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顛覆性教材：列寧是德國代理人 棄衛國戰爭用法

俄顛覆性教材：列寧是德國代理人 棄衛國戰爭用法

核心提示：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

本文來源：《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作者：李玉貞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原題：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

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出版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到一年就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著名專家陳鐵健，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夫婦和本文作者李玉貞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本文實為李、陳、吳所做的採訪記錄。

祖波夫1952年生於莫斯科，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著名歷史學家，現任俄羅斯東正教大學宗教研究室主任。據祖波夫介紹，參與《二十世紀俄國史》這部書寫作的40餘名專家都感覺到20世紀俄國歷史上有太多的“空白點”，“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詮釋”而嚴重失實的地方。向社會說明從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這一個多世紀俄國社會全貌，是正直的歷史學家的良心和責任。

這部書的寫作是普京任總統時提倡的。普京於2006年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覺得祖波夫憑其學養定能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便推薦了他。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索爾仁尼琴在身體狀況還好的時候，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但書的篇幅過大，已不可能作為教科書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書名為《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

一.列寧是否利用了德國資助

雖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紀俄國史》中是以“政變”一詞出現（順便指出，這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本文作者為敘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間，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認為“是”。他們引用一些學者據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隻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冊，127頁）。

潘佐夫教授解釋說，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並不是說列寧是德國特務。歷史上利用外國資助在本國進行政治活動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爾尼亞夫斯基認為，列寧不過是想利用德國援助達到在俄國掌權的目的。

關於二月革命後列寧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書的描述是：列寧於1917年3月6日從蘇黎世向彼得格勒發電報：“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絲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謀求與其他政黨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

同月，列寧在瑞士提出旨在進行社會主義政變的計劃。這個計劃得到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堅決支持”。3月22（公曆4月4）日，德國駐伯爾尼公使向柏林發電稱，社會民主黨的書記，以俄國社會主義者及其領袖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名義提出要求，請儘快允許他們從德國過境。此公使的電報最後說：“應予照准放行，使其儘快回到俄國……這符合我們的最高利益，盼急復”。威廉頒旨稱，如果瑞士拒絕他們過境，就讓這些俄國社會主義者穿過火線過境（同上，405頁）。

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書中詳細描述這些錢如何分批交到俄國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頁）。4月8日，德國總參謀部向威廉皇帝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幹的確如我們所願”（同上，406頁）。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間諜機構探明這個情況，臨時政府掌握了這個動態，但是沒有能力立即予以處理。4月16日列寧一回到俄國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綱》，其宣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現在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

二.關於十月革命

如何估價這場“革命”？它“開闢”的新時代“新”在何處？對於俄國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它起了什麼作用？《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對這場“革命”的評價：

1、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2、對於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3、一般人們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是不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4、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並實行讓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5、人們普遍認為通姦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6、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於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主張並實行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者（同上，478頁）。

三.關於羅曼諾夫皇族的命運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同上，129頁）。

書中說，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對於羅曼諾夫皇族，實行的是斬盡殺絕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過法國大革命20年後波旁王朝復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殺的經過如下：

俄國二月革命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審理羅曼諾夫家族特別是尼古拉二世的問題，沒有找到什麼“叛國”的證據，便宣布其無罪。1917年8月決定把他們送到葉卡特琳堡州的托波爾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別墅軟禁。在那裡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鑑於這些人的命運“關涉極其重大事物”，列寧安排烏拉爾蘇維埃主席與之保持直線聯繫。作者們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員會的記錄說“關於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後的命運，交由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辦理”（同上，532頁），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婦，其4個女兒（17—22歲），皇子（14歲），醫生和僕人等4名，計11人，另有3條狗，在關押地被槍殺。女屍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

原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於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於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們的屍體投到附近的動物園。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遺骨在上世紀80年代被發現。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遜帝及其他10人被殺的70周年之際，俄羅斯政府決定按照宗教儀式將其安葬於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在安葬儀式上說：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着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應該說出真相，葉卡特琳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我們安葬遭到無辜槍殺的人，是為了替我們的先人贖罪。固然，直接行兇者是罪人，幾十年裡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我們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頁）。

四.關於“紅色恐怖”

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範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手段奪權，強行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討伐隊維護其政權，因此“紅色恐怖是必然的現象”（同上，544頁）。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托洛斯基說：“無產階級徹底消滅沒落的階級，沒有什麼不道德可言。這是無產階級的權力。你們說我們手軟……告訴你們吧，過不了一個月這種恐怖就將採取極其嚴厲的形式，像偉大的法國革命者一樣。對於我們的敵人來說，不是把他們關起來，而是把他們送上斷頭台”（同上，544頁）。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別委員會”（即有名的“契卡”，是這兩個俄文詞的第一個字母），它是對付“反革命”、“投機倒把”和“消極怠工”者的。其領導人是赫赫有名的捷爾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寧寫道：“要鼓勵人們的幹勁和大恐怖”（同上，545頁）。

捷爾任斯基的銅像在莫斯科盧比揚廣場矗立了許多年，1991年蘇聯解體時，人們將其掀倒，在旁邊寫了一個大牌子：“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吧！”這是後話。

1918年1月列寧在蘇維埃第3次代表大會上說：“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是用非暴力手段解決的。為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安全，一場大規模的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開始了”。然而，布爾什維克對“階級敵人”、“反革命”並沒有什麼界定，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看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於是遍地設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們奉有的指示是“你們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靠這個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列寧稱“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契卡的功勞之大無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鎮壓剝削者，沒有別的辦法解放人民群眾。契卡就是這樣做的”（同上，546頁）。列寧寫過“專政的定義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這是維護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必不可少的保證（同上，561頁）。到1921年“契卡”已經遍及86個州，16個特區和508個縣（同上，549頁）。

書中還介紹了另外一個鮮為人知、令人驚愕的觀點，“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設想，紅色恐怖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還要人為地選擇適合於為社會主義的‘明天’傳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確闡述紅色恐怖的目的：“從槍殺到服勞役，用各種方法強制無產階級，這樣做的目的，不管聽起來多麼荒唐，卻就是用資本主義時期的人當材料，來塑造共產主義新人類”（同上，555頁）。

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殺的人不少於200萬。但是沒有精確的統計，因一些部門的檔案嚴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僅可能是實際數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頁）。

五.“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就能到來，這段時間裡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他們還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萬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托洛斯基向列寧建言：

“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錯誤。“國內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同上，496~498頁）。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聖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從1917年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裡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六.“全盤農業集體化”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頁）。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搶決。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農業集體化後1932年—1933年出現了大飢餓，遠遠超過了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裡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頁）。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所需的機器。總計“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1930—1933年）死亡人數是930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901頁）。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餘名官兵被發現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可以說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規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七.蘇聯的文化革命，造神氣氛中的高爾基

書中說，由於俄國的精英要麼被驅逐出境，要麼遭殺戮，蘇共便利用相當大部分國民不諳國是而實行愚民政策：不許人民與國外親友聯繫，不許閱讀外國報刊。廣大群眾完全與外部世界隔絕，根本不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頁）。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開始被廣泛地用來命名街道工廠城市等，帕米爾有一個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為斯大林峰，另一處高7134米的山峰被稱為列寧峰，馬克思峰高為6726米。

對於歷史研究，斯大林強調學者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保持一致，時刻牢記“要有正確的方針”，史料並不重要，那是“沒用的官僚們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頁）。

於是人人自危，對於黨的正確方針，只能舉手“贊成”，今天開會決定批判或槍斃某人，你不舉手，晚上就可能進班房，命運未卜。

至於對待知識分子，蘇共實行的是培植一批忠於黨的人，通過他們“貫徹”黨的意圖。高爾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蘇聯著名的哲學家、造詣很深的洛謝夫出版了一本《神話的辯證法》。在蘇共高壓政策下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於是忠於“斯大林同志”的高爾基便撰寫批判洛謝夫的文章，稱其“大字不識幾個”（同上，933頁），還要著書立說。

高爾基被該書作者認為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範，並舉出了幾個例證。1932年4月蘇聯取締了所有文學藝術聯合會，官辦的“蘇聯作家協會”成了唯一“合法”的組織。而文學藝術創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謂的革命現實主義。高爾基在1934年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淋漓盡致地表述了他對親愛的“斯大林同志”的擁護和無限忠誠。

此後蘇聯各地便根據作家協會的運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協會，如作曲家協會、藝術家協會、舞蹈家協會等，其領導人一概由蘇共指定。在這種高壓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現了嚴重扭曲歷史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影響深遠的“經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爾基參觀索洛維茨（即古拉格）集中營的表現，說明他對他親愛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誠。一個男孩子據高爾基過去的作品把他當做“受壓迫者的庇護神”，向他講述了自己在集中營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爾基眼睛裡閃着淚花聽了孩子的講述。但是並沒有“庇護”他，男孩子很快就被處決了。

蘇聯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勞力修建了白海——波羅地海運河，並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儀式上高爾基發表講話，歌頌奴役般的勞動，高度讚揚斯大林的功績。

高爾基“不僅參加了興師問罪的大合唱，他還為這個大合唱譜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這樣描述高爾基的作用。為建樹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高爾基不遺餘力。

八.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法代表團於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蘇聯商討如何對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同法、英簽訂互助條約，德國將放棄波蘭而開始尋求接近西方大國的辦法。那麼戰爭可以避免，但後來的事態發展對蘇聯會十分危險。如果我們接受德國建議，德國當然會進攻波蘭，英、法勢必干涉……那我們參戰就對我們有利了。

“近20年的經驗證明，在和平時期，歐洲不可能發生強大到足以奪權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打一場‘大戰’，才能建立起一個黨的專政。我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什麼，這是清楚的。我們應該接受德國的建議並且禮貌地把英法代表團打發回去。波蘭的亡國將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大好處。”（《新世界》雜誌，1994年第12期，230—237頁），《二十世紀俄國史》第2卷，9頁）

2009年8月20日，這本書的主編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電視台採訪。祖波夫說，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不僅僅是希特勒，還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談話。他說，結果已經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損害波蘭等國利益的條件，也還是讓伏羅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樣的建議。這壁廂英法代表團同波蘭商洽，那壁廂是斯大林利用這段時間同德國人商洽。潘佐夫說：“實際上是斯大林需要戰爭”，一是通過戰爭可以占領一些國家並擴大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能促進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簽訂這樣一個條約。潘佐夫認為，這部書中關於蘇德條約的論述足以確切說明“就其本質來說，作為兩個社會思潮，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有許多共同點”。祖波夫說：那些在1937年殺害本國人民的人，對待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是一樣的殘酷，這話無論對於希特勒，還是對於斯大林，都一樣適用（可參見：www。radiorus。ru）。正是基於這樣的看法，這本書的作者才摒棄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用法，而使用“蘇聯——納粹戰爭與俄羅斯”。

這本書的作者們釋放着愛國主義情愫，“二十世紀俄國經歷了可怕的悲劇：它好像丟失了自我和獨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國外的人“把俄羅斯的精神財富保留了下來，但是條件極其艱苦，他們離開了祖國的土壤”。作者們自認是在表達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1917—1952年這35年的歷史是極其悲劇性的，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願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後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麼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他們寫下這部巨著，期盼着俄羅斯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