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林彪案為何至今難翻：丁凱文答問之二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15日15:38:3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鄧小平說過：“林彪不死，天理難容。”別的案子都能翻，卻堅決不許翻林彪的案。丁凱文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澤東除了安排明面上的接班人，還會安排一兩個“備胎”，讓其互相制衡。在他發現劉少奇不一條心時，就扶植掌軍權的副主席林彪和掌黨權的總書記鄧小平 ◆丁凱文／高伐林 （續前篇）搞政變會先“預演”嗎？ 　　高：林彪死在溫都爾汗之後，當權者給之定的罪名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你認為林彪被官方如此定性，原因何在？ 　　丁：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毛澤東知悉林的座機墜落，機毀人亡時，說了一句話：“這是最好的結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毛澤東在南巡的過程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林彪，聲稱這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凡是知道前“九次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的人，都明白這一說法實際上已將林彪擺到了敵對面的地位，林彪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彭德懷、劉少奇的下場。“倒林”原是毛的本意。這次林彪自己跑了死了，省了毛的許多力氣，免去了那些類似於鬥倒劉少奇的黨內鬥爭之舉，乃至毛澤東額首稱慶。此外，林彪一死，毛本人幹的很多壞事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推到林彪的頭上，像整羅瑞卿、賀龍、反“二月逆流”以及“楊余傅事件”等等。毛何樂而不為呢！ 　　高：你認為，官方的結論，像“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篡黨奪權”、“謀害毛澤東”、“叛黨叛國”等等，疑點何在？ 　　丁：疑點就在於，這些“罪名”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只要當局要打倒某人時，就千方百計找出所謂“證據”定罪，而這些一面之辭都是經過精心策劃、被反覆宣傳，將任何相反的聲音都予以“消音”，或者相反的聲音即使有也過於弱小，以致根本無法被世人知悉。舉例來說，原本林彪在1969年10月為防止蘇聯突然襲擊而發布的緊急命令，到他死後當局就上綱上線，生拉硬扯為是林彪要搞“反革命政變的預演”，相當多老幹部被臨時疏散到外地，本來是顧及他們的安全，與林彪這個命令毫無關係，也硬被說成是林彪為了政變而清除障礙。這一不實之詞在後來不僅未被澄清，反而還不斷被廣泛引用。只要去書店、圖書館翻翻那些黨史書籍和老革命們的回憶錄，你就可以知道什麼叫人云亦云、以訛傳訛了。官方的定論是多麼荒謬，可多少人對這些說辭不僅沒有任何懷疑，甚至還津津樂道！試問：這個世界上可有人在搞政變前要先來個“預演”，提前告訴大家他要搞“政變”了？ 　　其它例子實在太多，書裡面有詳盡的敘述，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海外從事林彪事件研究者寥寥無幾 　　高：“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人們就私下流傳關於林彪出事的各種說法，對官方灌輸的統一口徑暗中存疑。這麼多年來，官方、民間和國內外學界對於林彪罪案疑點，調查有什麼進展，研究有什麼成果呢？ 　　丁：我們可以分為國外和國內兩部分來討論。先說一下海外的研究。 　　真正在海外從事林彪事件研究的人寥寥無幾，就我目力所及，在美國大概只有弗吉尼亞州的Old Dominion University 歷史系的金秋教授…… 　　高：你說的是吳法憲的女兒？ 　　丁：是的。金秋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權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英文著作，是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較為系統地研究林彪事件的專著。金秋教授由於她個人的獨特經歷，擁有別人所難以掌握的資料，她的書，是迄今為止研究林彪事件最權威的著作之一（在我向丁凱文採訪之後不久，吳法憲去世，他與妻子陳綏圻一道完成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出版於2007年——高注）。另外，還有澳洲Monash大學亞洲研究系孫萬國教授，他與泰偉斯教授（Frederick C. Teiwes）合著了一本《林彪的悲劇：文革中騎虎難下》（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以上這兩本是本人讀到的對林彪事件的研究專著。據說台灣和日本也有學者研究林彪事件，但因為本人未曾讀過他們的著作，這裡不願妄加評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位史學研究者馮治軍先生，馮先生著有《林彪與毛澤東》，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毛、林從井岡山時期到林彪最後倒台的關係，該書是一本相當不錯的著作，值得一讀。 　　此外，談及林彪事件的研究，我們不應忽視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一書，林彪事件雖然不屬該書重點討論的範圍，但高在許多問題上的確有相當深入的考證與分析，特別是談及毛林衝突的起源及後來的發展，都有獨到見解，許多史料也極有價值，雖說在個別問題上，我們之間還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但高的著作仍然是海內外研究者作學術研究時經常引用的著作。 　　總的講，海外的研究還是相當薄弱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資料匱乏，海外學者不具備高文謙曾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這樣的特殊背景，研究很難深入。 　　高：但是，同樣是信息封鎖，海外對中共其它一些重大問題不是仍有不少研究者、也出了不少成果麼？ 　　丁：林彪事件與中共其他問題很大不同點在於重要的真相資料太少。當局全面封鎖，人們能看到的基本是官方一家之言，而且被大量反覆渲染，造成人云亦云，真假莫辨。其中有一小部分確有其事，但大部分是人為誇大，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比較一下毛劉周，就很不一樣：他們是正面人物，官方披露很多東西，其子女、親友、部下以及各界人士也都不遺餘力地回憶挖掘，所以這些人物的資料大大多於林彪。關於林彪，除了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外，幾乎沒有什麼相反的資料問世。國內知情人士不敢說，海外想說也說不到點子上，這就造成了海外研究的極大困難，自然就研究者寡。 國內官方研究“以毛劃線” 　　高：那麼中國國內的研究呢？ 　　丁：大陸的林彪研究，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剛才也說到了第一個層次，就是官方的研究，諸如中央黨校的於南教授，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金沖及教授，另外還有一些文人作家如蕭思科等，他們的研究著作多是在當局劃定的圈子內，不斷重複當局原有的關於林彪事件的各種結論，為當局的論斷作註腳。再有，就是各種版本的中共黨史教科書，無論是中共黨史研究室編撰的黨史“文革”史，還是其他學校或個人撰寫的黨史“文革”史，在林彪事件上的說法一如既往，沒有什麼突破。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的這一生》，作者少華、游胡，此書算是較為系統地寫了林彪的一生，但不過是集官方說辭之大成，東拼西湊，毫無獨立見解，此書也竟然一版再版，大行其道——由此倒也看出林彪這一話題之長盛不衰。 　　除了這些官方研究者之外，不可忽視的是一大批黨內元老及其子女所撰寫的回憶錄，比如汪東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張耀祠的《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這些回憶錄有一些價值，畢竟多多少少還透露了一些內容。但這些回憶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毛劃線”，全力維護毛的形象，維護當局欽定的歷史…… 　　高：請你舉一例。 　　丁：張耀祠的回憶談及毛澤東整倒羅瑞卿時，只是強調當時葉群（葉的後面自然是林彪）向毛告羅瑞卿的狀，似乎是葉群一告一個準，毛聽信了葉群的匯報而決定整倒羅瑞卿。可他身為當事人，為何不說當時向毛告羅狀的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人物，如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等？這些軍內高幹在“倒羅”一事上實際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還有其他老帥如葉劍英等在“倒羅”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有所取捨的回憶錄，只不過是迎合了當局的既有定論，試圖抹去那些曾經幹過不太光彩之事的人的記錄。另外一些高幹及其子女的回憶錄，在林彪問題上也基本是重複當局的結論，有些根本就是一部簡明中共黨史加上自己家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由於他們打的旗號是“回憶錄”，所以在很多問題上誤導視聽，不僅未能澄清歷史事實，反而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就是典型一例。 國內民間研究難以暢所欲言 　　高：民間獨立學者的研究情況是不是能有新的成果？ 　　丁：對，民間的研究是第二個層次。民間學者以何蜀、余汝信和陳曉寧為代表，他們在大量收集資料基礎上，對林彪事件詳加分析，在許多問題上有突破性進展，如關於所謂的“設國家主席”，“林彪政變殺毛”等，對推動深入研究林彪事件起了極大作用。 　　我們要特別提及大陸的史學專家王年一教授，早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討論會上，王教授首次就林彪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文革”史學界應該重新研究林彪事件，客觀公正地評論這一歷史事件。這在當時環境下可說是一鳴驚人，難能可貴。 　　大陸作家張聶爾女士撰有《風雲“九一三”》一書，張女士出身軍隊元老家庭，曾訪問過不少林彪事件當事人，此書敘述“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以及過程有獨到之處，值得研究者注意。此外，還有部分原林辦的秘書、警衛們的回憶，雖然在大框架內未能突破官方說辭，但在一些具體事例上說出了當時的原委。比如張雲生的《毛家灣紀實》，《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等，張雲生就澄清了所謂“林彪吸食鴉片”的傳聞，指出這一傳聞毫無事實依據，純屬故意敗壞林彪的聲譽、糟踐林彪的形象，也正符合了當局對林彪的批判。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傳記作家舒雲女士，在撰寫了《百戰將星——楊勇》，《大將羅瑞卿》等書之際，舒雲女士還下了很大的功夫採訪“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試圖揭開“九一三事件”之謎。特別是她不僅寫了那些上層人物榮辱沉浮，還寫出了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由於林彪事件而無辜受牽連的悲慘命運，令人扼腕嘆息。（我向丁凱文採訪之際，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尚未出版，舒雲的其它幾本關於林彪的書《林彪畫傳》《林彪日記》更是幾年後才問世。——高注） 　　但是我們還應看到國內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的不足，這主要還是表現在資料缺乏，林彪事件的許多當事人還無法暢所欲言，再加上當局人為的限制，更使這一課題的研究難於深入。　　像1971年9月8日到9月13日，林彪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身邊的宋德金、李文普等人，也說了、寫了些東西，但是語焉不詳，瑣碎含混，吞吞吐吐。 　　高：林立衡不是一直在為她父親恢復名譽而奔走上書嗎？ 　　丁：對，她是一直在致力於為她父親翻案，她作為當事人、知情人，怎麼能同意當局對她父親的那些明顯與事實不符的結論？但是她受到當局很大的約束，在我們這本書中就寫了，當局對她“約法三章”，要求她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不得寫回憶錄發表。所以儘管她了解相當多的情況，卻從來不向外披露，至少我沒有看到哪個報刊刊載林立衡的回憶錄和採訪記。她只是不停向中央寫信報材料、反映情況。 丁凱文編著《百年林彪》，出版於2007年。 鄧小平為什麼那麼恨林彪？ 　　高：“文革”中絕大多數案子都已經翻了過來，你認為林彪的案為什麼沒有翻？要改變官方給林彪的定性，癥結在哪裡？ 　　丁：癥結在於要破除當局新版的“兩個凡是”，即：凡是鄧小平及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下的結論不可更改，凡是“兩案審判”特別法庭所判定的結論不可更改。須知任何研究領域都不能人為地設置禁區和障礙。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為了在全黨統一思想認識，搞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本來應該熱烈討論的問題人為地劃定了框架，給人們念起緊箍咒，誰要是越雷池一步，誰可能就要倒霉。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細”，特別是涉及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時，更要小心翼翼地為他們妥為遮掩，將他們的倒行逆施大事化小，為他們開脫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等等。 　　高：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旗幟的鄧小平，不是還說過：不管案子是誰定的，不實之詞一律推倒嗎？為什麼不願意給林彪翻案，要設下新版的“兩個凡是”？ 　　丁：是啊，毛要用莫須有的罪名整林彪，還好理解，我們覺得很“正常”；但是鄧小平為什麼會如此？國內作家蕭思科寫的那本《特別審判》中，對於當時中國的所謂“特別法庭”的決策過程寫得夠明白了，鄧小平怎麼指示，彭真怎麼指示，定什麼性，訴什麼罪，判什麼刑，誰該重判，誰過去有功可以輕點……都是他們說了算。你能想象美國的一個什麼案子，由總統和副總統在白宮裡面先研究該怎麼定罪判決嗎？ 　　鄧小平什麼案子都可以翻，即使自己親自主持的“反右”，雖然留了尾巴，剩幾個人堅持不認錯，畢竟也大部分平反了。惟獨林彪的案子，他堅決不翻。鄧小平實際上是將仇毛轉化為仇林——他說過：“林彪不死，天理難容。”但是不更應該說“毛澤東不死，天理難容”嗎？就算林彪幹過壞事，都是毛澤東為首干的啊！ 　　高：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要將仇毛轉化為仇林？ 　　丁：原因很複雜，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澤東安排接班人，從來都不是只安排一人的，除了那個明面上的，他還會安排一兩個“備胎”，讓其互相制衡，便於他控制。在他發現劉少奇越來越不一條心時，他就扶植掌軍權的副主席林彪和掌黨權的總書記鄧小平。這兩個人本來都是毛澤東的人，又分管一攤，並無衝突，但在毛澤東的這個接班格局中，很自然就會發生矛盾。我注意到，林彪在“文革”中，對劉少奇倒沒有批過什麼，倒是批鄧比較多，有些話說得比對劉少奇還重，恐怕這裡面就有心結在起作用了。有這個歷史因緣，鄧小平復出，自然就堅決不讓翻林彪的案。為了維持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的地位不能動搖，那麼誰來為毛澤東背黑鍋？就得你林彪（還有江青“上海幫”）背着了！ 　　要想在林彪事件問題上有突破性進展，必須破除新版的“兩個凡是”，也就是說要衝破當局各種人為的限制，要求開放檔案資料，讓廣大學者專家們暢所欲言。我相信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林彪事件的真相才能大白於天下。（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推倒加給林彪的不實之辭：丁凱文答問之一 　　專訪舒雲（上）：尋找林彪事件的黑匣子 　　專訪舒雲（下）：林彪被人下了很多“套” 　　下篇預告：公正地評價林彪意義何在：丁凱文答問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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