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第1056期11版刊登了李南央的《童年瑣憶》一文（原載《老照片》第五十三輯），文中涉及原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同志60年代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為此何偉同志的女兒何生致函本報，認為該文內容失實，指出：“我父親何偉當時剛從外交部調到河南工作，無住房，臨時被安排在招待所辦公。招待所是為接待中央一級領導而建的，標準較高。李南央當時只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假期到鄭州玩，吃住就在招待所，並不了解實際情況，所寫文章完全是自編自話，絕非事實。”本報接受何生女士及與何偉有過接觸的讀者的批評、指正，向何偉親屬致歉，並摘發《何偉同志在河南救災》一文，以正視聽。（——《作家文摘》按語）

第五十三輯《老照片》刊出李南央《童年瑣憶》一文後，原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的女兒何生女士致函編輯部，指出作者所述三年困難時期做客何偉家中的記述，與事實多有不符。何女士在信中說：“李南央當時是三年級的小學生，到我家次數有限，並不了解真實情況。事實是，我父親剛從外交部調到河南省工作時，無住房，臨時被安排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居住，招待所與省委大院一牆之隔，父親就在招待所辦公。幾個月後，我們家就搬到省委大院的宿舍區，住五六間平房。招待所確實是一棟小樓，是為接待中央領導而建的，就當時的條件來看，標準較高，伙食也不錯，我家及客人用餐的伙食費用全部自付。她假期到鄭州玩，吃住在招待所。但那時還是困難時期，哪裡有什麼山珍海味吃？！至於看戲，更不是天天都看。我父親是河南人，喜歡豫劇，當時劇團經常請他審查劇目，沒有觀眾，當然人少。在困難時期，父親為救災工作繁忙，日夜操勞，哪有閒心打麻將。”何女士並推薦了《何偉同志在河南》一文，記述了何偉在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任上的經歷，今原文刊出。（——《老照片》54輯按語）

前不久，范元甄老人致函編輯部，對第53輯《老照片》所刊李南央《童年瑣憶》一文的失實作了澄清。此外，范元甄老人在信中還分析了李南央近年來的寫作動機與目的，談了對其品格的看法，有些內容與《童年瑣憶》無關，我們未便刊出。

揭示《童年瑣憶》真相

《老照片》第53輯刊登的李南央所寫《童年瑣憶》中涉及何偉同志的情節，自有當時在場的人說明真相。我是當年送她去何偉家的李南央家長，應該說話。首先，李南央說她三年級寒假（在網上是寫明1960年寒假）去河南，而沒有照實說1962年寒假就別有用心。因為1960年冬同1962年冬情況大不相同。習慣所稱的三年困難，指的時間是1960、1961、1962三年。由於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指明困難不僅來自天災，也有人禍後，採取了糾錯的有利措施，收效迅速顯著。到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應開始改善。何偉同志夫婦才接孩子寒假中去住幾天，為他們增加點營養。李回家後只說過每天有肉吃，給我們帶回了一個城裡少見的大紅薯，但是並沒有說過別的話。要是真像她現在編造的說過何偉天天打麻將，我就會直接去問何偉，根本用不着如她所編造的：“媽媽嘆了口氣，輕輕自語‘沒想到何偉的革命意志會這樣消沉’。”她這種編造明明在誣衊何偉，卻在文章下面假惺惺地寫到“覺得自己似乎說了對何偉伯伯不利的話，覺得對不起他。”裝扮成心地善良。

“瑣憶”文中前後還有其他編造，如“解放後，何偉伯伯費了好大力氣，找到了媽媽，恢復了彼此間的聯繫。”就是信口雌黃。事實上我與何偉同志40年代延安到東北一直有聯繫。1949年10月12日我更是乘何偉同志的火車和他一起回武漢的。……以後何偉同志在廣西、越南工作我們都保持聯繫。可見她的文章是完全不顧事實的。

該文後面寫到在懷仁堂看京戲的事與當時的真實情況也相差很遠。看戲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職秘書毫不相干。李銳當時並沒有坐在前面而是和我們坐在一起。事情很簡單，毛主席進來了，我告訴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見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來看戲了。她現在把這點事編造出幾百個字着力描寫渲染成她多麼熱愛毛主席。李在該文最後說“惟有逝去的歷史永遠不能被人的主觀意志所更改”，正是要掩蓋她歪曲歷史真相的行為。

范元甄2007年8月28日

“別有用心”說

母親用了“別有用心”，這個在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曾十分流行的詞來解讀我所寫文章中的一個記憶錯誤。我查閱了父親李銳的日記，他在1963年1月17日記有：“小妹明天去鄭州，擬住十天。”也就是說，我是在1963年的1月——小學六年級的寒假，到時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的何偉家做的客，而不是文章中所寫的小學三年級，時間上差了三年。母親說我“沒有照實說1962年寒假就別有用心”，因為：“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採取了糾錯的有利措施，收效迅速顯著。到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應開始改善。”

不妨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一下我是否“別有用心”地製造了這三年的時間差。我在文章中用的是模糊時間敘述：“小學三年級”，對於不知道我出生年月的讀者，可以做出不同的年份判斷。我母親說的那個“在網上寫明是60年寒假”，即是某個讀者解讀出的一個版本（我並沒有把文章貼到網上），但也有網上的讀者說：“按推算應該是1962年或1963年。”這可就是準確的年份了。而且何生本人也認為我寫的正是他父親1962年剛到河南赴任不久的事情。因此從客觀效果上看，“別有用心”之說不能成立。從主觀上說，我當然不是故意將年份錯寫的，因為在我看來，不要說60年和62年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多少本質上的差別，就是到了十七年後的1980年，從陝西回到北京的我們，也只是憑着女兒的出生證才領到每月一磅，一歲後降到每月半磅的奶證，哪裡能夠天天早晨喝牛奶，吃煎雞蛋呢？一杯牛奶，一個煎雞蛋對於省委書記的女兒算不上“山珍海味”，可在那個年代，普通人的日子就是那麼可憐，那就是他們眼中的“山珍海味”了。

不妨再用反正法來證明一下我母親結論的不合情理。下邊是何生推薦給兩刊文章中的一小段：

臨危受命義不容辭

1962年初（《作家文摘》轉文明確說是1962年5月）何偉同志從駐越南大使崗位上奉調回國後，正在北京協和醫院治病，中央決定派他到河南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還未等病癒，他就懷着急切的心情走馬上任了。

當時的河南正處於非常時期，一方面“左”的路線使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另一方面由於連年天災，將人民群眾的生活推到了極端貧困的境地，河南成了天災人禍深重的地區。有的地方已出現大批逃荒和非正常死亡。形勢十分嚴峻。為了迅速扭轉這種局面，中央先後從外省調來一些德才兼備經驗豐富的幹部，以加強河南省委的領導。何偉同志即在此背景下來到河南這個重災區的。

也就是說，1962年的河南“有的地方已出現大批逃荒和非正常死亡。形勢十分嚴峻。”何偉是“臨危受命”。可范元甄卻偏偏要強調“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應開始改善”，若以她自己的分析邏輯，這不是“別有用心”地貶低中央對何偉同志“德才兼備、經驗豐富”的賞識和他在河南的業績嗎？ 母親當然不會接受這種“解讀”。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難道還沒有受夠那種被“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顧事實無限上綱”的冤枉嗎？

“別有用心”這個詞始用於何時，不大好考證。我沒有親身經歷過建國初期毛澤東以令人不得喘息的節奏發動的那些思想改造、肅反、打老虎、反胡風、反右、拔白旗，……等等一系列運動，但是從近年出版的越來越多的回憶文章中，我知道了在那些運動中，在黨組織的啟發下，在偉大領袖的誘導下，人們直腸熱性，滿腔真誠地說出的話語，會被練出了“火眼金睛”的革命群眾解讀出裡面“別有”的險惡“用心”，叫你萬口莫辨，只有被當成敵人送去勞改、判刑了事。文化大革命中，我則是親歷了用“別有用心”來恣意解讀人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的濫行在中華大地所造成的恐怖。文革開始，我們給校領導寫大字報，提意見。工作組進校後找班上同學談話，告訴她們：“你們給校領導提意見是好心，李南央與你們不同，她是別有用心。”我的一個工人出身的好朋友將這話講給我聽，還傻乎乎地問我：“你反校領導的用心是什麼？”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別有用心”這個詞，感到了自己因為父親的原因，被工作組劃入了另類，有種難以承受的不讓我革命的悲涼。後來我進了工廠，從培訓地青島返回北京的工廠繼續學徒期，知道同工段的女學員已經將我的黑五類出身先期介紹給了工段的工人們，我便上班來，下班走，跟誰都不說話，在班後的政治學習會上也從不發言。師傅們說我是“金口玉言”。但即是如此，架不住身邊有“火眼金睛”時時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次下班路上看到“熱烈歡呼我國人造衛星上天”的大標語，第二天上班路上又看到這些標語全部消失了，隱隱聽到人們在議論：試驗沒有成功。到了班上，在更衣室換衣服，我隨口對同工段的女學員說：我看街上的大標語都沒了，好像這次衛星試驗沒成功。不幾天后，開始了“斗、批、改”運動，我的這句話上了大字報：李南央別有用心造謠，說我們的衛星試驗失敗了。那年月，一個隨意的不能再隨意的行為，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話語，都能讓有心人看出個中能至你於死地的“別有用心”。那叫什麼？那叫“上綱、上線地批判”，那叫“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人們、甚至家人們之間互相防範，終日惶惶地、小心謹慎地活着，不知哪天自己就會被揪出來，成了階級敵人。

我的文革結束後出生的女兒看了外婆的這封信，從她小學四年級的中文程度里找不出詞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說了句：“She is so unreasonable!”這話後面所包含的在民主文化中薰陶出的青年人的思維和大洋彼岸“革命思想”的隔膜，真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的。

網上有個讀者說：“旗幟”派人士好說“毛時代沒有腐敗”。那好，今天在《老照片》雜誌看到李南央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記錄她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按推算應該是1962年或1963年），在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家裡的一些生活片斷，現特地轉載如下。好讓大家看看，在重災區河南省、在“信陽事件”發生的那塊土地上，管治者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與老百姓有着怎樣的差距。

我直性的記述，讀者直着讀出來了，就是這些，沒有要誣衊誰，給誰臉上抹黑的意思，就是一段我親歷的供人們“溫故知新”的事實。

“信口雌黃”說

母親說：“‘瑣憶’文中前後還有其他編造，如‘解放後，何偉伯伯費了好大力氣，找到了媽媽，恢復了彼此間的聯繫。’就是信口雌黃。”

“信口雌黃”，也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常用詞。支撐這句話後面的霸道和唯我獨尊、唯我獨革，把對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氣概，讓在那個年代淘洗過的人讀了產生一種“恐怖”，更覺得是看到了一具活化石。

說費了好大勁兒才找到我媽，是何偉伯伯對我說的，說的是我母親1952年12月離開武漢調到北京，他們兩人便斷了聯繫。我用了“解放後”三個字，又是犯了時間敘述不慎的錯誤，夠不上“信口雌黃”。人人都有行文不嚴謹的時候，不信，用我母親的挑剔標準，隨便在她那封800多字的信中拈起幾處看看：

“李南央所寫《童年瑣憶》中涉及何偉同志的情節，自有當時在場的人說明真相。”我媽送我去的河南不假，但她只是把我送上了火車，並沒有跟我同去，她怎麼會是“當時在場的人”的呢？

“1949年10月12日更是乘何偉同志的火車和他一起回武漢的。”何偉那時怎麼會有擁有專列的特權呢？

“看戲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職秘書毫不相干。”懷仁堂在中南海里，不是老百姓可以隨便買票的劇場，能在那裡看戲，怎麼和我父親是毛主席的兼職秘書“不相干”呢?

“事情很簡單，毛主席進來了，我告訴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見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來看戲了。”凡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會知道，這怎麼可能？毛主席那時候有多偉大！一個孩子見到了毛主席，怎麼會不肯去看毛主席，怎麼可能就那麼坐下看戲了呢？這件事我倒有個旁證，我有個現居澳大利亞叫王保平的小學同班同學，他一直記得我小學寫的那篇見到毛主席的作文《記最幸福的一件事》。四十年後，當他在澳大利亞看到宋曉夢寫的《黨內有個李銳》，便把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和他寫那篇作文的小學同學李南央十分有把握地聯繫在一起，通過作者找到了我。

按母親的邏輯，她寫的這些話也該算“信口雌黃”了。能那麼說嗎？當然不能。因為這幾段不過是話說得不大清楚、不甚嚴謹或有些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罷了。

母親把人盡往外壞里想，盡往壞里糟蹋，追根尋源，還是始於延安整風。那時她腦子裡被用強力塞進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托派、反黨、剝皮、鑽心……，她再難清清亮亮地看出個好人。有色眼鏡加上“老革命” 咄咄逼人的氣勢，如何得了！朱正先生說：“‘精神污染’一語，倒可以看作是“思想改造”一語最確切的釋文。”這話是太精闢了。

至於“李回家後只說過每天有肉吃，給我們帶回了一個城裡少見的大紅薯。但是並沒有別的話。”這是“你說”、“她說”的孤證，都不足為憑。但是文革中我媽媽確實揭發過何偉伯伯的“革命意志衰退”，也許某一天這份揭發材料會出現在潘家園的市場上，我或可得個旁證。

“不許”說

有趣的是，麻煩並沒有到何生和我母親那兒就完了，有人將節選了我的文章和刊登了歌頌文章和道歉按語的兩期《作家文摘》送給了我的父親，讓老頭兒知道他那個在美國的女兒很不安分，“惹了事兒”。

2007年9月底回國，第一次進父親家門，落座不久老頭兒即取出了那兩份剪報，有些疾言厲色地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寫何偉？”

我愣了，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懵懂地回答：“那是我經歷過的事實，怎麼啦？為什麼不可以寫？”

其實何生本人也無法否認我寫的是事實，你看她說：“招待所確實是一棟小樓，是為接待中央領導而建的，就當時的條件來看，標準較高，伙食也不錯，”只不過那是個偏巧讓我趕上的周轉時期，他們後來並不住那裡，搬入了別處的五六間平房。但是據此說我“所寫文章完全是自編自話，絕非事實”，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此父親倒不說我“自編自話”，他說：“是事實也不能寫。你這樣說不全面嘛！你知道何偉是哪年參加革命的嗎？你看看何生的文章，你看看她爸爸在河南做的事，你這樣寫簡直是亂來！”

我說：“誰想全面介紹何偉的豐功偉績，誰寫就是了。何生不就登了那篇文章嗎？我只寫我知道的那一段，只要是事實，就沒有道理不讓寫。不全面、不完整，就不能寫文章，那天下還有多少文章可寫？”

老頭兒不講理了：“告訴你不能寫就是不能寫，以後不要再寫這種文章給我找麻煩！” 我錯愕了，我看到了一個“老幹部”李銳，一個和“黨內民主派”完全對不上茬兒的李銳。

我在整理父親舊時日記時，曾記下了父親有關寫史的一段話：

“翻到《太平天國親歷記》才被吸引。外國人總是詳記事實，最為可貴。中國的士人歷來顧忌太多，束縛太多，不敢實記事實。沒有這些紀實的資料，又何來歷史？根據什麼來作研究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後代研究起來就困難。弄歷史的人接觸不到全面資料，只看將來如何看待“內府檔案”。（摘自1963.3.2.李銳日記）

這話寫在1963年，父親那時是戴罪之身，何等清醒！是否現在糊塗了呢？近年，父親在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有了豐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學的歷史研究，才能如實地揭示前人為什麼遭受挫折，為什麼能夠前進，從而使今人和後人有所借鑑、有所趨避。

思維依然銳敏、清晰。

“應該”說

一份在大陸存活不長卻品位極高的書輯——《溫故》的第二輯中有如下這樣一段話，令我不能忘懷：

孔子說過“溫故而知新”這樣富有智慧的話。但同時，他老人家“成《春秋》、令亂臣賊子懼”，又是將“溫故”服務於政治的始作俑者，開了根據現實政治需要編寫歷史的先河。就說一個“諱”字吧，幾乎成了歷代史官們的金科玉律。他們自覺地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更要為“當朝者”諱。諱來諱去，把一部歷史“諱”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幾成“斷爛朝報”……

可見，真要做到“溫故而知新”，就不能不從“諱”字當頭的陰影里走出來，破除“溫故”的種種禁忌，以開放的、從容的態度面對過去。說到這裡，我想到了美國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在《美國的分裂》裡說過的一句話：“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提高哪個群體的自尊，而是為了了解世界和明鑑過去……”（摘自《溫故》之二，《編輯絮語》）

“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提高哪個群體的自尊，而是為了了解世界和明鑑過去。”在西方人的眼裡，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在中國文化中浸泡大的人，要想參透它並不容易。一個人要突破制度、時代的局限，衝出共產黨組織紀律的束縛，敢說真話，儘管十分地艱難，但是相比擺脫那溶入血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桎梏，則是小難了。睿智如父親般的人，雖然對文革後的胡喬木很不以為然，但心裡仍然有他的情結：“我們當然要實事求是，同時也不能不顧全大局。”（《胡喬木談中共黨史》125頁）。

迄今為止，記述“三面紅旗”的年代民間百姓苦不堪言、甚至食人的史書已經不少，但同時期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國家領導人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在大陸似乎只有毛澤東不吃肉那樣的“歌德”派的文章，我們沒有看到對高高圍牆後面真實的記述。如此，歷史就不完整。多年前出版的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最近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這兩本書的歷史價值如何評價都不為過，他們開了“高牆內”的人開口說實話的先河。但是兩本書都出在香港，且只有兩本，這太不夠了。

母親在信中說：“李在該文最後說“惟有逝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