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是下策，有路走時千萬別輕言革命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12日16:41:0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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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吵得紛紛揚揚的“革命”，我有兩句話：一，革命是對的；二，繼續革命是錯的。我們應該說革命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萬不得已而為之，革命是下策，在沒有路走的時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時候千萬不要輕言革命。我們現在有一項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頓革命
老高按：利用業餘時間整理了二十來位學者、官員、作家（其中至少有六七位稱得上是當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孫中山的評價，引起網友們相當激烈的反響，讓我出乎意料。回想起來，可能我自己從十來年前，世紀之交，就接觸歷史學家和作家們這些眾說紛紜，已經習以為常了，沒想到，對於非歷史學界的朋友看來，還很出乎意外。 與此相關的還有，對袁世凱被扣上的幾頂帽子（除了“告密”、“簽約”、“稱帝”之外，還有一頂“竊國”——取孫中山而代之當民國大總統，是最早被專家否定的），多年以來歷史學者就不斷深入探究，基本史實也弄清楚了，比較有系統的是中國大陸學者張永東好幾年前在海外出版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雖然如何分析評價分歧仍然很大。 不過這些成果，看來主要也還是為學界熟知，尚未擴展到非歷史專業的民眾的觀念中去。這讓我領悟到，專業人士的研究成果普及為社會普通民眾的常識的過程，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段。 如此說起來，“辛亥百年”倒是一個契機，使專業人士的研究成果能夠儘可能廣泛地深入人心。最近兩三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晚清、辛亥革命、和北洋、五四時期的研究專著，種類和數量驚人，除了袁偉時這樣的老學者，像張鳴、張永久、張耀傑這樣的中年學者成為學界中堅，通過出版專著、接受採訪、舉行講座、參加研討會、主持電視節目等方式，從全新觀念、全新視野，來審視一百年前的滄桑變幻和風雲人物。 我想起我的一位同校、同系、同年級、同寢室的好友吳兆龍。他當初在校期間並不顯山露水，但畢業29年來，尤其是最近10年來，經過艱苦努力，他卻成為中國電視界的大腕，成果纍纍。或當執行製片，或做監製，或為總策劃，或任責任編導，或者乾脆就是導演，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雍正王朝》《牽手》《西聖地》……都出自他主持或參與的創作團隊的手。 其中最讓我一新耳目的，當然是十年前熱播的59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熒屏上的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都按照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加以全新演繹，在央視一套播出後，好評如潮，剛播完就立即重播，然而剛重播就立即被官方下令中止，地方台也不得重播。 我每次回國，都與吳兆龍長談，都錄了音——當然，所談內容，不局限於《走向共和》，他詳細介紹了自己多年拍片的甘苦。但我最感興趣的，是歷史題材的《走向共和》與《雍正王朝》。吳兆龍告訴我，拍《走向共和》時，他被中央電視台派出擔任執行製片人兼責任編導，後來樣片送審時，劇組已解散，中央審片大員的意見，都是他在旁邊，一字一句記下，又一個鏡頭一個鏡頭、一句台詞一句台詞地琢磨、修改。 吳兆龍雖然同意我錄音，但是，當我表示要寫些東西時，他說，關於《走向共和》的這一段，現在不要寫——太敏感，以後再說吧。我雖然覺得很遺憾，但只能從命。好在，他是獲獎專業戶，沒有哪屆電視評獎會少得了他的作品，介紹吳兆龍的文章，國內各家媒體都發了不少。 吳兆龍常有妙言妙語。有一次一起吃飯聊天，其時正是中央電視台文藝中心副主任兼文藝部主任趙安受賄案發，鋃鐺入獄，兆龍說：將中央電視台大樓（那時央視還在軍博旁邊，沒有遷到大褲衩）整個一圍，砌一圈高牆鐵絲網，門口掛個牌子：“北京市第三監獄”，就正合適，一個人都不冤！ 我馬上問：也包括你？ 兆龍也敏捷，接得快：我不在這座樓里呀！——原來，他當時所在的電視劇製作中心，是在央視大樓對面的一條街上。 扯遠了。還說回《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雖然不得在官方的電視台上播出，但是在網上、在民間，多年來不脛而走，稱得上是叫好（專家稱許）又叫座（市場歡迎），影響至今不衰。我在這裡，也向諸位沒有看過這部電視劇的朋友鄭重推薦。 該片的最後一集，第59集，是孫中山的長篇演講。最後用字幕交代：孫中山的遺願，由中共黨人繼承、實現。談起這個結尾，吳兆龍並不滿意，他覺得，如果從藝術上着眼，全劇結束在張勳復辟遭到慘敗那一段最好。我也看得出來，這個結尾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凡是至今對孫中山情有獨鐘的朋友，看他的長篇演講，一定會熱血沸騰，其藝術感染力讓我熱淚盈眶。 今天我提起這部片子，不僅在於中國大陸網站上在辛亥百年之際有人拿這部片子與今年的《建黨偉業》進行比較，更是因為今天讀到的一篇好文章，是《走向共和》的總策劃之一鄭佳明（共三位總策劃，他排名第一）的一篇演講。我轉貼於此，與各位網友共勉！
歷史熱與歷史觀 ——寫給辛亥革命一百年 鄭佳明，原載於共識網 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青年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經本人閱改2011/10/10） 我談一點看法，十年前，2001年，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時候，我帶着長沙電視台的人一起做了一部片子，叫《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播出了以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個戲後來被停掉，這裡面的是是非非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我當時寫了一篇東西，這篇東西的題目叫做《思考大變局，詰問歷史觀》，這篇東西沒有發表。我是想說，大的變局到來的時候，我們要我們應該有一些總體性的思考，對歷史而言，應該有歷史觀的思考。我剛才講到章開沅先生說，要前後三百年來看辛亥革命，這樣一種大的視野，他其實要求我們有一個大的歷史觀。我理解是一種變化的歷史宏觀。 一、歷史觀就是價值觀 我今天想要討論一個什麼問題呢？我想討論的是：到了今天，我們如何來看辛亥革命？如何來看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來看近代中國的革命？這裡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歷史觀的問題。當下有一種歷史熱，這種熱不僅僅是學術界，而且政治界，連老百姓都關心歷史，文藝新聞都來湊。熱鬧不僅僅是黨史，而且革命史、現代史，甚至古代史都熱。我可以講，幾十年來，或者說上百年來歷史沒有這麼熱。現在社會的人，對歷史真正從學術上上感興趣的很少。人們對歷史的關懷，很大程度上是對現實自己對社會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和焦慮。中國人對歷史的審視，都是在歷史的轉變關頭，春秋時期也好，明清之際也好，五四時期也好，現在也好，這種審視有強烈的功利性、目的性，它是為探求中國從哪裡走來，今後到哪裡去？中國人總是把歷史與現實聯繫起來思考的，人們追尋的是歷史，拷問的是實現。還有，歷代統治者都要求老百姓當順民，不能說不同意見，所以中國人只能拿歷史說事兒，養成習慣了。告別革命？否定革命？唱紅革命？繼續革命？這些疑問的背後，是對歷史意義探索和當代價值的追求，歷史觀就是價值觀。 二、影響很大的三種歷史觀 這裡就存在一個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看歷史的問題，在文化多元的情況下，中國人的歷史觀有很多種，但是對中國影響比較大，甚至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有三種： 帝王史觀。第一種我把它叫做帝王史觀，五四以前我們所有的歷史基本上在寫一個東西：如何奪取政權？如何鞏固政權？歷代統治者不僅以史為鑑，以史資政，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且以史為憑，以史為據，把歷史作為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傳統的歷史主要是講統治者的歷史，也就是講統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歷史。史官是帝王的奴僕，史學是政權的婢女。人民在這裡面並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這種並不全面和不真實的歷史所蒙蔽和欺騙的對象。 我們幾千年的史觀裡面一個非常深刻的東西就是以權為本、權本位。整體上對政權的關切分解到家庭和個人的時候是對權力的關注，特殊利益是通過權力獲得的，叫做爭權奪利。在國家範圍內，集團之間爭奪最高政權，在集團內部，家族或個人爭奪最大的權力。所以人們歷來把權力看得高於一切，包括我們學者也是如此，有一位大學裡當博導朋友，興奮的打電話告訴我，他提了副處長，大家都向他祝賀，我很詫異，博導和處長誰更有價值？我們今天的會議也是如此，坐在主席台的基本上都是當官的，我們的大學者只有一個代表，其餘的學者都坐在台下，大家都沒意見。這不是我們會議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的問題，是我們民族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領導都坐在下面，學者們坐在上面，可能很多人會認為組織者外行。我們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里都是官本位、權本位無論何時何地，官都是最大的。 問題就在於，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與帝王史觀是配套的，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順便說一下，我們創造的所謂“計劃經濟”，實際上也為高度集中的體制和專制主義思想提供了新的經濟基礎。帝王史觀在中國影響非常大、非常深遠，就是因為有儒家學說從價值倫理角度給予支撐，並且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反過來說，史即六經，史在中國就是文化，就是哲學，就是思想，就是價值。儒家的價值核心是“仁”，而這個“仁”，講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名分和秩序，要害是以宗法等級制度和上智下愚的文化體制維護皇權。中國兩千年的封建主義應該直接叫做專制主義。辛亥革命的意義就在於把否定這個專制主義。但是，專制主義和它的文化、經濟基礎，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退去，時時刻刻頑強的表現自己，並總是在政治上找得到自己的代理人，在文化上找得到自己的代言人。中國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劫難，只有專制主義才想得出做得到。近代以來，我們在政治上遇到的問題，從總體上說，仍然是從專制到憲政、從臣民到公民的轉型。我想說的是，帝王史觀的陰魂一直在庇護着專制主義，這是史學工作者要警醒的。唐浩明先生曾表示希望我牽頭，把他的《曾國藩》拍成電視劇，我沒有接受，除了客觀原因之外，我認為曾國藩在維護專制主義方面，在為官之道方面不可弘揚，那種以退為進、韜光養晦、機變權謀的東西實在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很多官員趨之若鶩，我們的官場水已經夠渾夠深的了。曾國藩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值得研究和繼承，那是另外的話題了。 革命史觀。第二個對我們影響很大的是革命史觀，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形成的歷史觀，革命史觀也可以叫做唯物史觀，它是正確的，它曾經引導中國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奪去了政權。但是我們的史觀裡面注入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仍然是對政權的關切，其實用性、功利性更加強烈。唯物史觀是中共的基本指導思想，在革命鬥爭中，本來還沒有生根的觀點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觀有幾個基本觀點，生產的觀點、人民的觀點和階級的觀點，依我看還應該強調一下文化的觀點，從總體上說，唯物就是要講物質第一性，講客觀條件和環境，講客觀真實性。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無可指責，歷史研究和傳播要是真正貫徹唯物史觀就會好很多。問題是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壓倒了其他觀點，也壓倒了客觀真實的基本要求，史學服從於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需要，維護領袖的權威和黨的團結的需要，醜化敵人、修改歷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觀真實性當然只能放在第二位。革命史觀和實用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革命史觀在強化對權力的焦慮、對暴力的崇拜的同時，強化了權本位的價值觀。 十數年血海，幾大戰役，幾十年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民族鬥爭、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觀性、原則性、按規矩出牌都被說成是書生氣十足，黨史秉筆直書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客觀主義”。成王敗寇，成為革命史觀的法則。毛澤東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例如，我們講抗日戰爭的時候，長期不講正面戰場的巨大作用和國民黨將士付出的巨大犧牲；又例如，黨內鬥爭一些失勢者很少受到公正評價，所以我們的黨史有些地方禁不起歷史的考驗，黨付出的是信任的代價，價值觀的代價。那就是說假話的道德合理性受到了我們的肯定。 近代歷史上，中國的政治家都難免說假話，難怪林彪總結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這句話，我直到昨天為止，才知道是謬傳：有當事人提交證詞，這句話是謝靜宜整理被審查人員供詞時加工篡改的。——老高注）。剛聽到林彪這句“名言”的時候，感到十分震驚。後來，知道了越來越多被掩蓋的歷史實事，才知道他不過說了句實話，才產生了上當受騙的感覺，才產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機，才產生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那種認為揭示歷史真實，就會否定黨的歷史，造成歷史虛無主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扭曲歷史，才是宣揚虛假和荒謬，才是破壞中華民族誠信品德和社會價值底線。 當生死選擇成為最大選擇，生死存亡的搏鬥導致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甚至陰謀詭計流行泛濫，善良誠信平和的中國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權謀、玩弄權術，厚黑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學問。這也不是共產黨一家的錯，歷代帝王、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都說假話，急功近利，飢不擇食，近代中國人講假話是歷史病、文化病加和現實病的綜合雜症，文革使老病復發，遺禍至今。如今黨內和社會上遏制不住的說假話現象，是對功利主義歷史觀的繼承。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的歷史觀沒有變，甚至還在強化，我們沒有把真實全面的歷史告訴人民。在講偉大光榮正確的同時，也要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候實事求是的把災難和教訓多說一說，把幾十年來的失誤如實告訴人們，讓激進主義的禍害遠離中國，對後人來說，歷史上的反面經驗是極為廉價的資源，因為民族和人民已經付出過巨額學費，是極為寶貴的財富，因為除了我們誰都沒有。所以主張建“文革博物館”的聲音不絕於耳。如果真正要鞏固政權就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努力建設和諧社會，摒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權力史觀、鬥爭哲學和政治史觀，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進步和文明轉型。中國人說真話應從執政者開始，從歷史觀開始。 極左史觀。第三個影響我們很大的歷史觀就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極左史觀。建國以後工作重心沒有及時轉變，指導思想越來越左，革命史觀演變成極左歷史觀。階級鬥爭史觀、暴力革命史觀被不斷強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歷史系，當時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封面上赫然寫着，“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時期，歷史就是按這個思想寫作的。中國歷史變成了階級鬥爭史，中國思想史變成了儒法鬥爭史，中共黨史變成十一次路線鬥爭史。確定林彪為接班人之後，黨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歷史學變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澤東熱衷中國歷史，他以史治黨治國。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響了黨的思想和黨史研究。不誇張地說，中共黨史實際上是他開創並按他和《聯共（布）黨史》的路子搞下來的。試舉幾個例子，搞延安整風、《學習與時局》初步總結黨的歷史，寫《中國革命與共國共產黨》，推薦《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聯共（布）黨史》，命胡喬木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等等，毛澤東充分運用他的歷史知識，運用歷史的政治功能，統一思想、整頓組織、集中權力，以解決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澤東建國後在史學領域展開的一系列批判鬥爭，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罷官》、《清宮秘史》、《燕山夜話》、陳伯達“英雄史觀”和林彪“稱天才”，都是拿歷史說事兒。直到晚年，他還創造了“十一次路線鬥爭”之說，反覆強調“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這一點，一九六六年大講政變經，講得毛骨悚然，連毛澤東都怕了。毛澤東是運用歷史資源的大師，他使歷史文化成為黨和國家形成共識團結禦侮的強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運用歷史進行黨內鬥爭和權力集中的過程中，他個人和黨也付出了道德和價值上的代價，包括歷史觀的代價。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是與他的歷史觀聯繫在一起的。 三、從權力史觀到人本史觀 權力史觀。以上講到的三種歷史觀，雖然所處時代不同，階級屬性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在文化價值取向上都是國家主義、極權主義，都是以奪取政權和攫取權力為價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權力史觀。權力史觀是一種政治史觀，作為集團要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作為個人要攫取權力、維護權力，這就是歷史，這就是迄今為止中國幾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權力史觀是農業文明的價值觀的反映，是封建主義文明價值觀的反映，在生產力水平發展緩慢的農耕社會，剩餘產品是按權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資源占有多寡是與權力大小掛鈎的。權力史觀作為權力本位價值觀的反映，深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裡面，在革命和“繼續革命”中又得到加強，將長期影響我們的政治和社會。封建主義以權為本，資本主義以錢為本，只有社會主義才有可能以人為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在經濟領域裡得到撥亂反正，但是在文化領域、學術領域，特別是歷史學領域，似乎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雖然隨着歷史的進步，海內外學術的影響和交流，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但是黨內和學界階級鬥爭為綱的權力史觀仍然盛行，政權焦慮症糾纏着我們，影響着我們的歷史研究和宣傳。這是今天歷史研究和傳播過程中發生激烈爭論原因之一，也是當今中國重大方向前途問題爭論的熱點。中國也應該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歷史觀的現代化。 人民史觀。第一，權力史觀應該轉變為人民史觀。價值觀上應該從以權為本轉向以人為本。人民史觀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人民應成為歷史的主體，二是歷史要對人民負責。因為人民有權知道真實歷史，而這兩點是最難的。我們有宜粗不宜細，一切向前看的說法；有錯誤公開以後會被敵對勢力利用，導致動亂的擔心。最常見的一個說法就是蘇聯解體是因為公開性，公開了蘇共的歷史錯誤。我想，首先是那些錯誤危害了蘇共，其次是實事求是地認識和公開糾正那些失誤太晚，導致了蘇共的被動。如果我們真正吸取蘇共的教訓，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歷史真相告訴人民，讓人民自己判斷，我們應該相信人民相信黨。我就不相信一個光明磊落一心為民領導中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的黨，會被幾個西方敵對勢力搞垮。如果我們不說實話，自己會把自己搞垮。而且隨着自由度的增加和傳播的發展，歷史的迷霧遲早會撥開，黨史研究應占據制高點發揮引導作用，放下歷史的包袱，黨內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識。任重道遠，應輕裝上陣。 過去的歷史觀不可避免地包含歷史的局限性，客觀真實地科學地總結歷史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這個歷史過程。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處於寶貴的發展機遇期內，政治經濟形勢比較好。認識和評價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歷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學地說明實事背後的歷史規律。公開剖析失誤是認識和避免新的失誤的最好辦法，認識歷史上的失誤和醜惡才能避免新的失誤和醜惡。糾正歷史上的錯誤認識，才能減少今天對人對事的偏頗認識。 退一步講，如果說在階級搏鬥中，鬥爭需要以“革命”的名義扭曲歷史，在共和國誕生初期，因形勢危急需要掩蓋或者隱秘歷史，那麼到了和平發展的年代，應該恢復歷史的真相，讓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讓我們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長。我驚奇地發現，我周圍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一些年輕人，大學生、研究生比我激進，一些人對暴力革命，對國內戰爭，對殘害人的文革抱着一種欣賞讚美的態度和生不逢時的遺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憂天。 怎麼看古人，就會怎麼看今人。在中國人的認知體系裡，歷史認同就是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和文明認同，也是一種整體認同。歷史觀有一種特有的整體感，共同的歷史是一種整體認同。對於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大聲爭論，甚至揚言要分道揚鑣的中國人來說，尋找歷史的共識，就是謀求現實的共識。真相和真理是共識的前提，真實的歷史是共識的開端。 社會生活史觀。第二，把政治史觀轉換為社會生活史觀。上層建築是從“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由這個基礎來解釋的。這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也是馬克思一生最偉大的兩個發現之一。我們的歷史觀察和思考的應該更加全面。在人民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講歷史，人與自然的關係，生產和科技中的大事，社會生活、文化觀念的變遷與政治生活同樣重要。不僅從階級的觀點看古人，而且從生產的觀點、文明的觀點、歷史進步的觀點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們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體，老百姓的生活生產是歷史的本體，統治者的重要性並不大於人民。當我讀《劍橋中國史》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接近唯物史觀，那一幅幅歷史畫卷更生動深刻真實。當年，策劃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時候，我給編劇開的書單，第一本就是《劍橋中國晚清史》。從近代到現代，從革命到發展，從封閉到開放，人們對歷史的關注點不同、側重面不同、闡釋的意義不同、發揮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實的真偽也不同。黨史研究的關注點除了奪取政權的歷史線索之外，還有發展生產力、實現代化，推動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等歷史經驗要總結。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觀，一種社會有一種社會歷史觀，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歷史觀。而歷史觀的民族意義、文化意義、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都具有相對性。儘管自古以來，歷史科學古老深厚，但是歷史哲學在不斷更新中進步。歷史觀是一個變動的思潮，一條流淌的河。客觀真實科學負責，這些不變的原則是人類歷史價值觀的永恆主題和永遠追求。 開放史觀。第三，把封閉的歷史觀轉換為開放的歷史觀。歷史觀應該更加開放，更加多樣，更加包容。當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之後，在中國歷史向和平與發展轉型之後，應該用更寬闊的視野、更普遍的觀點看待中外歷史，應該以更科學、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設性的觀念看待中外歷史。和平發展和合作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的潮流。一個領導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黨，一個領導中國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力圖實現現代化的黨，一個領導者中國追趕世界潮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黨，本身的歷史價值觀停滯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難談什麼軟實力，很難談什麼崛起和復興。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將近百年，辛亥革命已經百年。從馬克斯韋伯、湯因比到剛剛去世的亨廷頓，從E.胡塞爾、G.盧卡齊、M.海德格爾、K.T.亞斯貝爾斯、H-G.伽達默爾、保爾·利科爾到J.哈貝馬斯和米歇爾·福柯等等。在現代化過程中，在西方歷史觀的嬗變中，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認識，對於人與人的關係的認識都在深化，這些豐富深邃的思想資源真的對我們大有好處。中國的革命戰爭時代和和極左時代，不僅僅阻斷了中國的啟蒙，而且阻隔了中國歷史哲學的開放與交流，我們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裡近親繁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要死抱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放，誰好就學誰，什麼好就學什麼。中國不僅僅在經濟上應該追趕世界潮流，而且應該在文化上學習與追趕世界上先進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總結自己的文化，復興中華文明。 四、安頓革命 關於吵得紛紛揚揚的“革命”，我有兩句話。一，革命是對的；二，繼續革命是錯的。繼續革命並沒有適時的實現轉變，它把革命放在永無休止的一個地位，把革命看作最高的價值。我們應該說革命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萬不得已而為之，革命是下策，在沒有路走的時候下策也是一策，但是有路走的時候千萬不要輕言革命。革命是是暴力悲劇，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歷史過程，是人類應該儘量避免的，至少是不應該無條件歌頌欣賞的。革命史觀誇大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意義，反映革命鬥爭的要求，對於革命也許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只有相對的真理性。一些人持續不斷地宣揚革命史觀，實際上是一種政權焦慮，政權合法性焦慮，以革命的合理性證明政權的合法性，這完全沒有必要，是藥三分毒，宣傳過了會害人誤國。 我如果生在辛亥革命時期，我可能是個革命黨，我年輕的時候讀書的時候一直痛恨保皇派，因為我是受的革命史觀的教育。但是最近在楊度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我講了一個觀點：我們一定要好好研究、認識、尋找、發掘中國的改良主義，改良主義是成本最低的，它能解決和認識問題的，改良在當代就是改革，我們要有耐性有耐力地推動改革，人民、時間、世界，站在改革一邊。包括我的研究生，包括我在湖南衛視做的一檔節目，包括我在湖南經視的一檔節目，我周圍的這些年輕的編導們，有的思想比我的還革命、比我還左還極端，我為他們擔心，可能是杞人憂天。為此我對我們的青年學者講，我們現在有一項很大的事情叫做安頓革命，革命要安頓在一個地方，它應該呆在這個地方，前面有頭，後面有尾。革命的精神有一部分是對的，哪部分是對的？愛國，是對的，非常寶貴，還有一條，追求平等是對的，這兩個價值觀是對的，還有犧牲精神、群體主義、紀律觀念這些革命精神要繼承，但是暴力、極端、簡單化、走到頭才往回退，不停地洗牌、不停地折騰，稍有不如意就造反，這些思想是要不得的，這些思想對我們今天、對中國的崛起、對中國發展都是不利的。我們要把愛國主義和我們今天的全球化結合起來，我們要把追求平等和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法治精神結合起來，所以史學的觀點要轉變，史學觀點不轉變，我們這個國家又以史為鑑，以史為價值，那麼我們史學者對於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責任就沒有盡到。這是我想和青年學者說的幾句話，也是想和在座各位專家和各位領導討教的幾句話，這些話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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