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陽生質疑“文革”中億萬人受迫害　　

　 　

　 　

近20年來，有個龐然大數不時從名人們的筆下蹦出來，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說“文革”中有1億人受到迫害。還有人說，受到迫害的人，如果不是億萬也走千萬。　　

知名詩人、劇作　家沙葉新　先生在他的《中國的“檢討”文化》一文中（詳見　2001年12月25日　《作家文摘》第509期）指出，“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他據此斷言，這是“全民的互相殘殺”，“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而另一位知名人士　李啟詠　先生在他的《詞典編纂不應迴避慘痛歷史》（詳見　2003年1月28日　《法制日報》第8版）一文中則說：“10年間，全國上下受到迫害打擊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據此斷言，“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和不幸”，主張把這個數字編到《現代漢語詞典》中去，銘記千古。　　

可是，統計數字不能你說一個，他說一個。　沙　先生冒估了“億萬”後自己也覺得不踏實，隨即壓縮為“千萬”。這比　李　先生統計的“1億”也許更接近實際。但我對　沙　先生估算的“千萬”，也還是抱有懷疑。我的懷疑來自　沙　先生同一篇大作里的這樣一番頗為真實而生動的描寫：　　

“今天你打倒別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別人打倒。因而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個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寫檢討，一個月後這個人也許自己乖乖地寫檢討了”，“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　　

這大概就是　沙　先生斷言：“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的依據吧！　　

我認為, 把寫過檢討的人都算到受打擊迫害之列，恐欠妥當。請　沙　先生冷靜地想想：反擊“右派”猖狂進攻取得勝利以後，有些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風，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有所滋長。他們以功臣自居，以己為黨的化身，高高在上，嚴重脫離群眾，對部下不能一視同仁，搞順我者上，逆我者壓。“文革”初他們又把反擊“右派”的一套端出來，圍攻敢對他們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和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被毛澤東指控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群眾起來說話啦，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自己也認識到錯啦，給群眾寫個檢討也叫受迫害？我看言過其實。據此，我　向沙　先生建議，從你估計的“千萬”中減去半數，剩下的是500萬。還有沒有水分呢？　　

有！　　

眾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標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戰場是在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審定誰是“走資派”，誰不是“走資派”，與過去審定右派、右傾分子有所不同。過去打右派、打右傾是黨委主要領導人說了算，群眾沒有發言權，本人沒有申辯權，因此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文革”中審查走資派則不然，毛澤東老人家讓群眾來鑑別。於是乎就出現了　沙　先生所說的“啼笑皆非”——“運動初期整群眾，後來又被群眾整”。這雖然不大好，但總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對歷史說句公道話：“文革”中圍繞每一個黨政領導幹部的榮辱、前途、命運，中國的平民百姓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凡是他們愛戴信任的領導幹部，不管別人怎麼說，也不管別人給戴上了什麼帽子，他們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裡保。有的以“揪”走資派的名義，把他們擁戴的領導幹部“揪”到深山老林保護起來。在“打與保”的衝突中，成千上萬的“保皇派”付出了這樣或那樣的代價，有的流了血，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於他們的正義之舉，使絕大多數老幹部一直處於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時又被另一部分人保護之下。只要不是送進秦城監獄的，就還有行動的自由和“四大”的權利。據此我建議　沙　先生再從500萬中減去一半。剩下的250萬也需具體分析。這裡我舉一個例子：　　

山西省朔縣鄉村女教師齊鳳鳴出生於富農家庭。1966年農曆臘月二十三日，她與丈夫在校園一間公房內做好肉菜過灶王節，忽聽鑼鼓喧天由遠而近，原是鄉里的一隊紅衛兵開進校園。領頭的在門外高喊：“富農分子齊鳳鳴出來念大字報”。女教師不予理睬，繼續吃飯。領頭的奈不住便在門外大聲宣讀大字報，內容大意是：勒令齊鳳鳴立即退出公房，否則革命群眾要採取行動。此時女教師推門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這是從哪裡來的些沒毛野鬼。你們憑什麼給我定富農分子？請拿出黨中央的文件來！毛主席關於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是怎麼說的？周總理接見新疆建設兵團知青的講話你們看過沒有，聽說過沒有？”　　

造反派鴉雀無聲，憋了半天一個小頭目才說：“知道你是個大學生，我們說不過你”，亂鬨鬨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齊鳳翔的回憶錄《人之初》）　　

請問　沙　先生　和李　先生，這位女教師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舉一例：　　

1966年，筆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創辦的《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工作。“文革”初期編輯部走廊內大字報與日俱增，有的大字報剛貼出來就被新貼出的大字報覆蓋了。筆者對此感到憂慮，向黨支部和“文革”領導小組寫出兩條建議：一、要求擴大張貼大字報的場地，允許貼到辦公樓外面去；二、貼大字報的人應將大字報底稿交給“文革”領導小組保存，以示個人對大字報的內容負責，以備領導和群眾查證。不料我的建議引起編輯部主任劉某同志（正廳級）的懷疑和擔心。他默許一位中層領導（處級）串聯6位編輯給我寫大字報，指控我是漏網的“右派”妄圖篡奪“文革”領導權。不久，劉主任在大會上點我的名，說我有野心，妄圖把編輯部搞垮，給省委抹黑，令我停職反省（寫檢討）。可是時隔不久，風雲突變，從北京傳來了毛主席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消息，外單位的造反派打上門來，造了劉主任的反，給他戴的帽子是鎮壓革命群眾，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此時的我，猶如崩出煉丹爐的孫悟空，立即拉起“輕騎隊”的杆子參加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我與我的組織成員始終認為，劉主任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甚至冒着當“保皇派”的風險，為他求醫看病，幫他的妻子找回丟失的巨額存款單，還為其女兒能夠分配到保密性很強的兵工廠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證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全體幹部被調到北京市昌平某軍校辦學習班。在學習班，老劉作了自我批評，我倆言歸於好。無須隱瞞：在未到學習班前，我們40餘人的單位曾有過五名右派（運動前的當權派認為）、兩名走資派（一部分群眾認為）、一名中統特務（疑似）、一名歷史反革命（個別幹部認為）、五名“鐵杆兒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認為）。但經學習班“鬥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澤東同志還健在的歲月（1970年）就實現了大聯合，全體幹部握手言歡，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如此這般，全國大同小異。　　

不可否認，“文革”初期，因康生、陳伯達、江青等支持和煽動，首都一部分學生和青年職工打着“掃四舊”的旗號，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以及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人群，有過嚴重的人身人格傷害。毛澤東及時呼喚：“要文斗，不要武鬥”，老人家還聲稱，他反對把湖南農民運動中的過激行為搬到“文革”中來。並重申黨的政策——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周恩來總理也及時指出，對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許人家革命。由此而破除了反動的血統論，這是“文革”的重要政治成果之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綜上所述，所謂有1億人甚至是數億人在“文革”中遭到打擊迫害的言論是沒有根據的，製造這種謊言的人是別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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