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饑荒：300萬人死於飢餓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30日15:42: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06年，英國駐京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 ◆高伐林 　　2006年，英國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中國人口大省、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中國的腹心地帶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這兩本書為人們提供了可資對比研究的珍貴資料。 　　湖北女學者宋致新在武漢家中，對我介紹了關於《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的情況。 學者宋致新有多種文學研究專著。 文學評論家為何編著災荒史料？ 　　宋致新說，提起抗日戰爭，我們大都會想起“七七”事變、台兒莊戰役、平型關大捷等戰事，以及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戰的正面戰場河南，在抗戰最艱苦的1942年，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至少300萬人死於飢餓。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以“影響抗戰士氣”、“妨礙國際視聽”為由，對災情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這場特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以來被深深地掩蓋了。300萬人死亡的大悲劇，在現代史上竟難找到記載。然而，300萬條生命，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中遇難人數的十倍！ 　　當宋致新這樣說的時候，人們很難想到，她是剛剛從湖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退休的研究員，長期從事的是中國文學、文學評論研究，出版有《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袁枚的思想和人生》等多種專著，還編選、評註過《誰最會享受人生》、《品味人生》、《明清性靈小品》、《閒書四種》等書。 　　一個文學評論家出於什麼考慮，去編著一本關於60多年前河南大饑荒的書？ 　　宋致新是河南開封人，對家鄉父老命運的眷戀關懷，是可以想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父親。 　　宋致新在該書的“後記”中這樣介紹：“由於我的父親李蕤（流螢）曾寫過《豫災剪影》，使我得以了解這場災難的基本面貌。而這場災難究竟是如何形成？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會見死不救？為什麼要實行新聞封鎖？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表現如何？災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大量死亡？這一切，引起了我探尋這段塵封歷史的興趣。” 　　李蕤（1911－1998）在74歲高齡時寫的《豫災剪影》重印後記中，回憶了他年輕時何以能夠去進行一次備嘗艱險的採訪。當時重慶《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從華北回來經過河南，目睹災情嚴重，寫了報道，《大公報》發了社論，批評說中原災民餓死，重慶卻紙醉金迷。這下觸怒了當局，被令停刊三天，受到這樣沉重的壓力，難以再繼續報道災情。這時，南陽的地方民營小報《前鋒報》聘他為“特派記者”去災區採訪報道。他當時與妻兒老母住在河南，每天一開大門就能看到難民倒斃的慘狀，一睜眼就可聽到啼飢號寒的哭聲，作為拿筆的人，他覺得實在不能拒絕這樣的委託。於是李蕤便借了一輛自行車前往災區，從洛陽到鄭州，又南下到汝南，沿途記錄撰稿，寫出《喑啞的呼聲》《風砂七十里》《雨天絕糧記》《“死角”的弦上》《糧倉里的骨山》等通訊。1943年《前鋒報》將他寫的十篇通訊匯集出版，題為《豫災剪影》，署名“流螢”，報社社長李靜之為之作序，印刷了兩千冊。 　　喚起宋致新立即動手願望的，是一個外國人——美國記者Theodore White，這個名字或許少為人知，說起他的中文名字“白修德”，知道的人就多得多。宋致新說：“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回憶被介紹到國內，引起了國內文化界對於這段歷史的注目，更激發了我探究大災真相的強烈願望。”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作者貝克在書中也曾以滿懷敬意的口氣提起他的這位先驅。1943年春天，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到河南採訪國民政府軍隊和日軍作戰的新聞，但他發現，令人恐怖的不僅是億萬人喪命的戰爭，還有饑荒。貝克的書中引述白修德的文字雖然不算多，但是讓讀者印象深刻。而宋致新《1942：河南大饑荒》書中第一部分，正是“美國記者白修德筆下的河南大災”。她摘選了白修德當年的三篇報道《十萬火急大逃亡》《河南大災：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等待收成》，讀來催人淚下。他描述了離洛陽市不遠的郊外雪地上看來還很年輕的女屍；餓到極點的母親煮食兩歲的孩子、父親被控勒死兩個兒子，然後吃了他們……還揭露河南的國軍強征的糧稅有時比實際產量還高。軍隊到村子裡搶光農民的糧食，老百姓顆粒不剩。 　　白修德不僅披露了災民的苦難，並不遺餘力地解救他們。他回到重慶，設法見到蔣介石，直接向他展示在災區拍攝的包括野狗在屍骨堆旁情景的照片。蔣不得不相信了他，從臨近的陝西省調入糧食，軍隊打開河南省的一些軍用糧庫，政府在各地設立粥棚賑濟災民。 　　年輕的記者李蕤四十年代深入河南災區寫下大批報道，讓廣大讀者得以了解災民的苦難。（宋致新提供） 無數人為搜集史料獻出心力 　　其實，關注河南大饑荒的大有人在，著名作家劉震雲就寫過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中篇小說《溫故1942》，後來導演馮小剛砸下重金，將它拍成了一部大片，說要“反映中國人的悲劇史和心靈史”。但是這部作品中寫到了日本人幫助解救部分災民，沾上了敏感話題的邊，影片送中宣部審查沒能通過。 　　宋致新為了鈎沉這段歷史，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精力，也得到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的幫助。她說：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報道和回憶，我一直沒有看到完整的全文，感謝定居美國的大學校友，在圖書館中查找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時代》周刊上發表的那篇轟動國際社會的報道《等待收成》，還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們注意的報道《十萬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2日），又購到白修德自傳《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的英文原版，寄回國內；另一位校友、河南大象出版社副社長崔琰也提供了關於白修德的材料。 　　《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豫災實錄》和社長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是反映豫災的重要文章。宋致新到湖北省圖書館文獻室查找，發現60多年前的《大公報》原件殘缺不全，合訂本的字跡又難以辨認。她與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聯繫，請他提供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將原文通過電子郵件發來。 　　更有戲劇性的是尋訪張高峰。他的《豫災實錄》影響甚廣，而張高峰是怎樣一個人，被捕經過如何，都屬未知。宋致新就在網上搜尋，得知張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於是，她打電話給天津文史資料研究室的主任張玉芳，托她代為尋找，但張去世多年，家已遷址，難以找尋親屬。宋致新又托同學、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喬以鋼相助，她費盡周折，打聽到張高峰兒子張東的電話，誰知當宋致新撥通給張東的電話，才知道他父親雖名叫張高峰，卻不是她要找的那個張高峰。同名同姓的兩個張高峰，都是天津人，都是記者，年齡也相仿——世上竟有如此巧合！ 　　正當宋致新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卻柳暗花明又一村，收到張玉芳寄來的天津文史資料委員會所編的《近代天津十二大報人》一書，書中有張高峰的同學張道梁的文章，詳述了張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經過，還附有張高峰晚年的照片，令宋致新喜出望外。張玉芳還提供了張道梁的電話，通過87歲張道梁老先生的幫助，宋與張高峰之子取得聯繫，得到了有關照片和資料。 　　李蕤的豫災報道都發表在南陽《前鋒報》上，宋致新很想將這家報紙的資料搜集得更為完整。她從《前鋒報》編輯張林翰的悼念父親李蕤的文章中，得知《前鋒報》當時發表過幾十篇有關救災的社評，張林翰和另一位原編輯王駿遠晚年曾專程前往南陽檔案館複印珍藏。但張林翰已於幾年前去世，王駿遠也正病危住院，她無法通過他們得到這些社評。於是她通過全國複印縮微中心購得當時《前鋒報》膠片，又花費大量時間查找、抄寫，收集了該報70多篇鮮為人知的關於豫災的社評。在她編書期間，王駿遠去世，其子王小寧將父親生前留下的有關《前鋒報》的材料集中起來用特快專遞寄給了她。 　　宋致新說，在挖掘、收集有關河南大災的文史資料方面，尤其值得感謝的是長期主編《河南文史資料》的袁蓬先生。他是《前鋒報》的老編輯。1985年，李蕤剛剛平反不久，是在他提議下，翻箱倒櫃找出僅存一冊的《豫災剪影》，在《河南文史資料》上發表，使這份史料得以流傳。多年來，《河南文史資料》刊登了大量關於河南大災的回憶文章。 　　宋致新說，對歷史的正確認識來源於真實的史料。首要的工作是挖掘、搶救、整理和匯集來自各方面的有關記載。“新聞是歷史的草稿”，當時能夠勇敢地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報道過這場大災的“老新聞”，無疑是鈎沉這段歷史的重要依據。基於這一想法，她在《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中，收集編選了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報道與回憶，重慶《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報道和社長王芸生寫的社評，河南南陽《前鋒報》記者“流螢”寫的系列通訊和《前鋒報》的系列社評等等。她說，中外報人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冒著巨大風險采寫的文章，能帶著我們身臨其境地走進歷史，感受到那場大災何等的酷烈。此外，這本書還收集了當時親臨災區參與過賑濟工作的國民政府官員和對大災真相有所了解的“知情者”，事隔幾十年之後所寫的回憶文章。例如曾任河南省建設廳長的張仲魯對大災成因的探究，身在台灣的楊卻俗對災情的回憶和對參與救災當事人的尋訪；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大災前後為民請命的多次提案，曾任軍風紀巡察團主任的金漢鼎所披露賑災款如何被經辦人貪污的內幕，此外還有親歷浩劫的災民的血淚回憶。這本書將有關1942年河南大災的材料匯集起來，以使讀者對1942年河南大災的總體面貌有一個了解。 　　宋致新介紹，她花了很大氣力設法搜尋當年所拍攝的圖片，可惜很不理想，台灣的楊卻俗的文章附了一些照片，但這些照片已經被歲月沖刷得模糊不清。出版社的編輯不得已，配上了一些與河南大饑荒類似的圖片。 1942年河南大災是怎麼造成的 　　人們對慘劇嗟嘆之餘，不禁要問：誰之罪？怎麼造成的？宋致新認為，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災的原因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其中較大的戰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軍發動豫北作戰（即平定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後退至黃河以南，豫北全境淪陷。日軍在黃河北岸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 　　同年5月，日軍發動豫東作戰（即蘭封會戰），6月初日軍攻陷開封、中牟，向鄭州進逼。為了阻擋日軍西犯，蔣介石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黃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泛區以東陷於敵手。 　　1940年6月，日軍占領了豫南的信陽，控制了平靖關和武勝關。1941年1月，日軍發動了豫南會戰，沿鐵路北進，中國軍隊經過激戰收復失地，日軍退回信陽一帶。 　　這樣，到1942年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面臨敵。 　　黃河的決堤泛濫，蔣介石“以水代兵”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89萬百姓喪生，黃水退後形成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沙灘河汊，不願做亡國奴的民眾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的糧食負擔。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軍糧馬料，以及兵源補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從1937年抗戰爆發以來五年半里，河南出兵出糧都是全國第一。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風調雨順年景，農民交糧納賦之後，也談不上任何儲藏。當1942年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又絕收，特大饑荒的爆發就勢在難免。 　　宋致新還分析說：河南本來鐵路交通最為發達，平漢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跨東西。但在抗戰中兩條大動脈絕大部分癱瘓，只有洛陽以西一段隴海線還開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極落後，自古救濟饑荒，無非“移民”和“移粟”兩法（即將災民運走或將糧食運來），河南交通運輸如此困難，兩法都缺乏效率，災民就像被關在鐵屋，只能坐以待斃。 　　宋致新指責蔣介石專制腐敗，不恤民命，是造成國統區70多縣河南災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積三分之一的淪陷區，同樣遭受了嚴重天災，災情被封鎖得更嚴，災民死亡總數，迄今無從得知。在國統區，要徹底救災也確有困難。然而，從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線無大的戰事，國統區還有許多省份豐收。國民政府如果誠心抓緊救災，是能夠把災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蔣介石政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置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致使災情日趨嚴重、不斷蔓延， 　　蔣介石對河南大災始終裝聾作啞，目的是既不救災，又可以推卸責任。1943年3月底，當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1942年8、9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識到危機，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為250萬石，又命令立即徵用所有運輸工具，把陝西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但蔣介石採取這些緊急措施，目的是為了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 　　1942年10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本是遏止河南災情蔓延的關鍵時刻。因為隨著冬季的到來，災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會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徵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承認河南災情確實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為河南災民涕泣陳情。然而，多方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救災的重視。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撥給河南2億元（1億賑款，1億貸款），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於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當省府大員到各縣督征時，有的縣長談到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情景時，不禁痛哭失聲，跪地磕頭，請求免徵。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自衛隊的團勇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只好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 　　自古以來，災區人民通常是不納糧的。蔣介石政府為什麼偏偏違背救災的道理，把“納糧”和“賑災”攪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釋：他“救災”是假，征糧是真。由於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幾十萬河南駐軍的口糧，從外省調運至少也得好幾個月。軍隊不可一日無糧，軍民交困時，蔣介石採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徵收170萬大包小麥。 　　宋致新算帳說：國民政府撥了2億元賑災款，當時平糶糧按最保守估計已漲到每斤10元，2億元只能購得2千萬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國民政府從河南徵收的是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200斤，共計3.4億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四十年代在擔任《時代周刊》駐亞洲特派記者期間，真實報道了1942年河南大災寫下他記者生涯的輝煌一頁。（資料圖片） 如何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思想財富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為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徵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以致老百姓把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為，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眾，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產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斗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餘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寧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眾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為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 　　最直接的惡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衊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裡面還存有麵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眾多參政員極大憤懣，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為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為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產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係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為全都歸咎於（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的（地委書記）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 　　而宋致新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啟迪今天的我們進行更多層面的深入思考：共產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附錄：《前鋒報》特派員流螢：《走出災民的“大聚口”》（1943年4月8日，此處從略） 　　下篇預告：略談河南兩次大饑荒的異同——採訪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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