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稿酬全部捐献给“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以增进两岸交流、人民教育为宗旨。
　　他在父亲逝世多年后无意间发现其留下的绝密“军费日志”，于是开始了十余年探寻真相的历程，其间他发现了惊人的“秘中密”——蒋介石隐藏的军费黄金，深锁在厦门城外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一个地下金库里，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与兰州的作战。而深获蒋介石信任、负责经手管理这秘密黄金的人，不是黄埔的嫡系，而是作者的父亲——一位有抱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吴嵩庆，当时担任中将财务署署长，管理军费。作者以细腻剖析的笔法，让证据说话，把1949年上海国库黄金分四批运台湾事件的来龙去脉首次忠实完整地还原在读者眼前。
　　大陆黄金运台事件亲历者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博士首次向两岸人民完整披露60年前真相，发起创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以增进两岸交流与人民教育，共创黄金般中华世纪。　　
作者简介 · · · · · ·
　　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1939年生于四川，原籍浙江镇海。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 1972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自1991年升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正教授至今。从事甲状腺素代谢研究36年，有专书、专利及论文多项。2007年著有《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1949年》一书，颇受好评，被称为有关黄金运台“最详尽客观的著作，是近代史必备的参考书”。
"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试读 ······

笔者由于家境寒素，经过漫长崎岖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国完成习医素愿，专心医学教育与研究三十余年，对政治是敬而远之。但历经乱世，负笈国外数十年，对中华文化、历史及未来却是十分关切的，这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海外留学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湾探省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阳路或台湾大学对面的一些小书报摊上总想找到一些大陆和在台湾当地遭监禁过的作者写的值得一读..

笔者由于家境寒素，经过漫长崎岖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国完成习医素愿，专心医学教育与研究三十余年，对政治是敬而远之。但历经乱世，负笈国外数十年，对中华文化、历史及未来却是十分关切的，这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海外留学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湾探省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阳路或台湾大学对面的一些小书报摊上总想找到一些大陆和在台湾当地遭监禁过的作者写的值得一读的"禁"书，偶而也翻翻有"文化太保"（按：太保一词，在 50年代的台湾是指一群爱滋事、耍流氓的中学生）之称的李敖写的书。李跟笔者台大同寝室同班的好友王尚义（60年代台湾校园文学名作家，去世于1964 年，年仅27岁）相熟，并与王的大妹生了一位女儿。看看李敖的书，也是想知道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有一天翻到一本李敖编的《蒋介石研究》，不料却看到一整页先父吴嵩庆的肖像，并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先父是除俞鸿钧以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该书资料仅是引跟随先父三年的一位湖北人詹特芳在大陆发表的一篇文章，詹在1948至1949年当过先父的机要秘书。

看过《蒋介石研究》后，也仅是暂时埋在脑后头，笔者在海外的医学工作实在太忙，除临床、教学外还做研究，每天工作时间长，哪能顾及父亲过去所做过的事。更何况父子相聚时短，他从来不谈公事，所以也没有问过他有关的事。

只是有一年，大约是1990年，洛杉矶的一位记者朋友陆大声凑巧也在台北，一天请他来家早餐，介绍跟先父认识。陆是见识广的记者，对近代史的人与事都娴熟于心，临行前提问先父："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先父略迟疑后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父亲第一次回镇海老家探亲两周，返台北当天即逝世，享年90。母亲当年91岁，身体欠佳，我即星夜赶返，在准备丧事及等候大陆几位兄弟来奔丧期间，母亲指着书房的先父手迹说："快把这些寄去美国，由你保管吧。"那时海峡两岸刚开通不久，她考虑到父亲早些年的工作多少牵扯到国民党政府的机密，他不止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1947-1962）之久，而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如果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儿子们看过这些资料，也会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至少会带来些困扰。他们业已过古稀之年，还是少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为好。

办完丧事后，回美国依然为生活奔波忙碌，转眼到了1996年先父去世五周年的前夕，台北《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先生是先父老友，鼓励我写篇纪念文。在这前后我也看了他生前的两本自传《嵩庆八十自述》（中外杂志社1981年版）及《嵩庆九秩散记》（1991年），里面完全没提黄金的事，于是就去翻他的遗档，才发现他1949年的记录，应是除2008年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1946-1955）》（斯坦福大学馆藏）以外，记录国共内战有关军费的日志的第一手数据，是黄金"秘档"。先父的记载与詹特芳的回忆相合，可以说詹在大陆没敢乱说，也没有夸张，这可能与新中国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关，另一方面在"坦白从宽"的政策下，詹也没有夸夸其谈的理由与胆量。

1996 年9月笔者在《传记文学》发表《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一文，率先提出上海国库三批黄金运台的史实：俞鸿钧经手在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1 月3日，用海关船运出上海的260万两为第一批；先父掌管的99万两军费黄金为第二批，1949年1月里用军舰先运至厦门；5月，解放军逼近上海，汤恩伯又取走20万两（或40万两），是最后一批。但是，笔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又发现新的一批，那是1949年2月7至9日用军民航机运去台北约60万两的黄金，在时间上应是第三批，5月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批就是第四批了。这第三、四批也算是军费，但是第二、三批黄金是蒋介石不想让"代总统"李宗仁知道的军费秘账，没有公开支出记录，仅有《大溪档案》的略账（"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有别于第一、四批及以后1949年8月从美国运回的第五、六批，在两岸的"中央银行"及蒋的《大溪档案》里明明白白记着一笔笔的支出）。这里当然牵扯到当年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党政府也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元，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有30万块银元。1949年后半年里，"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圆与黄金。因而，笔者也提出白银（数千万以上的银元及近亿两的银锭）及在国外新铸的银圆，在国民党政府军费及国共内战时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纪念先父逝世五周年一文发表后不久，又幸得机会访问了先父旧属李光烈，他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提调军费黄金银圆，用一本密码与先父单线联系，也是詹特芳提到过的人。笔者1997年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此"一点建议"就是提议台湾当局，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所值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主要为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也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此"现金"是当年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同时，也切望当年的直接受益者，如以大量此黄金及外汇为开办费的私营企业台湾《联合报》（含美洲《世界日报》）能出钱出力，共襄盛举。

李光烈后来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访问，并被北京《参考消息》（1998年5月1日，如图1.3）转载，此为继李敖、詹特芳之后，先父经手的黄金军费部分更广泛地为国人所知。文中还提到， 台湾"中央银行"的负责人承认，当时台北的文园国库尚存有大陆运来"剩余"的黄金近100万市两，占总库存量的百分之7.99（如图1.3中的文末）。

之后，笔者又访问了当年代表"总统府"，在台北把"剩余"军费黄金，于1949-1950年兑换为新台币发作国民党军队军饷的赵志华，并发掘出此军费金银也曾提作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从溪口、广州、重庆、成都到台北的"蒋介石总裁办公室"的经费，这里面还包括了蒋在1949年七八月里访问菲律宾季里诺总统与南朝鲜李承晚

总统的费用。于是我继续写了《从一张借据说起--谈上海中央银行黄金运台后的流向及引退后"蒋总裁办公室"的经费来源》（《传记文学》1997年12月）一文。由于赵志华往来"财务署"及台湾银行，也导引笔者对运台后这笔黄金的流向开始注意。如全是用于正途，奉于公众（如作军饷、政费、买军民粮食），也可给两岸人民一个明确交代及一点安慰；但如是假公济私（如作《联合报》的开办费），也只能秉笔直书，给近代史留下真实记录。

至于对这些国库资金数量的追踪，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涛，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关键时刻（1943-1958）担任蒋介石"总裁"的机要秘书。2003年他把在"侍从室"的资料交给一位职业撰稿人，出版了《蒋公与我》（天下文化社），把大溪的《蒋中正档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档案》，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简称大溪档案中有关国共内战时的重要事件，包括财经方面，择要公诸于世。书中特别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从奉化飞上海，去传达蒋总裁的指示，将上海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在外滩的央行从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处得知："……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务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这就是当年央行国库账面上的总共456万市两黄金和大致储存地点。（俞鸿钧1949年1月28日给蒋的一封密电里记载的，较刘所说的黄金量要多14万两，即470万两）周的任务在1949年2月8日及10日两天的《蒋介石日记》里都有记载。运到台湾的数量总结于表1.1。

表1. 1 《中央银行档案》与《大溪档案》记载黄金量 对照表

黄金(批次) 注① 年/月/日

(由 /运到) 中央银行档案

(市两/吨) 大溪档案

(市两) 备注

第一批 (1) 1948/12/1

(上海/基隆) 200.4万两/62吨 200.4万两

(图1-5) 《中央银行档案》南京二档馆藏

(2) 1949/1/1

(上海/厦门) 57.3万两/18吨 《中央银行档案》南京二档馆藏

1949/2/7

(上海/台湾) 55.4万两，

注 ② 飞机运台

第二批

1949/1-2

(上海//厦门) 90+万两/33 吨

(国军财务署点收

99万两) 注③

中央银行总裁报蒋介石总裁 (1949 / 2/8) 及《黄金军费密档》(吴嵩庆/詹特芳)

第三批 1949/2/7- 2/9

(上海/台湾) 60万两

(20 吨，作军费)

注②③ 宋子文、俞鸿钧密电，《中央银行档案》，以军机民航机运

第四批 1949/5/19 - 6/5

(上海/台湾) 19.2万两

(《中央日报》宣称是40万两) 19.2 万两 《中央银行档案》南京二档馆藏，以军舰105号登陆艇运送

美国 - 38.0万两 中央银行总裁报告蒋介石总裁 (1949 / 2/8)

(第五批) 1949/8/22 (美国/台湾) 9.9万两

(第六批) 1949/8/30 (美国/台湾) 9.9万两

1950/9月 2.3万两 业库、银圆券准备金

1.9万两 日本赔偿(另银18吨)

合计 - 464.9 - 486.7

万两，注④⑤ 299.1

万两 两档案数量差别主要在绝密军费黄金第二、三批

注：① 从上海运黄金到台湾共分四批，如包括美国两批则为六批。

② 《大溪档案》2月7日的黄金是第一批，不是第三批里的，主要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2月8日说："运到台北260万两……"这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不属第三批；其次，刘还说央行还有68万两，这明示第三批的大部8日还在上海，不应在7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③ 第二、第三批黄金，由财务署分别在厦门、台北保管，是蒋介石的秘密军费，下野的蒋总裁可直接分配调用。

④ 约80万两用于国共内战军费（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786540两），但全部运台湾黄金全数约400万两（其中60万两又回运大陆，作国民党政府8-12月的行政费用），另加共值350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现金"总数约为700万两黄金之等值。

⑤ 1949年2月8日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称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456万市两黄金。1949年6月27日财政部长徐堪报告蒋总裁，当时（6月24 日）央行各地存金为3829174两（《大溪档案》加上6月21日拨付台湾银行80万两作新台币准备金，总数则为4629174市两，量较2月为多，或是因为厦门黄金突然在6月初多出了9万两。

2004年11月李登辉在新竹选举时，有否认黄金运台的公开言论，曾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这当然是弥天大谎。笔者在洛杉矶招待记者，驳斥李罔顾史实的栏言。蒋经国的日记及其手撰《我的父亲》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但李登辉与一些台独分裂分子的谎言也居然能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

2006年11月《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简称《民国档案》，由陈云林主编）巨册问世，促使笔者出版《黄金档案》（台北，2007年），其中也收罗了一些与黄金运台无关的近作，书出来后，知道虽是孕育十余年，但还是有些早产。2007年至2008年底，由美国两次前往厦门，勘察黄金运送路线及鼓浪屿岛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三次去上海，查1948年至1950年的旧资料及外滩银行建筑群；一次去台北和南京（第二档案馆），寻求国民党政府流落的档案，特别是有关中央银行运台金银的原档。

2008年7月下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首度公开蒋介石抗战后及内战时期1946年至1955年的日记，此日记在胡佛图书馆原本的齐全性，远非大陆或台湾的手抄本或分类本所能比。蒋当时是国民政府最高元首，日记里每日毛笔字的工整与坦率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见图1.5），他是央行"现金"运台的原始计划与推动者，尤其是"密藏"厦门的军费金银，先父是直接奉蒋之命令行事的。

不加入蒋介石日记的记载，任何试图"解密"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政府的政、军、经重大事件的努力，都将是" 隔靴搔痒"，国民党政府资金运台湾及用于内战，就是蒋在1948至1949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影响深远，造成60年后今日的台海现况。

笔者于2008年9月驾车由洛杉矶北上来回十五六个小时，专程趋访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蒋介石日记里多次提及先父，每次日期与先父记载相合。但账没有记，仅提纲领。作为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只会择要而记，是必然的。笔者在本书中原原整整地呈现蒋有关日记与先父记载于读者眼前，以供读者及近代史的工作者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

例如，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图1.6）中有那天进谒蒋介石后的记录，为"密藏"黄金军费90余万两作"最后之决定"的分配；查同日蒋介石日记：（在高雄要塞）"……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比较之下，对运台黄金整个事件前后，蒋日记的简略隐晦可见一斑，尤其是密藏在厦门的军费黄金，更是"机密档案中的最高机密"，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在此"消声"，不仅外界不知，连国民党政府高层都"噤口不提"。只有先父在1950年2月2日的日记中提及在台北"立法院"军费会议上"财政部"要提用此秘密军费金银时，感叹道："……盖保管款本属机密事，现成公开。"最近在《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及《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一文中，出现厦门密金的支出总数是786540两及拨款日期与数量，但无细账。此总数与笔者2007年所估计的厦金支出为80 万两相契合。

图1.6 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记有那日进谒蒋介石总裁后的记录，为秘密黄金军费90余万两"最后之决定"的分配："① 渝筑穗款43万仍在厦；② 陕港款运台暂存；③ 余15万两交联勤，其中8万余为粮款，6万余为经费……"其中，"呈刘郭报告……"中的刘（攻芸）为央行总裁、郭（忏）为联勤总司令

蒋介石1949年的日记里记载着许多有关财经的关键资料，如：

1月15日（下野前6日）：约见（俞）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21日：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按：此日蒋辞国民党政府总统职，金融实数里也应包括上文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黄金量。）

5月19日：……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6月3日：……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鸿钧、（刘）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五千万美金，此乃最主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按：此基金就是两星期后发行的新台币准备金--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 1000万美元外汇，此原意为省的地方货币，已稳固流通了60年。］

蒋介石日记里的用词如"存金"、"现金"、"现洋"、"现货"、"基金"等，是指黄金、白银及外汇，即国库资金的总称；另有国民党军队"抚恤基金"，是1949年1月下野前夕，在南京拨给海陆空三军的数千万银元。先父日记里有关"现金"拨为军费案件则称作："草约"、"手续"、"准备金案"及"绝密保管款"等。总之，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在大陆崩溃之际，此中国仅有的"现金"是万方注目的，不止李宗仁代总统觊觎（蒋介石5月2 日日记："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华（蒋介石7月3日日记："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货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人民大众的财产，蒋就不得不隐讳其言，更要各位军政"领导"绝对保密，尤其是这密存厦门的黄金，更是绝对机密。60年过去了，此联结海峡两岸的巨大事件，应该到还原真相和解密的时候了。

这些年，笔者也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网上搜集资料并继续访问与运金有关的耆宿，有先父旧时同事，包括海、陆、空、勤及新闻、财经等各界人士，颇有新"出土"的史料，这里要感谢许多位前辈与朋友的帮忙，当然缺失还是难免。本书把笔者十多年来追踪国民党政府"黄金档案"真相及发掘先父的军费"密档"日记的来龙去脉，在"夕阳黄金之年"挥汗笔耕不缀，不容青史尽成灰，将此史实献给海峡两岸的百姓。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图3.1）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The Soong Dynasty（《宋氏王朝》），Sterling Seagrave著，Harper Perennial，1986，第441页。】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图3.2 中为中国银行（黄浦滩路23号，中间平顶），左侧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与中国银行有滇池路相隔，右侧白色六层楼即原中央银行（24号）

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图3.3 由中国银行北旁门（今滇池路）进入银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银行的国库所在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云云。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Gold Rush）。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 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黄金挤兑惨剧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天里）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让举世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现在要从以下各点来试着还原历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种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为拥护政府，许多老百姓排队兑换，据正式资料，由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事实上，在以后第九章第五节中会提到，此显然低报的黄金量占全国估计私人拥有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小。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金圆券（最高面值国币为金圆券500万元）快速贬值。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元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 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金圆券后，8个月后，这 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如何还能不失掉民心？ 广东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银圆兑换券）于1949年6月6日发行大洋票，以银圆十足做准备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军进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穗都使用银圆发薪水。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发行大洋票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因为7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了国币银圆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剩余的就运去台湾，到2007年才在高雄销毁，但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于旧币市场。

此外，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总裁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那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其实都对（此书为读者细道来龙去脉）。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总统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他是那年5月接张公权（1947年3月-1948年5月）央行总裁位置的。这是俞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请看下表：

表3.1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历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与行政院长

中央银行总裁 央行总裁接任时间

（开始于） 财政部长 行政院长

孔祥熙 1933年4月 孔祥熙 孔祥熙

俞鸿钧 1945年7月 俞鸿钧 宋子文

贝祖贻 1946年2月 俞鸿钧 宋子文

张公权 1947年3月 俞鸿钧 张群 (蒋中正)

俞鸿钧 1948年5月 王云五 翁文灏

刘攻芸 1949年1月 徐 堪 孙 科

俞鸿钧第二次担任央行总裁是1948 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后闭幕，该月底翁文灏内阁组成，以仅受小学教育、自修出身的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三个月不到，就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金圆券，于8月19日深夜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名义公布。其要点为：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戒严，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仿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两天后，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是什么物资，一共运出了多少箱来？一概语焉不详。至于把中央银行错成了中国银行，那是因为两行本来就比邻而设，而且还共享一条巷子进出的关系。

此书是1986年出版的，蒋介石已于1975年过世，强人时代已进入末期。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缠身，风烛残年，于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并开放台湾民众大陆探亲。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下，《俞鸿钧传》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陆黄金运台的敏感往事。

但是，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是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另项错误是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黄金确如报载，是由中国银行运出，是"俞传"作者错了。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7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到上海，10月8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 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中共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蒋早在1948年2月已经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美洲《世界日报》）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撤台前后的陆军整编（1949-1958）》］。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回顾她六年前也是同时节访美在参众两院演说的风光无限，能不令人浩叹？）。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至于运出的时间与国库金银的数量，就要从其他相关文件数据来做客观交叉查证。从10月8日得到蒋的指示，俞鸿钧已经开始做万全的准备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资料为证。

2006年 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之《民国时期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民国档案》，2007年），包括一项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签署：

谨密陈者：上周据台处沈代表祖同来局密洽，已奉钧座密谕，向职局接洽移动库存准备金项下之一部分黄金至台北存储，当经面请钧座核示移动办法。奉面谕，此项移动之船只，由沈代表及粤行丁经理负责办理。职局应先将库存内之黄金贰百万两，先行妥为装箱，备运台北，由台处沈代表祖同负责妥密保管，并饬指派押运人员及长川驻台北协助沈代表照料库储者二人，让沈代表指挥监督等因。自当遵守。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职局拟派一等专员兼出纳科主任陈舜、襄理何骧、调拨科主任瞿锦波、副主任刘光禄等四员，陏舰押运。其中陈、瞿两员因在沪职务重要，押运到达目地妥交后，仍即返局，何、刘二员拟属长川驻台，归沈代表指挥。监督服务。上项黄金俟装出后，拟即在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下付出，列记寄存台处户名列帐，并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所有奉命筹运情形，理合具签呈报。是否即装洽妥舰只运存台及拟派押运或留驻人员是否允当之处，统祈钧座核示，以便遵办为祷。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发行局密呈

卅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附注奉总裁批：照办十一月廿九日

此处总裁是俞鸿钧，副总裁是刘攻芸。此一关键文件其实部分引自《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1至 52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有以下来去电文摘录：

11月29日代电警备部，告知戒严时装运人员活动地区，请加派警卫并协助（代总裁批发）。发电10784。

12月1日代电驻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储、负责保管，并为协助办事起见，派何襄理、刘副主任长川驻台。发电10783。

12月3日函警备部包参谋长送还通行证、臂章等件（陈副局长私函）。发文5771。

12月4日陈、瞿电复到基。

12月5日抵台北进库。

12月 8日电告何襄理、刘副主任凭运送请单，另立纪录簿记帐，并填制收付报告表寄局。发电10889。

以上档案证实了美国人李度的说法，但不是80吨黄金，而是2004459市两，是62.64公吨，连箱子也不可能将近80吨（纯金是69美短吨或61.65英长吨）。箱子是774箱，平均每箱装纯金81公斤（约178磅，2600市两），如每箱里是六块金砖，每块体积只有650立方厘米（乘以纯金比重19.32则近400市两一块）或15厘米长×10厘米宽×4.4厘米高，比一般砖墙的砖头还小些。

这里也点明，这些金子是"……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金）"，还需要"……密报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明显地，这批黄金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国币准备金，只是转移"储存地点"，大半流入台湾银行及台湾民间，但也支撑了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经济与军费，其余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新台币，为开展台湾半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起飞打下了基础。到今日，台湾国库还存有当时大陆运来的"原金"约100万市两。

此外，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原任稽查处长）回忆：

……午夜由上海装载，当时整个外滩戒严，这批总数为二佰万四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五十七万两千余两（按：约18吨），仍由"海星号"装运，"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

此段李立侠的回忆，提到另外的572000余两（《远望杂志》1992 年2月1日），在1948年底前运离上海。这18吨已经包括在李度所说的海关缉私舰所运80吨黄金里面了，运出上海时间是在1949年元旦夜（见下文《中央银行档案》），但从哪个仓库运出，却是一个谜，因为12月1日以后不久，上海滩的中国银行日日夜夜已受挤购黄金的群众所包围。应是由也存有国库金银的汇丰银行或四行储蓄会的仓库运出（见下文魏曾荫的回忆）。

据李立侠所知，1948年12月31日，俞鸿钧曾经向蒋介石报告：

…… 已妥运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又运出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

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又说：

……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

查《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2期，第69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奉面谕应将现存准备金项下之金银设法装运厦行保管。等因。自当遵办。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职局派副主任刘华伦、魏曾荫、李友仁及办事员陈子豪随轮押运赴厦，除刘副主任华伦及办事员陈子豪拟即留厦归厦门吴经理指挥，会同该行主管课办理库务外，其余魏李两副主任拟饬俟任务完毕，即行返局。再，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所装金银在元旦例假日无法做帐，且因本月决算关系，故拟即在本月职局库存现金准备金项下付转"寄存准备金帐厦门户"。以上各节，是否可行，理合签请钧核示遵。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发行局谨签

十二．卅一．

此处提到"海星号"（按：记录里，它由上海去过厦门一或二次）同时运18吨的金子及120吨的银元，"海星号"的全载重最高为200吨，应该足可装载据厦门的资料，这批金银是短暂存在厦门的中央银行的金库，由分行经理吴本景负责看守，因是经由民用码头，运送时一个银圆箱子跌破，而消息泄露，为新闻界知悉。

最近，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之《民国时期档案汇编》也重复以上资料，黄金量都与李立侠回忆相符合。据台湾《大溪档案》，称在1949年2月7日有黄金555000两运达台湾，时间与数量应是这572000两的大部，但少了1700多两。

这里李立侠的回忆及俞鸿钧1948年12月31日给蒋介石的报告（按：从上述《民国档案》的数据看应是稍后几天）是属于第一批里的第二船次，俞向蒋报告"又运出 57万多市两"，先后这两次共达2577000多市两，也就是80公吨多，如用英制长吨，就是79.3长吨，与李度的报告完全相符：共运出约80吨黄金。这是那第一批由上海运出的黄金，分两次由海关缉私舰运送，那57万两，应该是1个月内就由国民党军队的海空军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在2月7日运达台湾入库。此与蒋介石下野前后用军舰运往厦门的第二批、由先父经手的90余万两的"军费黄金"没有混在一起，秘密军费金银经由海军码头，放在鼓浪屿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里，由蒋介石亲信部队看守，完全保密，其中大部支持大陆国民党军队作战。另外，如上述，那银子也是由"海星号"同时运。海关缉私舰"海星号"那一个多月里一共跑了两次，一趟去基隆，一趟前往厦门。可确定的是，1949年1月下旬以后，"海星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泊在黄浦江，它的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政府运国库金银了。

李度所说的120吨的银子，就是这1000箱银圆了（4000块银圆或108公斤一箱）。收集民国银圆的人都知道，每块"袁大头"（有袁世凯的头像）重量在26.7克左右，如一块银元少于26.5克，则伪造机会很高。如果超过26.5克一枚，厚度又没增加，那真的成分就高了。因为银比铜、镍、铁都重（银比重是10.5，铜、镍是8.9，铁是7.9，而纯金是19.32），如以这400万枚银圆乘以27克，那么 120吨的银圆重量就出来了！所以，李度以他海关内的保密数据，在1975年已经告诉世人，由海关缉私舰在1948年底前后30多天已经运出上海国库的金银大概数量。

此外，美国的情报，也与李立侠、俞鸿钧、李度以及《民国档案》（2007年）所公布的资料相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49年1月28日晚10时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John M.Cabot）的一份电报得知：

…… 上海市长吴国桢于本日会谈中，明确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运到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吴国桢只说了部分实话，另外那作为军费的近百万两黄金，也已于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前后开始运出，难道他不知道吗？此外，美国情报或许只靠亲美的吴国桢透露，而不知道吴并不在蒋的权力核心，今天从蒋的日记知道，吴国桢只是国民党政府给美国人看的一位亲美的"样板人物"（初到台湾让吴出任台湾省主席，以获取美国的军经援助）。海关的李度不知道第二批近百万两黄金的军费，是因为没用海关船舰运。此外，"尚存80万盎司"也是低估，如上文中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说，1949年1月后，"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另外，中央银行以外的公私银行的黄金并没有包括在这余下80万盎司数目内。

这第一批分两次运出黄金、银圆应是由俞鸿钧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办理，俞如此尽心尽力，在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实在要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算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看看俞鸿钧是何许人也。

俞鸿钧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0年。父廷桂在上海经管猪鬃工厂。他于1919年毕业于沪上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英文造诣好，即留校担任助教，旋任陈友仁（1878-1944，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婿）创办之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服武汉，由鲍罗廷鼎力支持的陈友仁在左派把持的汉口成立的政府里担任外交部长，俞被任为外交部秘书。

到了汉口，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居多数的集团，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由于他与陈友仁共同办报多年的相知相识，而陈友仁是英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侨，是完全受英国教育的律师，不通中文，就把外交部和他自己的公私印章都交给了俞，"全权代拆代行，负责处理一切"。

他于1927年元月协助陈友仁，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但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及南京，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1886-1960）及亲共之程潜在南京暴动，导致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京沪一片混乱，鲍罗廷在汉口私寓开会决定趁机进占南京，俞鸿钧不愿参与，即将所经办之公务安排妥当，留下一纸辞呈回到上海，由此断绝与陈友仁几年来的师友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可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 1927年7月，汪精卫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得知道中共推动武汉左派政府将实行土地革命之后，而与京沪合作反共清党，鲍罗廷与陈友仁从此一蹶不振，武汉政权也就风清云散。

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俞鸿钧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周雍能（1895-1986）与孙中山、蒋介石渊源都甚深，曾任职于蒋侍从室之前身--北伐总司令部秘书处，是蒋总司令之秘书兼文书科长，［陈立夫为机要科长，先父嵩庆公的挚友陈舜畊则在陈立夫之下任科员］。由周引荐，俞担任市府之英文秘书，兼任宣传科长，后代理财政局长，在吴铁城任市长时（1932年）任市府秘书长，从此进入国民党政府高层。1936年吴铁城转任广东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长，旋真除，在上海前后十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派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但当他飞抵重庆时，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发表他为财政部政务次长，使他两头为难，至晋见蒋介石委员长时据实报告，得蒋指示任财政部次长职。从此，他转跑道到财经界，也奠定了他日后与蒋介石之深厚关系。不久，又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次年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行宪内阁成立（翁文灏组阁），他辞去财政部长职，专任央行总裁，把黄金密运台湾即在此时。

赴台后，俞复任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至1958年又担任行政院长，1960年以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蒋介石总统所颁褒扬令中提道： 赤祸再起，凡域弗宁，乃能不避艰难，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厥功尤伟。……

这里的"保存元气"，就是把央行的国库黄金银圆（银锭）及美钞运存台湾，奠定了新台币发行之足够的准备金，以及开创台湾的傲视全球经济成就的基础，为海峡两岸未来华人世纪拿出亮丽成绩的首发先行者。

总的来说，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到台湾后，由于某项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蒋之"不愿为之祝寿者"（台北《传记文学》2007年9月号），更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民国史里无公开资料显示蒋为何对他印象变坏，但《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9日记下："……商业银行李馥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此外，蒋1949年9月日记："……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10月1日："……乃今经儿赴港挽之同来……"10月 3日："……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等到台湾局势稳定后，蒋对俞在最艰难时期不辞而别或难以忘怀。后文会提及，另外是否与央行黄金账目不明也有关？尤其是军费黄金的90万两，到了厦门经先父财务署同仁仔细一清点，竟然多出9万多两。先父一心只知涓滴归公，完全不懂其中深意（或许是上海商界的习惯，含一成佣金在内），还以为是央行糊涂。更糟糕的是，先父没领会到一番"好意"反而报告了蒋介石，如是因此而被列入"不愿为之祝寿者"，那么先父应该负部分"责任"。推想，蒋发现央行的"糊涂"恐不止军费黄金部分，如下文所述，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黄金数，从公开的资料看就有两个数目（57万两与55 万两相差近2万两）。第三批汤恩伯经手的20万两相差更大，另有40万两之说，更有甚者，1948年九十月里，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圆、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这给了蒋介石可隐藏部分金银外汇作内战军费的机会。因而，央行黄金总账，时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据曾任台北央行发行局长（1990-1999）的钟光新在2008年11月告诉笔者，央行内部信息是，发行局的档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轮"，确有部分央行档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但是否有关键档案则尚有商榷之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资料：

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条谕（1948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１期，第52页］：

照抄刘副总裁12月7日条陈

（一） 除业发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

（二） 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其余吨位，再装运复员前卷宗、账册，俟必要时，再装运六月以后卷宗、账册。

（三） 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中央银行秘书处密函（1948年12月11日）：关于疏散卷宗、账册技术方面，前经会商，拟定九项。

一、 木箱向事务科凭领物证洽领（一百只以上预先通知）。

二、 麦头（Matter，内容）由各单位自行缮写。

三、 尽于本月16日以前，将运送木箱确数，分别重要、次要两种，报秘书处，仍暂存各单位，俟装运时，再由秘书处派车前往。

四、 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

五、 各单位尽于16日以前，将押运员姓名通知秘书处事务科，以便由科召集会洽，取得联系。

六、 各单位箱数应自开清单，自行加封，区行主管凭封点收。

七、 图书暂不装运。

八、 报表及预决算书由会计处单独装运，其余单位不必再运。

九、 自12月1日起，总行各单位主官如认为必要，得将重要文件抄副本寄区收存保管，其机密者，可加火漆密封，由区行原封保管。

经本处陈奉批："可照办"。等因。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此致

梁局长必庭

秘书处处长张度（盖章）

关系来去文摘录

12月16日复秘书处本局应行装运卷宗、账册共87箱，并派周忠延前往。（发文5921）。

这里尽量全文引述，因为这是中央银行档案中有关金圆券发行后"搜刮"民间金银的记录关键所在。此处提及"业（物）发（行）局贵重物品已另行密饬办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账册，应尽一星期内运出。先尽复员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账册运出……"这里，发行局账册87箱，包括复员（1945年8月）至1948 年6月的账本，就在运台湾途中随"太平轮"沉于海。随同没于海的，除了发行局账册外，还有物资57箱及秘书处的文件200余箱、会计处文件账册近300 箱、国库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业务局文件账册200多箱、人事处文件47箱及理监事会文卷各3箱，中央银行档案共约1200余箱都同为海水吞没。时在 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白节山南，由上海去台湾的航道上与一货轮相撞沉没。"各单位自派押运员一人"，六处局共六位在"太平轮"上押运，1月 27日海难，五位丧生。

但随"太平轮"沉于海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以快速贬值的金圆券收购黄金、银元、外汇数量的账册最重要，应该运到广州（"6月底以前可装运台湾，6月底以后者装运广州"），应该没有沉入海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应仅是部分，更完整的应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内，除非在战乱时遗失或故意销毁，有待继续寻觅。

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俞鸿钧，曾问他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筹思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8月13日）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及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调查，而都不了了之。最近逐渐浮现的《大溪档案》的电子档中，黄金的数字，除了一笔约60万两的秘密军费黄金（第三批）外，大致都有记录，包括先父在厦门的军费黄金，但没细账。外汇与银圆的资料尚缺。关于密藏的军费部分，先父因与央行的"军费草约"的规定，为蒋介石守密，背了黑锅。如此残缺不全的记录，自然无法让海峡两岸老百姓满意。

对国民党政府而言，俞先生是有功的；但对绝大多数因金圆券贬值而受害的中国人民来说，俞或有过。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将此金圆券的准备金（部分剩余的）回馈中华两岸，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蒋介石对先父吴嵩庆为什么这样倚信？先父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军需署长达15年（1947-1962）之久，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段期间所管理的军费数目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困的时期（1948-1949），中国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前面已提过，蒋信任他，但他并非"内廷的亲信"，因为他做人有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由于这点原则，曾"顶撞"过蒋（替蒋的政敌白崇禧的部队领过银圆，又"违旨运黄金"到广州），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总统，后又"过渡"为"总统"）、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应做的工作做好。以下简单地介绍他的一生，让读者来决定，蒋介石是否知人善任。读者或可从他一生的经历，为个人安身立命作参考。如果因此 而改变为积极奉公的人生观，也是笔者所乐见的。

笔者祖父是读书人，教子极其严厉，使先父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及天下为己任的宏观。祖父以兴义学、排危解难为乡人称道，要求其子正道为"公"，从大处远处着眼，不斤斤计较眼前得失。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笔者不是想过分"捧"自己的亲人，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一生为公、冒险犯难的行谊及所做的许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的高潮时，他竭力为亲共左倾的许多位入狱乡亲作保人，当年不但轰动镇海县城，也传到了沪上，至今还为乡人所乐道（小港信息网，宁波北仑教科网），这些事从未听他提及，直到近日笔者才在网上知悉，这说明他只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顾自己的得失损益。他进教会学校之后，更增添宗教里爱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笔者于2009 年8月在本书校稿之际，查到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市北仑区文联在2008年9月12日组织为戚家山名人投票，祖父吴吉三被乡人推荐为001号，并介绍他生平如下，可作上文注解：吴吉三（1874-1936），名企唐，号梅香，戚家山青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因府试未中，又目睹清廷丧权辱国，受维新文化思想影响，遂绝意仕途，专心于家乡教育及公益事业。以自家西轩为教室，招集族中及近邻子弟读书。三十二年（1906），以自家积泉庵之产业为经费，呈请镇海县署批准办学，定名青峙学堂。次年，青峙学堂开课，自任校长。三十四年（1908），得族叔吴正訚等人资助，在村东石子滩新建校舍，取名七星延陵学校。后为解决办学经费，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千金作为学校经费。1940年，日军侵犯镇海时，学校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校舍由其子嵩庆（即先父）重建，改为青峙学校。1989年5月仍复原名。办学期间，耗尽家财，但矢志不渝，临终仍嘱咐家人办学救国。吴嵩庆继承父志，接任延陵学校董事长，继续办学。先父一生奉行一个字，就是祖父教的"公"字。不是为了"公"事，我一位早夭的妹妹也许今天还活在世上。除了"公"以外，据我看，先父还奉行一个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为他早年追随了蒋介石夫妇，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到底，即使在蒋最失意的时候，那就是1949年1月到次年的3月，蒋只剩下一个失败党（国民党）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圆，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

2008年秋，笔者从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得知，蒋在1947年底调先父入（南）京时，已对国民党军队"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实"发饷人数，也就是把民国以来军中最令国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恶习纠正过来，但谈何容易。直到去台湾，先父与他的财务同仁才能点名（核对照片）发饷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蒋交办的任务。

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1.4亿美金的话（当时一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一市两则为55美元），那先父经手的"军费"就在2 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笔者曾经见证了三件事，可与读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笔者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分数考得颇高，可进当时最热门的台湾大学的所有学系，但差一分进我的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全台最高录取分），那时高雄医学院医科已开办，如我填的话，可能是前几名，但这所私立医学院学费是新台币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无法负担，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绩"进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债去完成学医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出国留学，先父向蒋经国借了1500美金做旅费及生活费，不到一年母亲来信，说被催还此款，幸而当时我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有奖学金（每月200美元），省吃俭用，刚好够还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笔者赶回台北料理父亲丧事，亲自经手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万邦公司）任董事长的收入，他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积蓄，这不到800万新台币就是我母亲赖以维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后以百岁高龄去世。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 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得菲律宾著名于亚洲的麦格塞塞奖。1972 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说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他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在抗战胜利后我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舜畊，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6 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教育部）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 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 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 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动乱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 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迫害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1971 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 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 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变中国》）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粖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攒营，使他不快）。第二，当王东公调任湖南主席，万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辞呈，并面报武公表示坚决。武公向委员长报告时，委座说："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余各厅处可随便更换。"当武公归来告诉我经过时，使我对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层不可磨灭的感戴！他除当财政厅长外，也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他与湖北人相处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职中，"与议会也相处得不错。第一月初到差时，曾遭若干位围攻炮轰，以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形，从不曾再对我有不礼貌言词，有时且替我辩护"。［按：先父由重庆去湖北任职时，途中被匪抢掠，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中国土匪》，2008）］

先父当了近三年的湖北财政厅长，笔者曾记下：他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这些小孩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一个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当时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记得那时他是学校的明星，周围都围着捧月的众星。有一个镜头印在我脑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只圆形的大表！到笔者有一只表时，已是十余年以后了。多年后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夫人因为儿子在美国并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湾养老，大叹美国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园里曾见到过的少年同学，真是人生如梦呀！

到1947年底，父亲又被召回军中，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那时的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推荐先父出任。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先父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祸尤未可知，就赶上国共内战，将蒋托付央行的大部分资金带到台湾。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会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飞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军总司令）与蒋经国，在办这件公事时：周嘱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里海边）已陷也，回告妻儿（作者是幼子，也在里面），均愿赴台，因托仲谋洽机，余赴央行洽事，一时半回，则室已空。因赶往机场送行，俟三时起飞后回。显然先父这次来沪跟提出央行最后这第四批金银作军费有关，也因为这一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周总司令，使包括当时在上海念小学的笔者在内的部分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先父"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王东原将军评父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他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后，父亲也觉得"……事之缘，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沪，则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于彼矣！"（这是他5月28日于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记下的，同时也提到两周来他体重掉了11磅，并于前一日昏倒过。）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日，以后他工作的重点就只在金马台澎了。

1949 年底，先父乘载台北运成都5万两黄金的回程机，带领几位共危难的同事，包括董德成、叶良光等，飞到台湾。这些人，从另一立场看，都是国民党最反动的顽固派了。事实上，他们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到了台湾，在两蒋的领导下，与台湾百姓齐心把台湾建设成令人称羡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1950 年1月8日蒋介石日记："朝课毕，见吴嵩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蒋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不核实、军需腐败是重要因素，改革军中财务任务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记："上午随关部长（吉玉）、徐（董事长）柏园、严厅长（家淦）、任厅长（显群）及陈次长（良）于11 时进谒总裁：1．一月份军费照给；2．军额减为80万人；3．军饷应直接发到官兵身上。"蒋又提核实部队人数，撤退来台湾的军人应在百万以上。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中间（1950年4月）出任军需署署长兼管经理署，总的还是管军费。蒋介石实在换不出别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于职守，即使不升官也无怨言。笔者出国的那年（1964年），他届龄从军中退休，去当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唐荣）担任董事长。

刚到台湾，财务署实行补给到团，即点名发饷，立刻把大陆吃空缺的陋习从军中扫空。但先父同时发现：

各部队自大陆撤退以来，多多少少总有些亏空（垫付款），过去可寅吃卯粮；现在军费不再经过军师部，对过去亏空无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队查明，是项亏空共有 104万元（新台币）。当时任君立刻起来报告："吴署长所说的必是实情，为使部队长安心工作，此事必须予以解决，我负责筹款。"蒋"总统"（介石）即席指示照办。各部队长觉得这样痛快解决问题，非过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欢声雷动，无不竭力拥护补给到团的核实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整顿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位任君就是任显群，是位有担当的台湾省财政厅长，后来为追求京戏名旦顾正秋得罪了蒋经国，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记下颇有意思的有关两颗台湾政坛新星的评语："晨访任（显群）严（家淦）二君，任锋露、严稳狡，各有千秋"。看来先父还是比较欣赏锋芒毕露的任显群，能做实事，解决问题；而严则会玩政治。此当年台湾省先后财政厅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任后锒镗入狱；而严则一帆风顺，"贵"至"中华民国总统"，继蒋介石。人之一生命运为其性格所铸成，在此再得佐证。先父则觉，在人事应付间，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蒋老先生赏识信任，一生唯以"廉洁"二字相报。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给各部队发给特支费的制度。那时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时间多，分访各部队长征询意见。有一次到嘉义75军，晚间与叶军长、罗师长闲聊，叶说："现在军长无法干了！"问何故？他说："军长现在每月特支费为180元，可做什么用？从大陆撤退来的旧部，我们每人都很多，经常每月总有几个来找你；现在编制确定了，人事稳定了，不能随便补人。有人来找你，总要请吃一顿饭，送一些旅费。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从知道你做军长的苦处。昨天还有一个人来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掷跑走了；你看气不气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适逢（"总统府"）财经会谈，就把这故事简单地报告了。当时任厅长立刻起来又支持他说："吴署长说的对，部队长需要有一些特支费才能办事，我负责每月筹100万元，请他去分配。"蒋"总统"指示照办。当日，他即通告预算局将此特支费妥为分配，呈请核定后拨发，军长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决了军中一个难题。所以，当年在部队中，先父有"财神爷"之称。因为他经常去访问部队，解决其随时发生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不久，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他回忆往事，在执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怀念他老友任显群之贡献，任的功劳应是不可磨灭的。

他同时要与美国顾问打交道。军需署共七位顾问，许廉夫中校（Lt. Col.C. Shreeve）为首席，是他对手，时常偕同出去访问部队。……许认为要提高部队士气，必须先使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他提议士兵副食须增加每天黄豆二两、每月鱼肉各一斤，连同原有的油盐配给，方能足够营养；至于军服，第一年冬夏各发人字布服装各贰套，以资替换，并发棉背心加活动袖子一件，以后每年发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请示"总统"，蒋老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军械要请美国人支持，至于吃穿应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对许顾问所提的办法，原不想再予进行，但是许坚持非这样办不可，那时已做成计划，只等待先父签字，最后得到中美双方核定。他犹忆这一方案的经费，"占了那一年经援的大部分，但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实有极大贡献。那时，要增加每月军肉鱼各一斤，供应七十万大军，实在不是一件易办的事"。（按：初抵台湾，经整编后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先父记下 1950年3月31日总统府军事会议上曾提到的，空军82000人，海军43000人，陆军575000人，合计70万。而1月21日日记则为80万，两个月缩编了10万人。）

蒋介石不想要美国人涉入国民党军队补给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国人就是喜欢利用顾问补给，进而控制盟国的军队，然后以容易受它控制的军人发动政变，设立它心目中的"民主"政权。美国在南朝鲜、南越都以给官兵发饷为饵，控制军队后，发动政变。50年代，美国早已想在台湾如法炮制，给国民党军队发饷，为蒋所拒。美国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质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么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当时他身边还有精明能干、饱经忧患的蒋经国。

这里又想起半世纪前的"5·24事件"。1957年刘自然少校被美军雷诺上士于近距离枪杀，2个月后美军判雷诺无罪。台北爆发群众暴动，美国"大使馆"及新闻处被侵入，据说是蒋经国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国在台的情报活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被监视器拍摄到。而所搜到的情资里，就有美国扶植台独等证据。可以想见美国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蒋经国要显点颜色给美看。后来倒霉的是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他那时被内定为联勤总司令，已经开始做接任新职的准备。先父是联勤里最资深的，我们父子曾被邀请去他家，在台北宾馆斜对面，蛮宽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结果，他当然是空欢喜一场，被撤职，连卫戍司令也当不成了。

在50年代军需补给、军饷等对台湾在大陆失败后，对军民心的安定颇为重要。此外，先父又筹设军中储蓄业务。此办法初拟设立"军友银行"，有很多人不赞成，拖了一年多，但由于蒋介石的坚定指示，方在1959年2月定案，成立"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军中每人都受其惠。当时对"军友银行"的设立，反对最力的就是财经界的人，包括陈诚在内。部分原因是：先父与蒋经国是患难之交，不受陈诚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洁，也是财经界人士所担心的。

1964年8月他从军中退役，当时蒋经国有三个工作让他选择：第一是农民银行总经理，其次是辅导会副主任委员，第三是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第一个工作应是最好，薪水最高，如为晚年家庭及个人健康（他有糖尿病）着想，退役下来，应该轻松点。董事长竺枝珊老先生是蒋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诉父亲，再过两年他就退休，让出这农民银行董事长的位置给父亲，这本来是最好的抉择。我那时正准备出国，除了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自己身无分文，如前文所述，机票钱还是从先父向蒋经国借的1500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劲"又犯了，选了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到那"恶名昭彰"的唐荣。他曾回忆道："但调职前消息早已传播，亲友闻讯都来规劝，绝对不可以去管这一烂摊子。后来竟成为事实，心中未免有无限感慨，特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按：同时他也拿"断"军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领了新台币10万元，当时值美金2500元，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 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规劝行列"，在忙着办出国手续之际，特别搭乘公交车远道从台北市"东门町"到石牌荣总去看他的糖尿病医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帮忙劝阻。当然，这些功夫都是白费！从1964年他跳入了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七五高龄退休，他对得起高雄人，对得起台湾老百姓，也对得起唐传宗（创始人唐荣的公子，据说还了他8000万），但对自己家毫无裨益。他在12年中，最初几年没拿薪金，去世后，才知道唐荣公司连个人寿险都没有替他买，也没有退休金。

他接手时，唐荣全部资产6.5亿新台币，而负债总额超过资产2000万（6.7亿余元），利息负担沉重，每月债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月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接掌后不到半年就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同时，他筹建新厂，第一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要务。……厂的经费，系自日贷中拨300万美金，这要感谢当年经合会李国鼎先生的支援。至于台币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转金内流用，也要谢谢周厅长宏涛（省财政厅）先生的接济。第二为中兴合金钢厂，是奉令办理的，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至1972年5月21日落成。所需美金360万系由日贷内配拨，台币款一亿六千余万由国防部项目指拨。此厂为国防部所有，由唐荣代建代管代营，现已拨并于台湾机械公司。我现保存一份上总统报告书，蒙批"复悉并嘉奖"。此合金钢厂，主要是制造炮管用的无缝钢管，是与日本三菱合作，据说当时曾有炮管外销到中东的盟国约旦。

同时，他也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并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与铸机厂。与1964年比较，唐荣钢铁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负债2000余万，到 1975年底反而累积资金3.2亿。钢锭产量由月产7000公吨，提高到1.5万公吨。此外，炼钢电炉和轧钢机，也是除旧换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年 3月是他告别唐荣的时候，在海外看到新闻，他的继任人不到一两年已卷入某项弊案。国民党里的一些人还是没有从大陆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但至少有贪污嫌疑者被抓出来了。

在唐荣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钢铁工作以外，还热心于教会工作，曾任"基甸会"会长，负责"军官团契"；以及老人福利事业，曾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竞选中击败美国的代表）。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湾到海外访问，都是他分内的且与政治没什么相关的活动。

在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之前，大概是1973、1974年，笔者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俩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在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他告诉我，前些时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学，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三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就知道他们都还很好地活着。同时，他把一次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孩子们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带来了长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当然，二三十年的隔绝，能见到信也很好，但是总不及实地见面更好。

父亲并告诉我他已向（当时任"行政院长"的）经国先生报告过了，蒋没讲什么话，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以后十多年，先父还是经常出入台湾，参加国际钢铁、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项活动与会议。蒋父子对他还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讯，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这要感谢中共这次小小的统战。

这里又想起另一次中共统战（或宣传），那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亲戚来告诉母亲，说是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台的广播，是我祖母在呼唤，要父亲"反正"回归。在父亲的记录里，1948年4月他曾帮助一位同乡长辈"筱香叔"在上海取得电台执照，他感觉"很后悔，不应循私"。大概就是从这个电台来的广播。1949年初在上海，母亲和我还应邀去电台吃过茶点。记得是在一个大厅里，有歌唱表演。台上就是播音室。

1976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他坚持退休。原先创立的"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1966年成立的，负责执行同业间外销合作公约，当时越战正是火苗旺盛，需要钢材甚多，为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外销，才制定合作公约。父亲由于大家拥戴担任董事长已11年，原是尽义务的，此时他退出唐荣，"中钢公司"决定给他一笔车马费，"以维持生活"。（按：很奇怪，先父在唐荣任董事长11年多，居然没有一点点退休金。"中钢公司"后来倒闭，连以母亲名义投资在里面的钱也失去了，但得蒋经国的帮忙，其他股东的钱都还清了。）

从退休到1991年过世，他在最后15年担任一家焦姓老板的私营公司的董事长。此外，他于1979年创办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这原是一位已故教友韩时俊长老的一项遗愿，为年老传道人建一退休之所，其哲嗣韩伟（首任台北阳明医学院院长）秉承遗志，将治丧余款12万余捐赠以作倡导。父亲自己尽力捐助，到1981年捐得新台币1000万。但此戋戋之数，实难以觅地建屋照顾老人生活，经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55号三楼设立"松柏之家"，以作老人康乐教育休闲为主。另设立松柏学苑，邀集学有专长者教授老人语言、法律等方面的知识，笔者也曾应邀讲授医学新知。这个"松柏之家"是法人机构，由董事会管理。

在此之前，他也创办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沪江中学，那是 1958年邀集沪江大学同学会在台湾校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担任了前三届八年的董事长。当年为购地建教室真是焦头烂额，到处做不受欢迎的劝募者（后来我替他设立一个基金，才知道要人捐钱的困难），最后占地一万坪的沪中在景美出现。他在1966年把建校所有债款筹措清还后就"功成身退"，辞去董事长职。由于台湾工业起飞，地价大涨，千禧年去访问时，学校基金充足，当时任董事长的不但有美奂美仑的宽大办公室，还有学校供给的轿车与司机，但这些他在世时都没有享受到，只有一栋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嵩庆楼"，巍然矗立于校园中。笔者曾带妻女去参观松柏之家与沪江中学，希望在美国生长的下一代知道她们的祖父，为中华大地、退休老人及下一代无私地献出了他一生。

他的晚年生活并不宽裕，去世后他身边全部的存款，已于前述，约300万新台币（加上 90万的奠仪与人寿险）。1991年台湾已工业化，生活程度普遍提高，这不到8万美元的积蓄，实在让他没有安全感。30年的（军）公务员生涯，去唐荣时，如前述，为表示与全体员工共患难，一次拿出退休金10万新台币，就与军人退休金绝缘了。到1990年左右，如分月拿退休金的话，以退休国民党军队中将，一个月就差不多有10万元了。也许他太信任国民党政府，没有想到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辞世，经国是比他还年轻近九岁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先他而去，如周作人所说："人以寿辱"，他的确活得够长了。虽然李登辉那时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政府已不会记得他，只有自求多福了。他去世后，我在书房锁着的铁柜中找出一个空信封，是我寄给他最后一个生日的挂号信，除祝他生日快乐外，还附有美金1000元，这现金显然使他感到温馨，也说明，老年人到这年龄是需要经济上的安全感的。可惜我这拿薪水的医学院教授，有家有小（幼稚园年龄），能力也仅限于此了。这就是当年经手全中国中央银行国库大半金、银、美金外汇的老人。

他是在1991年9月25日由大陆经香港，回台北当晚就过世了，当时要营点像样的墓地至少要百万了，幸而有蒋纬国做联勤总司令时在台北东北面五指山上建了国民党军队公墓，要得过两个勋章以上、有功的将校和尉士官才能入葬的，我就赶着去办，得以顺利地只化了少数费用就入葬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还颁了褒扬状："总统"令：

除役陆军中将吴嵩庆，志虑忠纯，清廉耿介，壮游巴黎，学有专精，迭膺军政要职，夙昭令绩，于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联勤财务，军需署长及副总司令任内，建立制度，支应军需，协助建军备战，厥功至伟。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应变有方，勋遒益懋，嗣后主持唐荣公司，创办沪江中学，致力国民外交，推展老人福利，亮节高风，允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荩。

这里所述，言简意赅，倒是实情，尤其是"大陆易色，抢运库存军实，稳定基地金融"，就是指把国库金银作军费，作为新台币准备金的一部，以"稳定基地金融"，除了黄金白银外汇，还有什么可以稳定金融呢？这比蒋老先生给俞鸿钧的褒扬状要写得清楚多了。俞的是："……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当然，虽没有提什么库存金银，但为国家保存了什么"元气"，可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呢？当然这也是隐约地指黄金，只是更含糊一点。

父亲的这张褒扬状是前北大教育系主任、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同志、先父留法老同学吴俊升老先生写的，吴老告诉我是他与王东原将军及查良鉴三位"特任级"官员联名上书"总统府"申请褒扬令的。父亲在这里也清清楚楚地留下了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参与国库黄金银圆及外汇运台的铁证，李登辉后来想否认，看到这个褒扬令也不再申辩了，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那是2004年，我曾在电视上公布了这张褒扬令，他虽然汉文基础不是很好，总应该看得懂自己签发的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