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志華教授夫婦演講：中蘇究竟為何分裂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11日16:00:5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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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現代國家間的關係，講的是利益；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只講主義。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的就是：你和我，到底誰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誰能當這個“大家庭”的家？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讓渡、可以妥協，主義之爭卻是萬萬無法調和的
◆高伐林 2011年8月15日，華東師大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教授和夫人李丹慧教授，在美國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行新書發布會，我受《新史記》委託，與另一位旅美學者一起前往聆聽，並在沈志華教授演講間隙與之交談，向他贈閱了《新史記》雜誌。
沈志華教授認真聽我們提問。他說：“不查到第一手材料，我根本不敢下任何斷言。”《新史記》雜誌封底的“提升判斷力”也正是大家的共同願望。可惜交談時間太短，我沒來得及問他江澤民將他請去長談中蘇關係演變和蘇聯垮台教訓的具體細節。 這天下午其實是兩個活動，沈志華夫婦的英文新書《一邊倒之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們》（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的發布，是第二項議程，第一項，是“華東師大—威爾遜中心”冷戰研究美國工作室的啟動儀式。 華東師大朱自強副校長率領了十位教授、學者和官員專程前來參加這一美國工作室的啟動儀式，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負責人和相關學者也悉數出席。雙方官員彼此一通感謝，禮節雖屬必要，官式寒暄不免沉悶。但沈志華教授走到麥克風前，幾句大實話讓人們提了神： 他說，我從來沒有在這種場合講過話，不知道說什麼，既不能談毛澤東，也不能談金正日。但我想說：我們要向美國學習——毛澤東講過“以俄為師”麼，那麼，“拜美國為師”也是應該的。 沈志華指出，美國在人文科學方面，要遠遠地超過中國。前不久聽美國電台廣播，中國在人文科學方面在國際上總的排名，在20名以後——我想，這應該不包括中國的冷戰史研究（眾笑）。我不知道這個統計的根據是什麼，但是我想這個排名，還是符合實際的。這就是軟實力、軟科學。中國在這方面一定要加強。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恐怕還要50年到100年。最後用毛主席的一句話結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翻譯一譯完，在場的美國人眉眼都笑得不見影了，上海來的官員和學者們雖然也咧了嘴，但神情卻掩飾不住幾絲尷尬。 沈志華在這個工作室正式啟動前幾個月，就來到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李丹慧教授也在這裡做過研究。在這次演講的半個月之後，他離開美國，回到上海。 以下是我根據錄音整理的發言，未經發言者審閱。中蘇分裂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沈志華：今天是我們新書《一邊倒之後》的發布會，其實從中文的角度講，“新書”的內容已經不新了，是我與李丹慧2003年以來研究的成果。要譯成英文，搞來搞去搞到了現在。我這裡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背景，然後介紹我們另一本真正的中文新書。
關於冷戰的研究專著，封面不約而同都是紅色基調。正中間的一本，就是沈志華夫婦的英文新著。 我們的結論，基本上有這麼幾個： 第一，中國和所有盟友的關係，都受到中蘇關係的影響；朝鮮與越南差不多，不過經常更狡猾一些，手段更機靈一些，所以得到的好處更多一些。朝鮮與越南在中蘇友好的年代和在中蘇分裂的年代，都在中蘇兩邊獲取了最大的利益。 第二，在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時候，毛澤東設想的是，別人都向他一邊倒。他最得意的時候，就是1957年底——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到1957年，發生了幾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一個是蘇共二十大，一個是波匈事件，一個是蘇聯的反黨集團事件。在這三件事發生之後，毛澤東因為幫助了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陡然升高。他以為，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倒向中國。但毛澤東沒有料到，1958年到1962年，中蘇一分裂，所有的盟友都離他而去！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的盟友只剩下一個，就是朝鮮。後來鄧小平一搞改革開放，朝鮮也跑了。最後的結果，與毛澤東的預想正好相反：他希望所有的盟國都倒向中國，但他們全倒向了蘇聯。 第三個，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核心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地位不斷地上升，挑戰了蘇聯共產黨和赫魯曉夫原來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這樣，雙方的爭議和分歧就是不可調和的了。 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和一般現代國家間關係的最大的區別：一般現代國家間的關係，講的是利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講什麼？講主義。毛澤東說：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說，蘇聯掌握著馬克思主義。他們要爭的就是，誰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因為，誰有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誰就有了發言權，在社會主義陣營，就能當頭。這是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們之間的鬥爭是不能和解、無法調和的。利益可以切割、可以讓渡，主義卻不是你對，就是我對。 第四點，埋藏在中蘇關係、中朝關係、中越關係、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關係背後的根本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並不是現代國家關係，不遵循現代國家關係的最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利益，領土，公民權利，安全等等，這些都不講；他們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傳統的角度講，帶有宗法性，其實就是一種“家庭關係”，所以社會主義大家庭裡面，家長制、老子黨，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當中，描述他們之間關係最常見的一個詞，就是“兄弟”。兄弟關係，也就是家庭內的關係。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分析說，中蘇不可能分裂，為什麼呢，因為分裂對他們兩邊都不好，而對他們的敵人有好處。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誰也不是傻子呀，都知道其中的這個利害，兄弟倆都不想分家，都知道一分家，咱們這個家都敗了。然而問題就是：誰當家？兄弟倆誰也不讓，最後就還是只能分家，一人當一個家吧。 上述這四個觀點，在我們已經出的這本書裡都有表現，但又不是特別清楚，主要在我和李丹慧最近剛剛完成的新作《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中闡述。我從1945年寫到1959年——1959年就是中蘇最後一次當面吵架；李丹慧接下去，從1960年寫到1973年。全書一共是140萬字，涉及所有事件的細節。我們差不多把中國和俄國的關於中蘇關係的檔案全部搜索了，同時也參考了台灣的檔案、美國的檔案和東歐的檔案——我們論述的主線的基礎，都是原始檔案。估計明年年初能出版——如果中宣部不阻攔的話（眾笑）。 倒向毛澤東中國的只是少數派 李丹慧：沈志華從大的方面介紹了情況，我就講一些具體的問題。 他剛才講，中蘇兩黨爭着當家，最後只能分家、各自當家完事。實際上中蘇分開當家不再爭了，是在中國調整對美政策之後——七十年代初期。我根據我新掌握的檔案文件和我的採訪、一些口述歷史材料，根據對這些材料的解讀，在這裡談一談我最近研究的中蘇兩黨、兩國爭奪第三世界的新思索。 1964年中到1965年初，中蘇分裂的關鍵時期，毛澤東有一個大的思路轉變。決定另起爐灶，脫離蘇共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領導各國的左派黨，進行國際共運；另一方面，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總的目標，是與蘇聯爭奪對世界革命的領導權。 這個時期，有兩條線索是並行發展的。一條線索是堅決反對蘇共召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1965年越南戰爭升級後，蘇聯還是召開了新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有19個國家的黨參加。 蘇聯召開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號召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國際共運各黨，聯合起來支援越南，反對美國。而中共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最後導致中蘇兩黨的公開分裂和國際共運的正式分裂。 與此同時，中共、中國在援越抗美這個問題上，陷入了一種比較被動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隨著外交政策越來越激進，一個特點就是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從事武裝鬥爭。比如緬甸共產黨，中共派了軍事顧問團（在緬共人民軍里將之叫作“訪問組”）；中緬兩黨還簽訂了協議，中共派了二百多現役軍人到緬共人民軍里，被稱作“國際支左骨幹”；大量知識青年到緬甸參加人民軍，被叫做“褲腳兵”——捲起褲腳，蹚過河去，到緬甸參軍從事武裝鬥爭。
沈志華、李丹慧（左三）的新書發布會的主席台。 再比如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支持。馬共當時生存在泰國和馬來西亞邊界地帶的泰國一方，按照中國的革命理念來分析，他們既不開闢根據地，也不主動挑戰馬來西亞政府，實際上是依靠“泰國反動政府、幫助泰國的資產階級當局維持地方秩序”，同時向中共伸手要錢。中共卻大量援助資金，馬共領導人陳平曾經回憶：數中共給他們的錢，數到手軟！後來他們不敢接受這麼多錢，因為他們做不出很大的成績麼，退回了一部分錢給中共。 對印尼共產黨，中共是支持他們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的。1965年發生“9·30事件”，印尼政府鎮壓印尼共產黨，屠殺了一百多萬共產黨人，這件事在毛澤東看來，是好事——壞事變成好事，給印尼共產黨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提供了條件，特別是，證實了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失敗——想與資產階級政府妥協、談判是不可能的，他肯定要鎮壓你。再一個，是鼓勵世界各國的左派共產黨、工人黨力量，分裂出去，不管你大還是小，成立黨也好，成立小組也好，不管力量多麼薄弱，有沒有作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理念……只要你表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我就支持你。所以就發生這樣的情況，拉美一個小左派黨的游擊隊領導人，一直向中國尋求援助，中共也一直支持、援助他們，到後來有點煩了，說你們應該自己解決經費問題。游擊隊領導人反問：我們怎麼解決？中共說：打土豪分田地呀！他們說：可這是違法的呀！（眾笑）——他們完全沒有、完全不理解中國的革命理念，只是反蘇，中國就支持他。 所以中共另起爐灶，領導各國的左派党進行鬥爭，其實能聽從領導的，還是少數黨。 中國導致了亞非國家分裂 並行發展的第二條線索，就是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毛澤東這個時候特別強調一個理念：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可以稱作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這些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領導人是可以領導這個國家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這一理念，為中國當時爭取亞非民族主義國家，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在這個階段，1964年中到1965年初，中國參與籌備第二次亞非會議期間，中國是堅決反對蘇聯參加亞非會議的，說它不是亞洲國家，排斥它“干預亞非事務”。 毛澤東認為，亞非民族主義國家中，大部分是中間派。1965年，毛澤東和胡志明談起來，甚至對胡說：我們可以組織亞非國家中的左派和中間派開會——這就明顯地表明了中國要和蘇聯爭奪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次亞非會議，大部分亞非國家還需要得到蘇聯的援助，所以籌備期間有一半國家是贊成蘇聯參加的。中國這個時候採取一種比較僵硬的方針，說如果你們贊成蘇聯參加，中國就退出亞非會議。中國的這種態度，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流產。其結果，是亞非國家發生了分裂。 中國要爭奪第三世界國家、要領導亞非國家，實際上能領導的還是少數國家。 不管是領導左派國際共運，還是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總的目標，還是要當世界革命的領袖——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簡而言之，隨著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激進，認為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實現民族獨立之後，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要由無產階級領導，要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套理論，就使中國又失去很多亞非國家的支持。在“文革”期間，中國這種外交激進導致在國際上陷入某種孤立狀態。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國調整外交方針，扭轉極左外交，打開與美國的關係，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又發生了新的改變。這段時間，實際上是中國與美國一起在對抗蘇聯。 斯大林欺負毛，毛向赫魯曉夫撒氣 沈志華：回答人們提出的一些疑問。 第一個問題，中蘇分裂，是否有兩黨、兩國領導人的個人因素？我是這麼看的：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兩人的個人脾氣性格，對於中蘇分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從比較長的時段來看，其實，就算換一個人，結果可能還是一樣。劉少奇性格比較柔和一些，不太願意與蘇聯將關係搞僵，但是在核心的問題上，他與毛澤東做法不一樣，看法是一樣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的脾氣那麼大，其實欺負他的是斯大林。赫魯曉夫並沒有欺負他，給他很多好東西，但他把氣都撒在赫魯曉夫頭上了——對斯大林他不敢這樣，斯大林越欺負他，他越一邊倒。 下一個問題，朝鮮戰爭結束的原因，斯大林去世確實是最重要的條件。斯大林不死，後邊的形勢不可能拐個彎，轉一個方向。但是不是因為斯大林死了，毛澤東可以自己拿主意了，所以朝鮮戰爭才結束呢？並不是，而是因為斯大林死了，蘇聯領導人改變了政策，而且迫使中國改變了政策，才結束了朝鮮戰爭——那時候毛澤東還是要聽從莫斯科，雖然斯大林死了。 第三，中蘇關係破裂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個人看法，從長期的發展來看，早晚中蘇是要分裂的。因為中蘇關係中存在的問題，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彼此關係中存在的問題是一樣的，是結構性的弊病，病是在骨頭裡頭的，什麼時候爆發，說不準，但早晚要爆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不可能長久親密。那麼，“結構性的弊病”是什麼呢？——就請等着看我們的新書吧。（眾笑）
同去的學者當場買了一本沈志華新著，請他簽名。 中國外交政策，毛澤東不容他人染指 第四，中國參予朝鮮戰爭，為什麼沒有看到中國人反對？在金日成攛掇斯大林打朝鮮戰爭時，毛澤東很不滿，這有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1950年5月14日到15日晚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材料說毛澤東表示反對，但是我想，沒有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他沒有跟誰說，但實際上他心裡非常不滿的，只不過，（他感到）說了也沒有用。 為什麼我這麼講？有兩個證據，一個證據，是那年的10月2日，毛澤東曾經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雖然沒有發出去，那個電報中國在刊登的時候，刪掉了一大段話，沒有刊登出來。這段話講的什麼？第一，我早就料到要出事，早就跟金日成講過，他就是不聽。怎麼樣？現在出事了吧？——這只是在一個電報里。 第二個證據是，1956年中朝關係比較緊張時，毛澤東把過去積壓在心頭的憤怒全都爆發出來了。中共開八大，崔庸健（當時的朝鮮二把手）代表金日成到北京來祝賀，毛澤東對他講：當時我對你們講了帝國主義可能干涉，為什麼非要打？彭德懷和李克農在旁邊幫腔說，你說，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是你們，還是美國人？崔庸健都傻了，說，你們怎麼能提這種問題呢？這不是早都說好了的嗎？ 第五個，關於中共黨內在對外政策上是否有分歧。我看了很多文件，也跟許多學者談過，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共黨內，有不同看法，沒有不同政策。為什麼？因為在中國，外交問題，毛澤東是不允許別人染指的，只能他一個人說了算。劉少奇從來不發言，而周恩來就是個工具。 李丹慧：我與志華的看法是一樣的。中共其他領導人在國際戰略問題、外交問題上，只有跟不上毛澤東思路的狀況，在毛澤東思路確定之後，中共領導人就馬上跟上去。即使看法上有分歧，也馬上統一到毛澤東的思路上來。 沈志華：鄧小平時代，差不多也是這樣。而現在就比較麻煩了，現在在外交上不同的想法可能導致不同的政策——我說的是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外交的決策的特徵。 聯美抗蘇，導致中越反目 李丹慧：簡單說一下中蘇關係和中越關係之間的聯繫。 中越關係嚴重受到中蘇關係演變的影響。越戰升級之後，蘇聯也調整了對越政策，加強援助越南，這一時期蘇越關係越來越密切。中國是非常反對越南接受蘇聯的援助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希望越南共產黨服從中國的反蘇路線，這就引起了越南共產黨的反感，中越關係逐漸疏遠。 到1970年代初，中國調整對美政策，越南勞動黨就更加生氣了：我在和美國打仗，你居然和我的敵人去搞緩和、去交朋友？！越戰結束之後，雖然這時的蘇越關係越來越密切，但是中國要維護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形象，所以要繼續支持越南勞動黨統一南越的武裝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這麼一個狀況：蘇聯和中國繼續同時援助越南進行統一的戰爭。越南這個小國，首先實現了民族統一。但是越南統一之後，它是印度支那地區的大國，又和蘇聯結成盟友，就對中國構成了南部邊防的新的威脅。 第二個因素，是鄧小平要進行改革開放，首選的合作對象是美國，也就是說，只有與美國在一起，才能改革開放成功。所以中美抗衡蘇聯，一個重要交鋒地區，就是印度支那。鄧小平那個時候說，越南就是東方的古巴——說這個話，把中國放在什麼位置？他的意思就是說，中國就是東方的美國。所以1979年初，中國要出兵教訓一下越南，也向美國證實，我在印度支那地區，幫助了你牽制了蘇聯的力量，以此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美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落實到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 發表於《新史記》第3期 明鏡歷史網轉載：http://www.mingjinglish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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