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俺獲邀出席了一場音樂會：美國一音樂學院的學生畢業演出《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俺能免費獲得最好的座席欣賞這樣的盛會，當然不是由於俺有什麼音樂造詣，而是由於一次邂逅留下的一個大後門。

多年前，俺混跡大學誤洋人子弟的時候，有一次去奧蘭多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下榻在天鵝酒店。聽完一個報告走到大廳，忽然聽見優美的“梁祝”鋼琴聲，彈奏者是一位金髮白人男子。這更加引起俺的好奇，就移步琴旁駐足聆聽。他見有人來欣賞，高雅地朝我點一下頭，還居然起身把鋼琴讓給我。我吐出一連串NO,NO，但在他再三威逼之後，俺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班門弄斧，象敲打電腦鍵盤一樣毫無章法地敲了半段“彩蝶雙飛”那個段子。

原來，他是一位音樂教授，對東方音樂情有獨鍾，也在這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是世界級小提琴大師艾薩·斯特恩的隔代旁門弟子。他從導師那裡，了解到“梁祝”這樣絢爛迷人的東方現代經典音樂瑰寶。當他知道俺是所謂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向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對中國有一些了解，例如大躍進，文革。但是，象《梁祝》這樣的音樂藝術瑰寶，是誕生在共產黨的中國，而且是中國搞大躍進的年代。難道這不能看成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躍進的驚人傲世的文明成果嗎？”

不用說，他把俺問傻了。就象他的專業鋼琴演奏跟俺的胡亂敲打一樣，俺這個“學者”，只能嚇唬幼兒園娃娃。從此，我跟他結下梁祝情節，俺發誓要弄懂這個問題，他則立志要把象“梁祝”這樣的中國音樂華章在美國弘揚。我們一直保持聯繫。我不時向他匯報我對他那個大問題研究的收穫，他則向我通報他在傳播中國音樂方面的進展。直到最近他的學生們的演奏會，俺也必須就他多年前的問題交出一個心得。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中國流傳久遠的故事。話說東晉時,浙江祝家鎮祝員外有女英台,貌美才高,求學心切。但女子出門讀書，不合禮教。英台說服父母，女扮男裝，赴餘杭讀書。途中邂逅梁山伯。兩人情投意合,折柳代香,結為兄弟。三年同窗,兩人情逾骨肉。梁山伯一直不知拜把兄弟原為女子。英台卻愛上了這位義兄。祝員外見女兒三年不回，連書催歸。英台只好退學。臨行前托師母為媒撮合。梁山伯回到書院,得悉真相，奔赴祝家鎮。誰料祝員外早已將女兒許配太守之子。英台百般哀求，無奈父親不肯退婚。梁山伯來遲一步,晴天霹靂。回去之後，梁山伯相思成疾,一病不起。英台驚聞噩耗,痛不欲生。出嫁途中,祝英台脫去吉服,到梁山伯墓前哭祭。突然天地變色，墳墓裂開，英台投墓殉情。兩人化作一對彩蝶,永不分離。

用音樂述說這個傳說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由上海音樂學院二十多歲的學生何占豪、陳鋼以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旋律為基礎於1958年創作完成。1959年5月27日在上海南京大戲院進行首演，小提琴獨奏為年僅18歲的俞麗拿。

首演後，此曲不僅在中國立刻備受好評，還驚動了西方大師級的音樂家。德雷斯頓樂團團長驚呼：“好一部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小提琴大師艾薩·斯特恩也曾對《梁祝》讚嘆不絕：“真正的東方之美，世界經典！”尤其是海外華人，幾乎無人不曉，無人不贊。如今，英國BBC美國PBS等著名的廣播電台，不時播送“梁祝”的演奏和旋律。

這樣一件能夠跟《羅米歐與朱麗葉》比肩的藝術瑰寶，確實是產生在剛剛反右整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開始大煉鋼鐵全民皆兵的1959年的中國，而且確實是在幾位出色的共產黨人策劃組織鼓勵支持下創作出來的。他們分別是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孟波，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和管弦系黨支部書記劉品。用今天現代藝術生產的術語來說，孟波是這部作品的“總策劃”。

1958年，在反右的寒流剛過，大躍進煙熏火燎驕陽酷照之際，上海音樂學院黨委跟全國各級黨委一樣，向全校師生傳達貫徹中央指令，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以優異的成績向國慶1 0周年獻禮”的口號。還根據中央的指示，要文學家藝術家“到工農兵火熱的鬥爭中去磨練自己，體驗生活”。長江上，一艘輪船在月光下駛向溫州港。船頭甲板上，圍坐着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一年級小提琴專業的幾個同學，這就是以後中華樂壇的風流人物何占豪、俞麗拿等。 此刻，在去農村“勞動磨練體驗”的途中，他們商議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以響應院黨委的號召。他們擬定了三個題材：１、全民皆兵；２、大煉鋼鐵；３、創作改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

在溫州的一個鄉村，何占豪這天剛收工回到農舍，門口突然出現系黨支部書記劉品。他受院黨委書記孟波的委託專程趕來。劉品傳達的選題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驚：孟波選定了《梁祝》。這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議的。前兩個題材，完全符合黨的需要。作為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這個選擇幾乎完全違反黨性。可這個孟波，確確實實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人。

三十年代，孟波在上海灘當學徒時，就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常到冼星海處求教。1936年，他任《大眾歌聲》編輯時傳播革命歌曲。他之所以選擇越劇《梁祝》這個題材，倒也並非敢於在政治上跟黨唱反調，而是他在作為共產黨人的同時，是一個音樂家。他覺得小提琴的性格，較為纖細、柔軟，難以表現全民皆兵、大煉鋼鐵這樣一類轟轟烈烈的情景。越劇《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動人的愛情奏鳴曲，適宜小提琴性格化的體現。劇作提供的音樂素材非常優美，又有濃郁、醇美的民族風格。五十年代初，越劇《梁祝》被拍成電影，為海內外熟悉，容易引起社會共鳴。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進音樂學院之前，在浙江的一個越劇團樂隊任二胡演奏員，有一肚子的越劇音樂。只有讓藝術家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有可能寫好。

受到黨委書記的直接鼓勵，何占豪一鼓作氣把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台會等幾段唱腔音樂連接起來，用小提琴實驗演奏。這首樂曲，立即令一些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訪問的外國音樂家驚喜。但何占豪畢竟只是小提琴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從未學過作曲。他雖有一肚子越劇音樂，但素材不等於作品，對這一點，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長、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優選學生，把作曲系四年級的一位高才生陳鋼介紹給孟波。26歲的陳鋼和24歲的何占豪，就此“聯姻”，與“蝴蝶” 同時成對高飛。可是這個陳鋼，卻問題大大：有人檢舉揭發， 陳鋼父親有“歷史問題”，向國慶獻禮的重點創作，怎麼可以讓他參加？ 在院黨委會上，孟波明確表態：“老子不等於兒子，為什麼不能用？ ”這位共產黨人，再次以人性驅除黨性，以良知澆灌了藝術之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園裡傳出另一種非議：“《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麼能把這種東西向國慶10周年獻禮”？

為了使兩位學生的創作情緒不受影響，孟波主動找他們消除思想疑慮。他的說辭是：《梁祝》是愛情故事，宣傳的並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反封建的主題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國慶獻禮。
 

然而，作為一所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孟波的職權範圍畢竟只在校園之內；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作品，他必須徵得“黨”的點頭。《梁祝》協奏曲剛定稿，他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一遍，然後把錄音帶直接送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徵求意見。石聽完錄音連聲說：“很好聽！”孟波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管理部門預領一張“通行證”，確保藝術家的勞動成果得以呈現。

《梁祝》在向國慶１０周年獻禮的時候，獨領風騷，聲譽鵲起。 然而，《梁祝》對於孟波來說，並不是一件幸事。有人把孟波組織《梁祝》創作，說成是表現狹隘的民族主義，告到中央，以致周恩來碰到孟波時，劈頭一句話就是：“怎麼？你在排斥西方的東西！”陳毅一次到上海視察經濟工作，突然打電話給孟波，說要馬上到音樂學院看節目，並指出，要全部西洋的。當年的“西洋”，其實主要是蘇聯老大哥的，如莫斯科的芭蕾，俄羅斯的柴可夫斯基，這可是要必恭必敬的。這些大頭兒的“藝術指導”，讓這個音樂家共產黨人里外不是人。
 

在大革文化命的時候，《梁祝》被指為宣揚封資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煉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一頂“反對三面紅旗”的帽子，到處挨斗，差點兒送命。《梁祝》一曲，更是同所有中華與世界的文明一起，被偉大毛導師領導下的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扔到“儒坑”里焚燒活埋了。一直到中美建交，俺上大學的那個年代，我們才從這個文化的灰燼里重新挖掘出這塊和氏璧。

《梁祝》的成功主要還是人性的表達。陳鋼出生於音樂世家，生長於浪漫都會上海，從小深受海派文化的薰陶，骨子裡有一種濃烈的浪漫主義情調。他認為音樂是世界的，音樂是共通的，任何音樂都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而《梁祝》便也是幾代人深厚文化積澱的一次迸發，是自然而然的。這樣一種浪漫情調與何占豪的現實主義情懷恰恰是兩種不同的訴求，融合在一起得到的卻是不同一般的效果，這也便是《梁祝》的魅力所在。

 陳鋼和何占豪一樣，生活中都充滿了坎坷和荊棘。陳鋼的初戀由於時代的原因（ 自己作為右派的兒子，而女方全家都是共產黨員）無疾而終，在最痛苦的失戀情緒中他創作了悽美的作品《梁祝》，其中顯然有他悲傷的心情。在北京北海公園白塔陳鋼和初戀女友分手，耳邊響起的正是自己的那首愛情悲劇《梁祝》（樓台會一節），這首曲子成了他初戀的預言錄和墓誌銘。據說在梁山伯墳上盤旋飛舞的是黑蝴蝶，陳鋼形容自己的初戀就是“一對掠過夜空的黑蝴蝶，是一支黑色的浪漫曲”。

這樣一首用西洋樂器和表現手法歌頌中國古代才子佳人愛情的音樂作品，優美流暢，如歌如泣，跌宕婉轉，中西合璧，含蓄而又澎湃，令人如醉如痴，給人寧靜與崇高的享受。中華民族這個古老的傳說，甚至沒有《羅米歐與朱麗葉》那樣的上代仇恨，可與其一致的是強烈表達對愛情的忠誠執着，與對自由的追求和代價這種人類共同的情感良知。它們異曲同工地讚頌弘揚人性與自由，譴責鞭笞專制愚昧偏見殘忍踐踏人性。而《梁祝》產生的年代，恰恰就在“大煉鋼鐵”那樣的愚昧瘋狂與“卿卿我我”的題材選擇，以及那種狂熱蕭殺的氛圍和民間風味的選擇中，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與青皮後生，一起找到了靈感，用人性通了靈性，以他們自己當時也未必完全意會更不敢言傳的方式，用音樂這種上帝的語言，道出了中華民族和世界人類文明的根本相通之處：對人性回歸的呼喚，對自由幸福的追求，以及無所畏懼地付出生命的代價。

《梁祝》創作的過程，尤其是它問世後的遭遇，使人對自由之可貴，代價之高昂，人性的光輝與頑強，黨性的愚昧野蠻，專制的殘暴荒誕，有更加深刻的領悟。如果說是共產黨的大躍進年代“哺育”出了這樣一件音樂華章，就是這個意義：沒有祝員外與“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制度，就不會有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當然，如果祝員外是個性虐待的衣冠禽獸，也不會有這個故事。大躍進這個壓力鍋，使得共產黨中有人性的黨員幹部和青年人的良知感悟藝術天才迸發，不小心冒出這朵奇葩。而陳剛們如果再晚出生幾年，遇上文革，黨這個祝員外成了地道的性暴虐，也就不會有《梁祝》。

在了解梁山伯與祝英台同共產黨的恩怨情仇之後，願君更加用心用靈欣賞這一世界知名的中華現代經典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