中的大多數和最激烈的分子都是虔誠或狂熱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開槍打死做人工流產手術醫生的兇手也自稱是奉上帝之命。以作者之見，這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根據，其實也並不相互排斥，因為虔誠或狂熱的天主、基督教徒大都是白人，也大都是納稅人。但宗教說似更有說服力，因為凡是積極反對人工流產者，也同時反對同性戀這類與經濟、種族無關，而僅與宗教教義相違背的行為與觀念。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其實只是正統派與修正主義者的區別，二者在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道德均曾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即使在科學發達的今時今日，天主教與基督教仍然不僅是美國人的精神寄託，而且也是美國人的價值取向之所在。比如，美國的行政教分離雖然已久，可至如今在總統的就職典禮上，當選總統依然要把手放在《聖經》上宣誓。何以會如此？因為除此之外，美國人不知有任何別的宣誓方法。因此，企圖依靠教會的力量登上總統寶座的想法並不難理解，只是把總統選舉同人工流產攪和在一起，總是有些不倫不類，既令有識之士搖頭，也令大多數女人反感。據統計，女人無論自視為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大都不以反人工流產為然。有的是贊同人工流產，有的雖不一定贊同，卻也認為這是女人的基本權力之一，不容政府或立法機構干涉。據民意測驗，鐸爾在女人中尤其不受歡迎，極可能同共和黨把反人工流產寫進黨的綱領有關。 據報紙披露，前總統尼克松曾致函鐸爾，授以取勝的訣竅：在共和黨內競選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儘量向右跑。一旦贏得共和黨的提名，儘快向中間跑。尼克松不愧是老謀深算的政客，對共和黨人的情緒和美國選民的態度都瞭如指掌。共和黨人以保守者居多，是以越右越容易獲得黨內的提名。至於全體選民，則自然是左傾與右傾大致平分秋色。及時搶到中間的位置，才能左右逢圓，立於不敗之地。鐸爾本人本來只是個中間偏右的人物，並不是極端右派分子，在共和黨內競選時方才向右靠攏，很像是按尼克松的既定方針辦事的樣子。然而，鐸爾在贏得黨內提名之後卻並沒有搶占中間地盤，而是陷在右派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何以會如此？作者以為既不是忘記了尼克松的教導，也不是不以尼克松的意見為然，而是不得不屈服於共和黨內極右派的壓力。何以言之？舉例而言，鐸爾曾經想修改共和黨的綱領，加進容忍人工流產的字句，只是在遭到右翼份子的堅決抵制之後方才作罷。如果已經作古的尼克松地下有靈，想必會大罵饒伯參與鐸爾同為蠢才。饒伯參之蠢，蠢在不明只有扮演中間派才能上台。多年前亞利桑那邦參議員戈德華特以高票當選共和黨候選人，結果在大選時一敗塗地，也正是因為堅持右派觀點，不肯走中間路線所致。鐸爾的蠢，蠢在不明白身為共和黨的候選人，只愁撈不到中間派的選票，對於極右勢力則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因為這些人除去支持共和黨候選人之外，別無出路。 不過，使共和黨處於下風的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美國1996年大選前的經濟狀況良好。當時克林頓總統因在邦長任上利用職權亂搞女人而待審，克林頓太太因涉嫌在地產投資上舞弊而被法庭傳召，克林頓總統的競選高參又因召妓暴露而辭職，這些醜聞足以把議員、邦長之流搞臭、搞垮，但對於一個有經濟現狀良好作為護身符的現任總統來說，卻不起任何作用。上文提到決定美國總統選舉勝負的關鍵一向在經濟，也談到選民所關注的僅是“經濟現狀”，並不是“經濟政策”，1996年的選舉再一次證明這種說法準確無誤。 除去控制通貨膨脹之外，克林頓政府並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可言，就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其實也不是克林頓政府制定的，而是出於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之手。克林頓也並沒有自己發掘這一行長的人選，只不過繼承了布什任上的行長。但選民並不理會這麼多，只要經濟形勢不錯，現任總統就可以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如果情況反過來，現任總統也逃不脫替天頂罪的責任。里根的走運與卡特的倒霉，就是一正一反兩個實例。乍看之下，美國人似乎是天真得近於糊塗，其實卻並不盡然。因為經濟狀況同經濟政策究竟有多少關係，誰也說不清。比如，克林頓與布什任用同一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掌管貨幣與和利率，這位行長在布什任期內與在克林頓任期內執行同一種通貨膨脹的政策，經濟狀態在克林頓任期內與布什任期內卻一好一壞大不相同。可見，選民只管現狀，不問來由的態度，並不一定意味着見識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