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冤案悲劇中的各種角色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23日14:53:0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在胡風從廣受尊重的“革命詩人”、“著名文藝評論家”的身份，突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主犯”、墮入十八層地獄這麼一場悲劇中，不少我們所熟知的大人物，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在匯聚在時空的這個點之前、之後，人生軌跡如何？ ◆高伐林 　　在胡風從廣受尊重的“革命詩人”、“著名文藝評論家”的身份，突然墜入十八層地獄這麼一場悲劇中，不少我們所熟知的大人物，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在匯聚在時空的這個點之前、之後，人生軌跡如何？ 　　我沒有對胡風的女兒曉風專門問到這個問題，但是在漫談中多有涉及。後來我隨手記下了一些筆記。我感到，這個事件中的正方與反方角色，實際上是經常變換的，許多人在此事上所起的作用，與人們對他的通常看法並不一致。胡風冤案，毋寧看成是所有這些角色的合力所造成。 毛澤東：謎底暫時無解 　　為什麼毛澤東要不由分說定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具體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胡風在行將告別人世前，有一次回答小兒子曉谷提問，簡單地說：“他老先生（毛）不願意聽不同意見，不喜歡別人不佩服他。也許他覺得我不尊重他。” 　　其實從解放初期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可以看出胡風發自肺腑地佩服、尊重毛澤東。毛澤東決策時的考慮，雖然至今缺乏可信史料，但大概也不會像胡風這句話這麼簡單。 　　曉風提到：毛澤東為何對胡風如此反感，以致當作敵人，除了胡風“咎由自取”要呈交“三十萬言書”，以及周揚、舒蕪等人起了作用之外，近年來又有新的發現。清華大學教授、評論家藍棣之在《症候式分析：毛澤東心中的魯迅什麼樣》一文中披露：“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一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一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後，毛澤東很不高興。” 周恩來：該打掉的打得愈徹底愈好 　　曉風談到：抗戰期間，周恩來和董必武一起領導國統區的黨組織，胡風到了武漢、後來又到重慶，周是把他當做靠攏黨的進步文化人來依靠的，對他從事抗戰文藝的出版給予支持，他對胡風的優點、缺點都有基本了解。 　　不過，包括胡風在內的許多黨外人士，並不明白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真實關係，更不明白周恩來正是中共“延安整風”運動所批判的“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在重慶與胡風有交往的黨內文化人胡繩、喬冠華等，曾被稱為“才子集團”，多是周恩來的愛將，40年代受到黨內批評，後來他們都刻意與胡風保持距離。 　　1955年3月，喬冠華等人到胡風家，喬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應檢查思想，應該打掉的打得愈徹底愈好，這才能更好建設新的。”這是以周恩來的地位和處境能對胡風所作的最後的關注。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5月17日、18日、23日……他都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胡風問題，可見他參與了最高決策。他無心也無力對抗毛澤東的權威。 　　曉風舉出了兩件有關周恩來的事：一個是《人民日報》1955年5月13日登錯了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應該登第三稿，結果登出了第二稿。“我父親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立即打電話批評袁水拍，要他查是怎麼回事？”後來是毛澤東阻止了。 　　還有一件：阿壠被捕時，罪狀中有“國民黨反動軍官”，“謾罵共產黨”等等。胡風與他都再三申辯說，當時阿壠在國民黨軍隊中通過胡風向中共送過多次重要的軍事情報，解放軍的孟良崮大捷就有他的功勞。周恩來問過公安部，這樣，後來在給阿壠定案，這些罪狀就沒有再提。 　　曉風說，在這兩件有據可查的事上，周恩來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胡喬木：不同意定胡風為“反革命” 　　胡風事件中，胡喬木起着不為人知又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在建國初期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又有“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的身份，經常說毛主席怎麼怎麼說，中宣部長陸定一也得聽他的。他又是毛澤東許多講話的整理者，以及毛澤東若干文稿的起草者，人們哪敢怠慢？ 　　胡喬木在與胡風的多次接觸當中，說過分量很重、含義甚深的話，如1949年指出胡風“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和共產黨不同”；1951年批評胡風“不該把旁人都看成是異端”，等等。他個人的判斷，是否影響過毛澤東呢？ 　　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檢討又對胡風等人反戈一擊，發表在1952年5月25日《長江日報》，立刻引起胡喬木注意，兩個星期後由《人民日報》轉載，還加了按語說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這個按語，正是胡喬木寫的。 　　不過，在給胡風問題定案時，這位後來有“左王”之稱的胡喬木，卻是反對定為“反革命”的。學者謝泳說：胡喬木曾回憶“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這個說法，在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得到旁證：“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質時，毛澤東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澤東指出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陸定一）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 　　胡喬木這樣表態冒了一定政治風險，據當年參預審查胡風案件的王康證明：“胡喬木還說，他對毛主席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周揚：如果亂說亂動，就要狠狠地打！ 　　人們提到胡風冤案，想不聯想到周揚也難：三十年代與胡風積怨甚深，五十年代身為文藝界總管，又主持批判胡風的具體操作。 　　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揚在文化部大禮堂向京津兩地文化幹部作報告，批判阿壠的兩篇被認為是宣傳胡風文藝理論的文章，第一次當眾點名胡風“小集團”，說阿壠的文章，是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的抬頭。周揚惡狠狠地指著台上四把椅子說，有你小資產階級坐的，但如果亂說亂動，就要打！狠狠地打！（中共建政時聲稱：共和國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坐天下。國旗五星中大星指中共，四顆小星就指這四個階級。——筆者） 　　不過，當時任中宣部科技處長、經常列席部長辦公會議的于光遠撰文回憶： 　　周揚是處理胡風反革命問題十人小組成員，但組長並不是他。這個小組許多工作是公安部長（羅瑞卿）在抓。周揚在中宣部內一直被部長（陸定一）認為是“政治上不那麼尖銳，帶有書生氣的人”，部長常常說周揚是“好人”（帶有某種貶義），說他把胡風和黨的鬥爭，視作“文藝戰線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對這種批評，周揚也從不辯護。當時我還聽說毛澤東對周揚也有“政治上不尖銳”的批評。 　　周揚在“文革”後的大徹大悟和懺悔態度，使他贏得了許多人的諒解與尊重；他因為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883－1983）時做了“關於人道主義”的報告，被胡喬木整得鬱郁而死──這讓人看到中共黨內當年批胡風的陰魂仍在遊蕩，不時捲土重來。 陸定一：無非是整完一個人再整另一個人 　　于光遠說：根據自己的觀察，反胡風的政治運動是陸定一非常得意的事情。建國後，毛澤東不讓他管事，他的工作還要由胡喬木分配。但在這場運動中他得到毛澤東的重用。不僅在反胡風中，而且在整個“肅反”中，毛澤東都讓他擔任十人小組的組長，的確很“左”。“文革”後他和周揚一樣，有了痛切的覺悟。有一次他說：“于光遠啊，我們那時的中宣部，那麼多年的工作，無非是整完一個人再整另一個人！” 　　在1986年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陸定一發了三次言，從歷史的角度論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提法的荒謬和危害。尤其是在全會閉幕式大會上他站起來發言，要求從決議中刪去這句話。儘管最後被鄧小平當場疾言厲色地斷然拒絕，但陸定一為後人留下了一個可敬的背影。 林默涵：我決不向任何人“懺悔” 　　林默涵曾經多次從理論上批判胡風、阿壠等人，在胡風冤案期間他出力尤多，這都不必細述。值得注意的，卻是他在胡風事件徹底平反後接受採訪時的一段話：“我作錯了什麼事，或者說錯了什麼話，我一定承認錯誤，並努力改正；但是我決不向任何人‘懺悔’。因為我從來是根據自己的認識，根據當時認為符合黨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違心的，或是明知違背黨的利益和需要那樣去做的。過去如此，今天、今後也如此。這裡不存在什麼‘懺悔’或寬恕的問題。”（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賀敬之：是否對胡風“沉重一擊”？ 　　關於賀敬之，因為發生了一段爭論，這裡要多用一點篇幅。 　　曉風於2004年5月在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雖九死其猶未悔——我的父親胡風》一書，海外的多維新聞網和中國大陸《隨筆》雙月刊，先後發表了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賈植芳（2008年去世）為此書所寫的序。 　　賈植芳在文中說： 　　曉風告訴我，有一位過去也在《七月詩叢》裡出過詩集，被人視為“七月派”詩人的官員去探望胡風，胡風對他懷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過去他在獄中被迫承認的所謂“政治歷史問題”，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可是這位官員一口拒絕了，還說什麼這些歷史我們通過“內查外調”，都已經查清是確鑿無疑的，沒有澄清的必要了。這對胡風來說是沉重的一擊！ 　　說到這裡，讀者可能會感到好奇，想知道這位官員是誰？……當年梅志、曉風她們由於有顧慮，沒有向我透露，事後我經多方打聽，才證實了此人就是當時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 　　圖為1948年10月在杭州靈隱寺。前排左起：賈植芳、任敏（賈植芳夫人）、冀汸、胡風；後排左起：朱谷懷、餘明英（路翎夫人）、路翎、羅洛。六年半後，八人無一例外的都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受盡折磨。 　　賀敬之看到此文後，立即就賈植芳文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寫信給《隨筆》編輯部，《隨筆》在2004年第6期發表。 　　賀敬之說： 　　（一）我是胡風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50年我被指為受胡風文藝思想影響，在單位受到領導批判。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因在胡風家中搜查出我寫給他的一封信而被隔離審查半年之久。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誌發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一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後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並結合我的文章和創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後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後改為黨內警告）的紀律處分。 　　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對我的批判，都又再次觸及我與胡風關係的問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問題更被作為我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和與“反革命分子”關係密切的嚴重罪行之一，在被衝擊和被關押期間，反覆受到審問和批鬥。 　　（二）我積極參與了對胡風兩次平反的部分工作 　　1980年7月我從文化部調中宣部工作，此時中央決定對胡風一案進行複查，責成公安部等政法部門向中央寫出複查報告。與此同時，中央責成中宣部對此案中涉及文藝問題的部分進行複查，並要求中宣部代中央擬出一份為胡風一案平反的《通知》草稿。中宣部指定由我承辦。我召集中宣部文藝局和幹部局的同志傳達了胡喬木同志的具體指示，進行討論研究，完成了代擬的《通知》草稿。稿子送中央改動很大，但除去增加了與公安部複查報告相呼應的關於胡風政治歷史問題有所保留的文字以外，其它內容的基本精神沒有大的變動。…… 　　中央的這一《通知》連同公安部上報中央的複查報告一起，作為“中發［1980］76號文件”下發後，社會各界、特別是文藝界大多數人士反應熱烈。雖然以後知道胡風先生本人及家屬對文件內容有某些保留意見，但當時總的反應是積極的。 　　1985年4月，公安部收到胡風夫人梅志同志及子女代胡風提出對“76號”文件的8點申訴和要求。其中6點是關於胡風政治歷史有關的問題，一點是要求退還《三批材料》引用過的若干信件。再一點是關於“三十萬言書”的“五把刀子”問題，公安部認為“屬於文藝批評問題，建議由中宣部研究”。中央同意這一建議，中宣部指定仍由我承辦。我認為不僅“五把刀子”問題，還有關於“宗派主義”問題和“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問題也須要重新研究，改正“76號文件”中不妥當的文字表述。這樣，我與文藝局的同志重讀“三十萬言書”及其他有關材料，代中央擬出就這幾點進一步為胡風平反的《補充通知》，內容為： 　　“一，《通知》中說‘……插在作家和頭上的五把刀子’，經複查，這個論斷與胡風同志的原意有出入，應予撤銷。二，《通知》中說‘……帶有小集團性質……宗派活動’，經複查認為，在我國革命文藝陣營的發展史上，的確存在過宗派的問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從胡風同志參加革命文藝活動以後的全部歷史來看，總的說來，他在政治上是擁護黨中央的。因此，本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對這類問題作出政治性的結論。這個問題應從《通知》中撤銷。三，《通知》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經複查認為……應按照憲法……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判斷。這個問題也從《通知》中撤銷。”…… 　　（三）對賈植芳先生對我抨擊的辨正 　　賈植芳先生……僅間接從別人傳說的我與胡風的一次談話，據此就斷言我是“一闊臉就變”，“這對胡風是沉重的一擊！”——這是與事實不相符並判斷有誤的。 　　賈文中說的這次談話，是在1980年我參加胡風複查平反工作之前，胡風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後來會參加此項工作…… 　　事實是：1980年7月以前，雖然我在文化部擔任副部長，在部長黃鎮同志、常務副部長劉復之同志領導下分工管藝術口的揭批“四人幫”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但是胡風一案是中央專案，複查工作和出獄後的工作安排都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雖然如前所述，俟後我調中宣部參與了有關文藝問題對胡風的兩次複查，但從未參與複查胡風政治歷史問題的任何工作，不可能也從未被委以對胡風負有任何的行政責任。 　　這次會見是在胡風出獄後，我以同案的受害者之一的個人身份，懷著對這一大案中最大的受害者的同情和對文學前輩的尊敬之心去看望胡風先生的。他簡略地談到在獄中的遭遇，表露出對撤銷原判釋放回京的喜悅和中央正式發文為整個案件平反的期待。我談了自己被此案牽連的遭遇和現在的工作情況，同時說到應當相信粉碎“四人幫”以後的黨中央一定會對一切冤、假、錯案加以複查平反的。他既不可能也沒有向曾是同案者、現在又不參與這一專案複查工作的我提出對他政治歷史問題“澄清一下”的要求，我自然也不會毫無來由、無的放矢地如賈文所說對他“一口回絕”。 　　更重要地在於，在我根本沒有參與對胡風政治歷史問題的複查工作並且完全不了解情況的前提下，上引賈文竟把我說成是用了只有中央代表或專案組負責人才會有的口氣，向胡風宣布：“這些歷史問題，我們通過‘內查外調’，已經查清是確鑿無疑的，沒有澄清的必要了。”——對此，我不能不鄭重聲明：我從沒有、也不可能這樣說過，從沒有、也不可能這樣做過。 　　不僅從政治生活的常識或者當時拔亂反正的政治氣候來看，作為一名自己剛被解放、正在文化部藝術口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幹部，我不會如此不合邏輯地採取這樣的態度，說出這樣的與黨紀和工作紀律不相容的話來。即使從個人關係和個人利害來看，作為本案的被牽連者，我的感情傾向只會是希望胡風得到徹底平反而決不會是相反。 　　賈植芳很快給《隨筆》雜誌主編杜漸坤寫信說：我的文章中涉及賀敬之先生的地方，的確來自“道聽途說”，“如果我所說出的那些‘道聽途說’的信息，真的與事實不符，或因此對賀敬之先生有所傷害，我願意道歉，並希望得到賀敬之先生的諒解。但是在這些之外，我仍然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2004年12月26日，廣州的《華夏詩報》刊登了前中國文聯副秘書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黎辛的文章，以胡風事件見證人和知情者的身份，為賀敬之給胡風平反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證。曉風隨後也寫了文章進一步澄清。（2005－2010年） 　　相關文章： 　　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 　　專訪胡風女兒：“成千成萬善良人不知道” 　　專訪胡風女兒：胡風事件中的兩類文化人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