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在10月30日與公安代表座談時所講的一番話，成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條：“軍隊與保衛部門是政權主要的兩個支柱，你們是國家安危繫於一半，國家安危你們負擔了一半的責任。軍隊是備而不用的，你們是你天天要用的。”

【一】   【二】   【三】   【四】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1956年5月31日，毛澤東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寫下了這首著名的《水調歌頭?游泳》。就在水裡，毛澤東向岸邊的一個人喊了一句：“你也下來麼！”岸上的這個人卻只能苦笑着擺手：“主席，我不會游泳啊。”岸上的這個人，就是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毛主席在長江中“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羅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馬上下水。只可惜，按羅瑞卿自己的話講，當時，他是個“秤砣子”。

　　羅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長在嘉陵江邊，怎麼會是個“旱鴨子”呢？原來，羅瑞卿有個哥哥，年輕時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裡人非常痛心，從此堅決不許羅瑞卿游泳。但這個緣由，羅瑞卿當時跟誰都沒有提起，他是怎麼做的呢？當場表示：作為保衛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學會游泳。

　　羅瑞卿就此開始學起了游泳。其實這個時候，羅瑞卿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澤東在九江游長江時，羅瑞卿已經跟在他身邊下水了。難怪後人在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總會提到，毛主席說過：“有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着。他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羅長子”，是毛澤東對羅瑞卿的暱稱，因為羅瑞卿身材高大。那麼，“天塌下來有他頂”的話，是從何說起，又是在怎樣的場合說起的呢？這個故事，我們要把目光轉向60年前的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點30，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部，由西直門進入北平城，開始接管防務，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在萬眾歡呼中，部隊浩浩蕩蕩地進入了前門大街。所謂“大軍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對國民黨反動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經開始了。按照北平城當時“內七外五郊八”，一共20個區的行政分劃，全市接管了國民黨警察局人員一萬多人。

　　那麼，從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這其中包括公安幹部539人，以及特別從中央警備團三營和四營調集改編，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編制的728名戰士。

　　在北平這座城市裡，還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鬥爭的。北平之前是國民黨政權的北方指揮中心，大量反動的軍隊、憲兵、特務機關，仍然殘留在北平的各個角落之中。這些潛伏下來的敵特匪幫，勾結地主惡霸、黑道流氓，殺害幹部群眾，盜竊國家機密，縱火爆炸，印刷偽鈔，擾亂金融，製造謠言，煽動鬧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亂象叢生。北平，當時並不太平。偌大一個北京城，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來保平安，這顯然不夠。1949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址北平，駐紮香山，着手籌備新中國政權的建立。而越是這樣的關鍵時刻，安全保衛工作面臨的形勢也就越嚴峻；敵人正在加大破壞力度，意圖做最後的反擊。

　　5月4號，國民黨空軍的轟炸機從青島起飛，空襲了北平南苑機場。毀傷人民解放軍飛機四架，燒毀房屋196間，死傷24人。而這個時候，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華南的戰事仍在繼續。但這次空襲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國民黨空軍的目標非常明確；被炸的飛機是為了執行北平防空任務，剛剛從全國各地調到南苑機場的。

　　反動勢力內外勾結，時刻威脅着中共中央和廣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衛國家建設，維護社會治安，鞏固政權穩定的公安力量，已經刻不容緩。就此，毛澤東找來了“羅長子”。

　　而此時的羅瑞卿在哪兒呢？在太原前線，擔任華北野戰軍第十九兵團政委，他正在準備率領部隊向西北挺進。1949年5月14日，羅瑞卿接到了毛澤東的電報：“部隊開動時，請來中央一敘，部隊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羅瑞卿向到職的繼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趕到了北平。

　　來到北平之後，羅瑞卿見到的第一個領導是周恩來。他開門見山地對羅瑞卿說：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由你來出任公安部部長。這個任命，可讓羅瑞卿覺得有些突然，他提出，還是希望能夠跟着四野南下，並認為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出任公安部長更合適。周恩來對他說：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農有李克農的事，你，就不要講價錢了。中央已經決定了，今晚毛主席還要接見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線的事了。

　　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羅瑞卿，羅瑞卿自己還真沒提上前線的事兒。可毛澤東對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見面，毛澤東就對羅瑞卿說：聽說你不願意干公安部長，還要去打仗？現在就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我們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嗎？

　　對於這次會面的結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組織撰寫的《羅瑞卿傳》裡只寫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羅瑞卿認識到，讓他當公安部長是形勢的需要，是黨的決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作為軍人，服從命令自然是天職，不過，在接受任務的同時，羅瑞卿可能自己也會想：黨中央和毛主席，為什麼就選定他，來當新中國的第一任公安部長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就要從羅瑞卿個人的經歷和才幹說起了。

　　公安和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全的兩個拳頭，彼此關係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長，只能從解放軍的傑出將領中選擇。不過公安部長又不同於一般的軍事將領，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參軍之前，羅瑞卿就是高級師範的學生，在軍隊中又長期擔任政治工作，可謂是一位文武雙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長除了有打仗的經驗，還要有廣泛的社會經驗。羅瑞卿不同於一般工農出身的幹部，他在參軍之前有豐富的社會經歷，進過黃埔軍校，在解放戰爭初期的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擔任參謀長，與國民黨和美國軍方都打過交道。

　　由打仗到建國，公安內衛，既是新政權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務，同時更要在新的實踐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經驗，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長必然遇到巨大壓力。這樣的壓力和責任誰扛得起？有人。事實很快證明，羅瑞卿擔得起這樣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地區、各民族以及海外華僑代表，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舉行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紀念大會。就在這次大會召開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報：國民黨保密局刺客崔鐸已經潛入北平，準備在大會期間，對毛澤東下手！

　　崔鐸，外號“賽金豹”，他有個很出名的師父，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飛賊”段雲鵬，據說跟師父段雲鵬一樣，崔鐸武藝高強，能飛檐走壁，雙手打槍百發百中。

　　接到情報之後，羅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負責具體的緝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親自實施貼身警衛。會議當天，特務崔鐸在前門外的一處住所，束手就擒。此時，公安部的組織機構，還沒來得及正式組建。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即將成立的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集體亮相之際，各地公安機關通力合作，嚴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為日後的公安隊伍建設、保衛新政協會議、警戒開國大典、粉碎敵人的暗殺陰謀，提供了一系列寶貴的經驗。5天之後，中央軍委決定，在軍委設置公安部，統轄全國各地公安機關，部長羅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劉栓虎像往常一樣，裝扮成市民的模樣，在天安門附近巡視。此時，夜幕已經降臨，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劉栓虎還是在地上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東西。

　　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劉栓虎發現的東西，一般人根本就不會察覺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見，而且，即便是看見了，也不會當回事兒。是什麼呢？一個煙頭。一個煙頭沒什麼稀奇吧？但劉栓虎就是從這個煙頭上看出了異樣：因為這是“飛馬”牌的。

　　“飛馬”牌香煙，最早出自老解放區，1949年7月剛剛轉到上海捲菸廠生產，是高檔貨。這個品級的香煙，在當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這個煙頭附近，劉栓虎還發現了凌亂的皮鞋印跡，那年頭也沒什麼人穿皮鞋。高級香煙，皮鞋腳印，看來，一定有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在這兒出現過。

　　這個情況引起了劉栓虎的警覺。此後，他每天都要到這裡來轉轉。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預感的情況出現了：一個頭戴禮帽的人在周圍的開闊地上走來走去，還不時地記錄着什麼。劉栓虎接近過去一看，發現這個人正在畫線路圖。

　　政協會議就要召開，開國大典即將舉行。在這個日子口，居然有人踩點畫圖，這絕不是善茬兒！劉栓虎急步上前，剛要仔細盤問，這個人卻先掏了刀子，直衝劉栓虎而來。

　　但沒幾個回合，這個人便被制伏擒獲。經過審查，這個人叫王以才，是國民黨派駐北平的特務。他的任務，就是繪製天安門周邊地圖，準備炸掉中共領導人的車隊的。根據王以才的招供，他隸屬於國民黨國防二廳華北督察二組的北平情報組。而等他得知了那個空手入白刃，沒幾招便將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的時候，他是徹底認栽了。

　　1949年7月，羅瑞卿出任中央軍委公安部部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的建議和方案。8月31日，中央軍委同意了這一建議，9月2日，經中央軍委第138號代電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所以說，縱隊成立的時間可不算早。但實際上，縱隊裡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

　　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底子是從遼瀋、平津戰場上下來的四野第47軍第160師。而第二師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備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公安中央縱隊，顧名思義，主要擔負的任務就是武裝保衛黨中央領導人和各機關的安全，維護北平市的治安。

　　隨着新形勢的發展和各項安保工作的需要，這支隊伍的駐防地也在不斷地進行變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各團的駐防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第一團駐海淀，主要擔任京城西部的警衛工作；第二團駐府學胡同，擔負中央機關首長、民主人士住宅，外國使館和代表團的警衛工作。還有，對敵對性國家使館的公開武裝監視；第三團駐清河，主要擔負自來水廠、發電廠、兵工廠等大型國營工廠的警衛；第四團駐香山；第五團駐新北京；第六團駐半壁店，擔負經常性的駐地警衛，以及對中央首長的貼身保護。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開完政協會議的毛澤東從中南海返回香山，出發後大約一個多小時，周恩來打電話到香山，說有事要向毛主席匯報。而得到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毛主席還沒回來。

　　毛主席汽車的行駛線路，和今天差不多：從中南海出發，經阜成門、西直門、動物園、頤和園，最後抵達香山。就算汽車開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莫非，路上出了狀況？

　　擔任從西直門到香山這一路段警衛工作的，就是前面我們提到過的：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第一團。周恩來馬上給一師師長吳烈打電話，立即查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經查問，動物園至海淀的警戒分隊說，主席的轎車已經過去多時了。而頤和園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隊則報告：沒見到主席的車子過來。再查！找到了！原來，主席的轎車停在北京大學到西苑之間的彎路上。好端端的怎麼會停車？吳烈的心都快蹦出來了，他急切地問:“是不是車子出了毛病？”

　　車子沒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車，到路邊稻田裡去了。做什麼呢？和兩位農民聊天呢。聽到這樣的回答，吳烈才放下心來，叮囑道：“要加強警戒，隨時報告情況。”

　　北京大學周邊路段警戒工作的負責人，是第一團三連指導員丁長春。其實，在毛主席汽車停下的同時，丁長春就已經派出了一個警衛班，擔任外圍警戒，並協同司機守護汽車。接到上級指示之後，他又親自趕赴現場，向毛主席的隨員轉達了周恩來有事要請示的報告。

　　在返回汽車的時候，毛澤東自然察覺出了身邊保衛力量的增強。他特意詢問了丁長春，戰士們是來自哪支部隊的，並微笑着說：“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神經繃得未免有些太過緊張了吧，還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縱隊正式成立，到開國大典舉行的這20多天時間裡，僅在西郊一帶，縱隊就查獲、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發現嫌疑分子36名，搜繳隱匿槍支23支、手榴彈10枚。

　　就是這樣的一支部隊，與當時北平市公安局下轄的便衣警衛大隊，北平糾察總隊一起，構築起了一道道堅固的防禦工事。而反動勢力策劃的陰謀，就在這樣的防禦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慘敗。前面我們講到的劉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類似的鬥爭，在1949年，幾乎是在天天上演。

　　現在的北京前門飯店，當年叫亞洲飯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參加會議的政協委員，以及將要出席開國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這裡。24日一大早，有個農民挑着兩筐菜，來到了飯店門口找王強。
　王強，哨兵們認識，他是後廚的採購員。因為飯店裡住了那麼多尊貴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鮮蔬菜，因此，採購人員為了方便，經常會預約郊區的菜農來送菜。執勤衛兵仔細地檢查了這兩筐菜，還真是剛從地里摘下來的，透着新鮮。因此，哨兵揮了揮手，向這個農民示意，他可以進去了。

　　菜農抬手擦了把汗擔起挑子正準備往飯店裡走，就在這一剎那，露餡兒了！細心的哨兵發現農民那條擦汗時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農民天天在田裡風吹日曬，哪兒有可能這麼細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帶到值班室進行審訊。一審不要緊，這個農民是前言不搭後語，漏洞越來越多。眼看矇騙不下去了，這個人竟然企圖服毒自殺。

　　執勤的衛兵眼疾手快，當場制伏了這個人。從他身上，搜出了定時炸彈。這個“白白嫩嫩的農民”就是國民黨保密局潛伏在北平的特務吳瑞金。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頭目毛人鳳的密令，企圖混入飯店，執行暗殺任務的。

　　證件是一個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證，學生證，身份證大家肯定都見多了，但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證件，你一定沒見過——特務潛伏證。當年，像這樣潛伏在大陸，隨時伺機搞破壞活動的特務無數，據統計，專門從事暗殺活動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際，大量與會代表、民主人士齊聚北京，特務們更是蠢蠢欲動。很多指令都是從台灣國民黨當局發出，目標直指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民主愛國人士的。按照毛人鳳的原話說，就是要見縫插針，讓北平四面開花。

　　見縫插針？恐怕沒那麼容易吧。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軍委公安部的指示，當時北平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重點地段24小時巡邏警戒，所有進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時候都要進行嚴格的登記和身份核實。

　　所以說，甭管是王以才在廣場附近被擒獲，還是吳瑞金在飯店門口被拿下，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個布防工作成效的體現。在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期間，安全保衛更可以說是做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縱隊、北平市公安局統一行動，緝捕企圖混入政協內部，陰謀策反的國民黨中統特務趙冰谷等，共計175名。

　　敵人的囂張氣焰，受到了沉重的打擊。1949年9月21日，新中國人民政協會議隆重召開。9月30日，選舉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協會議勝利閉幕。第二天，全世界矚目的新中國開國大典，就將在天安門廣場上拉開帷幕。

　　開國大典舉行在即，天安門廣場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剛剛圓滿完成了政協會議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縱隊和北平糾察總隊，又迅速擔負起了新任務。

　　安定門南、宣武門北，復興門東，這三處被設定為防空警戒點，外圍挖設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日夜看守。同時，天安門廣場周邊13處制高點，也由一師單獨劃出兩個警衛營，負責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縱隊第二師，則擔負起了中央領導和與會代表的貼身警衛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區以內，由北平糾察總隊一大隊擔任安保工作。根據參加廣場遊行和閱兵隊伍的集結和分流方向設定：一中隊負責鼓樓大街、四中隊負責六部口，其餘二、三、五中隊都布置在天安門廣場。

　　這些工作，自然都是嚴格保密的。廣場公安警衛部署圖，當時只印了四張，分別發給了四個人，他們是：北平糾察總隊一大隊大隊長呂展；大隊黨委書記、政委劉福；大隊副政委駱驥和副大隊長李明。此外，糾察總隊下面的政治保衛隊，任務一直不變：對特定控制對象，進行嚴密監視，如有不軌，堅決處理。

　　任務分工明確之後，真傢伙登場了，就是為了開國大典的安保工作，專門從蘇聯進口的探雷器。確切一點兒說，應該算作金屬探測器。順着前端探測盤接出來的電線，連接在耳機上，耳機里聽到嗡嗡聲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機不響了，就證明下面有金屬。

　　開國大典之前，戰士和幹警們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對天安門城樓進行逐段掃描。而就是在9月30日這天，公安中央縱隊還真的在城樓上鋪設的兩塊葦席下面，掃出了一個炸藥包。由此可見，當時的安全形勢有多麼嚴峻。

　　從10月1日凌晨5點開始，整個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東至勞動人民文化宮，西至中山公園，南到前門箭樓全部警戒，封鎖各路口，禁止任何車輛行人通過。眼看一切就緒，城樓上來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誰呢？來的人，就是周恩來總理，他是專門來視察天安門城樓警衛工作，聽取安保匯報的。在糾察總隊大隊長呂展和副政委駱驥的陪同下，周總理走遍了城樓的每一個角落，休息室、觀禮台，甚至是廁所都去了。事無巨細，問得清清楚楚。

　　從城樓下來，走到金水橋的時候，周總理又指着兩座觀禮台問道：“這兩座觀禮台搭好後，經過試驗了嗎？如果人員上滿了穩不穩？牢固不牢固？”駱驥回答說：“報告總理，搭好之後，從警衛師拉來一個營，登上每個觀禮台，做上下跳動十分鐘的試驗，很牢固。”周恩來點點頭說：“好！好！做事就要這樣認真！”按照總理的指示，公安縱隊和糾察總隊的戰士們，又對城樓上的死角進行了徹底檢查。等到檢查完畢，天已經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如期順利舉行。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任命毛澤東為人民軍事委員會主席。第一次會議舉辦地點也就是中南海頤年堂。

　　作為公安部的首任部長，羅瑞卿心裡清楚：圓滿完成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權建立後，公安戰線做出的第一項成就。今後的道路，光榮但同時必定艱巨而漫長。

　　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是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之後，全力推進的第一項要務，因為它直接關繫到中共中央和北平這座城市的安全。而與此同時，公安部的機構設置和機關組建，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來兩次主持中共中央匯報會議。根據會議精神和總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華北局社會部的全體人員，加上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分機構，作為組建公安部的基礎，任命原華北局社會部部長楊奇清為公安部副部長，協助羅瑞卿工作。那麼接下來，羅瑞卿最緊迫的工作是什麼呢？要人。公安部籌建之初，幹部，尤其是作為骨幹的高級幹部奇缺。為此，羅瑞卿報告中央軍委，請求調軍級幹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對於這個請求，毛澤東沒有批准。他對羅瑞卿說：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軍級幹部，我一個也不給。你要學南方人插秧，不要學北方人播麥子。用幹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調許多人。

　　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一座三層小樓，解放前是北平銀行行會的所在地。新中國成立後，北平市軍管會把這個地方移交給公安部使用。就在這裡，1949年11月5日，羅瑞卿主持召開了公安部成立大會。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然後就提出了要求：“進了公安門，死了埋在公安墳，干一輩子公安工作。”

　　在羅瑞卿的帶動下，許多新幹部和剛加入公安部的年輕同志們都轉變了自己的想法，積極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安保事業中，新中國成立時期進入到公安戰線的老同志們，有許多人如今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在公安戰線上所做出的每一項貢獻，都是我們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記的。

　　1949年11月11日，羅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毛澤東問他對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開展，羅瑞卿回答三個字：穩、准、狠。

　　穩，指穩定人心；准，指準確打擊；狠，指狠力肅清所有敵對勢力。

　　毛澤東聽完非常高興，當場就說：“看來，天塌不下來，就是塌下來也不要緊，有羅長子頂着。有你羅長子在，就有黨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覺、吃好飯。”

　　那麼，公安、政法戰線上，當時到底面臨着怎樣的形勢，能讓毛澤東用“天塌下來”來比喻？因為國民黨在撤離北平前潛伏了一大批特務，新中國政權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裝暴亂、破壞事件層出不窮。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台灣國民黨當局更是大喜過望，認為“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經來到，從而加緊了與內地反革命分子的裡應外合，氣焰愈發囂張。從1950年1月至10月間，全國共發生反革命暴亂816起，4萬多名幹部群眾慘遭殺害。這就是新中國在成立一年的時候，面對的嚴峻局勢。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開的抗美援朝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向彭真、羅瑞卿提出了要求：現在美國已經把戰火燒到了我們家門口。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以便更好地對付帝國主義。

　時任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之後擔任羅瑞卿秘書長達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採訪中回憶說：“當時敵情確實嚴重，不鎮壓不要說搞經濟建設，就是政權能不能維持都是個問題。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羅瑞卿代中央起草一個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彭真和羅瑞卿連夜趕寫，在10月10日凌晨2點鐘，把這個草稿送給毛主席。”

　　彭真、羅瑞卿連夜起草的指示，這就是“雙十指示”。依照這一指示，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迅速在新中國的大地上展開。

　　1950—1953年，鎮反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各地土匪武裝基本肅清。

　　1950年4月，指引飛機轟炸南苑機場、向台灣地區傳遞情報，密謀在毛澤東訪蘇期間執行刺殺任務的國民黨軍統特務，“萬能諜報員”計兆祥落網。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揮東北公安機關，擊落美國間諜飛機，活捉美國間諜唐奈和費克圖。

　　1954年6月，羅瑞卿親自坐鎮，擒獲軍統特務“飛賊”段雲鵬。

　　1955年7月18日，中國人民公安部隊正式成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軍種，全面擔負起了內衛、邊防任務，忠誠地履行保衛祖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神聖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