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鄭清源《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巴蜀頑石

          共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世人對過去六十年和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敗得失的褒貶評議，尤其是對政治層面弊端的批評和渴求改善的黨內外期望聲中落幕了。人們沒有等來一個全黨一致，能激起舉國上下人心振奮的集眾一呼。沉寂之後，面對公眾質疑，不是黨的公報，也不是總書記的政治報告，更不是全會的一致決議，而是由一個署名鄭清源的出面行文幾篇以答天下。儘管其口氣儼然如君臨天下可蓋前三者之總和，總算是對公眾的期盼有了一點回聲。尤其是第三篇《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是以勿容商磋的口吻，杜絕了天下人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和期盼。

    按鄭清源所說，“新中國成立６０多年，我們對於走什麼樣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確的回答。這條道路，凝聚着幾代人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近代中國百餘年歷史經驗，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願望”。這段話非常含糊，既沒有說清六十多年前中國人民所選擇的是究竟是怎樣的政治道路，也沒有道明白當時的共產黨人又是如何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願望。這段歷史早已被很多前人忘卻甚至帶離塵世，而其後人在朦朧中又被另一種說教取代了原本的真締。正本清源，有必要還原這段真實歷史。要揭開這一史實，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翻開共產黨人自己的黨史文獻。六十多年前，是中國共產黨由“在野黨”力圖轉變為“執政黨”的時候。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歷史應從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全會從毛澤東發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講話開始到他宣讀《愚公移山》為閉幕詞結束，歷時五十天，發出了“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的號召。正是在這一政治構架的基礎上，共產黨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以武裝鬥爭為基礎，通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俗稱的內戰，以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方式，推翻了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作為七大共產黨人對歷史的交代，宣告成立這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歷史階段一直維繫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止。那是共產黨人最得民心，也順其自然而獲取天下的歷史時期。客觀地說，這段時期是“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的時期，即民間公認的“建國有功”的歷史時期。

          當歷史的年輪進入五六年底，也就是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原本立國的政治結構發生變更，不再以順應民心民意為立國基礎，取而代之的是黨的共產主義奮鬥目標變成為立國根本，“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儘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確立為全黨及全國人民的總路線。“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成為那個時代最響亮的口號。立國之後，我們的執政首腦力圖迅速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甚至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就是共產黨史所稱的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從那個時刻起，“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無形地從共產黨上層政治人物的口中消失了。建國前後黨對中華民族的政治承諾也不復存在。黨成為至高無上，凌駕於人民，更高於國家的萬物主宰。統稱為“黨領導一切”。黨不在國家憲法的約束之下。黨的主席至此也不再接受黨綱黨章的約束，變為萬物之神，要求人民頂禮膜拜，無條件地服從。黨也不再靠黨員所繳納的黨費來支持其黨務活動。黨成為國庫年年要大筆撥款來養活的“公僕”。而這個“公僕”從執政的第一天起，就從沒公開告訴過他的“主人”每年從他們口袋中拿走了多少錢。而“主人”卻被反覆告知你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在中國歷史上“反黨”成為一種罪名也從此開始。黨反不得，黨的領袖更是反不得。中國人從此被要求以黨的利益為最高利益。“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一原本為黨員遵守的紀律也推及全民，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每個公民的生存準則。這段時期從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為止。這一歷史時期也就是被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總結，而為世人簡稱為 “瞎折騰” 的時期，或稱“治國無能”和“文革有罪”的那兩個歷史時期。其間在人們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民間俗稱的“整人”，從整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以至於各個階層人士開始，最後發展到整“黨內走資派”，一直整到“一人之下，數億人之上”的國家主席。這一時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按共產黨人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述，是“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時期。此後，從共產黨的九大到十大，黨和國家均集於一人之下，任由其“指點激揚”。就連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和開國將帥們的生死存亡，都取決於一人喜惡而玩乎於股掌之間，更何況乎天下生靈。民主自由被斥為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不再是獲得解放的整個民族所應有的追求。後來黨內高層有人把這個時代上層建築領域所出現的政治弊端淡化為“黨內生活不正常”。那二十多年，如果說我們原本想的是要開拓另一條比七大召示於天下的建國路線更美好的道路，那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已證明那二十多年我們並沒有能把中華民族引導到那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去。從“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盲目崇蘇開始，轉而反目成仇為“反修防修”，繼而要建立世界革命的中心；那二十年間的哪一次關於國家命運的重大改變是全中國人民的選擇？甚至又有哪一次那樣的改變是全黨民主抉擇的結果？沒有，一切都是“偉大領袖一揮手，全國人民跟着走“，“黨叫幹啥就幹啥”。那二十年裡，共產黨不再以人民希望什麼來確立自己應該去做什麼，人民的選擇早已被黨的決定，甚至是一個人的意志所取代。看看當今的北朝鮮人們不難發現許多相似的地方。現在政壇上的大多數人不應該忘卻那些年代，更或說沒有那些歷史事實。在這一期間，很多問題已發展到積重難返的程度。尤其是政治不民主，發展到了你死我活，必須以非常手段來解決黨內問題的地步，那就是七六年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那個時代被證明是人民民主無從談起，連黨內民主也喪失殆盡的時代。按共產黨十二大對那個時代末期的結論是“百業俱廢，冤案遍地，是非顛倒，問題成山，多少人感嘆‘剪不斷，理還亂’”。從鄭清源的檄文中找不到這樣一個答案，不知那個時代所走過的路是不是全國人民的選擇，甚或是全體共產黨人的選擇？其實那一代共產黨人到死都沒有一個人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講清楚過那時他們要大家跟隨的那條道路相對於中華民族經歷推翻滿清，繼而又廢除民國，從血雨腥風中推翻第一次共和，從頭所建立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之路究竟有什麼區別？尤其是比之共產黨人自己的第二次共和之路，後來所選的路好處又體現在哪裡？二十多年的實踐結果只告訴了全黨全國人民，拋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原則，國家就要遭殃，人民就會受難，就連共產黨自身機體也會由此而千瘡百孔。鄧小平在“撥亂反正”時被問及他所規劃的改革藍圖究竟是什麼時，回答是世人皆知的一句四川歇後語，“摸着石頭過河， 走一步算一步”。這句被當作聖旨的四川方言的直白意義是“搞不清楚，到時候再說”。一個成熟的國家體制，尤其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法統，原本不應因執政者的改變而改變。更不應由於信仰，尤其是政治信仰的差異而勿容國體的存在。國家高於政黨，政黨服從於國家利益和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個政黨是否參與執政應由國民來選擇。否則，又如何談及一個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比如大陸和台灣的統一，還是以打得贏為王嗎？有趣的是七大政治綱領早已集中了民族團結的大義，在建國大綱中將“獨立”和“統一”並列提出。對外堅持國家的獨立，對內強調國家的統一。整個國家機體是“自由”、“民主”加“富強”與前兩者並行。從這點意義上講，改革現有政治體制使其各種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都會熱愛並共同認可這個國家體制是會更有利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大團結的。這裡並不存在什麼“三權鼎立”和“多黨輪流執政”的問題，或者說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東方政治體制模式還是西方政治體制模式的問題。這裡大家應該有一個共識：由於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模式依然還是政黨執政的模式，所以任何執政黨都應是大多數民眾選擇的結果，執政黨必須接受大眾監督並對他們負責。如果人民長期選擇的是你，那又何來“輪流”一說？相反，如果是你強求大家，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脅，要全民族服從於你的領導，那叫什麼呢？那叫統治人民。那樣的國家還是人民的國家嗎？同樣，一個現代社會的先進政黨，一個真正能代表大多數人民並受託與他們的政黨又何懼於其他政黨的挑戰？對此想必應沒有異議。

          近三十年，從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後，整個民族又一次振奮起來，那個時刻一批老一輩共產黨人在經歷了文革痛定思痛後，回頭認識到民主對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黨以及自身個人是何等重要。民主自由原本也是他們自己一生奮鬥，不惜獻身爭取的東西。把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理想對立起來並不是馬克思的原創，更違背人類普市價值規律。這個反思也包括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這樣一批共產黨人在內。由此，到了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在那樣一批共產黨人領頭下，從剖析自身開始，撥亂反正，順應黨心民心，正式提出“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着手認真的改革”。共產黨八二年的十二大進一步提出實行對外開放，政治改革也以“機構改革”和整黨的方式被提上日程。胡耀邦在自己講話的末尾以“讓黨心，軍心，民心，對我們每個人作再一次的鑑定吧”作為結束語。到了共產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升華為“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同時坦率地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那時政治層面上的一系列弊端已隨着經濟改革的推進被暴露出來。到了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產黨的十三大，面對當時改革開放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以及黨內外呼聲，由趙紫陽代表全黨講話向世人發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三大作出的“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的政治承諾。十三屆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坦承“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脫胎於革命戰爭年代而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基本確立的，是在大規模群眾運動和不斷強化指令性計劃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不適應在和平條件下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現代化建設，不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對這種狀況，要做歷史的分析。這種體制，是過去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現在形勢發展了，黨的事業前進了，必須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多少年一晃而過，後來者對這一如此重大的承諾不應忽略，更不能說這一項比建國更難的治國政治工程已經大功告成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歷史上政治上的失誤遠大於經濟上的拖欠，政治改革從開始啟動就受到巨大的阻力。尤其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讓共產黨重又回到一人說了算的年代，政治改革的承諾也被人為地擱置起來。就連共產黨好不容易恢復的黨內民主也重又倒回到由一人指定，甚至是隔代指定執政黨接班人的承襲模式。這在中華民族史上，尤其是共產黨的歷史上，可謂又開了先河。鄭清源迴避了改革開放整個過程中如此重要的歷史環節，那就是檢視一下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黨全國人民舉國一致所認同的政治改革任務究竟都逐條兌現了多少？如果我們將前人視之為開拓者，那麼希望後來人在繼承他們遺產的同時不要只撿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好處而忽視被“穩定壓倒一切”所擱置起來的政治改革遺產，更不要讓其成為共產黨對民族所欠下的最大債務。新時代的共產黨人，應緊跟社會進步的潮流，力改舊的積習，從新贏得民眾自發的擁戴。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打開國門面對全世界的多方位開放。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在現代化，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發展的推動下，發生了一場與中國改革開放幾乎同時的重大變革，那就是現代社會國際化趨勢的出現，有人稱之為國際潮。國際潮引發的最成功的一個結果就是資本國際化。這種國際社會新格局是百年前的馬克思沒有遇到，更沒有研究過的。這幾十年全人類的社會變革讓資本跨越國界，不再受任何國家或政治地域的限制。中國三十年經濟上的改革，恰是順應了這一時代進步潮流，從中獲取了最大的經濟利益。在中國，人們常把這種改變稱之為“與國際接軌”，比如引進外資和技術，參加WTO，G20等等，等等。在談到經濟改革三十年的成績時，極少看到有人提及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滲透，更沒人承認它對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推動作用，當然也更不去關注國際資本對未來中國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好壞都會有。是的，中國贏錢了，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國際工廠。“中國造”幾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買到。可是捫心想想，在這眾多的商業產品中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是中國自己的發明創造？在人類現代文明的新近發展中，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領域內，中國在三十年中的貢獻比例又是多大？不能不指出，現任領導層中對此也有清醒的，也有人不斷在為這個民族的振興和共產黨的前途奔走呼號，那就是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此想必應沒有異議。對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改革所發表的一系列公開談話。黨內外不少人為其喝彩並擔心其孤掌難鳴，鄭清源的文章卻對此採取了忽略不計的態度。共產黨現任領導層對政治改革持什麼樣的態度，尤其是如何評價和遵循改革開放歷屆中央對全民族莊嚴的政治承諾，這原本也是世人檢視他們和他們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應作的述職交代。如果現任領導層還是民主的，還是以背靠人民為自己的依託的，象改革開放初期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樣，把對政治改革所面臨的情況公之於眾，實事求是地面對輿論，恰如其分地評價自己的功過得失，那樣會使這個黨更能獲得民心民意的擁戴的。

人們仍寄希望有為天下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政黨能勇敢地面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問題，更要求他們能以天下人的共識和希望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時代在急速向前，不容我們有半點猶豫蹉跎。希望執政高層能從現代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科學角度認真研究一下自己正面臨的問題。留給本屆當權者的時間不多，能不能像前人中被人千古稱頌的那些社會改革者一樣為民族留下重彩一筆，人民正翹首以待。執政黨重任在肩，在這個新的換屆時刻，請拿出一個自身先進和民主的典範，讓民眾能真心擁護並把管理國家的重任放心地託付給你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