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因支持外蒙自決與蘇聯駐軍向北洋政府請願
2011年05月20日 09:56
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葉曙明
核心提示：早在兩年前，中共因為支持給予外蒙古自決權和蘇聯在外蒙駐軍，組織向北京政府請願，當時就成了右派攻擊中共的把柄，向孫文告狀，指這等於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
本文摘自《中國1927·誰主沉浮》 作者：葉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26年3月12日，東北海軍在日本軍艦護航下，駛入大沽口。駐守炮台的國民軍鳴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艦竟發實彈攻擊。雙方爆發了衝突。日軍以國民軍破壞“辛丑條約”為由，向執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等八國公使，向當局發出最後通牒。
馮玉祥明知這是奉張假手列強向他施壓，他當然沒有勇氣與實力和八國抗衡，只能沿用鴉片戰爭以來的老辦法，就是“民氣可用”，藉助日益高漲的民族主 義，孤注一擲。3月14日，北京民眾舉行反日大會；17日，北京全市各學校、社團代表向國務院、外交部請願，要求駁回最後通牒，遭到軍警武力驅散，有多人 被刺刀扎傷。在國民軍大刀隊的保護下，京師門戶的抗議活動，一浪接着一浪，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自從北京落入馮玉祥之手後，國共兩黨在北京十分活躍，幾乎處於半公開狀態。李大釗積極做國民軍上層的工作，而大批中共黨人則滲透到國民軍中下層開展 活動，國民二軍、三軍中都有共產黨員擔任副官及其它職務。國民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甚至出動大刀隊保護在北京街頭活動的革命黨人。
為了貫徹“反奉倒段”的方針，共產黨在北京組織了對執政府的一連串示威活動，天安門前，隔三差五就有“國民大會”召開。11月28日的示威，演變成 一場俄國式的“城市革命”，與會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學生敢死隊，後有工人保護隊，一遇軍警阻攔便開打，攻擊政府機關，占領警察局和郵電局。“各種號召人 們起來革命的標語貼滿牆壁，數十萬張傳單在人群中飛舞，屋頂上豎起了革命的紅旗，迎風招展，革命的空氣瀰漫全城。”《政治生活》雜誌形容，這天的示威活動 “完全是一次巷戰”。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布“告全國民眾書”，宣布“最近北京連日的民眾示威活動，已是人民奪取政權之起點 ”。
政府感到極為憂慮，精神高度緊張；精神過於緊張，處事便容易頭腦錯亂。3月18日，北京學生和民眾十幾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這是由國共兩黨領導的一次大型群眾集會，主要組織者是李大釗。
大會一致通過了駁回最後通牒和驅逐八國公使的決議，然後組織了兩千多人的請願團，奔向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前，集會請願。據說，國民軍在示威活 動中，起了很壞的作用，他們挑動學生衝擊執政府，衛兵抵擋不住，竟開槍射擊人群，死亡47人，受傷兩百餘人。請願群眾以鮮血記下了“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一名知識分子憤怒地宣稱：“對知識階級的恐怖時代可以說就此開始了！”
政府開槍屠殺和平請願者，固然是傾長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惡，如魯迅所言，“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對這一歷史悲劇，人們歷來是強烈譴責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卻也有若干帶疑問性的盲點，易因 憤激之情而被忽略。國共兩黨都是北洋政府的公開敵人，並不諱言以推翻北洋政府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聲，已響徹大江南北，為什麼還要向北 洋政府和平請願呢？和平請願的前提，是承認這個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認合法性，為什麼又要北伐呢？這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早在兩年前，中共因為支持給予外蒙古自決權和蘇聯在外蒙駐軍，組織向北京政府請願，當時就成了右派攻擊中共的把柄，向孫文告狀，指這等於違反黨紀， 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會。事實上，孫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談的嗎？在中國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為轉移，本來就談不上什麼邏 輯的。但對於段祺瑞的執政府來說，如何處置以推翻政府、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和平請願”，就是一道大難題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個從專制醬缸里醃製出來的軍頭，除了迷信槍桿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麼邊，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選擇了最糟糕的那個，結果在歷史上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慘案，把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了。
慘案發生以後，段祺瑞的執政府的合法性，便喪失殆盡了。4月9日，國民軍發表通電，把當初他們倒戈時斥為“禍國元兇”的吳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稱他為“命世之才”，“此後惟玉帥（吳佩孚）之馬瞻”。這種朝秦暮楚的做法，不僅沒有討得吳佩孚的歡心，更為社會輿論所不齒。
國民軍一心要搞垮執政府，等他們真的把執政府搞垮時，才發現這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4月9日晚上，國民軍再次發動政變，包圍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 囚禁曹錕的故伎，把段氏抓起來。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東交民巷。國民軍手中最後一塊籌碼也沒有了，只好收拾細軟，向察哈爾、綏遠地區退卻，準備繼續 盤踞西北，伺機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