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的今天，即1977年7月23日中午，對曹本皓同志的妻子陳懋麗和她的四個女兒來說，是一個極其悲痛、刻骨銘心的日子。曹本皓先割腕（估計是實在難忍），後從浙江日報社科技館高高的三樓跳下。醫務室董仙珠等同志很快趕到現場，當他們叫“老曹！老曹”時，曹本皓聲音十分微弱“嗯”了一聲，大概這時腦還沒有死。　　

陳懋麗同志當時在食堂吃飯，人們紛紛議論時，她預感到老曹出事了（她沒有去現場），因為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裡，老曹的心情十分煩惱。他對陳懋麗說，有天晚上他睡在夜編組的一張簡易床上，床有屏風隔着，這時有兩位領導進來，他聽到兩人在議論，“接下去要搞曹本皓了”。那段時間曹本皓天天講頭痛腦脹，根本睡不着覺，但照樣看大樣、版面，下午還要接受小組批鬥。安眠藥從2片到4片……董仙珠同志對老曹講，安眠藥不能加了，否則對身體有很大的損傷。但他實在沒有辦法。曹本皓對妻子說，報紙這時出了問題，雙重罪，馬上可以拉出去槍斃，還不如把我關牢房好。可見曹本皓當時受到的壓力有多重。　　

曹本皓被送到醫院後，主管報社運動的“女人家”（即張雪梅同志）派司機溫明輔同志叫陳懋麗到醫院去，陳開始拒絕去醫院，在溫的再三懇求下，看在溫的面子上，陳才勉強去了醫院。到了醫院，陳懋麗一句話也沒說。當董仙珠等同志把曹推入太平間時，陳也沒有進去。從曹從科學館三樓跳下到推進太平間，陳懋麗自始至終不講一句話，不流一滴淚。陳懋麗似乎是麻木的神情，難怪“女人家”講了一句話：陳懋麗你真堅強！這句話是表揚？是諷刺？人們各自去揣摸、理解！而對陳懋麗而言，“哀莫大於心死”！其實，陳懋麗象一般女同志一樣，她的眼淚不比別人少，她的眼淚，一是吞進肚子裡，一是在親朋面前流，但決不在有的人面前流。　　

曹陳兩人，從1949年7月到1977年7月近30年的感情人所共知，當年僅19歲的他倆，充滿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期盼，響應黨的號召，報名參加華東“革大”，然後到浙江龍游等地工作。1956年秋季，曹本皓同志憑着意志和毅力，報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三年後畢業，被分配到浙江日報社，一來就到夜編組（部）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日日夜夜，夜間工作17年，直至被逼致死的一天，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為黨為人民工作，有着23年黨齡（曹1954年入黨）的老黨員，卻在“揭、批、查”運動中，被逼致死，可悲！可嘆！有人不認為曹本皓是被逼死的，說“他還在工作”，這真是奇談怪論、謬論！當時報社整個環境，是個什麼樣的恐怖氣氛！追查所謂“攻擊性言論”，抓“現行反革命分子”，天天向上報告“成績”，向上邀功，介紹浙江日報的“經驗”。專案組有人放言，你們的反革命言論，可以拉出去立即槍斃！全報社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好死不如賴活”，難道曹本皓真象有的人講的“畏罪自殺”，他有什麼罪？他為什麼會走絕路？他留下4個女兒，最小的還只有7歲，留下恩愛如初的妻子，如果不是逼得他實在無路可走，他是決不會離開這個世界的。當年曾主持過報社清查工作的董佑勤同志最近說了不少公道話、良心話，說到曹本皓之死時，他說：“完全可以避免。”可惜人死不能復活，悲劇已無可挽回。　　

更讓人痛心的，無法忍受的是，曹本皓這個出身在回族的同志，死後他的骨灰沒有留下一小撮。陳懋麗和孩子們都沒去火葬場，她托韓保甫同志兩件事，一是帶去一套曹平時穿的一身舊衣服和一雙鞋子，請老韓幫忙穿上；二是要求把曹的骨灰暫存殯儀館一年。第一項，韓保甫辦成了，他和馬仁安同志為曹體皓穿上了衣服和鞋子。第二項，殯儀館明確拒絕，“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能暫存。韓保甫同志當然無能為力，陳懋麗對韓保甫、馬仁安同志至今心存感激之情；沒留一點骨灰，是終生的遺憾和悲痛！　　

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人的尊嚴是一樣的。大人物、重要人物，在政治運動中屈死，事後平反昭雪開追悼會都應該，而曹本皓雖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他是個有23年黨齡的、幹革命近30年的少數民族出身的幹部，屈死後不但沒有平反昭雪，更沒有舉行追悼會，而且沒有一個領導，不管是當時的領導，以後的歷屆領導，都沒有表示過一點歉意，更不要說安慰家屬，給予撫恤，經濟上的適當補助。　　

曹本皓死後，陳懋麗一個人60元的月工資，要養5個人，經濟上的困難、生活上的拮据，人們可以想象得到。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求生活補助，但都被拒絕。最後她找了一點關係，由當時的杭州市的“第一夫人”（王平夷同志的妻子）打電話給報社“女人家”，才一次性補助50元。這是否是“人道、良心”？真是天曉得！　　

堂堂的浙江日報社，有60年的歷史。在那場“揭、批、查”運動中整了不少人，許多同志被趕下去監督勞動；象曹本皓這樣的好同志被逼致死，應該是報社歷史的恥辱、污點，是不能抹殺的。可悲的是，在總結報社60年的歷史時，有人不僅沒有半點反思和歉疚之心，竟然還要沾沾自喜，企圖為“揭批查”運動寫上“豐功偉績”一筆。請這些同志捫心自問：你難道還有一點良心嗎？我不是說誰逼死了曹本皓，但我說，你或者你們當時的所作所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哪有一點黨的政策、做人的基本道德準則可言！請想一想、再想一想！　　

曹本皓同志死的時候，還只有47歲，正是壯年，為黨、為人民工作正當其時呢！作為一個曾經與他一起在報社上夜班的同事，我一想到他的屈死，內心就感到說不出的痛楚。整整33年以來，一直都是這樣。　　

　 　　 　                         

                          胡堯海（原為浙江日報社工作人員）　　

                             寫於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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