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毛的歷史,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迷:1976年元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去世時的周恩來,已經在世界上是同毛齊名並列的中共最高最主要首腦領袖人物,世界謂之“毛周的中國”。而自從1973年以來的“評法批儒”運動,以及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因為提出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被毛訓斥為抽調階級鬥爭這個綱,而被迫在中央一再檢討,“批儒”已經在黨報上發展到“批周公”,只差對周恩來完全點名道姓批判整肅了。可是一直到周死,這個“周公”還是停留在恆古的那個周公,“周總理”跟“毛主席”一樣是不叫名字的專有名詞。鄧小平也還是在主事。周死了,毛雖然貴為治喪委員會首席,可是沒有到場參加追悼會,就以毛的名義送了一個花圈,“悼念周恩來同志”了事。
這個沒有事件的事件,零零散散一直被各方提及議論。核心的問題是毛周的真實恩怨情仇。中共當局在毛死四人幫被捕之後,為了樹立周恩來的偉光正形像,不得不讓許多人把這個故事扯出來,但是沒人能夠以中共權威名義作出圓滿解說。鄧共必須有限度地批毛,最大限度地揚周,以推動改革,同時保住毛旗幟與合法正統。但是,時至今日,毛周還是無法兩全其美。中共只好抬出了不為中共要員中任何人待見的毛的御用護士兼最高權威代言人張玉鳳,來再度權威地述說精妙故事。下面就是中央審定的權威版本《毛澤東傳》裡借張玉鳳之口的權威解說,毛為什麼不參加周的追悼會。
《一九七六年,是毛澤東度過的最後一年。
元旦當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在頭版刊載了他十年前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標題下方,印着筆跡顫抖的“毛澤東”簽名。
同時發表的經過毛澤東圈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寫道:發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集中反映”。社論還公布了毛澤東不久前批評“三項指示為綱”時所講的一段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在這前一天,上年歲末,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兩位美國客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交談中,講到毛澤東將發表的兩首詞。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使兩位客人感到出乎預料的是,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仍是“鬥爭”。他說:“我們這裡有階級鬥爭,CLASSSTRUGGLE(階級鬥爭)!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面前的毛澤東儘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 “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眼前的事實使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得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
進入新的一年,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這種狀況,人們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這個時候,備受人們尊敬的周恩來,於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以及毛澤東為首的一0七人治喪委員會名單。
噩耗傳來,神州大地籠罩在極度悲傷的氣氛里。目擊這種情形的外國記者的報道說: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後,街上“差不多每個人的臉上都很沉重”,列車中“軍人們捶胸痛哭”,機關、公寓、學校里人們在默默地流淚,“到處有人哽咽”。
這以前,毛澤東已連續接到有關治療和搶救周恩來的報告,對病情已無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準備。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讀着這些報告,沒有講一句話。八日上午,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向幾乎通宵未眠的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他聽後沉默很久,微微點頭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來《訃告》清樣,工作人員流着淚為毛澤東讀《訃告》:“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時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八歲。”毛澤東聽着聽着,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着的眼裡漸漸溢出兩行淚水,而他仍一言未發。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半個多世紀不同尋常的傳奇般的關係,自然地使人們十分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但是,人們期望的事實最終沒有發生。這是為什麼?
張玉鳳回憶當時的情況:
“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只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後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
“中央擬好了有關周總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併送主席審閱。中央考慮到主席病重,便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有關周總理逝世後的一切活動。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裡,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主席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心裡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着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聽到這裡,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萬狀的毛主席,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我後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
從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開始以各種方式沉痛弔唁周恩來。十一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送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兩側,在嚴寒中揮淚送別周恩來的靈車,場面極為悲壯感人。
重病中的毛澤東一直關注着周恩來的悼念活動。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員向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這篇將由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近三千字,詳細回顧了周恩來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評價他的歷史貢獻,字裡行間充滿着感情。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此後,毛澤東的情緒一直很低沉,不願講話。他不顧醫生的勸阻,藉助剛治好的一隻眼睛,不停地、無休止地閱讀書籍和文件。張玉鳳回憶:“由於他的身體過於虛弱,兩隻手顫抖,已經沒有舉起文件的力量了。為了滿足老人家那艱難的閱讀需要,我們在場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要幫他舉着書或文件。”看得出來,他是在用這個辦法來擺脫內心的痛楚。
周恩來去世後,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的一個重大話題,是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已持續兩個月,使這種選擇很難成為可能。如果按副總理排名的次序,下一個是張春橋。江青一夥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
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正在鄭重地考慮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聽取鄧小平的檢討。在這期間,鄧仍暫時留在原來的崗位上,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許多重要事務(包括周恩來的治喪工作等)還是由鄧小平具體負責。同時,毛澤東還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黨政業務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議印發鄧小平的兩次書面檢查,並指示將這件事“暫時限制在政治局範圍”。十五日,鄧小平仍出席周恩來追悼大會並且由他來致悼詞,成為他這時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開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會議後,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再次提請“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況下,自己的處境已日益困難。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匯報時表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又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此後,鄧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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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毛開脫,並掩蓋毛對周難以言喻的恩怨情仇甚至極端輕蔑的最“權威”的捏造。
周恩來去世時,毛年高體弱沒錯。但是他不但頭腦仍然極端清醒,清醒到還要親自做出一系列有關國際國內重大形勢的決策,親自對鄧小平與“四人幫”較勁進行干預直至具體人事運作安排,還要通過尼克松的親人向國際傳達中國與中共內部要繼續“鬥爭”的信息,而且他並沒有喪失行走能力與行動自由。而就在不久前,他還臨時起意,穿着睡袍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無論如何,他當時的身體狀況,被人扶進會場,在周恩來遺體前走一圈,同鄧穎超喔一下手的精神氣力是有的。何況當時中共從來沒有什麼電視直播,任何新聞照片也必須送檢才能發表。即使毛有出現“有礙觀瞻”的鏡頭,那也絕不會被傳播出去。
聯想到中共官方文章記述,周恩來臨死前聽廣播裡的毛詩《雀兒問答》,痛苦地嚎叫,“我不是叛徒!” 臨上手術台時,也是對醫生護士大叫,“我不是叛徒!”
而老毛就是這樣殘忍,到周死後,都不肯去向鄧穎超親口說明,恩准恩來同志永不列入叛徒名單。
這樣,周恩來的叛徒與機會主義投降派帽子,就一直在周墳堆旁的枯藤纏繞的老樹上的烏鴉嘴裡叼着。所以周恩來堅決不要留屍建墳進墓,要消失得無影無蹤。可是連鄧共也不讓他安生,不讓他消失,要把他請回神廟,跟毛一道繼續永遠演繹封神榜。
事實上,毛的“評法批儒”,一直到周死後都沒有停止。周死後,毛雖然搬掉了扶植江青與毛遠新上台的最大障礙之一,但是他時日已剩無多,只能趕緊拿掉鄧小平,用華國鋒做臨時過路橋了。
毛在周死後都無法平息的惱怒甚至憤怒是,周雖然死去,但是他的影響力,尤其是對軍隊的影響力,無法轉移到任何毛家幫人物手上。
毛的最大困境是,沒有周,他的文革會完全砸鍋:既打不倒劉少奇,也駕馭不了林彪。而林彪死後,更要靠周維繫將傾的大廈。周活得太久,如果命長於毛,毛家江山就會毛掉。周死得太快,江青毛遠新無法站穩腳跟,因為毛無法象金日成那樣一步到位開創共產王朝先例(金也是在毛的悲劇之後才斷然創立王朝)。而毛在臨死之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更加明白:成全毛共者,周公也,破敗毛家王朝計劃者,周某是也。他指望以批鄧來代替對周鞭屍,同時也不敢象對待劉少奇林彪一樣對待鄧,並非對鄧存留感情或者以備再用,而是安撫周鄧在軍隊和政府中的巨大頑強勢力。毛痛恨老天爺不長眼,讓毛岸英早逝,而自己無法抗拒自然規律,哪怕只留住一個能夠思維的腦袋和勉強說話的嘴巴,再撐個三五年,讓江青當上黨主席,把毛遠新扶植到軍委主席職務。其實,哪怕那樣,他也沒有後來的金大元帥那樣的氣魄與本事,讓毛主席永遠萬歲。
所以他終日拿着當年延安整風他惡批王明周恩來武漢“第二中央”的講話以及周的檢討,要張玉鳳等天天誦讀給他聽,一邊老淚縱橫惡氣填胸, 含着一口濃痰見馬克思去了。
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殘酷冷血爾虞我詐,裝神弄鬼加裝瘋賣傻的歷史。他們先是一神教造毛神,後來搞多神教造了毛周朱劉鄧等一大幫天將地神。可是看中共正統的封神演義,裡面的各路神仙跟鬼怪一樣從天上到地下青面獠牙地互相打殺,除了恐怖,也還頗具黑色幽默。
讓中共頭疼惱火的是,這些事情,不但在毛死後通過許多權威當事人的口筆,在中共自己的報刊書籍中早已透露流傳,更有高華那樣的著名中共黨史學家,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那樣的嚴肅經典著作中系統說明毛周的歷史恩怨。如今要靠無名禿筆借張玉鳳這樣被中共高層要員不齒的“污點證人”的說辭來圓場,只能是越描越黑。
周一直是毛的心病。而毛周的恩怨情仇,就是中共無法掩蓋也無法根治處置的毛病:偉光正的歷史,一經捏造,只能永遠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