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專訪舒雲（上）：找到林彪事件黑匣子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12日15:34:0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讀舒雲所寫的三種、五厚冊關於林彪的書，尤其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感受到字裡行間瀰漫着濃重的陰謀氣息——不是林彪對毛澤東搞陰謀，恰恰相反，是毛澤東對林彪搞陰謀。舒雲認為，當局強加在林彪頭上的罪名是子虛烏有；林彪是中了“套”，成為政治陷害的犧牲品 ◆高伐林 　　毛澤東的忌日“九·九”剛過去，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彪的忌日“九一三”又到了。 　　“九一三”在走過那段歲月的人的腦海中，烙下了永難磨滅的記憶。而當筆者對中國女軍隊作家舒雲進行筆訪，讀到她的答覆時，不免吃了一驚：1971年“中共中央關於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個字也沒聽過”；“直到1980年審理‘兩案’時”，“林彪的‘罪行’我還是一無所知”。 　　用她自己的話說，“也許這是我的幸運？使我在打開中共黨史大門的20年時間裡，能以一種較為客觀的視角，來評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鍥而不捨地努力，調查百餘親歷者和知情者，採訪筆記厚達數尺，獲得很多驚人的發現。在發表多篇文章的基礎上，完成了40萬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冊），“對九一三事件作顛覆性的總結”；後來幾年，她又陸續出版了《林彪畫傳》、《林彪日記》（上下冊，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記得作家孔捷生寫過一篇關於周恩來“道德神話”的文章，標題是《本世紀最後的“黑匣”》。“最後的”？我想，他還是低估中共製造黑匣的產量了，二十世紀的黑匣子還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舒雲所寫和編的這三本書中，稍晚出版的《林彪畫傳》、《林彪日記》，我只是翻閱而未細讀，細讀的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感受到字裡行間瀰漫着濃重的陰謀氣息——並不是林彪對毛澤東搞陰謀，恰恰相反，是毛澤東對林彪搞陰謀。毛澤東在1971年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則”，毛澤東是否搞“馬克思主義”姑且不論，他卻是不擇手段地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看來當局強加在林彪頭上的罪名，都是子虛烏有；林彪是中了“套”，成為政治陷害的犧牲品。 　　舒雲對於筆者的有些問題，不便回答，請筆者和讀者理解。我當然理解，不僅理解，而且對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以下是我稍作整理的舒雲答問。 舒雲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冊） 為什麼祝林彪是“永遠健康”？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舒雲女士，你好！祝賀你上下兩大厚冊新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如何？那時對林彪有什麼樣的印象——見過他嗎？ 　　舒云：我從來沒有見過林彪。“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上小學。我沒有參加過紅衛兵、武鬥、大串連之類，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觀者。但是這種兒童視角，可能使我對“文革”的認識與眾不同。 　　“文革”開始後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卻無緣見到林彪，也沒有見過葉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對林彪沒有什麼印象，因為那個時候不宣傳個人，加上我那時年齡小。那時也不是到處掛毛澤東像，但因為天安門城樓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對毛澤東印象還有一些。“文革”初期，到處掛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澤東平起平坐，使我對穿着軍裝的林彪印象極深。不過我那時搞不明白，為什麼祝毛澤東是“萬壽無疆”，而祝林彪是“永遠健康”？幾十年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彪身體不健康。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最後一次，是他乘車環城一周，我也在家門口看，等了很久車隊才來。車開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視眼，根本沒看清飛馳而過的毛澤東和林彪（車上有沒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國慶節，我們學生作為群眾隊伍通過天安門，我還有機會見到領袖。凌晨一兩點我們從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點多，可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林早就不見了，只遠遠看見城樓上有個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認為是周恩來…… 　　高：“九一三”事件時你在哪兒？聽到文件傳達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時你感覺如何？後來對林彪的看法經歷過什麼樣的變化？ 　　舒云：我15歲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8歲到蘭州空軍當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經辦好了調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手續，不然的話，就走不了了。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關於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個字也沒聽過，我又不看報紙，所以林彪有些什麼“罪行”我一無所知。 　　高：一無所知？當時中央要求“家喻戶曉”，看來還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對林彪“罪行”一無所知是我的幸運 　　舒云：關於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極深。 　　一件是我離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前，聽說連里幹部（都是現役軍人）到團部開會，門口是荷槍實彈的衛兵。那個年代保密觀念非常強，可也不至於團部開個會門口還站崗吧？據說是傳達中央文件，傳達中央文件怕什麼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從內蒙古回到北京時，住在一位叔叔家。顯然他們是知道內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見一張字條，像他們家孩子寫的，字體很幼稚，寫的什麼我不記得了，但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驚：紅得發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這年國慶節沒有像以往一樣在天安門聚會慶祝，而是改成了“遊園”。雖然那時我還未成年，不會把事情聯繫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再也不是“文革”初期的毛澤東和林彪了。可是，林彪從中國歷史舞台上消失，為什麼如臨大敵呢？當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蘇聯去。 　　對林彪的罪行我確實沒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許是因為我不關心政治。我真正的學歷只是小學畢業，“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學，沒讀一本書，就下鄉了。一個小學文化的人，我就是想關心政治，也不知道怎麼關心。 　　之後我到偏遠的西北當兵，營房的後面就是大山。部隊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個夜班，白天睡覺，每三天中有一個半天訓練，或者種菜地。班裡沒有報紙，更沒有電視，又不讓聽廣播，甚至沒有手錶，一天到晚搞不清時間。因為經常值夜班，輪到政治學習極少，或者說政治學習我沒往心裡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參加了，但我是“後門兵”，怕把我送回去，怎麼有情緒關心與我沒有更多關係的政治？總之，我雖然有一大堆問號，但並沒有想搞清打倒誰，為什麼打倒？直到1980年審理“兩案”時，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還是既看不到電視，也聽不到廣播。報紙那時倒是有一兩張，只是我已經養成不看報紙的習慣了。所以對於林彪的“罪行”，我還是一無所知。 　　也許這是我的幸運？使我在打開中共黨史大門的20年時間裡，能以一種較為客觀的視角，來評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說林彪事件情況 　　高：你是從什麼時候對寫林彪事件感興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堅持業餘寫作，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寫林彪是在進入聶榮臻元帥傳記寫作組後，才慢慢做起來的，剛開始不敢想。 　　高：你當時讀到或聽到什麼，觸動了你，使你產生進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衝動？你在這些過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帥、將軍們，對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聶帥傳記組成立，老作家魏巍擔任組長，我被調去當秘書，同時負責撰寫作建國初期和“文革”這兩章。從此我開始接觸中共黨史。採訪聶帥，必然要聽老同志講到林彪，聽到一些老同志對《聶帥回憶錄》有些意見，認為不應該那樣寫林彪，這使我對林彪產生興趣。這也是緣於少年時代對林彪由“神”變“鬼”的深刻記憶。我的第一本書《開國紀事》，專門寫到開國大典時，林彪沒有來北京參加慶祝，而是在前線指揮衡寶戰役——這是唯一跨越開國大典的大戰。這使我對林彪頓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書《天安門下的握手》，採訪到林彪的部下蘇靜、譚雲鶴和閻仲川（注1），戰爭年代他們都在林彪身邊。尤其是蘇靜，平津戰役期間，被林彪最先派進北平，代表他與傅作義那一方的代表談判。我在書中寫到：以林彪的名義寫給傅作義的信，說了傅很多罪行。這封信署名“林彪”，交給傅的談判代表鄧寶珊，讓他回去後立即交給傅。但是這封信並不是林彪寫的，是總部寫來的。因為信沒有封口，鄧看後不敢交，由蘇靜請示林彪。林彪說這封信是嚴厲了些，暫時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軍委來電催，要儘快交。傅的女兒和秘書誰也不敢把這封信當面給傅，最後悄悄放在傅的辦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協議簽字之後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氣。傅的女兒說，如果在簽字前看到，他不一定會簽字。傅本人認為，是不是因為抗戰勝利後他奪取張家口，給毛寫過一封電報，說讓毛為他執鞭（當馬夫）引起的？ 　　此書被台灣盜版，以《危城之鑑》的書名出版，說今日之台灣就是昨日的北平——看看中共怎樣勸降傅作義吧！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這本書。 　　後來我在寫有關羅瑞卿、楊勇等人的書時，也都有意採訪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這些書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戰爭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這樣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積累多了。 　　高：你是用什麼名義調查，是用業餘時間還是工作之便採訪？ 　　舒云：當然積累林彪材料是我的個人行為。我只是想從歷史、紀實、新聞結合的角度，來探討林彪事件，如實寫出我的調查情況。 　　在寫作“聶傳”前，我已經開始業餘讀大學，那時我上的是北京廣播電視大學中文系，拿到了一張大學文憑，並曾經三次報考研究生。最後一次成功了，但要把我轉到武漢某大學。我那時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所以就放棄了。進入聶帥傳記組後，我深知自己的功底淺薄，又脫產讀了一所大學。在上學的同時，我還在進行林彪事件的調查採訪。 　　高：你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作調查，在中國大陸，林彪問題還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你的採訪對象對談出這些往事沒有顧慮嗎？你是怎樣得到你的採訪對象的信任呢？ 　　舒云：採訪對象談解放前的林彪，沒有顧慮，他們剛開始很少談到“文革”中的林彪，或只說些皮毛。因為我當時並沒有想寫林彪的書，所以也不着急，慢慢地採訪，談多少算多少。 　　關於“九一三”事件，我邊調查採訪，邊發表一些文章。寫了傅崇碧、余立金等幾篇，這樣，很多“九一三”事件的當事者也開始信任我，願意談出一些情況。後來又發表了《林彪座機飛行員潘景寅》、《噩夢九一三——九一三中的小人物》等文章。採訪對象對我熟悉了，也就願意說了。 　　但至今，仍有人不說。 為什麼當局不作調查、鑑定？ 　　高：你的調查，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在調查寫作中，誰對你的啟發最大？ 　　舒云：“九一三”事件，簡單地說，就是一夜跑了兩架飛機。但因為時間、空間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經歷“九一三”事件。所以每個當事人都只是了解自己所在的一點，我就得找很多很多當事人，將他們了解的點滴情況集合起來，才能拼湊出完整的“九一三”事件。 　　我對王年一老師（注2）非常敬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就敢於公開在官方的會議上同情所謂“林彪反黨集團”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使我非常震撼。 　　高：調查中誰的證言最有價值？ 　　舒云：我覺得我的採訪對象說的都有價值，哪怕一句話，我也會如獲至寶。 　　我會久久回想我的採訪，從中找到蛛絲馬跡。 　　高：你的調查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舒云：1980年審判“兩案”時只發現一個林彪的“手令”。最讓我高興的是我發現了“手令”實際上有橫豎兩個，而且有兩個人證實看到了第二個“手令”。（《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書中有詳細敘述——高注） 　　高：對誰的調查讓你感到最遺憾呢？ 　　舒云：遺憾的是還有一些“九一三”當事者我沒有採訪到，有的帶着心裡話就永遠走了。 　　很多“九一三”事件的當事者心中都清楚，如果真想搞清“九一三”事件，就不應該這樣毫無調查。比如，（林彪衛士長）李文普到底是自傷還是他傷？誰先開的槍？當時林立果急於跑，為什麼要打李文普一槍？看來，是李文普說下車看看，林立果還沒反應過來，李文普就下了車，然後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槍。林立果一聽槍響，本能地也打了一槍。 　　至於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蕭某從後面向紅旗車開的那兩槍，可能在李、林兩槍之前。 　　這些事情，現場那麼多人，只要讓大家都回憶一下，再對李文普的槍傷做個鑑定，就清楚了。可為什麼不對李文普的槍傷作鑑定？為什麼不對那天那輛大紅旗作鑑定？ 　　難道不需要真相嗎？（未完待續） 1980年審判“兩案”時只發現一個林彪的“手令”。 【舒雲小檔案】 　　舒雲，女，安徽宿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曾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擅長從歷史、新聞的角度，用紀實的筆法來撰寫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版過《羅瑞卿大將》、《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十幾本書。從1987年開始研究林彪事件，近年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以及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以及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與李德合著，李德1928年出生於江蘇蘇州，1945年參加革命，前總後政治部副秘書長。1959年12月至1964年10月任國防部長林彪辦公室中校秘書）。 舒雲著《林彪畫傳》。 注釋： 　　1，蘇靜，曾在林彪手下擔任作戰處長兼情報處長，1949年後，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譚雲鶴，遼瀋、平津戰役期間擔任林彪的政務秘書。1949年後擔任過衛生部副部長、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閻仲川，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參謀，“文革”時期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 　　2，王年一（1932－2007），中共黨史、文革史專家、國防大學離休教授。江蘇揚州人，1949年4月參軍，一直在軍隊工作。1960年大學本科畢業，擔任黨史正師職教員，1988年離休。 　　王年一1988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動亂的年代》，是中國國內出版的第一本關於“文革”的專著，還主編三本《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文化大革命時期》。 　　王年一多次對林彪問題發言。他為舒雲《林彪畫傳》作序，用毫不含糊的語言推薦：“我十分敬重林彪。我向所有為林彪立傳的人致敬。被顛倒的歷史應該顛倒過來！” 　　下篇預告：專訪舒雲（下）：林彪被人下了很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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