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雅德禮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前身軍情八處及“美國密室”創始人，1938年被戴笠聘請到重慶，創建對日密碼破譯機關“中國密室”。雅德禮在民國對日諜戰中非常活躍，是抗戰中國秘密戰線上的第一外援。這本《民國密碼戰——美國破譯之父在華歷險記》寫成後，美國政府以保密為由禁止出版達四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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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場活捉發報的日本間諜

　　海外通訊社報道:

　　汪精衛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市遭暗殺逃脫，但其秘書及另外三人受傷。槍手逃去無蹤。

　　看了這條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槍手有沒有用我的消聲器。

　　春天的到來和日漸晴朗的天空，意味着日本人的轟炸機不久將要出現在我們的頭頂。我們正在竭盡全力尋找每天給漢口發氣象電報的間諜。日本人的轟炸機大多從漢口起飛。我們不斷地截獲此人拍發的無線電密碼，每天三次:早上6點、中午12點和晚上6點。我們將截獲的密電與實際天氣作比較，分析雲幕高度、能見度、氣溫、露點、風速和類似的數據，基本推算出了他的編密碼方式。雖然我們已確定他在南岸，卻還沒找到他的確切位置。

　　“笨驢”在華南有一個簡易的無線電設備廠，勉強組裝了幾台設備，包括信號定位儀。定位儀是個簡單設備，上面有調節盤，一個可以將聲音傳到耳筒的靜音話筒，和一個類似指南針那樣的指針，指向聲音發出的方向。這種儀器用在長波信號時非常準確，但是在確定短波信號的發射時就不准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間諜們通常都使用短波。

　　為了不要太惹人注目，我讓軍統的雜工用轎子抬我們到南山的第一嶺和第二嶺轉悠。這麼做，就可以將儀器輕鬆地藏在轎子裡。到上個禮拜天，我們已經把範圍縮小到南溫泉附近了。那是長江南邊的一個自然溫泉地帶，特權階層經常到此泡溫泉和游泳。

　　負責早上6點那一輪搜索的人員包圍了一間簡陋木屋。小屋坐落在離小鎮幾百碼的一個山坡上。我被叫去用我的航空定位儀確認他們的儀表上的讀數。我是開車去的，擺渡過江，到達時正好趕上中午的一輪發報。每一個操作員由一個持槍士兵守衛。中午時，如果我儀器的讀數和他們的一致，士兵們就會匍匐前進，向小屋裡的人發起出其不意的攻擊。

　　我和吳翻譯、日語翻譯、一個士兵躲到了佛塔邊的一棵松樹後面，從那裡可以看到小屋。“笨驢”則躲得不見了蹤影。12點整的時候，我們收到了一個十七千赫的電波信號。我的定位儀幾乎直指小屋。吳和我站起身，朝前溜達，這是事先約定的信號，表示收網。儘管我已下令不要開槍，我的衛兵還是朝小屋窗口裡閃過的人影開了火。電報未發完就中斷了。顯然，間諜發現了我們後驚覺了。

　　我在向吳翻譯解釋面臨的情況，那個衛兵突然從隱蔽處竄了出來，朝着小屋衝去，一邊射擊。

“別殺了那個日本人！”我朝吳喊道，揮手示意他跟着我。

日本間諜轉到小屋的另一個窗口朝外開槍，大家朝他還擊。還好，雙方的槍法都很臭，沒有人被擊中。那日本人被嚇得魂飛魄散，沒怎麼反抗就給擒獲了。

我的車停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我對吳說:“我去搜查屋子，你趕緊把日本人帶到車裡。”

我匆忙搜查了一下小屋，發現了一個比雪茄盒還小的發射器，幾個乾電池。土灶里殘留着一些紙灰，估計是焚毀的密電碼。我們在俘虜身上還找到了一套測量氣候的工具——羅盤、無液氣壓計、空氣濕度計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們把嚇壞了的日本間諜帶到軍統醫生那兒。在我的指導下，日語翻譯曾福開始審問間諜。但他驚嚇過度，說不出話。吳翻譯見他不說日語，就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話交替問他。他顯然能聽懂，卻拒不開口，一味搖頭。

我把吳和醫生拉到一邊。“準備一點阿美托鈉，”我說，“他會開口的。”

醫生咧嘴笑道:“我看，別想把針頭插進這小日本鬼子身上。”

我叫來曾福和衛兵，讓吳翻譯把情況介紹了一遍。三人聽了，埋頭磋商了一陣。

“他們怎麼說？”我問吳。

“他們說沒問題了。”

當我從隔壁房間回來時，犯人正在靜睡。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強制他就範了。醫生還在咧着嘴笑，曾福則用冷毛巾擦着汗。隨後，我把問題告訴吳翻譯，由他翻譯給曾福，然後再由曾福向犯人提問。犯人的回答也通過同樣繁複的渠道反饋回來。

一開始，即使在阿美托鈉的影響下，又面臨嚴重的懲罰，犯人還是忸怩推諉。他假裝聽不懂日語，只用本地的方言作答。我們順着這點追問時，他又假裝自己是中國間諜，後又改口說自己是日本人的叛逃者。但經過兩小時的審問，將他的答案匯總分析後，終於清楚他是在夜晚乘偵察機跳傘潛入重慶的，隨身帶着發報器和其他儀器。他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草鞋、髒草帽、掉色的藍褲子和骯髒的棉褂。我們從他身上搜出了幾千元中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