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極右反毛言論另一絕招：“毛周翻臉論”
絲園

【按語】5月27日，網民南國紅豆不知就裡地引用了wuchyousyc的博文《面對毛澤東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何不翻臉？》。

我認為，我們不應當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應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眼光來分辨是非，澄清事實，一起來拆穿極右分子反毛言論的另一“絕招”。
先談第一件事情，所謂的“反冒進”毛與周所謂的“翻臉”。
1956年，當時有幾個歷史背景不得不認真對待。第一件，是這一年按照原先計劃，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由新民主主義突擊向社會主義邁進的一個重要標誌。如今一些新老牛鬼蛇神為什麼要選擇1956年這個時段歇斯底里地反毛呢？因為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觸動了一些舊官僚、舊資本家和舊地主的利益，在翻歷史舊賬的時候，抓住執政黨內部矛盾進行無限放大，名為反毛，實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第二件，1956年全國的政治形勢逼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一是“一化三改造”的順利進行，重整了社會產業資源，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煥發出無限的生機與活力。二是自從1953年引進蘇聯和東歐國家共187個重點項目，1956年正好進入設備安裝階段。按照合同約定，這些項目只能提前完工，不能推遲，否則，不僅對本國的建設事業受損，而且會賠償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量損失。事情已經很清楚了，“一化三改造”也罷，建設項目安裝驗收也罷，只能進不能退，根本上沒有任何退路了。那麼，作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和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偶爾產生是大進或者是小進的問題，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上文卻選用“翻臉”一詞來描述，並且採取吹毛求疵、無限上綱上線的來惡毒攻擊毛主席，其險惡用心可見一斑。
事實上，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毛與周有如上文所描述的“反反冒進”與“反冒進”的爭論問題，毛講的做革命的促進派，講的是對於一化三改造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要積極進取，要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來。而周講的反冒進，講的是經濟發展不能過快，不要頭腦過熱。兩個人講的都是對的，而所針對的不是同一個問題。
要說“反冒進”，國父毛主席比周總理更加賣力才對呀！譬如，為了糾正“浮誇風”、“共產風”，1958年1月南寧會議、3成都會議月“反冒進”，同年11月2日至18日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1日至27日武昌會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同年7月2日至8月26日廬山會議，毛主席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可謂憚精竭慮，力挽狂瀾。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因為1958年4月以前毛主席已經主動退居二線，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了，許多人不聽毛主席的話了。
以下是光明網2011年03月28日刊載的網絡文章《鄧小平反思“大躍進”：毛澤東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片斷：
對於“大躍進”，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有過兩次重要的講話。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頁。）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發表講話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來了一個右傾。進入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批評“反冒進”，並上升到領導方法、建設方針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發表講話，主要談領導經濟建設的工作方法問題。在隨後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勁，是方針性錯誤。2月13日，鄧小平在四川省、地、縣、社四級幹部會上，談到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兩種方法的鬥爭。一種是搞得快一些，一種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搞建設也要有革命家的態度，要積極創造條件搞快點。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這是我們的正確態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頁。）
　　
從上述文字中，《鄧小平文選》可以發現，所謂大躍進“頭腦發熱”即“冒進”問題，包括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在內，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關鍵在於，為什麼極右分子硬說是國父毛澤東一人所為？為什麼說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第一次翻臉”，這符合邏輯嗎？這不是狗屁不通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搞建設也要有革命家的態度，要積極創造條件搞快點。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這是我們的正確態度。”這是鄧小平對於當時“加快建設”形勢和“正確態度”的客觀評價，也說明了黨中央達成一致性的決議。
在極右派眼裡，大躍進簡直是“罪大惡極”，甚至於編造出“大躍進餓死人”等無稽之談的謊言，以此為藉口單挑污衊陷害國父毛澤東主席。我們認為，“浮誇風”、“共產風”以及農民吃大食堂浪費大量糧食、大量鋪張浪費等，是容易導致餓死人的，但餓死人數是相當有限的。要說與餓死人相關聯的，僅僅是與此現象有關聯，與大躍進沒有必然的關係。實踐證明，大躍進的基本面是好的，我國僅僅用二十多年時間就躋身於世界六大經濟體和中、美、蘇三極世界中的一極，綜合國力從解放前的20多位迅速上升為全世界第3位，說明了大躍進的巨大的成就！
極右分子們歇斯底里不厭其煩藉口單挑污衊陷害國父毛澤東主席，特別是關於三年困難時期所謂“餓死X萬人”的荒謬煽動，可笑之恥！三年困難之前，早在1959年國父已經主動卸任了國家主席一職，接班的是劉少奇呢！按理說，誰的錯誤誰擔責，管政治的擔政治責，管經濟的擔經濟責，是集體錯誤的集體擔責。就其大躍進而言，本質上沒有錯誤，不但沒有錯誤，而且是十分正確！即使是方式方法上有點不太適當，成績與缺點頂多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上的差別。如果沒有大躍進運動，不僅僅是經濟上不能快速發展、人民生活不能快速提高，而且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防事業的強盛無從談起。

再談第二件事情，所謂的文革時期“毛與周再翻臉”。
眾所周知，關於文革時期，熱烈時期是1966年至1969年大概三年左右，正史上講是十年。文革現象，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發生於中國的獨一無二的現象，主要目的在於消除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危險因素，廣泛地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清除和挽救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永褒社會主義江山不變色。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巨變，再次證明了共產黨變質、社會主義變色的危險是時刻存在的。無論右派分子如何以什麼方式來否定文革，或者以文革的個別缺點錯誤來全盤否定文革，文革終究是瘕不掩瑜，文革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深遠的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文革之所以能夠在複雜的階級鬥爭背景中得以順利進行和勝利實現，並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而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的功勞。就以文革開始不久遭到“紅衛兵衝擊”的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而言，他們也曾經是文革的主要參與者甚至於領導者。首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就是劉少奇。關於劉少奇在最初文革時期的表現，正史與野史可能會有相反的結論，在這裡不再贅述。在整個文革時期，國父有兩個最得力的助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朱德、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主要國家領導人也贊成文革啊！他們曾經產生過爭議，那也只不過是個別問題、個別方式的爭議啊！俗話說，一木不成林，一花獨放不是春，沒有老一輩革命家的鼎力支持，毛澤東一個人能夠獨自發動史無前例的聲勢浩大的持續性的文革運動嗎？那不是天方夜譚嗎？即使是鄧小平，即使是他在文革時期下台6年時間裡，他在江西省拖拉機廠當鉗工，也多次地向毛主席、周總理上書，表示堅決擁護文革運動，表示要改正錯誤爭取寬大處理，爭取復出。當時，鄧小平被文革定義為“第二號走資派”，僅次於劉少奇。事實上，文革也沒有右派們描述的那麼兇殘、那麼不可思議，國父提倡的方針政策歷來是“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文斗，不要武鬥”、“抓革命，促生產”，並不是要把走資派“一棍子打死”。鄧小平被國父批准復出，就完全證明了這個鐵的事實。
臭文《翻臉》翻箱倒櫃也實在找不出什麼“毛周翻臉”的證據來，僅有的一個所謂的“證據”，就是所謂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這裡的周公，非指西周的周武王，也非指東周的周平王，實指周恩來。林，實指林彪。孔，實指孔夫子。始於1974年春節的批林批孔運動，並不是用來批判周恩來的。批林的意義在於，教誨黨員幹部要繼續革命，不要背叛革命背叛黨；批孔的意義在於，要人們用法家的思想來抓綱治國，不要用儒家思想來麻痹群眾，因為儒家學說是維護封建統治者利益的，法家思想才是人民民主所需要的治國安邦方略。實際上，這也是文革以來“立四新，除四舊”運動的繼續。對於批孔，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和其他民主進步黨派一直在領導這種思想運動，本質上是沒有錯誤的。問題在於，是四仁邦利用了批林批孔運動，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總理，並不是毛澤東同周恩來“翻臉”。
其間，鄧小平下台已經有好幾年了。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多次向毛主席報告讓鄧小平復出。在整個文革期間，鄧小平也多次向毛、周等中央領導人打報告，寫檢討，包括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擁護文革和近期擁護批林批孔運動的情真意切的報告與檢查在內。其時，毛、周等中央領導人年老多病，黨務政務一應事情非常繁重，而鄧小平年輕力壯，而且思維能力很強。毛主席早在1973年就打算讓鄧小平復出，並且有意委以重任。從整個形勢來看，毛與周、鄧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真正有利害衝突的四仁邦。四仁邦反對鄧小平復出是個本能的反應，因為他們在文革中鬥爭鄧小平是十分賣力的，可以說他們之間是死對頭。後來果不其然，全部被打入大牢，差一點被拉出去槍斃了，證實了他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充分說明了毛與的意見達到了高度的一致，根本不存在假借批林批孔來毛與周翻臉的問題，也不存在周與毛翻臉的問題。相反地，毛為周提倡鄧小平復出感到讚賞，幾乎是力排眾議而支持周、鄧。
現在，百度百科還掛着“批林批孔運動”的詞條，儘管不是太準確，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力排眾議的一個鬥爭的片斷：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當眾宣布：“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澤東還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毛澤東說：“你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幫”的問題。
談到周恩來，正史上常常用“襟懷坦白，光明磊落”來形容。那麼，國父毛澤東的品格比周恩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自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具有最高威信與權威，解放以來一直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從來沒有想過以個人恩怨來整垮周恩來。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作為中央軍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等要職，站在共產國際一邊，或者說站在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一邊，對毛澤東提倡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路線發生動搖與牴觸，在1932年10月至1933年底長達1年多的時間裡，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從1932年至1976年長達44年的時間裡，毛澤東從來沒有想過要報復周，他們之間親密無間的戰友關係如陳年老酒，越老越醇香。
周恩來同志如果不是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保護，不可能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更不可能榮膺長達26年的總理。原來，周恩來的一生中，曾經有過一段極為危機的經歷—“伍豪事件”。伍豪，周恩來總理在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所謂“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國民黨特務一手炮製偽造的。當時，他們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聞》和《申報》上分別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就是企圖達到污衊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目的，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陰謀。從1967年5月開始，天津、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紅衛兵們將所謂的“伍豪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對江青等人遞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等材料作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毛主席還重複說，這是老調重彈！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就有人向毛主席提起過“伍豪事件”，都被黨中央、毛主席頂回去了。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後才算暫時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開的批林批孔整風匯報會上，毛主席要周總理講一講“伍豪事件”，周總理就作了一個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錄音記錄，然後根據錄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記錄。根據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這個報告記錄要由周總理簽字後把錄音、文字記錄稿和所有的相關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以防將來有人再舊事重提。但當時不知為什麼，周總理看過錄音記錄稿後卻一直沒有簽字，這份記錄稿就一直放在總理辦公室保存起來了。60年代初，康生曾兩次寫下證明文字，證明“這完全是造謠誣衊，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
《翻臉》還煞有介事地描述道：周這個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權力辦兩件事，一是儘量保護老幹部。紅衛兵要糾斗陳毅，周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聲色俱厲地說：“不行，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種表述不感到奇怪嗎？要談揪斗陳毅，毛與周、周與毛有什麼翻臉的跡象？不但他們之間不翻臉，而且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混進文革隊伍中的假紅衛兵、國民黨的特務分子，就是要置陳毅於死地。毛與陳的共事比毛與周的共事在長久得多，自從南昌起義、井岡山艱苦卓絕的鬥爭時起，毛陳就建立起了血肉相連的戰友情誼。毛主席為了竭力保護陳毅，還專門送了一本《毛主席語錄》，在扉頁上寫下了“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有了這把尚方寶劍，假紅衛兵們再也不敢對陳毅武鬥了。1972年1月10日，病重的毛澤東抱病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以最高禮遇悼念這位被反革命分子折磨致死的老戰友。
同樣地，彭德懷也是毛主席在井岡山結成血肉友誼的老戰友。毛主席為保護彭也是竭盡全力。很長時間以來，一些右派言論一口咬定1959年廬山會議上，是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事實果實如此嗎？如果要想澄清事實，最好是請你們到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等正派網站調查一下，一切真相定會大白於天下的。毛主席一直是在不遺餘力反對大躍進中的過火行為，反對不切實際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瞎指揮風等“五風”，並且遇到了不少阻力，直到1960年才頂住壓力，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這麼說來，彭德懷的“萬言書”與毛澤東的“反五風”是不謀而合的！毛澤東真的有這麼傻麼？跟自己觀點完全相同的，竟然不支持，反而將他往死里整麼？究其原因，真正引起廬山會議矛盾白熱化的，應當是與劉XX一伙人，劉對彭德懷、粟裕以及前不久抱恨死去的高崗才是針鋒相對的，毛對於彭、粟、高等人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因為劉剛剛上任不久，可以利用舊部關係的人和自己的權力對於不同政見者施加壓力。本來整個廬山會議已經開完，然而，為了砸鍋賣鐵大煉鋼鐵、農村吃大食堂浪費糧食、農村過早全民所有制等過火問題，雙方爭議得不可開交，爭吵得毛主席整夜睡不着覺。毛主席不得不費勁地跟雙方當和事佬。
為了保護彭德懷等老一輩軍事家，毛澤東為了既不得罪劉派，也給予彭派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1959年8月16日廬山會議一結束，8月24日毛主席馬上提出建議，分期分批地為右派分子摘帽子和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毛主席的這一手非常高明。一來，他知道專門搞個為右派分子摘帽子，恐怕難以通過，因為彭剛剛被打成右派，人家會認為毛主席的動機不純。二來，特赦戰犯可以與黨內的右派相互對照，連戰犯都特赦了，為什麼右派分子不能“特赦”？毛的用心非常良苦。可以說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但是，劉派對於彭德懷不依不饒，說什麼：“其他人都可以評反，就是彭德懷不能評反。”（以上結論實際上劉派提出，並由中央決定下來，有的人故意將這種主意強加在毛主席頭上。）當時，毛的勢力範圍相當的小，只好作罷。按照劉派的觀點，彭應當完全削職為民。而毛主席力排眾議，讓他任三線副總指揮。
需要注意“其他人都可以評反，就是彭德懷不能評反。”以上結論實際上劉派提出，並由中央決定下來，有的人故意將這種主意強加在毛主席頭上。
下面再看百度百科《彭德懷》詞條的內容：

廬山會議
1959年 61歲
　　3月3日—5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鄭州召開的擴大會議。
　　4月2日—5日 在上海參加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4月18日—23日 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4月24日—6月11日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
　　7月1日 上廬山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7月14日 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信，在肯定大躍進成績前提下，提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浮誇風”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
　　8月2日 參加中共第八屆八中全會，在會上受到錯誤的批判。
　　8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八中全會作出《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8月18日—9月12日 參加軍委擴大會議，被揭發批判“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等問題。
　　9月17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免除國防部長職務。
　　9月26日 中央軍委發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被免除軍委委員。
　　9月30日 從中南海移居北京西北郊掛甲屯吳家花園。

從以上資料中可以看出，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免去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等政治職務並沒有免去（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頂住未批），工資水平也保持原樣。毛主席與劉主席的處理結果是不同的。30多年來，一些人故意混淆視聽，大肆宣揚“毛澤東反彭”，而真正賣力反彭的人確是另有其人。當然，後來由鄧小平主持為彭德懷評反並補開追悼會的作法，是完全正確的。
文革時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鬥爭與權力鬥爭階段，簡單地肯定或者簡單地否定她，都是形而上學的觀點，非常容易扭曲歷史。毛主席和鄧小平都承認文革是“三七開”，就是七分成績成就、三分缺點錯誤。但是，國內外的許多敵對勢力卻是全盤否定文革的一切成就，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外交等等各個方面的一切成就全部否定，這樣評價文革歷史，不是腦殘就是故意反動。僅以兩彈一星等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成就和中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類極其重要的成就而論，可以說已經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最後，再看看《翻臉》一文是如何的狗屁不通，混賬邏輯！
本文前面僅僅是抽檢幾個比較重要的內容，進行簡單的批駁。如果說要全面批駁的話，恐怕100萬字也寫不下。魯迅說過，浪費別人的時間，等於是謀財害命。相信每一個正直的人看過《翻臉》之類的狗屁文章一遍，定會被謀殺上百萬個腦細胞，就像歹徒使用放射線來殺人不見血一樣！
一、所謂“翻臉”的混賬邏輯
1.“翻臉”的概念漏洞百出
《現代漢語詞典》對【翻臉】一詞的解釋是：“對人的態度突然變得不好：～翻臉無情。│他們倆從來沒有翻過臉。”
《翻臉》一文對於“翻臉的解釋是：
翻臉是什麼？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苟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當兩個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時，這好辦，當斷就斷，再不見面，頂多只是感情損失；但是當兩個人的力量懸殊很大時又另當別論。如一個小孩子對父親，要翻臉就不大容易。雖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斷情絕的程度，但一個孩子既不能改變家長的錯誤，又不能離家獨立生存，翻了以後又將如何？只有隱忍。
以上兩個定義，誰能說出誰是誰非？筆者相信《現代漢語詞典》是對的，表明一個人的態度發生了逆轉，但不能肯定翻臉的人是對的還是錯的。然而，《翻臉》一文卻一口咬定翻臉的人一定是對的、糾錯的，被翻臉的人一定是錯的、過錯的。並且斷定了翻臉的結果必須是“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那些其一與其二，是兩個充分而必要條件，缺一不可。老夫平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武斷地妄下結論的句子。俗話說“盜亦有道”，說的是強盜邏輯被強盜們當作真理和經世名言，等於說“說你對，不對也對；說你錯，不錯也錯”，等於說強盜的邏輯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怪不得近三十多年來，一些學霸講起話來匪幫匪氣的。
2. 毛與周和力量懸殊很大嗎？
首先，毛澤東與周恩來是“父與子”的關係嗎？
毛澤東（1893.12.26～1976.9.9）大周恩來（1898.3.5～1976.1.8）5歲都不到，從年齡上來，完全是個兄弟關係，怎麼一下子胡扯到父子關係上來了呢？難道說《翻臉》一文作者的爸爸是4歲多就生下了他嗎？大家看看作者混賬到什麼地步了？
其次，毛與周和力量懸殊很大嗎？
按照中國現行的職官制度，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是同一檔次的職級，甚至於他們的工資級別也是一樣的。毛與周都是國家一級幹部，但出於風格，他們都拿的是三級幹部的工資。只有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破例拿一級幹部工資，並每月有300元的生活補貼。
即使是中央政治局裡面，他們都是常委，毛是排在第一位，周是排在第三至第四位的樣子。中間僅僅相隔一至二人，哪裡是什麼“力量懸殊很大”呀？？再說，執政黨內部一貫實行民主集中制，關繫到國家大事不是一人說了算的。當然，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發揚民主優良作風的一個方面。毛什麼時候不允許周講話了嗎？子虛烏有嘛！
3. 到底誰與誰怎麼翻臉來着？
毛澤東當年提出做革命的促進派，難道說是錯誤觀點嗎？難道說是反周恩來嗎？1956～1958年是個劃時代的變革時期，一個重要標誌是，很快完成了“一化三改造”，中國從此由新民主主義國家一躍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不鼓勁，難道說要泄氣嗎？再說，周的反冒進言論是從反對共產風、浮誇風的，這完全是跟毛的觀點是一致的。
談到批評反冒進，可能會有不為人知的一個國家的最高機密問題。1958年，剛剛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中國，面臨着一個重大決策：要撥款數十億美元發展核武器。這個時候，中央就有領導人提出了反對意見，就是LXX、DXX幾個中央政府的領導人，他們認為過早地立項發展核工業是天方夜譚，是冒進。在這裡，周恩來是積極擁護發展核工業的，與毛澤東的立場與觀點是完全一致的。當然，當時這是中央的最高機密，只有少數中央領導人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不能公開講發展核武器的事情，只能籠統的講這件事情。
文革時期，毛與周、周與毛沒有什麼翻臉的跡象啊！甚至於當時周提議讓“全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毛也一概答應了啊。甚至於文革期間有人一再拿所謂的“伍豪事件”來說事，毛一再親自為周辯護啊。毛與周在中央、在軍隊一起共事長達44年，一直親如手足啊。
4.胡總書記講過大躍進“折騰”嗎？
《翻臉》作者是個半吊子，為了裝潢門面，故作風雅之態，竟然引用列寧和司馬遷、胡錦濤的經典名句，藉以展示自己“學富五車”的“偉大魅力”。其中引用現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的句子是：
結果是1958年的全國胡來（時隔半個世紀，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對黨史上的這種頭腦發熱、自亂其政的現象用了一個新詞：“折騰”）。
胡總是200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講的那番話的，其意思只有一個，就是“改革不折騰”或者“改革不要折騰”。大躍進是195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1978年開始的，改革元年時，國父已經作古2年多了。改革開放與大躍進根本不是一回事，時空、做法與領導人都不一樣的。胡總根本是一字未提大躍進，根本上沒有包含指責大躍進“折騰”的意思。
到底誰在大躍進中折騰？到底誰比誰更加折騰？到底是大躍進折騰，還是作者折騰大躍進？歷史是一面鏡子和公證人，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能容許任何騙子手任意篡改，不能讓他們的陰謀詭計得逞。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關於大躍進本質上和基本面是好的，不能因為出現了一點缺點與失誤來全盤否定大躍進，更不可將所有“罪名”——缺點與失誤全部強加於國父！
作者還有什麼臉面引用列寧著作和司馬遷名言？你是馬列主義者嗎？你是司馬遷式的歷史唯物主義史學者嗎？……
5.毛不懂經濟嗎？
右右們自以為很得意的一個口頭禪，就是不厭其煩地反覆污衊“毛不懂經濟”。《翻臉》也同樣地將這個雞毛當令箭，可見其白痴、粗鄙之至！
—新中國成立之後，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幹。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
毫無疑問，論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至今無人能及毛澤東；論國民經濟管理，至今無人能夠逾越毛澤東！不談別的，就拿《論十大關係》、《矛盾論》、《實踐論》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這幾部代表著作來說，是多麼的高屋建瓴、熠熠生輝！
我們承認，周總理自然有他的執政風格與個人魅力，並且在某些方面是不分仲伯。但不可否認的是，國父的經濟哲學與經濟思維更具有將相風範，更加符合中國新興社會主義的國情，更加具有遠大的戰略目標與帕雷特優化效率，更加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長遠利益等根本利益。國父領導億萬群眾多快好省地大干社會主義，何錯之有？

二、所謂“翻臉”派的絕招
某些極右派反毛，已經到鮮廉寡恥的地步！在他們眼裡，毛澤東所干的一切，沒有一件是好的、對的，要統統予以污陷與否定。本來，黨要管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這是執政黨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本職工作，如果對於黨員幹部特別是中央高級幹部不聞不問、放任自流，這種執政黨豈不是等於自宮嗎？
現在，看看吧：如果毛主席批評、處分了某個人或者某些人，他們就污衊毛主席是“暴君”，讓人家葬送了前程； 如果毛主席團結、保護了某個人或者某些人，他們就污衊毛主席是“假君”，讓人家不敢翻臉。在極右眼裡，毛主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甚至於中間也不是。
前一段時間，極右及其網絡水軍們聯合行動，鋪天蓋地散布流言蜚語，誣陷毛是大躍進的“罪魁禍首”，甚至於煞有介事地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X萬人。對於那些別有用心的惡棍們，我們善良的左派和廣大革命幹部群眾，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們一計不成，又來二計，掉轉槍口對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周總理。用心何其毒也！
問題還不是那麼簡單。他們所使用的絕招，就是一箭雙鵰的離間計。譬如，他們集中火力，打出“大躍進餓死人”的王牌出來時，國內外一些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善良的人們就肯定不服氣。一辯論，就自然地牽扯出劉少奇、鄧小平的表現竟然比毛澤東的表現更加威猛。於是乎，兩派沒完沒了的爭鬥，爭鬥得越是厲害，黨心與民心的分化瓦解就越是迅速。施離間計，就是在了無休止的爭鬥中坐山觀虎鬥，繼而坐收漁利。
我們是過來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歷史的見證者。要說政治文明、政治民主與保障人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前三十年應當是最好的！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中國，談何容易？？在大陸，解放初期遺留國民黨軍隊官兵高達800餘萬，加上地方官員有數千萬，這還不算轉業退伍軍人和下野的官員在內。另外還有偽軍、偽政府的軍職官職人員數以千萬計，這還不算轉業退伍軍人和下野的官員在內。解放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政協、人大，吸收了大量國民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舊社會遺留的數萬名戰俘，分七批全部釋放，給他們生活出路，給他們來去台灣自由，給他們醫療與養老待遇。除了頑固不化的土匪以外，幾乎是不抓不殺。
前三十年，弄下一個二級的共上任27年的LXX，一些人天天喊，天天罵。那麼，華、胡、趙接二連三倒台，三個一級的共上任不足10年，為什麼集體失語？難道說，這也是“文革的錯”嗎？
前三十年，一些幹部上了五七幹校就被譏笑為“蹲牛棚”。加上錯打的右派，頂多也不超過53萬。後三十年，累計下崗失業的職工大概不下9000萬人次吧？累計下崗失業的企業知識分子大概不下530萬人次吧？那些右派挨整，基本上是情有可原，而下崗失業知識分子與其他下崗工人什麼錯誤也攤不上啊！！！那些右派絕大多數都評反了，政治上、經濟上都OK了；估計9000萬下崗失業職工包括估計超過530多萬以上知識分子，至今也未見到一個評反的，政治上、經濟上沒有什麼OK不OK的……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最崇敬的國父毛主席，是偉大的一生、光榮的一生、正確的一生！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撼江山易，撼國父的光輝形象難！治國、安邦、修身、持家、平天下，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惜後繼無人！

附錄：南國紅豆引用的相關博文


面對毛澤東的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
他文轉載 2011-05-27 10:43:39 閱讀4 評論2 字號：大中小 訂閱
本文引用自wuchyousyc《2011年05月27日》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偉人，是一種很特殊的合作關係。兩人才華出眾又風格各異，長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氣磅礴，開天闢地；周縝密嚴謹，滴水不漏。毛於黨於國，功比天高，但難免霸氣逼人，後又鑄成大錯；周為國為民，竭盡綿薄，總是隱忍負重。於是在長期的鬥爭與合作中，就有一種怪現象，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幹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而自遵義會議之後，周作為毛長期的實際上的第一助手，無論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從，逆來順受。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麼不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百歲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我們多次見面，總不離這個話題。可見，這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一個結。我自1998年總理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時發表《大無大有周恩來》以來，總有人在向我提這個問題。細想起來，這裡有作風、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諸多因素，而且這也不只是毛周之間特有的現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離不開這種組合。
　一、翻臉要有條件和資格
一般老百姓所說的“翻臉”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後現已被歷史證實了的毛錯周對的事情，如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革命”之爭。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
翻臉是什麼？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苟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當兩個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時，這好辦，當斷就斷，再不見面，頂多只是感情損失；但是當兩個人的力量懸殊很大時又另當別論。如一個小孩子對父親，要翻臉就不大容易。雖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斷情絕的程度，但一個孩子既不能改變家長的錯誤，又不能離家獨立生存，翻了以後又將如何？只有隱忍。
毛澤東是開國領袖，是共和國的國父。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如一家之長。這個地位和勢態是歷史形成的。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我在《領袖如父》一文中曾談到這種複雜的關係，茲錄一段如下：
關於領袖、政黨，列寧曾有一段著名論述：“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一個黨、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領袖，領袖締造、領導這個國家，就像父親在家庭里的地位，父親是因血緣而形成統領地位，領袖是因思想之緣而形成領導地位。在長期的鬥爭中，領袖總結人民和社會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種思想，又將這種思想再灌輸到人民中和事業中，再總結，再灌輸，上下循環，如河川經地，似血脈布身，就與人民、國家、民族建立起一種千絲萬縷、血脈相連的關係。一個國家、民族、政黨必須統一在一種指導思想之下，這種思想常常就以領袖的名字來做標識。領袖屬於這個群體，群體推舉、選擇和塑造一個領袖，然後再將群體在實踐中所提煉出的思想交付給他，以之為燈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個。所以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思想，是全黨在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總結。也就是列寧說的，通常是由作為領袖的人來實現的。領袖與黨、人民、國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緣，就如父親與家庭的血緣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當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走過萬水千山，經歷千難萬險，已被全黨接受為列寧據稱的“領袖”。他所以能力排眾雄，越過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周恩來、張聞天，一路大踏步走來，獨領風騷，只因一條：就是實踐檢驗，在無數次的流血、失敗中，只有他的意見屢屢正確，一試就靈。從具體的戰鬥、戰役到與國民黨鬥法、與美國人鬥法、與斯大林鬥法，都無不鎩其羽，而揚我威。我曾問過一位追隨毛從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說：“周恩來不是長期專管軍事嗎？轉戰陝北彭德懷不是打了幾個大勝仗嗎？”他直搖頭道：“他們和毛還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遠。關鍵勝局都是毛親自下手指揮。”逢毛必勝，有毛就靈，毛已成神，這是從1921年到1949年28年間血火煉成的信條，已成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這一班副手們和全黨全民的習慣思維。周從來沒有想去挑戰毛，歷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級，在遵義會議前一直領導毛。而歷史證明其時的中央，包括周都錯了，而毛對了；遵義會議之後毛更是得心應手，戰無不勝，直至最後摧枯拉朽，如風吹落葉般在中國大地上抹去蔣家王朝。這中間，雖還有一個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負責人，但毛都是實際上的決策人。周作為副手，眼見毛指揮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萬歲，更是心服口服。新中國成立之後，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幹。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麼，輿論就可將其壓滅。三是由於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於是我們最鄙視的、最不願看到的歷史上重複多次的“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後來的林彪、江青集團，不斷讒言蔽上，煽風點火。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這時，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和氛圍了。
新中國成立之後，周與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次，結果，周只是盡職責之守小提建議，就惹來毛的大翻臉。
第一次是1956年鑑於經濟發展過熱，周提出“反冒進”。應該說，這時周還是據實論理，大膽工作，大概還沒有過多考慮毛的情緒，就像魏徵對唐太宗犯顏進諫那樣。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國務會議時說：“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他說對群眾不要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提出追加投資，周和大多數人都反對，會後又耐心勸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發言是《做革命的促進派》，說黨委應該是促進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要組織促退委員會，我也沒辦法。將領導層分成“促退”、“促進”兩派，這就有點以分裂相威脅的味道，毛要翻臉了。他毫不客氣地對周說，你“反冒進”，我是反“反冒進”的。接着就是一連串的追擊。周也萬沒有想到毛會這樣固執，這樣情緒化地處理問題。就像唐太宗終於忍不住魏徵的一再進諫而大發脾氣了。而在戰爭時期毛總是多聽下級意見，比較各種方案，慎之又慎，現在卻判若兩人。其實這是一切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
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這期間給毛煽風點火的主要有柯慶施等人。其時全國上下都在狂熱興奮之中，連一些嚴肅的科學家也在為毛的“躍進”奇蹟找科學依據。毛正在興頭上，黨的領導集團，甚至全國人民都在興頭上。只有周恩來、陳雲等少數領導人清醒，他們能與毛翻臉而力挽狂瀾嗎？當然不能。周這時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在1月南寧會議上，毛說周是“促退派”，影響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緒，並舉着柯慶施的一篇鼓吹“躍進”的文章質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這已不只是翻臉，是很不給面子，甚至有點逼宮之態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後就主動提出辭職，毛又不許。他只好再忍。結果是1958年的全國胡來（時隔半個世紀，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對黨史上的這種頭腦發熱、自亂其政的現象用了一個新詞：“折騰”）。
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後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並未見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評，或對周的褒獎。經過這次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臉的辦法解決問題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來與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關於“文化大革命”。這是政治路線之爭。
自1956年毛與周恩來、陳雲在經濟思想上發生分歧後，漸漸又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在政治路線上發生分歧，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勢的估計。先是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有分歧，直發展到對“文化大革命”意見相左。在“四清”運動之初，毛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理解，他說有個別人要走資本主義的路還可以，怎麼會有一個“派”呢？他萬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個“派”的問題，而是全部打倒，連他這個主席也不能自保（葉劍英曾有一詞詠“文革”：“串連炮打何時了，罷官知多少？”）。最高層唯一保留下來還在工作的舊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處理經濟問題不一樣，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個“文革小組”，凌駕於黨中央、國務院之上。周這個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權力辦兩件事，一是儘量保護老幹部。紅衛兵要糾斗陳毅，周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聲色俱厲地說：“不行，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國務院各部長已被衝擊得連生命都無保障，周就把他們分批遷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護，半是辦公。二是抓生產。周帶着這支奇怪的“黑幫”部長隊伍，艱難地維持着最低的生產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國人無飯吃。但是對政治方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全國瘋狂的個人崇拜、極左的政策，周不用說翻臉，他甚至不能有一點明顯的反對。因為，這時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兩個反革命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後，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撥弄是非，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毛既離不開周，但又對周不放心，一度還曾掀起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對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連一點點翻臉的資格和條件也沒有了。
二、翻臉要計算成本和效果
- 現在回頭看，周的經濟思想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對的。也許我們會說，梁漱溟不是在國務會議上因農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臉了嗎？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與毛公開翻臉了嗎？彭德懷不是因“大躍進”問題和毛在廬山吵架公開翻臉了嗎？他們都落得一個錚錚鐵骨的好名聲。周當時為什麼就不能也來個拍案而起、分道揚鑣呢？省得後人一再議論，背一個逆來順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為“虛偽”的罵名。周不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國總理，背負着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他要考慮後果。如果硬來也行，但那將是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
第一，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甚至進行人身迫害。這樣周那一點點僅有的合法身份和權力將被剝奪乾淨。人民、國家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而且事實證明，前面所舉梁、馬、彭等人的翻臉，除留下人格的光環和對後人的啟發之外，當時於事並無大補。他們個人的犧牲是起到了揭露錯誤，倡導民主，改進黨風，啟迪歷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來不行，他是一國總理，他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是當時翻臉之後這個攤子怎麼收場。政治需要妥協。
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於社會，並說服一部分高級幹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接着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鬥爭。因為，全國全民要從亂而後再治，重新統一到一種思想、一個方針，產生一個領袖，以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沒有半個世紀到一百年的爭鬥，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證。漢之後經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統一經過了361年，唐之後經五代十國之亂到宋的統一，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統的。進入民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用了近40年。歷史的教訓，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現新的平衡統一，這中間人民將遭受無窮的災難。生命的摧殘，經濟的倒退，生產力的破壞，山河的破碎，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再有外敵乘機入侵，插手內鬥，尋找代理人，就更加複雜。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周如果真的大翻臉，一個剛建國十年左右的共和國又將蹈入四分五裂，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為什麼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後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只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採納，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革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
三、隱忍克己，為國為民
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只能忍，忍在肚子裡。這在普通人已是一種煎熬，而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這種煎熬就比下油鍋還難了。於是只有爭中有忍、忍中有爭；言語謙恭、行事務實。我們這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樸素莊重的中山服，胸前總是別着一枚毛澤東手跡“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他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複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儘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幹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幫”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為保護黨的高級幹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開登報後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並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後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林彪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後，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在高層中，劉、鄧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已陸續被清除，下一個目標已是周，於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要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絕對受不得這種夾板氣，早就甩手而去。但總理不能，他強忍惡氣，強撐病體，另有大謀。只要不翻臉，不撕破面子，他這個總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就能為國辦一點事，就能挽狂瀾、扶危局。正是：且忍一腔無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氣。留得青山傳薪火，強支病體撐危局。
能不能“忍”，是對政治家素質的更高一級要求。同時在人格上也是對為公為私，大度小量，遠志近利的一種考驗。
中國歷史上為國隱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藺相如與廉頗的故事。廉是功勳卓著的老將，藺是因才能而擢升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藺每每相讓。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時，藺就先讓僕人打看廉是否出門，讓其先行，如相遇於巷，藺必自動回車讓路。現邯鄲還留有此地，就名“回車巷”。下人常為藺相如羞愧，藺說，我這樣是為國家，只要我與廉團結，不鬧分裂，國家強盛，秦就不敢小看趙，廉聞後大愧，遂有負荊請罪的故事。記錄這個故事的是司馬遷。他不但記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煩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宮刑，遭奇恥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還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報任安書》裡講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要看你為什麼（所趨）而死。他為了完成《史記》，選擇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負重。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王侯將相級的大人物強忍受辱的例子，還有孔子、屈原那樣的學者忍辱著書。他說：“勇怯，勢也；強弱，形也。”你的強弱、勇怯是客觀形勢所定，你不能為一時義憤或為一己之名而輕舉妄動，而要想到身上的責任。周恩來的名位不知超過這些將相王侯幾多倍，其所負之責更是重於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輩半凋零，城頭變幻造反旗。他勇敢堅韌地在夾縫中工作，在重負下前行。
現在回頭看，在總理忍氣吞聲、克己為國的心態下確實為黨為民族幹了許多大事。舉其要者，1958年“大躍進”後，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後遺症，拯救了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並且還有一些較大突破，如大慶油田的開發等；他抓科技的進步，原子彈、氫彈、衛星實驗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還有一項更大的成功是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時，他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和一大批老幹部的重新起用，為以後打倒“四人幫”，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這些都是總理在忍着一口氣，沒有鬧翻臉的情況下，一點一點艱難地爭取來的。
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等到人民已經覺悟，再重新組織力量，產生領袖，扭轉乾坤，大約又要經過民國那樣的大亂，沒有三五十年，不會重歸太平。那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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