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都知道在中國搞文藝很吃香。不是一般的吃香，還可以當將軍。

相聲就是中國的文藝國粹。也曾經是革命文藝的尖兵。姜昆同志就是俺小時候的偶像，俺現在還記得他學江青那個令人做嘔的象。這樣一位革命文藝戰士，熬了這麼多年還沒有跟彭立媛宋祖英毛新宇一起升將軍，俺不服。姜昆同志，俺認定你是革命文藝將軍。

有將軍就有蝦兵，兵痞兵油子。郭德綱小瀋陽之類就是這樣的革命文藝蝦兵，兵痞兵油子。他們的角色分工，就只能是刁得一小爐匠。現在郭德綱小瀋陽之流已經在胡總一聲令下，象落湯雞落水狗一樣了。全中國好像大快人心，至少黨心大快。

俺雖然對郭德綱以及小瀋陽不感冒，也確實覺得他們的許多節目和表演低得完全失去藝術品位，俗不可耐，但是俺更反感當前當局借“反低俗”之名對民間藝人動用公權力的非法打壓。就憑胡總書記一句話，反低俗，反惡俗，反庸俗，“三反”運動就把郭德綱推到風口浪尖，中央媒體指名道姓口誅筆伐，作品封殺，演出遭禁。他的私宅違章與否，他的徒弟打人與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法律渠道和方式解決。他的作品和演出如果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德，也應該有更合理合法的渠道和方式來處理甚至抵制。何況郭得綱等“三俗”藝術的流行和泛濫，也是跟黨這些年的培養扶植甚至贊助吹捧分不開的。這種靠最高領導人的一時一地朝夕可變的口味選擇，動輒動用政府公權力而非正常法律與道德示範引導來“五講四美”的搞法，粗暴干涉文化藝術以及粗暴對待藝人，尤其是民間草根藝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壓而絕非高雅。

相聲起源於華北地區的民間說唱曲藝，在明朝即已盛行。經清朝時期的發展直至民國初年，象聲逐漸從一個人摹擬口技發展成為單口笑話，最終成為最受觀眾喜愛的民間藝術形式之一。所謂民間藝術，自然就是“俗”，反映民俗和俗文化。突出民間的智慧幽默，同時也就很難脫離深入民俗的庸俗，尤其是與性有關的黃段子。更大程度上的是街頭藝人的自嘲到互相挖苦，特意挖苦取笑人的長相生理缺陷，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厚而惡劣醜陋的一面。

西方人過去其實也一樣。最著名的莫過與美國人把一對泰國連體人收進馬戲團巡迴展覽雜耍，以至“連體人”的英文還是siam twins（暹羅雙胞胎）。

中國的傳統相聲藝人雖然出身低賤，但是他們除了民間智慧，更有人體現許多正人君子所無的民族大節。抗日時期，著名相聲演員常寶堃曾經兩次因為諷刺日治政府而被捕，張壽臣公開讚揚吉鴻昌等人的抗日，批評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曾因為諷刺當時天津的警察“賤”遇到麻煩。

1949年後，根據毛澤東的“革命文藝思想”，相聲這個民間藝術從形式到內容都不符合共產黨的需要。一是來自民間的幽默諷刺，矛頭一般是指向官府和達官貴人的，二是大量色情、挖苦別人生理缺陷之類的段子哪怕毛等人私下樂意欣賞，卻實在不能登台去教育廣大群眾幹革命。（毛在全國禁止公開演出許多傳統相聲保留節目時，多次把候寶林召進中南海給他們私下演出傳統保留節目）。一大批以侯寶林為代表的相聲演員只得轉行或轉型，將相聲的內容加以改造，專門諷刺“舊社會”或者新時代“思想落後”的人。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批歌頌“放衛星”，“跟玉皇爭高低”之類的革命相聲開始大量出現，其間以馬季等為代表人物。

儘管如此，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相聲藝人遭到打壓，候寶林就遭批鬥進牛棚，曾一度讓相聲在中國大陸絕跡。

文革之後，官府和民間立即發現了相聲這個民間傳統藝術的利用價值：有了四人幫這個落水狗發泄對象。以姜昆、李文華的《如此照相》和常寶華、常貴田的《帽子工廠》為代表的一大批諷刺“四人幫”的相聲迅速流行。從前侯寶林等人的相聲也得以重新在電台播出。

進入1980年代，在日益流行的曲藝形式小品的衝擊下，表演形式簡單的相聲不再得到以電視為主要傳播媒體的觀眾的青睞。 儘管如此，這段時間裡相聲還是獲得了不小的發展：新一代演員湧現出現，各種內容和形式上嶄新的相聲段子不斷登台，形成了有別之前的“當代相聲”。其中無論是歌頌娛樂型還是針砭時弊性的段子，都很多深受大眾歡迎的例子。在這一時期的各種大小文藝場合，相聲仍是娛樂大眾的主角。

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相聲開始逐漸式微，新段子越來越少，膾炙人口的更是鳳毛麟角。由於諷刺時政仍然是官方的大忌，老式的純娛樂風格相聲，尤其是貼近民俗迎合流俗（包括對酒囊飯袋官員大亨庸俗下流口味的）開始逐漸占據絕對主流地位。

縱觀相聲在中國的興衰，較之他們的老前輩在朝廷不管的街頭雜耍的興衰辛酸，候寶林郭德綱們在共產黨無處不管的地盤上雜耍，辛酸可不同一般。

當然，象姜昆那樣的革命文藝戰士，吹拉彈唱都可以當將軍，那就另當別論了。

如果郭德綱們還想說相聲混飯吃，就只能跟姜昆搭檔，姜昆當革命文藝將軍，郭當刁德一，千萬不能刁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