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媛鄭念與《上海生死劫》
一位優雅堅毅的女性，面對野蠻和強權，堅守底線，維護人性尊嚴。

《上海生與死》作家鄭念原名姚念諼，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鄭念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隨夫姓易名為鄭念。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文革”期間，由於鄭念是英國留學生，長期供職外商公司，被控為英國的間諜，被關在監獄7年。其間她在上海電影廠擔任演員的獨生女梅平遭紅衛兵迫害致死。1980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

1987年轟動英美的《上海生與死》就以鄭念個人經歷創作，這也是“文革”後第一本以英文創作的“文革”題材小說。憑藉這部小說，鄭念一夜成名。《上海生與死》是“文革”結束後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關於那段歷史的小說，所以1987年小說在英美出版後立即引起轟動，小說以鄭念個人經歷創作。小說中文版於1988年出版，譯者為程乃珊。

鄭念在美國去世，她在文革中堅拒間諜罪名，要當局道歉，展示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她的英文自傳追述知識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轟動世界。

2009年11月2日，傑出的中國女性鄭念在美國華盛頓仙逝。這個日子，距離柏林牆被推翻20周年的紀念日，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鄭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譯，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簡稱《生死》），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筆述實錄”方式反思“文革”的獨立回憶錄，由此推動了中國個人回憶錄出版的多米諾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傳體小說”的字樣，是一種自衛符號，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時，可用虛構性體裁的理由自我辯護。此類手法在上世紀曾被廣泛運用。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韋君宜，撰寫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回憶錄《露莎的路》，不得不飾以“小說”體裁。讀者須在閱讀時進行語法轉換，才能握住“小說”的真實意義。

但《生死》不是虛構性小說，而是真正的歷史紀實文本，像里程碑那樣，屹立在中國現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稱直陳事實，時間和地點確鑿無疑，文中所涉人物，絕大多數都以真名出場。無論從內容到樣式，都呈現為典型的回憶錄。

21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了《生死在上海》，驚詫於鄭念的這段黑暗記憶，跟我的生活曾發生過戲劇性的交集。根據鄭念的描述，她於七三年出獄之後，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號2樓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屬於一個小區，我們兩家之間，相隔只有幾十米。這一歷史細節，啟動了我的童年記憶。

我出生於襄陽南路，兩歲時，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這是典型的歐式建築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和一個小小的汽車間廣場，當時號稱“外國弄堂”，如今改名為“太原小區”。

我還記得，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着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鄭念家南面斜對面，63弄2號，住着知名翻譯家方平，七六年前後，我時常去他家玩，以一個技校學生的身份，跟他闊論文學、攝影和政治。鄭念家正對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點之一。

跟鄭念同排、相隔幾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對面，住着中國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醫院院長顧愷時。《生死》曾提到過這對患難夫婦。王若望在長篇報告文學《欲望三部曲》裡，把顧愷時當做共和國苦難事的主人公，精細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間的悲劇命運。他的女兒，一位在雲南插隊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號叫“大頭”的密友鬧過短暫而狂熱的姐弟戀，而我這個毫無經驗的“菜鳥”，一直在幕後給予熱心指導。

“外國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許多“不三不四”的“歷史餘孽”，例如民國首任總統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女兒。陳獨秀的外孫，跟我玩過兩年，後來突然失蹤，據說去了新疆。民國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鷗，就住在我家隔壁，他們夫婦倆經常並肩出入，身材高瘦，猶一雙形影不離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紅衛兵批鬥，除了寫毒草小說之外，還因為他居然膽敢用印有毛像的報紙包書。

回憶錄里，還提到了居委會主任盧英和派出所的戶籍警“老李”，這也是我熟悉的兩個人物。12歲時，一名兇惡的鄰居突然衝進家門來毆打我，我被迫舉起菜刀自衛，被其他鄰居死死抱住。事後，盧英同志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而“老李”則沒收了我的菜刀，還耐心指導我寫下生平第一份“檢查”。他給我的唯一稱讚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錯啊！”

鄭念是深居簡出的，她對人的審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親密接觸的幾個人中，應該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韻。這是其回憶錄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韻是我母親黃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積極分子，熱衷於在知識分子和大資本家家屬間展開聯絡，組織各種活動。

程韻的丈夫沈克非，中國外科學奠基人，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曾任民國衛生署副署長。由於她的牽線，我母親不僅跟宋慶齡有過往來，也跟鄭念有過少量接觸，作為燕京的校友，她們似有些共同話題。但到了七七年，由於父親去世後長期陷於抑鬱狀態，母親需要徹底改變環境。我們不得不跟“外國弄堂”告別，搬進陝西南路紹興路交界的一處花園別墅。母親告別了自己的悲痛記憶，而我則告別了陰鬱的童年。

“外國弄堂”的文革情境，鄭念本人並沒有見識過，因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後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間，這個小區完全陷入了紅色恐怖的迷霧。每天早晨，都有灰皮運屍車駛入，從某幢樓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屍體。

這種陰鬱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記憶里，猶如揮之不去的噩夢。而鄭念的噩夢則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裡，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

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我們就此看見了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

依據互聯網上的時尚解讀，鄭念的家庭被闡釋為“姚家三美女”。這個“性感組合”，包括姚念媛（鄭念）、鄭念的妹妹姚念貽（配音演員，曾為影片《奧賽羅》女主角苔絲蒙娜配音），以及鄭念的女兒鄭梅萍（上影廠演員）。鄭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殺”身亡，死因至今仍為懸謎。而在丈夫亡故、女兒被殺﹑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鄭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卻保留着良知與勇氣，這內在的美麗，穿越了文革時代的嚴酷黑夜。

鄭念就學於左派陣地的倫敦經濟學院，其立場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這信念促使她選擇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陸，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為新中國建設效力。這曾是無數知識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經過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這夙願早已化為齏粉，彷彿是一堆被颶風捲走的塵土。

正是由於英國殼牌公司的背景，鄭念淪為瘋狂猜疑和迫害的對象。鄭念的遭遇儼然是白樺電影《苦戀》中那位畫家的現實投影。在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裡，奧威爾進一步闡釋了這種荒謬的極權語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從自己人中間製造“敵人”以及“敵人的幫凶”。

作家約翰·庫切深感驚異的，是鄭念非凡的個人勇氣，而我閱讀《生死》時，還要驚異於文明的脆弱與堅硬，猶如高貴的瓷器。紅衛兵抄家砸爛了那些優雅的明清古瓷，鄭念以自己的機智，庇護了殘剩的藏品，並在文革後把它們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這是一次富於象徵意味的事件。面對極權主義的狂熱暴力，華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樣破碎了，而只是由於鄭念們的抗爭，它們才有望跟鄭念一起殘留下來，成為未來文化復興的種籽。

《上海生死劫》精彩段落摘錄

◆中國人已得到一個經驗，就是自己不假思索，僅照上級的指示辦事，那麼上級就會更相信他們、賞識他們。

◆“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財產並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屬於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為有人失卻了它。當它們為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個過渡，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

◆這些紅衛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動着的身影，比喪失財產更讓我難熬。他們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尚未開化的野蠻生物，我與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

◆長期來，中國老百姓已學會了讀報的唯一方法就是，細細領會它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他們除了注意公開的新聞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聞。事實上，在中國，真正的新聞並不來自報紙，而來自民間傳播的政治雜談。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語言或各種手勢來進行不指名道姓的雜談，稱之為“小道新聞”，意思這新聞不是公開來自政府方面的。

◆長久以來，中國人為了失卻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從沒有離開過故土、或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嘗嘗把其他地區國家的人成為“鬼子”，認為他們是不開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習慣的一種動物，稱他們為“洋人”或“洋鬼子”。中國長期所形成的閉關自守，極大地加深了中國人夜郎自大之感。當鄧小平向世界各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後，立即博得一片頌揚之聲。顯然，洋人帶來了大量資金到中國投資；還互相進行意識上的交流。中國人民在這種外來衝擊下甦醒了。為此，他們覺得痛苦、羞愧、自責。他們為了爭取真正的“文明”，開始對西方文化採取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

◆在那些沒有和極左分子較量過的人看來，我與他們這種持久不息的抗爭，或許會認為是無用又無謂的。但事實上這些人骨子裡都是欺軟怕硬的。假如我任他們隨心凌辱我，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將會更不可設想。而且，我在審問室里所說的話，一字一語都錄了音。我永遠是個樂觀主義者。我盼着有一天，會有一個公正的人來調查我的問題。那所有我說過的，可能都會協助他給我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整個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錢四處外出“調查“階級敵人的罪行，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遊山玩水，尋親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處的風景區。因為上海，是中國人最嚮往的購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來轉轉。

◆不論我在這裡的遭遇如何，但當我面對告別上海這個事實時，我還是覺得十分傷感。中國人，都持有濃厚的鄉戀，不論我們走得多遠，離開多久，但最後總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吧。不過，我已鐵了心永不回來了。

——以上摘自程乃珊譯本《上海生死劫》

◆“有人在高壓之下無法在忍受下去，就被引誘寫下了一些不真實的事情，喲過來滿足審問者、解脫自己。一旦你開始交代，他們就要你承認更多的罪行，不管是不是虛假的，通過行使壓力得到他們所有的。最後，這人就陷入了顛倒黑白的紛亂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看到過這種情況。”

◆主管我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闖進我的家門。警察在門前不理會老趙，就直接進入起居室，並在地毯上吐唾沫。我第一次看到了權勢造成的無禮態度，以後，我認識到，黨的下級官員往往用這種傲慢無禮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自卑感。

◆我想，憑藉野蠻行為達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蠻的力量。

◆“是的，你剛說過和外國人跳舞是不愛國，我可以通過和我的瑞士朋友跳舞使他不愛國，因為在他眼中我是外國人。如果通過簡單的跳舞行為我能使其他人不愛國，不正是有用嗎？從這點可看到這種可能性，即你可讓我和全世界中國的敵人跳舞，讓我使他們不愛國。那樣，不用開一槍，他們都不愛國了。還有什麼人能比這樣做更有用？”

◆難道人的本性中確實具有破壞欲？文明的表層是非常淺薄的。在我們的人性下面潛伏着獸性。

◆“適應它，生活下去。只要你長壽，就能看到我們國家的變化。”

——以上摘自方耀光等譯本《生死在上海》

 鄭念《上海生死劫》各個版本一覽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英文版） Grove Pr 1987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英文版） Penguin Books 1988

《上海生死劫》 程乃珊、潘佐君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88

《上海灘的沉浮》 華克健、曹思、韌人譯 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8

《上海生死劫》 蘇帆譯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8

《生死在上海》 方耀光、鄭培君、方耀楣譯 百家出版社 1988

《上海の長い夜》（日文版） 原書房 1989

《La Dama de Shanghai》（西班牙文版） Ediciones Martínez Roca 1998

《Leben und Tod in Schanghai》（德文版）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 Co. KG / Ullstein Ta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