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拉克到利比亞：一個忽隱忽現的影子

2011年10月26日  　《新民周刊》　邵樂韻

　　卡扎菲死了，畫面很難看，但阻擋不了利比亞人排着隊去圍觀屍體。據說，被拘押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看到老友被殺的電視新聞後，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來，並昏厥過去。伴隨着獨裁者的倒下，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宣布全國解放，即將成立過渡政府。而北約方面初步決定，在10月31日結束軍事行動，之後無意在利比亞周邊保留軍隊。

　　就在卡扎菲死訊公布的第二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年底撤回全部美軍，正式終結伊拉克戰爭。奧巴馬未對今後美國在伊拉克的駐軍問題做出具體說明，只稱建設一個穩定、安全、自主的伊拉克符合美國利益，因此年底撤回全部美軍後，“美國將繼續討論如何幫助伊拉克訓練和裝備它的武裝力量”。

　　在刮着所謂“春風”的阿拉伯世界，舊的統治制度被逐一打破，新的秩序似乎就要建立。而美國和北約，會甘願從“參與保護”的角色退為“旁觀者”嗎？

　　一切源於“大中東計劃”？

　　“依我看，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將使整個穆斯林世界——東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處於一個較長的不穩定期。”美國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William Engdahl)在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表示，“在這場混亂中，華盛頓會繼續讓北約直接露臉，自己則躲在幕後，最終目的是控制核心戰略資源——石油，針對中國以及其石油進口渠道，並離間歐亞大陸兩個最重要的力量：中國和俄羅斯。”

　　恩道爾因此建議，中國要保證自己的石油安全，如果與中國有石油輸送關係的國家發生政變，對中國的石油貿易是個不利因素。

　　這位67歲的學者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30年，接連推出了多部力作：《石油戰爭——石油政治決定世界新秩序》、《糧食危機——一場不為人知的陰謀》、《金融海嘯——一場新鴉片戰爭》、《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等，而就在上個月，他的又一新作《能源戰爭》中文版亮相。

　　在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運動興起後，恩道爾曾指出，席捲中東的所謂民主浪潮並非自發，而是依據美國五角大樓(國防部)和中情局聯合在2003年提出的“大中東計劃”。

　　他在著作中寫道，美國的中東戰略，部分起源於美國針對東歐前華沙條約集團進行成功政變的經驗，由前美國國防部顧問兼新保守主義者理查德·珀爾和後期布什政府官員道格拉斯·費斯在一份白皮書中提到的。當時，這份白皮書是1996年針對當時本傑明·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新以色列利庫德政權而起草的。

　　9·11事件之後，美國小布什政府高度重視珀爾·費斯報告的擴充版，將這一計劃稱之為“大中東計劃”，在宣揚民主改革的華麗外表下，“大中東計劃”其實是美國擴大軍事控制的一幅藍圖，一直延伸到摩洛哥、中國和俄羅斯等國。

　　恩道爾認為，早在20多年前，美國就在東歐開創了在同一地區的許多國家同時進行秘密行動的先例，這次在中東的行動只不過是如法炮製而已——製造動盪，引發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全面政權更迭，從而加強對中東地區的直接控制。

　　“現在華盛頓想打破伊斯蘭世界原有的執政勢力，然後攫取他們的石油、黃金和財富，以挽救華爾街破產的銀行。”這是美國一種略顯絕望而又鋌而走險的戰略，是華爾街長期政治議程的一部分。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恩道爾對此極為贊同，控制了石油，也就意味着穩住美元霸權。“眼下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與美元擔心失去世界央行傳統儲備貨幣的重要地位直接相關，如果歐元取代美元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貨幣，美國就不能再動用從中國、日本等國家借來的錢資助它在海外的戰爭了。”

　　從伊拉克、阿富汗到如今的利比亞，美國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看似從幕前轉到了幕後，直接轉為間接。恩道爾認為，“美國在利比亞的軍事干預與伊拉克戰爭不同，它和其他北約成員依據的理論是‘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也稱R2P)教條。現在法國和英國沖在了最前面，美國就想掩蓋利比亞戰爭是‘美國製造’的事實。法國是被利比亞的石油誘惑來的。這一切都散發出新殖民主義的味道。”

　　“保護責任”概念首先由介入與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ICISS)在2001年提出，隨後在2005年獲得了聯合國認可。其背後的想法是，世界再也無法容忍大規模暴行，哪怕它們發生在國境以內。到了一定程度，國際干預——甚至是軍事干預——是正當行為。

　　另一方面，美國蘭德公司之類的智囊團及華盛頓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也在長期配合着“大中東計劃”。

　　2008年，蘭德公司向美國國防部遞交的報告提到：“美國表示出對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興趣，特別是在自2001年9月美國遭受來自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國的恐怖分子襲擊後。這種興趣是美國減少政治暴動和恐怖主義努力的一部分……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實施中東的民主化進程，包括藉助其他藉口進行軍事方面的干涉，最終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適的是當地人在自己的國家發起變革運動，推行民主化。”

　　因此，在過去的十多年裡，華盛頓政府及其關照的一批宣揚“人權”、“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依賴於精心培養當地的、本土的、“自發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親美的國家政權更迭，推進五角大樓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導戰略。

　　蘭德研究中列出了美國政府給予埃及民眾和其他變革運動的種種支持，比如美國政府支持非政府組織向變革者提供培訓，包括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如何建立聯合戰線和如何處理內部分歧；幫助變革者獲取和使用信息技術，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勵美國公司投資這一地區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技術領域等。

　　而自2001—2003年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一直秘密策劃遍及北非和中東的一系列政治動亂。該基金會官方網站上列出了突尼斯、埃及、約旦、科威特、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和蘇丹等，更有趣的是，也包括美國的盟友以色列。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目前幾乎都有民眾“自發”的反政府暴動。“考慮到美國目前在中東地區的負面形象，美國對這些變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過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機構展開。”

　　恩道爾說，現在華盛頓有些人在談論要針對極端恐怖主義發起新的三十年戰爭，也即針對歐亞地區——世界上唯一可能改變美國全方位優勢、超級霸權地位的力量。“我自己作為一個美國人，對於美國超級力量在全球的粗暴擴張感到惶恐，因為這讓美國人成為世界上最遭忌恨的人，同時普通美國民眾也會變得貧窮。”

　　“從埃及到突尼斯到利比亞，我們已經開始看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的出現。有人告訴我，這背後有沙特資金在運作，而美國是支持者。如果是真的，那麼將觸發無盡的紛爭，北美、中亞等都牽涉其中。至於石油和地緣政治影響，現在下判斷為時尚早。有意思的是，先前以色列和美國的親密關係似乎正因美國資助的‘阿拉伯之春’而削弱。”

　　至於北約，它對利比亞的支持也無法再旗幟鮮明了。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張國慶說：“有卡扎菲在，北約可以旗幟鮮明地支持反對派及其後的過渡委，特別是它們比較青睞的領導者。但沒了卡扎菲，北約的支持就有干涉內政之嫌，而新的領導集體更不願被貼上傀儡政權的標籤，因而必然保持一定距離。也就是說，即便接下來各部落及其他政治勢力與北約的代理人爭權奪利，北約也不再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幫着‘自己人’打擊這個那個了。更何況，歐債危機也使得北約難以繼續大力扶持‘自己人’了。”

　　奧巴馬的“馬歇爾計劃”

　　今年上半年，多名原中東強人已經在所謂的反政府運動中倒下。5月19日，奧巴馬發表了一個“中東演講”，被看作為“後阿拉伯之春時代”勾畫了藍圖。在演講中，奧巴馬用數十億美元“獎賞”了成功把領導人趕下台的埃及和突尼斯，並“相當全面”地闡述了美國對這一地區政治浪潮的看法和美國的應對之道。

　　奧巴馬告訴穆斯林世界：敘利亞現在面臨抉擇，埃及和突尼斯將得到援助，以色列則需要同意巴勒斯坦在1967年邊界線內建國。奧巴馬同時指出，美國決定免去埃及10億美元債務，以借貸或擔保借貸形式幫助埃及從全球資本市場籌得10億美元資金，並會為埃及和突尼斯建立“企業資金”，以幫助兩國私營企業獲得啟動資金。

　　美國反恐問題專家瓦利德·法勒斯(Walid Phares)撰文指出，奧巴馬計劃為中東民主的崛起提供美方的資助，利比亞之後，可能就是也門和敘利亞。如果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能夠被民主政府真正運用到消除激進主義、極端分子和不平等，促進穩定、自由和民主，那麼這筆錢是值得的；但如果被用於支持宗教運動，那麼將給這個地區的人帶來更大不公平。

　　奧巴馬的演講被比作翻版的“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是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華爾街日報》稱，在白宮內部官員看來，這樣的微妙安排意味着總統正在謀求政策轉變。華盛頓對中東國家的援助總規模據稱將與當年柏林牆倒塌後向東歐國家的援助額相當。白宮一名高級官員所說，美國打開窗戶發出強烈信號——選擇民主道路就能換來經濟支持。

　　德國《明鏡》周刊則認為，馬歇爾計劃出台時並未大張旗鼓，但效果卻出奇地好。但奧巴馬的援助計劃卻不能為阿拉伯國家再現當年的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實施當年，歐洲知道自己需要美國的援助。但如今阿拉伯國家的很多人不把美國看作解放者，而是過去幾十年獨裁統治的共犯，因為華盛頓為這些政府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所以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幫助不再重要。”

　　下一個是誰？

　　現在，大家都在猜測，利比亞之後輪到哪張多米諾骨牌。張國慶說，“不進入地面部隊，重點是空中打擊，支持反對派的系統做法，已經讓美國和法國等國津津樂道。有了這種‘成功經驗’，近來美國和歐洲對敘利亞以及伊朗的態度變得越發咄咄逼人起來，用磨刀霍霍來形容也許並不為過。”

　　美國《外交政策》題為《敘利亞定時炸彈》的文章指出，如果華盛頓要尋找一個處於劇烈動盪之中、對美國的地區和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阿拉伯國家，決策者或許希望更多地關注敘利亞。敘利亞目前正在經歷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動盪，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不用過多準備的情況下，就可以對敘利亞實施軍事打擊，因此，敘利亞重演利比亞被西方軍事打擊版本可能性很高。

　　但是世上沒有兩片同樣的葉子，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不同，利比亞問題和敘利亞問題也不一樣。單純複製黏貼，未必行得通。《紐約時報》稱，儘管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的一些人聲稱反對北約干預，但其他人則認可國際社會對示威者的保護，即建立禁飛區或者沿敘利亞邊境設立庇護所。在敘利亞國內，一些異見分子仍然對推翻阿薩德持謹慎態度，擔心這樣可能會引發內戰，不如進行漸進式改革。

　　張國慶認為，對於全世界來說，儘可能避免敘利亞戰爭乃至伊朗戰爭爆發，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尤其是在美歐經濟低迷，地緣政治衝突頻發的當下，穩定是第一位的，團結是第一位的，重新樹立信心是第一位的。

　　至於美國的“大中東計劃”會演變到什麼程度，恩道爾說，伊斯蘭世界政局動盪所帶來的最終後果還不清楚，美國控制的世界新秩序對美國和其擁護者們帶來的影響也不得而知。“美國的計劃無疑是要建立一個大中東，完全由美國控制，掌握今後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的資金鍊和能源鏈。這樣美國將來會越來越偏離美國秩序。”

　　“很明顯，美國的策略不僅讓伊斯蘭世界的很多人失眠，而且據說也讓以色列、俄羅斯和中亞的很多人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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