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絕響誰繼

○張建智

作者與王世襄於迪陽公寓家

　　奇人王世襄走了――永遠。他的追思會，我未能趕往北京參加，只能在電腦熒屏上向他鞠禮致哀。如果按佛禮的話，還應點燃三枝馨香從右至左向他磕頭

，以讓他安靜地走入佛國仙境中去。一如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說過的話，可讓王老與他老伴袁荃猷到極樂天去了。

　　我想象着他們夫婦倆，在一塊軟軟的白雲上作詩彈琴、聽蛐蛐蟈蟈唱歌，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畫案上《說葫蘆》、《談匏器》，欣賞那尊唐代的鎏金佛像和那皇宮裡才有的好鴿子“小點兒大胖子”――大奇人王世襄，坐在《大樹圖》中最高的位置上，像一尊平生他最喜歡的佛像一樣莊嚴。（見袁荃猷刻紙《大樹圖》）

　　2009年，大師走了不少。走的時候，有的人喜歡放音樂，如楊憲益在走去的路上，就放了他生前喜歡的洋音樂；詩人彭燕郊走去時，放了首《送別》的曲子。我想，惟有王老不必放洋的或古的音樂。因為，他日夜憧憬、呼籲那老北京曾經有的、滿天一陣陣飛翔的最喜愛的銀鈴般的鴿哨聲，就會護着他，伴着他飛入了雲天。“鴿是和平禽，哨是和平音”（見《贈荷蘭傅立莎王子鴿哨附小詩》）。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王世襄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11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王世襄先生遺體已於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讀了中央文史館的訃告，才感到王世老真的走了。我不能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了，一時間心如刀絞，痛惜不絕！

　　與王世老神交，緣於他是我的鄉前輩。他曾有詩說：“兒時依母南潯住，到老鄉音脫口流，處世雖慚違宅相，此身仍半屬湖州。”為這多年前寫的詩，他還專門寫了一段自嘲的話：“晉魏時，舒外家起宅，相宅者雲‘當出貴甥’，舒後果貴。可襄一生坎坷，有負宅相多矣。”2008年7月，王老來信，特為此詩作了更正，他說那“仍”字應改為“終”，還說“一字之改，意義可大矣！”的確，他對於慈母的老家，終念茲在茲。我在拙著《王世襄傳》第二章“江南金家”第13頁上，遵他意改詩為：“處世雖漸違宅相，此身終屬湖州人。”

　　其實，王世襄先祖，居江西吉水縣清江鄉，故人稱“西清王氏”。後從江西遷徙福建定居，其祖父、伯祖、父親均為官一方，遂成官宦之家。王世襄外祖――金家，是富甲一方的江南名鎮南潯的“四象八牛”之一（當地形容家資在百萬兩銀至千萬兩的大族，稱其象和牛）。王世襄兒時隨母在外婆家居住，雖居京九十多年，依然可講一口軟濃的江南吳語。王老平時喜歡回憶兒時生活，一次他俏皮地對我說：“我們王家祖上做官，後衰落了沒錢。可母親家有錢，外公（金泰）在南潯鎮，發了財的是他的父親（金桐），做蠶絲生意。外公雖未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我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這在當時是少有的。”的確，1902年，金氏兄妹（妹即王世襄母親金章）漂洋過海，歷時五載，學成回國，或畫或刻，卓有成就。時屬清末，一個小鎮上16歲的小女子，能去英國留學，實屬罕見。王世襄的母親金章（號陶陶）受中西畫薰陶，成了著名的魚藻畫家；大舅金北樓，是20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袖人物；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表兄金開藩、金勤伯也是有名的畫家。可謂一門風雅、藝術世家。

　　王世襄是天下第一大玩家。“蛐蛐蟈蟈雖細物,令人長憶舊京華”，曾是“燕市少年”。少年及長，他架大鷹、養狗獵獾、養蛐蛐、養鴿、種花草、養魚鳥；1934年21歲，入燕大，1938年考進研究生，他選擇的專業是自小就受母親薰陶的書畫。畢業論文是《中國畫論研究》。抗戰後，到四川李莊，入梁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於此，走入了古文物研究之路。邵燕祥概括說：“王老厚積薄發，堪稱淵博，而他所做學問，不知是否前無古人，看來是後無來者的。因為時逢前現代與現代轉型之際，因出身書香門第，深受傳統文化薰陶，又經燕京大學沐歐風美雨。大自傳世鼎彝，下至蟋蟀家具，研究起來自然別有眼光，非他人所能替代。王老淹通博物，固勿論矣，至其書法及詩詞的造詣，似尚未有足夠的重視，實應注意及之。”

　　他是明式家具收藏大家、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等。這些大家知道，無須我述。我想說的是，王世襄博學多才外，還是一位難得的美食大家，被人稱為“烹調聖手”。汪曾祺說：“學人中真正精於烹調的，據我所知，當推北京王世襄。”黃苗子、郁風是同住芳嘉園的老鄰居老朋友。郁風曾說，“王世襄不但每天買菜是行家，哪家鋪子能買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藝也是超一流。”

　　記得2008年4月，我赴京與他做訪談。那日，在他家談到中午12時。臨走他定要請吃飯。王老坐着輪椅下電梯，到馬路上就自己推着輪椅走。來到他指定的日壇公園東面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服務員請他點菜。令我驚詫的是，他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兜里拿出一張紙，是他早親手擬好的食單。他又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交待菜的做法。經理一見，來了如此的美食家，忙將大廚喚來。王老問廚師：“有鮮蘆筍嗎？不是罐頭的，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來一隻烤鴨，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郫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看來，所謂美食大家，便是並不隨餐廳的菜單來吃，而自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只求味純，並不求貴。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時的情景，艱難時刻也體現出美食家形象。他說曾在那裡採蓮蓬、吃蓮子。有一次，一氣買了14條公鱖魚，自創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的美食菜餚。王老感嘆菜餚的味道，今不如昔矣。他說，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餚，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又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那次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根據王老傳統片法的要求，每一片都連皮帶肉，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里，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的。烤鴨過後，端上來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只見湯汁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己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菜式可加進你們的菜單裡去。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鮮美無比。”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卻做出令人讚嘆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耐人尋味。

　　那天，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最苦的幹校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難忘的憤怨，反而只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如果細讀王老詩文，那一堆堆《錦灰堆》裡，他早清楚地坦露了秘密：他與夫人袁荃猷，歷經劫難後，決心走出一條自珍自愛之路――用10年、20年甚或30年，默默地干，最後自會讓“世人終漸識真吾”。

　　這自珍之路，源於1945年抗戰後成立的“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杭立武任主任委員，梁思成、馬衡任副主任委員，沈兼士任教育部駐京特派員兼清損會代表，王世襄任平津區助理代表。爾後，王世襄追回了許多被侵占的國家文物，計六批，其中三批由故宮接收。1947年3月，王世襄被派往日本，追回了被日軍從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國古籍善本。這些價值連城的國家典寶被追回，是有大功於國家與人民的。但由於極左思潮，王世襄竟被視為盜賊，無端系獄，欲訴無門，又被打成右派。“五七幹校”勞動期間，罹患肺疾，昂首抬頭，也只能作詩云：“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

　　於此，王老與夫人袁荃猷遂訂“自珍、自愛、自強”之路。系獄後，因純屬子虛烏有，便放歸家門，但被開除公職。袁荃猷鼓勵他：“我們一定要堅強！”“堅強要有本錢，本錢就是自己必須清清白白，沒有違法行為，否則一旦被揭發，身敗名裂，怎還能堅強？！您有功無罪，竟被開除公職，處理不公問題在上級，因此我們完全具備堅強的條件。”荃猷一席話，令王世襄領悟到今後的人生之路，兩人必攜手共走。正是這一決定，讓兩人能樂觀地笑對坎坷、堅定信念、寵辱不驚。所以，王世襄晚年在接受各大電視台採訪時，總愛說這樣的話：“一個人的人生之旅上，當遇到坎坷、冤曲時，有些人往往會走極端，那就是有人想不通就自殺；另外有的人，卻與對方硬拼。這兩條路都不對，不能走。所以我選擇‘自珍’。我走自己的另一種人生之路。”

　　王老與夫人袁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拼搏，一起完成了近四十部大部頭著作。而且，這些成就大多是在進入高齡年邁時完成的，談何容易。當《明代家具研究》無人能畫結構線圖時，袁荃猷自告奮勇、竭盡全力從頭學起，繪製了千餘幅線圖，使全書增色不少。王世襄在81之際，因忙於校對《錦灰堆》書稿，忽然左眼失明。這之後袁荃猷擔心他用眼過甚，便更多地代為校對文稿、抄錄詩句。可以說，王世襄的成果，離不開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艱苦，也是常人無法體會的。而支持她的動力，便是當年夫婦倆堅守的自珍精神。

　　“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卑不亢，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苦，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這是王世襄的人生座右銘。

　　2003年王世襄榮獲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獎時，夫人逝世，王老痛不欲生。“蒙冤不白憤難舒，祗有茹辛苦著書，五十一年如一日，世人終漸識吾真。”王世襄和袁荃猷58年風雨同路，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歲月，多少大喜大悲，多少聚散離合，多少屈辱苦難，他們用相互理解、平實生活，堅守自珍。雖沒有驚天動地，卻令世人永記。

　　2008年冬天來臨之際，我去北京看他。他已在一所中醫院住院，聽說還做着血透。後又聽說王老三聯的老領導董秀玉曾在春節後和2009初夏，去中醫院與協和醫院看他，只感到他已很累了。可以想象，以好動之性格，在病床上這長長的日子裡，是多麼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