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


《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稿酬全部捐獻給“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以增進兩岸交流、人民教育為宗旨。
　　他在父親逝世多年後無意間發現其留下的絕密“軍費日誌”，於是開始了十餘年探尋真相的歷程，其間他發現了驚人的“秘中密”——蔣介石隱藏的軍費黃金，深鎖在廈門城外風光秀麗的鼓浪嶼上的一個地下金庫里，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與蘭州的作戰。而深獲蔣介石信任、負責經手管理這秘密黃金的人，不是黃埔的嫡系，而是作者的父親——一位有抱負、有操守的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生吳嵩慶，當時擔任中將財務署署長，管理軍費。作者以細膩剖析的筆法，讓證據說話，把1949年上海國庫黃金分四批運台灣事件的來龍去脈首次忠實完整地還原在讀者眼前。
　　大陸黃金運台事件親歷者吳嵩慶之子吳興鏞博士首次向兩岸人民完整披露60年前真相，發起創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以增進兩岸交流與人民教育，共創黃金般中華世紀。　　
作者簡介 · · · · · ·
　　吳興鏞，系“蔣介石的總賬房”、親歷黃金運台重要人物吳嵩慶之子。1939年生於四川，原籍浙江鎮海。1963年畢業於台灣大學。 1972年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自1991年升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正教授至今。從事甲狀腺素代謝研究36年，有專書、專利及論文多項。2007年著有《黃金檔案——國府黃金運台1949年》一書，頗受好評，被稱為有關黃金運台“最詳盡客觀的著作，是近代史必備的參考書”。
"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試讀 ······

筆者由於家境寒素，經過漫長崎嶇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國完成習醫素願，專心醫學教育與研究三十餘年，對政治是敬而遠之。但歷經亂世，負笈國外數十年，對中華文化、歷史及未來卻是十分關切的，這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台灣的海外留學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灣探省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陽路或台灣大學對面的一些小書報攤上總想找到一些大陸和在台灣當地遭監禁過的作者寫的值得一讀..

筆者由於家境寒素，經過漫長崎嶇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國完成習醫素願，專心醫學教育與研究三十餘年，對政治是敬而遠之。但歷經亂世，負笈國外數十年，對中華文化、歷史及未來卻是十分關切的，這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台灣的海外留學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灣探省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陽路或台灣大學對面的一些小書報攤上總想找到一些大陸和在台灣當地遭監禁過的作者寫的值得一讀的"禁"書，偶而也翻翻有"文化太保"（按：太保一詞，在 50年代的台灣是指一群愛滋事、耍流氓的中學生）之稱的李敖寫的書。李跟筆者台大同寢室同班的好友王尚義（60年代台灣校園文學名作家，去世於1964 年，年僅27歲）相熟，並與王的大妹生了一位女兒。看看李敖的書，也是想知道有沒有關於王尚義的故事。有一天翻到一本李敖編的《蔣介石研究》，不料卻看到一整頁先父吳嵩慶的肖像，並稱他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說先父是除俞鴻鈞以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後"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台灣的重要人物。該書資料僅是引跟隨先父三年的一位湖北人詹特芳在大陸發表的一篇文章，詹在1948至1949年當過先父的機要秘書。

看過《蔣介石研究》後，也僅是暫時埋在腦後頭，筆者在海外的醫學工作實在太忙，除臨床、教學外還做研究，每天工作時間長，哪能顧及父親過去所做過的事。更何況父子相聚時短，他從來不談公事，所以也沒有問過他有關的事。

只是有一年，大約是1990年，洛杉磯的一位記者朋友陸大聲湊巧也在台北，一天請他來家早餐，介紹跟先父認識。陸是見識廣的記者，對近代史的人與事都嫻熟於心，臨行前提問先父："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先父略遲疑後斷然說："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父親第一次回鎮海老家探親兩周，返台北當天即逝世，享年90。母親當年91歲，身體欠佳，我即星夜趕返，在準備喪事及等候大陸幾位兄弟來奔喪期間，母親指着書房的先父手跡說："快把這些寄去美國，由你保管吧。"那時海峽兩岸剛開通不久，她考慮到父親早些年的工作多少牽扯到國民黨政府的機密，他不止曾經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軍需總監達15年（1947-1962）之久，而且每周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府"軍事及財經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如果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兒子們看過這些資料，也會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至少會帶來些困擾。他們業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不該知道的事"為好。

辦完喪事後，回美國依然為生活奔波忙碌，轉眼到了1996年先父去世五周年的前夕，台北《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是先父老友，鼓勵我寫篇紀念文。在這前後我也看了他生前的兩本自傳《嵩慶八十自述》（中外雜誌社1981年版）及《嵩慶九秩散記》（1991年），裡面完全沒提黃金的事，於是就去翻他的遺檔，才發現他1949年的記錄，應是除2008年所公布的《蔣介石日記（1946-1955）》（斯坦福大學館藏）以外，記錄國共內戰有關軍費的日誌的第一手數據，是黃金"秘檔"。先父的記載與詹特芳的回憶相合，可以說詹在大陸沒敢亂說，也沒有誇張，這可能與新中國實事求是的精神有關，另一方面在"坦白從寬"的政策下，詹也沒有誇誇其談的理由與膽量。

1996 年9月筆者在《傳記文學》發表《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一文，率先提出上海國庫三批黃金運台的史實：俞鴻鈞經手在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1 月3日，用海關船運出上海的260萬兩為第一批；先父掌管的99萬兩軍費黃金為第二批，1949年1月里用軍艦先運至廈門；5月，解放軍逼近上海，湯恩伯又取走20萬兩（或40萬兩），是最後一批。但是，筆者在過去的一年裡又發現新的一批，那是1949年2月7至9日用軍民航機運去台北約60萬兩的黃金，在時間上應是第三批，5月上海解放前的最後一批就是第四批了。這第三、四批也算是軍費，但是第二、三批黃金是蔣介石不想讓"代總統"李宗仁知道的軍費秘賬，沒有公開支出記錄，僅有《大溪檔案》的略賬（"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有別於第一、四批及以後1949年8月從美國運回的第五、六批，在兩岸的"中央銀行"及蔣的《大溪檔案》裡明明白白記着一筆筆的支出）。這裡當然牽扯到當年國民黨內部的鬥爭。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裡，國民黨政府也不斷用商船軍艦運出大量白銀及銀元，總量在3000噸以上，連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上也裝有30萬塊銀元。1949年後半年裡，"嫡系"國民黨軍隊的薪餉就是發銀圓與黃金。因而，筆者也提出白銀（數千萬以上的銀元及近億兩的銀錠）及在國外新鑄的銀圓，在國民黨政府軍費及國共內戰時所充當的重要角色。

紀念先父逝世五周年一文發表後不久，又幸得機會訪問了先父舊屬李光烈，他在1949年奉派去廈門鼓浪嶼負責提調軍費黃金銀圓，用一本密碼與先父單線聯繫，也是詹特芳提到過的人。筆者1997年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上海中央銀行黃金從廈門轉運台灣的補充及一點建議》，此"一點建議"就是提議台灣當局，以部分運台"剩餘"黃金所值的利息，來設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主要為增進兩岸善意互動，也對大陸許多由於這些"現金"運台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徵性的"補償"--此"現金"是當年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同時，也切望當年的直接受益者，如以大量此黃金及外匯為開辦費的私營企業台灣《聯合報》（含美洲《世界日報》）能出錢出力，共襄盛舉。

李光烈後來又接受香港《亞洲周刊》訪問，並被北京《參考消息》（1998年5月1日，如圖1.3）轉載，此為繼李敖、詹特芳之後，先父經手的黃金軍費部分更廣泛地為國人所知。文中還提到， 台灣"中央銀行"的負責人承認，當時台北的文園國庫尚存有大陸運來"剩餘"的黃金近100萬市兩，占總庫存量的百分之7.99（如圖1.3中的文末）。

之後，筆者又訪問了當年代表"總統府"，在台北把"剩餘"軍費黃金，於1949-1950年兌換為新台幣發作國民黨軍隊軍餉的趙志華，並發掘出此軍費金銀也曾提作蔣介石下野期間（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從溪口、廣州、重慶、成都到台北的"蔣介石總裁辦公室"的經費，這裡面還包括了蔣在1949年七八月里訪問菲律賓季里諾總統與南朝鮮李承晚

總統的費用。於是我繼續寫了《從一張借據說起--談上海中央銀行黃金運台後的流向及引退後"蔣總裁辦公室"的經費來源》（《傳記文學》1997年12月）一文。由於趙志華往來"財務署"及台灣銀行，也導引筆者對運台後這筆黃金的流向開始注意。如全是用於正途，奉於公眾（如作軍餉、政費、買軍民糧食），也可給兩岸人民一個明確交代及一點安慰；但如是假公濟私（如作《聯合報》的開辦費），也只能秉筆直書，給近代史留下真實記錄。

至於對這些國庫資金數量的追蹤，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濤，他曾在國民黨政府關鍵時刻（1943-1958）擔任蔣介石"總裁"的機要秘書。2003年他把在"侍從室"的資料交給一位職業撰稿人，出版了《蔣公與我》（天下文化社），把大溪的《蔣中正檔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檔案》，現收藏於台北"國史館"以下簡稱大溪檔案中有關國共內戰時的重要事件，包括財經方面，擇要公諸於世。書中特別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從奉化飛上海，去傳達蔣總裁的指示，將上海央行黃金及其他資金"運至安全地區，以免落入解放軍之手"。他在外灘的央行從劉攻芸（繼俞鴻鈞任央行總裁）處得知："……目前全國黃金存量，運到台北260萬兩、廈門90萬兩（按：經財務署細點後才知是99萬兩），放在美國38萬兩，上海僅存28萬兩，承兌支用40萬兩……此外還有數千萬銀元。"這就是當年央行國庫賬面上的總共456萬市兩黃金和大致儲存地點。（俞鴻鈞1949年1月28日給蔣的一封密電里記載的，較劉所說的黃金量要多14萬兩，即470萬兩）周的任務在1949年2月8日及10日兩天的《蔣介石日記》裡都有記載。運到台灣的數量總結於表1.1。

表1. 1 《中央銀行檔案》與《大溪檔案》記載黃金量 對照表

黃金(批次) 注① 年/月/日

(由 /運到) 中央銀行檔案

(市兩/噸) 大溪檔案

(市兩) 備註

第一批 (1) 1948/12/1

(上海/基隆) 200.4萬兩/62噸 200.4萬兩

(圖1-5) 《中央銀行檔案》南京二檔館藏

(2) 1949/1/1

(上海/廈門) 57.3萬兩/18噸 《中央銀行檔案》南京二檔館藏

1949/2/7

(上海/台灣) 55.4萬兩，

注 ② 飛機運台

第二批

1949/1-2

(上海//廈門) 90+萬兩/33 噸

(國軍財務署點收

99萬兩) 注③

中央銀行總裁報蔣介石總裁 (1949 / 2/8) 及《黃金軍費密檔》(吳嵩慶/詹特芳)

第三批 1949/2/7- 2/9

(上海/台灣) 60萬兩

(20 噸，作軍費)

注②③ 宋子文、俞鴻鈞密電，《中央銀行檔案》，以軍機民航機運

第四批 1949/5/19 - 6/5

(上海/台灣) 19.2萬兩

(《中央日報》宣稱是40萬兩) 19.2 萬兩 《中央銀行檔案》南京二檔館藏，以軍艦105號登陸艇運送

美國 - 38.0萬兩 中央銀行總裁報告蔣介石總裁 (1949 / 2/8)

(第五批) 1949/8/22 (美國/台灣) 9.9萬兩

(第六批) 1949/8/30 (美國/台灣) 9.9萬兩

1950/9月 2.3萬兩 業庫、銀圓券準備金

1.9萬兩 日本賠償(另銀18噸)

合計 - 464.9 - 486.7

萬兩，注④⑤ 299.1

萬兩 兩檔案數量差別主要在絕密軍費黃金第二、三批

註：① 從上海運黃金到台灣共分四批，如包括美國兩批則為六批。

② 《大溪檔案》2月7日的黃金是第一批，不是第三批里的，主要基於央行總裁劉攻芸在2月8日說："運到台北260萬兩……"這是廈門運台灣的第一批里的餘數，不屬第三批；其次，劉還說央行還有68萬兩，這明示第三批的大部8日還在上海，不應在7日已進國民黨政府的檔案記錄。

③ 第二、第三批黃金，由財務署分別在廈門、台北保管，是蔣介石的秘密軍費，下野的蔣總裁可直接分配調用。

④ 約80萬兩用於國共內戰軍費（據《大溪檔案》電子檔"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是786540兩），但全部運台灣黃金全數約400萬兩（其中60萬兩又回運大陸，作國民黨政府8-12月的行政費用），另加共值350萬兩黃金之外匯和銀子，最後運存台灣"現金"總數約為700萬兩黃金之等值。

⑤ 1949年2月8日劉攻芸（繼俞鴻鈞任央行總裁）稱央行國庫賬面上總共有456萬市兩黃金。1949年6月27日財政部長徐堪報告蔣總裁，當時（6月24 日）央行各地存金為3829174兩（《大溪檔案》加上6月21日撥付台灣銀行80萬兩作新台幣準備金，總數則為4629174市兩，量較2月為多，或是因為廈門黃金突然在6月初多出了9萬兩。

2004年11月李登輝在新竹選舉時，有否認黃金運台的公開言論，曾吸引了許多海內外人士的關注，這當然是彌天大謊。筆者在洛杉磯招待記者，駁斥李罔顧史實的欄言。蔣經國的日記及其手撰《我的父親》一書中，明明白白地寫着："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但李登輝與一些台獨分裂分子的謊言也居然能混淆視聽，使人頓生"時不我與"之感，要趕緊把60年前的歷史真相找出來，還原給海峽兩岸的老百姓。

2006年11月《民國時期台灣檔案匯編》（簡稱《民國檔案》，由陳雲林主編）巨冊問世，促使筆者出版《黃金檔案》（台北，2007年），其中也收羅了一些與黃金運台無關的近作，書出來後，知道雖是孕育十餘年，但還是有些早產。2007年至2008年底，由美國兩次前往廈門，勘察黃金運送路線及鼓浪嶼島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三次去上海，查1948年至1950年的舊資料及外灘銀行建築群；一次去台北和南京（第二檔案館），尋求國民黨政府流落的檔案，特別是有關中央銀行運台金銀的原檔。

2008年7月下旬，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首度公開蔣介石抗戰後及內戰時期1946年至1955年的日記，此日記在胡佛圖書館原本的齊全性，遠非大陸或台灣的手抄本或分類本所能比。蔣當時是國民政府最高元首，日記里每日毛筆字的工整與坦率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見圖1.5），他是央行"現金"運台的原始計劃與推動者，尤其是"密藏"廈門的軍費金銀，先父是直接奉蔣之命令行事的。

不加入蔣介石日記的記載，任何試圖"解密"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政府的政、軍、經重大事件的努力，都將是" 隔靴搔癢"，國民黨政府資金運台灣及用於內戰，就是蔣在1948至1949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影響深遠，造成60年後今日的台海現況。

筆者於2008年9月駕車由洛杉磯北上來回十五六個小時，專程趨訪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蔣介石日記里多次提及先父，每次日期與先父記載相合。但賬沒有記，僅提綱領。作為國家元首，日理萬機，只會擇要而記，是必然的。筆者在本書中原原整整地呈現蔣有關日記與先父記載於讀者眼前，以供讀者及近代史的工作者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原始資料。

例如，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記（圖1.6）中有那天進謁蔣介石後的記錄，為"密藏"黃金軍費90餘萬兩作"最後之決定"的分配；查同日蔣介石日記：（在高雄要塞）"……見雷震、（林）蔚文、（洪）蘭友、許朗軒、吳署長（嵩慶）等解決各種問題……"比較之下，對運台黃金整個事件前後，蔣日記的簡略隱晦可見一斑，尤其是密藏在廈門的軍費黃金，更是"機密檔案中的最高機密"，兩岸的中央銀行檔案都在此"消聲"，不僅外界不知，連國民黨政府高層都"噤口不提"。只有先父在1950年2月2日的日記中提及在台北"立法院"軍費會議上"財政部"要提用此秘密軍費金銀時，感嘆道："……蓋保管款本屬機密事，現成公開。"最近在《大溪檔案》電子檔"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及《尹仲容與台灣經濟的重建1949-1953》一文中，出現廈門密金的支出總數是786540兩及撥款日期與數量，但無細賬。此總數與筆者2007年所估計的廈金支出為80 萬兩相契合。

圖1.6 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記中記有那日進謁蔣介石總裁後的記錄，為秘密黃金軍費90餘萬兩"最後之決定"的分配："① 渝築穗款43萬仍在廈；② 陝港款運台暫存；③ 餘15萬兩交聯勤，其中8萬餘為糧款，6萬餘為經費……"其中，"呈劉郭報告……"中的劉（攻芸）為央行總裁、郭（懺）為聯勤總司令

蔣介石1949年的日記里記載着許多有關財經的關鍵資料，如：

1月15日（下野前6日）：約見（俞）鴻鈞、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總勿使兩行外匯為後來者消耗於無形，略為國家與人民保留一線生機耳。

1月21日：本日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密告孫（科）吳（忠信）金融與外匯之處置與實數。對（李）德鄰實告其政治、軍事及人事之部署。（按：此日蔣辭國民黨政府總統職，金融實數里也應包括上文2月8日央行總裁劉攻芸告訴周宏濤的黃金量。）

5月19日：……督導青島之撤退與廈門存金之移動……

6月3日：……台灣改革幣制基金已經撥定，今後應以台灣防務為第一……鴻鈞、（劉）攻芸、嚴家淦來見，報告外匯、頭寸及台廈存金之支配，並指撥台灣銀行基金共計五千萬美金，此乃最主要之政策得以強勉實施為慰……［按：此基金就是兩星期後發行的新台幣準備金--80萬兩黃金（每兩以50美元計算）與 1000萬美元外匯，此原意為省的地方貨幣，已穩固流通了60年。］

蔣介石日記里的用詞如"存金"、"現金"、"現洋"、"現貨"、"基金"等，是指黃金、白銀及外匯，即國庫資金的總稱；另有國民黨軍隊"撫恤基金"，是1949年1月下野前夕，在南京撥給海陸空三軍的數千萬銀元。先父日記里有關"現金"撥為軍費案件則稱作："草約"、"手續"、"準備金案"及"絕密保管款"等。總之，巨額金銀以百噸千噸計、輾轉運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1949年國民政府面臨在大陸崩潰之際，此中國僅有的"現金"是萬方注目的，不止李宗仁代總統覬覦（蔣介石5月2 日日記："李德鄰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與財權"），美國也以此藉口拒絕援華（蔣介石7月3日日記："美國務卿問顧（維鈞）大使……'何以不用台灣存金'"）。更重要的是，這是國家貨幣"金圓券"的準備金，是人民大眾的財產，蔣就不得不隱諱其言，更要各位軍政"領導"絕對保密，尤其是這密存廈門的黃金，更是絕對機密。60年過去了，此聯結海峽兩岸的巨大事件，應該到還原真相和解密的時候了。

這些年，筆者也在美國、台灣、中國大陸及網上搜集資料並繼續訪問與運金有關的耆宿，有先父舊時同事，包括海、陸、空、勤及新聞、財經等各界人士，頗有新"出土"的史料，這裡要感謝許多位前輩與朋友的幫忙，當然缺失還是難免。本書把筆者十多年來追蹤國民黨政府"黃金檔案"真相及發掘先父的軍費"密檔"日記的來龍去脈，在"夕陽黃金之年"揮汗筆耕不綴，不容青史盡成灰，將此史實獻給海峽兩岸的百姓。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灘全面戒嚴。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樓）靠中國銀行一邊的客房。午夜之後，他向東望，雖在全面戒嚴下，從昏暗的路燈下依然可以見到岸邊的"海星號"，甚至護航軍艦；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挑夫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圖3.1）停靠在黃浦江邊上。做新聞記者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他憑着專業的直覺，就斷定所挑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裡，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便立刻從黃埔灘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用苦力運走"【The Soong Dynasty（《宋氏王朝》），Sterling Seagrave著，Harper Perennial，1986，第441頁。】

外灘中國銀行金庫

2006至2008年，筆者四次飛越太平洋來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及實地勘察外灘，首先為解一個謎：為什麼從舊黃浦灘路23號的中國銀行里，運出24號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

由中國銀行與和平飯店之間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國銀行之後院，答案就浮現出來了。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及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後院地下室的金庫里，現在有武警在外站崗，當然無法進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開放給一般民眾，我們沿着一個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開朗，有存戶在查看自己的貴重存物，玻璃門上寫着"遠東第一大庫"，"始建於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華的那一年。中央銀行的地下金庫應該是在同一層附近。就像舊時修機場，一部分作"軍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們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圖3.2 中為中國銀行（黃浦灘路23號，中間平頂），左側為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樓），與中國銀行有滇池路相隔，右側白色六層樓即原中央銀行（24號）

登上和平飯店樓頂，向東面望，就可看到黃浦江，現在是遊客雲集的外灘江邊公園，當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緝私艦"海星號"就停泊在岸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美盛號（或美朋號），在巡航監視。從江邊往西看，23號（中國銀行，17層）與24號（中央銀行，6層，第二次大戰時的日本正金銀行）之間只有一條小巷子，從和平飯店北樓上面是看不見的。所以，那晚挑夫應該是由中國銀行與和平飯店之間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邊的。

圖3.3 由中國銀行北旁門（今滇池路）進入銀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銀行的國庫所在

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的《華商報》（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

另據《中央銀行檔案》，幾天以後，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運廣州銀圓1000萬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從"金圓券"準備金里提出的，於12月8日利用淞滬警備部（司令陳大慶）夜間戒嚴時，以招商局的"海滬輪"運去廣州［《民國檔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頁）'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前向台北廈門密運現金一組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但沒被媒體、社會及一般民眾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運金行動，不只轟動上海，也震驚了全中國，長沙的湖南省參議會首先通電全國："這些金子都屬於全國人民所有，是三個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發行金圓券強迫收購來的，來自民間，作為金圓券的準備金，隨意移動會影響老百姓對金圓券的信心。"云云。上海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在中國銀行門前發生了震撼世界的黃金擠兌（Gold Rush）。國民黨政府在中國銀行以遠比黑市價格低的純金，有十百倍的利潤及保值，讓市民拿1000金圓券（每日牌價上調）換兌黃金1市兩，但每天限售 1000兩，先來先購，於是成千上萬的市民都到銀行外面去排隊。

黃金擠兌慘劇

據上海《大公報》12月9日記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於11月21日起開始辦理存兌至12月6日，（天裡）共兌出黃金15617兩（合金圓券10551萬元），兌出銀圓941341（合金圓券9413100元）……"上海《申報》12月27日刊登：各地"國行所兌出金銀，僅占庫存廿分之一"，如以庫存黃金400萬兩計，則兌出黃金全國為20萬兩。外灘擁擠成人海，讓舉世看國民政府的笑話，最後以擠死擠傷多人告終。

現在要從以下各點來試着還原歷史的真相：首先是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沒有黃金由上海外灘運出？英國路透社於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發表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的新聞是否可靠？若是事實，這一次到底運出了多少兩金子？由何人決定運出？其次，究竟由哪些種方式運出？從上海運到哪裡？

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之最初二三十年，對於黃金運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內，也絕口不提，因黃金運台的事情，從大陸民眾觀點來看是民怨極大的。為擁護政府，許多老百姓排隊兌換，據正式資料，由中央銀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兌了美鈔3400萬，取得黃金110萬兩及銀圓500萬塊，占全國70%左右。事實上，在以後第九章第五節中會提到，此顯然低報的黃金量占全國估計私人擁有總量的比例還是很小。

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金圓券（最高面值國幣為金圓券500萬元）快速貶值。以銀圓與金圓券的兌換率來看，到1949年1月，銀元從開始的2元金圓券換一塊銀圓漲到1000元兌一塊，到4月23 日解放軍攻進南京，已經超過1000萬元兌一塊銀圓。8個月來，通貨膨脹超過500萬倍，也就是說，如果家有100萬美金，換為金圓券後，8個月後，這 400萬金圓券，只能換回美金2角！而且，再過三個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錢了。這樣國民黨政府如何還能不失掉民心？ 廣東省（浙江、新疆、海南等地也曾印出地方銀圓兌換券）於1949年6月6日發行大洋票，以銀圓十足做準備金，用到10月12日解放軍進廣州。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穗都使用銀圓發薪水。但是100塊銀圓就重達27公斤，不是很方便。廣東省銀行發行大洋票填補這個空白。實際上使用不到一個月，因為7月2日國民黨政府又發行了國幣銀圓券，大洋票就失去了流通的價值，剩餘的就運去台灣，到2007年才在高雄銷毀，但這些大洋票先早已充斥於舊幣市場。

此外，當年參與金銀外匯運台灣的軍經人士都是替蔣介石總裁辦事的人，蔣曾千叮萬囑要守密，在台灣誰敢隨便談此事？但是，國外與大陸人士就可以儘量發表與發掘史實。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1868-1907），羅伯哈特信件集》，由費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編，由最後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監督，美國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書第30頁，他寫道：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除了海關的收入之外）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按：約260萬市兩）及120噸銀圓，從上海國庫轉移到台灣。這項記載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趙淑敏女士，她研究海關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國海關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給台北《傳記文學》劉社長（紹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說黃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當時國民黨政府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派軍艦，載運去台灣的。她不知那一說是正確的。現在，60年過去了，再來回顧此段史實，才知就如瞎子摸象，眾說紛紜了，其實都對（此書為讀者細道來龍去脈）。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見下）用緝私艦運的兩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吳嵩慶（當時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簡稱聯勤總部--的財務署長，掌管全國民黨軍隊費）經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後，約90多萬兩（大約33噸），是由海軍運去廈門海軍碼頭再轉鼓浪嶼，就是趙女士所提的"軍艦密運"，但時間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國航空公司）及軍機運的60萬兩到台灣是第三批；到5月運第四批的20多萬兩時，已是兵荒馬亂，上海外灘碼頭上全是準備撤退的軍隊，哪需要"密派"軍艦？

前中國總稅務司監督、美國人李度所提的80噸黃金，是否正確，是歷史上亟待證實的，首先要問誰有權把中華民國國庫黃金轉移庫藏地點？答案是中央銀行總裁，當然幕後是蔣介石總統在主持。1948年12月誰是總裁，是俞鴻鈞。他是那年5月接張公權（1947年3月-1948年5月）央行總裁位置的。這是俞第二次擔任央行總裁，請看下表：

表3.1 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歷任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與行政院長

中央銀行總裁 央行總裁接任時間

（開始於） 財政部長 行政院長

孔祥熙 1933年4月 孔祥熙 孔祥熙

俞鴻鈞 1945年7月 俞鴻鈞 宋子文

貝祖貽 1946年2月 俞鴻鈞 宋子文

張公權 1947年3月 俞鴻鈞 張群 (蔣中正)

俞鴻鈞 1948年5月 王雲五 翁文灝

劉攻芸 1949年1月 徐 堪 孫 科

俞鴻鈞第二次擔任央行總裁是1948 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憲國民大會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為正副總統後閉幕，該月底翁文灝內閣組成，以僅受小學教育、自修出身的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三個月不到，就發行無足夠準備金的金圓券，於8月19日深夜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的名義公布。其要點為：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據台北王紹齋等著《俞鴻鈞傳》（第174至180頁）：

……民國三十七年（1948）底，大陸軍事逆轉，局勢迅速惡化。10月，整個東北九省淪於解放軍之手，12月，徐蚌會戰失利……舉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便在這個國脈如絲，危疑震撼之際，俞鴻鈞鑑於上海中央銀行里庫存的黃金是國家金融命脈，唯一重要資產，因此他毅然決然的做了一個決定……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到台灣，以策安全。當時俞鴻鈞系以其親信幹部--央行秘書兼機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書處處長陳延祚分司內外勤工作。由他親自領導，組成了一個最機密的工作小組。由陳延祚負責對外聯繫交涉，調用海軍艦隻、部署沿途警衛、洽請實施戒嚴，安排駁運人手……內部，則在他的總裁辦公室後面騰出一間小辦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於斯，住於斯，撰擬、核可、繕校、用印於一切必要公文於斯，自始至終，足不出戶。第一批黃金起運之夜，軍方實施特別戒嚴，上海外灘一帶斷絕交通，行人車輛一律嚴禁通行。直到嚴密裝箱的黃金一一安全運上海軍巡邏艦，解纜啟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鴻鈞又在辦公室里焦灼緊張，繞室仿徨，惟恐解放軍攔劫，或是途中萬一有失。他一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後，終於接獲台灣方面發來的密電，所運黃金全部平安抵達。他這才長長的吁一口氣，如釋重負的到上海北火車站去搭乘火車。這時候，國庫存金已經有絕大部分運到台灣了。

……庫存黃金運送台灣一事，完全是俞鴻鈞個人鑑於時局逆轉，默察形勢，當機立斷，所作的一項重大決定。因此他在黃金安然運抵台灣之後，必須由上海連夜乘車直駛南京，向最高當局當面報告。……兩天后，上海第一大報申報出現了一則簡短的消息，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是什麼物資，一共運出了多少箱來？一概語焉不詳。至於把中央銀行錯成了中國銀行，那是因為兩行本來就比鄰而設，而且還共享一條巷子進出的關係。

此書是1986年出版的，蔣介石已於1975年過世，強人時代已進入末期。台灣繼任領導人蔣經國，糖尿病等慢性病纏身，風燭殘年，於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並開放台灣民眾大陸探親。在這種時代的潮流下，《俞鴻鈞傳》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陸黃金運台的敏感往事。

但是，這段記述中有些明顯錯誤，首先是俞本人單獨作此當機立斷的一項重大決定，這可能嗎？這牽涉中央銀行之外的其他獨立機構，像海關、陸海軍，以央行總裁有權調動嗎？其次，另項錯誤是並非由海軍的軍艦運，是用海關緝私艦運送，軍艦（"美盛"或"美朋"號）僅做護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黃金確如報載，是由中國銀行運出，是"俞傳"作者錯了。

此件極為重要的關鍵決策，若無當時在南京的蔣介石總統在幕後決策，那位俞總裁就實在是太"膽大妄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總裁，也是蔣刻意安排的！且看這一年的前幾個月蔣的行蹤及動作：7月18日，他頒布"全國總動員令"，表明"戡亂到底"之決策；9月27日，解放軍攻克濟南；10月2日，蔣巡視瀋陽，已知東北整個局勢惡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個華北也須做最壞打算；巡視完東北及華北後，到上海，10月8日召見俞鴻鈞及蔣經國，極可能蔣於此日已指示俞應做最壞打算。照前述，蔣日記到11月里已決定把央行大部黃金轉移"儲存地點"，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台灣。

之前，蔣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齡訪問台灣，於 27日在台北發表感想說："以台灣教育的普及，社會基礎的健全，三五年之後，必可成為中國之模範省。"雖是官方文告，可謂印象良佳，尤其中共打游擊出身，沒有海空軍的基礎，台灣海峽就可成為安全的天然屏障。

這種以台灣為未來國民黨政府之"復興基地"、逃亡之"避風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記里所說："縮小範圍……另起爐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蔣早在1948年2月已經以自己官邸衛隊中的親信官佐作為基礎的一支"台灣警備旅"，在台成軍（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原任衛隊副的王惕吾（後以運台黃金開辦《聯合報》及美洲《世界日報》）即擔任其中第二團團長。"台灣警備旅"在1950年普遍縮編的情勢下，反而逆流擴編為一步兵師［《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1958）》］。1948年11月初瀋陽失守，東北全陷，國民黨軍隊精銳的32個師完全喪失，解放軍大舉入關，淮海戰役開始。該月下旬，黃百韜兵團覆沒。11月28日，宋美齡飛美，爭取美國給予緊急軍事和經濟援助，但遭杜魯門總統之冷落（回顧她六年前也是同時節訪美在參眾兩院演說的風光無限，能不令人浩嘆？）。除戰場上失利外，蔣此時又緊受李宗仁、白崇禧為核心的桂系的壓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敵，他心知，央行這些金銀美鈔必須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點了。

至於運出的時間與國庫金銀的數量，就要從其他相關文件數據來做客觀交叉查證。從10月8日得到蔣的指示，俞鴻鈞已經開始做萬全的準備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資料為證。

2006年 1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公布之《民國時期檔案匯編》（以下簡稱《民國檔案》，2007年），包括一項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簽署：

謹密陳者：上周據台處沈代表祖同來局密洽，已奉鈞座密諭，向職局接洽移動庫存準備金項下之一部分黃金至台北存儲，當經面請鈞座核示移動辦法。奉面諭，此項移動之船隻，由沈代表及粵行丁經理負責辦理。職局應先將庫存內之黃金貳百萬兩，先行妥為裝箱，備運台北，由台處沈代表祖同負責妥密保管，並飭指派押運人員及長川駐台北協助沈代表照料庫儲者二人，讓沈代表指揮監督等因。自當遵守。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沈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准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台北。職局擬派一等專員兼出納科主任陳舜、襄理何驤、調撥科主任瞿錦波、副主任劉光祿等四員，陏艦押運。其中陳、瞿兩員因在滬職務重要，押運到達目地妥交後，仍即返局，何、劉二員擬屬長川駐台，歸沈代表指揮。監督服務。上項黃金俟裝出後，擬即在金圓券庫存現金準備下付出，列記寄存台處戶名列帳，並密報"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核審。所有奉命籌運情形，理合具簽呈報。是否即裝洽妥艦隻運存台及擬派押運或留駐人員是否允當之處，統祈鈞座核示，以便遵辦為禱。謹呈

總裁

副總裁

發行局密呈

卅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附註奉總裁批：照辦十一月廿九日

此處總裁是俞鴻鈞，副總裁是劉攻芸。此一關鍵文件其實部分引自《民國檔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1至 52頁）'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前向台北廈門密運現金一組資料'（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並有以下來去電文摘錄：

11月29日代電警備部，告知戒嚴時裝運人員活動地區，請加派警衛並協助（代總裁批發）。發電10784。

12月1日代電駐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儲、負責保管，並為協助辦事起見，派何襄理、劉副主任長川駐台。發電10783。

12月3日函警備部包參謀長送還通行證、臂章等件（陳副局長私函）。發文5771。

12月4日陳、瞿電復到基。

12月5日抵台北進庫。

12月 8日電告何襄理、劉副主任憑運送請單，另立紀錄簿記帳，並填制收付報告表寄局。發電10889。

以上檔案證實了美國人李度的說法，但不是80噸黃金，而是2004459市兩，是62.64公噸，連箱子也不可能將近80噸（純金是69美短噸或61.65英長噸）。箱子是774箱，平均每箱裝純金81公斤（約178磅，2600市兩），如每箱裡是六塊金磚，每塊體積只有650立方厘米（乘以純金比重19.32則近400市兩一塊）或15厘米長×10厘米寬×4.4厘米高，比一般磚牆的磚頭還小些。

這裡也點明，這些金子是"……金圓券庫存現金準備（金）"，還需要"……密報 '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核審"。明顯地，這批黃金是屬於全中國老百姓的國幣準備金，只是轉移"儲存地點"，大半流入台灣銀行及台灣民間，但也支撐了台灣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的經濟與軍費，其餘做了新台幣的準備金，穩定了新台幣，為開展台灣半世紀的經濟發展和起飛打下了基礎。到今日，台灣國庫還存有當時大陸運來的"原金"約100萬市兩。

此外，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原任稽查處長）回憶：

……午夜由上海裝載，當時整個外灘戒嚴，這批總數為二佰萬四千餘兩，由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裝載，並由海軍總部派"美盛號"護送，運至基隆登陸。第二批運走五十七萬兩千餘兩（按：約18噸），仍由"海星號"裝運，"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

此段李立俠的回憶，提到另外的572000餘兩（《遠望雜誌》1992 年2月1日），在1948年底前運離上海。這18噸已經包括在李度所說的海關緝私艦所運80噸黃金裡面了，運出上海時間是在1949年元旦夜（見下文《中央銀行檔案》），但從哪個倉庫運出，卻是一個謎，因為12月1日以後不久，上海灘的中國銀行日日夜夜已受擠購黃金的群眾所包圍。應是由也存有國庫金銀的滙豐銀行或四行儲蓄會的倉庫運出（見下文魏曾蔭的回憶）。

據李立俠所知，1948年12月31日，俞鴻鈞曾經向蔣介石報告：

…… 已妥運台北黃金2004459市兩。又運出黃金151箱，合純金572899市兩。銀幣1000箱，合400萬元，借用海關巡艦"海星號"裝運，前往廈門。

據留在大陸的李立俠又說：

……仍有從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黃金、白銀來不及轉運台灣，陸續存入上海中央銀行，待運台北和向廣州等地疏散……

查《民國檔案》季刊（1989年第2期，第69頁）"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向台北廈門密運現金一組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

謹密呈者：奉面諭應將現存準備金項下之金銀設法裝運廈行保管。等因。自當遵辦。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艦一艘，准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裝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美盛"艦隨同護運，職局派副主任劉華倫、魏曾蔭、李友仁及辦事員陳子豪隨輪押運赴廈，除劉副主任華倫及辦事員陳子豪擬即留廈歸廈門吳經理指揮，會同該行主管課辦理庫務外，其餘魏李兩副主任擬飭俟任務完畢，即行返局。再，查該輪須於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所裝金銀在元旦例假日無法做帳，且因本月決算關係，故擬即在本月職局庫存現金準備金項下付轉"寄存準備金帳廈門戶"。以上各節，是否可行，理合簽請鈞核示遵。謹呈

總裁

副總裁

發行局謹簽

十二．卅一．

此處提到"海星號"（按：記錄里，它由上海去過廈門一或二次）同時運18噸的金子及120噸的銀元，"海星號"的全載重最高為200噸，應該足可裝載據廈門的資料，這批金銀是短暫存在廈門的中央銀行的金庫，由分行經理吳本景負責看守，因是經由民用碼頭，運送時一個銀圓箱子跌破，而消息泄露，為新聞界知悉。

最近，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公布之《民國時期檔案匯編》也重複以上資料，黃金量都與李立俠回憶相符合。據台灣《大溪檔案》，稱在1949年2月7日有黃金555000兩運達台灣，時間與數量應是這572000兩的大部，但少了1700多兩。

這裡李立俠的回憶及俞鴻鈞1948年12月31日給蔣介石的報告（按：從上述《民國檔案》的數據看應是稍後幾天）是屬於第一批里的第二船次，俞向蔣報告"又運出 57萬多市兩"，先後這兩次共達2577000多市兩，也就是80公噸多，如用英制長噸，就是79.3長噸，與李度的報告完全相符：共運出約80噸黃金。這是那第一批由上海運出的黃金，分兩次由海關緝私艦運送，那57萬兩，應該是1個月內就由國民黨軍隊的海空軍運到台灣，即《大溪檔案》在2月7日運達台灣入庫。此與蔣介石下野前後用軍艦運往廈門的第二批、由先父經手的90餘萬兩的"軍費黃金"沒有混在一起，秘密軍費金銀經由海軍碼頭，放在鼓浪嶼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里，由蔣介石親信部隊看守，完全保密，其中大部支持大陸國民黨軍隊作戰。另外，如上述，那銀子也是由"海星號"同時運。海關緝私艦"海星號"那一個多月里一共跑了兩次，一趟去基隆，一趟前往廈門。可確定的是，1949年1月下旬以後，"海星號"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停泊在黃浦江，它的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政府運國庫金銀了。

李度所說的120噸的銀子，就是這1000箱銀圓了（4000塊銀圓或108公斤一箱）。收集民國銀圓的人都知道，每塊"袁大頭"（有袁世凱的頭像）重量在26.7克左右，如一塊銀元少於26.5克，則偽造機會很高。如果超過26.5克一枚，厚度又沒增加，那真的成分就高了。因為銀比銅、鎳、鐵都重（銀比重是10.5，銅、鎳是8.9，鐵是7.9，而純金是19.32），如以這400萬枚銀圓乘以27克，那麼 120噸的銀圓重量就出來了！所以，李度以他海關內的保密數據，在1975年已經告訴世人，由海關緝私艦在1948年底前後30多天已經運出上海國庫的金銀大概數量。

此外，美國的情報，也與李立俠、俞鴻鈞、李度以及《民國檔案》（2007年）所公布的資料相合。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49年1月28日晚10時收到上海總領事恰伯特（John M.Cabot）的一份電報得知：

…… 上海市長吳國楨於本日會談中，明確透露，200萬盎司黃金已轉運到台灣。……上海尚存80萬盎司，其中50萬盎司以上正在運輸中……

吳國楨只說了部分實話，另外那作為軍費的近百萬兩黃金，也已於1月21日蔣介石下野前後開始運出，難道他不知道嗎？此外，美國情報或許只靠親美的吳國楨透露，而不知道吳並不在蔣的權力核心，今天從蔣的日記知道，吳國楨只是國民黨政府給美國人看的一位親美的"樣板人物"（初到台灣讓吳出任台灣省主席，以獲取美國的軍經援助）。海關的李度不知道第二批近百萬兩黃金的軍費，是因為沒用海關船艦運。此外，"尚存80萬盎司"也是低估，如上文中據留在大陸的李立俠說，1949年1月後，"仍有從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黃金、白銀來不及轉運台灣，陸續存入上海中央銀行，待運台北和向廣州等地疏散"。另外，中央銀行以外的公私銀行的黃金並沒有包括在這餘下80萬盎司數目內。

這第一批分兩次運出黃金、銀圓應是由俞鴻鈞秉承蔣介石的指示辦理，俞如此盡心盡力，在蔣政權風雨飄搖之際實在要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算是一位扭轉乾坤的人物。現在我們就看看俞鴻鈞是何許人也。

俞鴻鈞是廣東新會人，生於1898年，卒於1960年。父廷桂在上海經管豬鬃工廠。他於1919年畢業於滬上聖約翰大學西洋文學系，在校英文造詣好，即留校擔任助教，旋任陳友仁（1878-1944，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女婿）創辦之英文《大陸晚報》記者。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服武漢，由鮑羅廷鼎力支持的陳友仁在左派把持的漢口成立的政府里擔任外交部長，俞被任為外交部秘書。

到了漢口，他才知道這是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居多數的集團，如宋慶齡、鄧演達等人。由於他與陳友仁共同辦報多年的相知相識，而陳友仁是英屬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華僑，是完全受英國教育的律師，不通中文，就把外交部和他自己的公私印章都交給了俞，"全權代拆代行，負責處理一切"。

他於1927年元月協助陳友仁，收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但3月北伐軍攻克上海及南京，共產黨員林祖涵即林伯渠（1886-1960）及親共之程潛在南京暴動，導致英、美軍艦炮轟南京城，京滬一片混亂，鮑羅廷在漢口私寓開會決定趁機進占南京，俞鴻鈞不願參與，即將所經辦之公務安排妥當，留下一紙辭呈回到上海，由此斷絕與陳友仁幾年來的師友關係。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可能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因為 1927年7月，汪精衛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處得知道中共推動武漢左派政府將實行土地革命之後，而與京滬合作反共清黨，鮑羅廷與陳友仁從此一蹶不振，武漢政權也就風清雲散。

北伐軍打到上海後，俞鴻鈞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書長。周雍能（1895-1986）與孫中山、蔣介石淵源都甚深，曾任職於蔣侍從室之前身--北伐總司令部秘書處，是蔣總司令之秘書兼文書科長，［陳立夫為機要科長，先父嵩慶公的摯友陳舜畊則在陳立夫之下任科員］。由周引薦，俞擔任市府之英文秘書，兼任宣傳科長，後代理財政局長，在吳鐵城任市長時（1932年）任市府秘書長，從此進入國民黨政府高層。1936年吳鐵城轉任廣東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長，旋真除，在上海前後十年。日寇侵華，上海淪陷後，轉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派駐香港辦理外交事務，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但當他飛抵重慶時，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突然發表他為財政部政務次長，使他兩頭為難，至晉見蔣介石委員長時據實報告，得蔣指示任財政部次長職。從此，他轉跑道到財經界，也奠定了他日後與蔣介石之深厚關係。不久，又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長。1944年繼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次年兼任中央銀行總裁。1948年行憲內閣成立（翁文灝組閣），他辭去財政部長職，專任央行總裁，把黃金密運台灣即在此時。

赴台後，俞復任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1953年出任台灣省主席，1954年至1958年又擔任行政院長，1960年以哮喘宿疾於6月病逝，享年僅63。蔣介石總統所頒褒揚令中提道： 赤禍再起，凡域弗寧，乃能不避艱難，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難，為國家保存元氣，以奠財經再造之基厥功尤偉。……

這裡的"保存元氣"，就是把央行的國庫黃金銀圓（銀錠）及美鈔運存台灣，奠定了新台幣發行之足夠的準備金，以及開創台灣的傲視全球經濟成就的基礎，為海峽兩岸未來華人世紀拿出亮麗成績的首發先行者。

總的來說，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到台灣後，由於某項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蔣之"不願為之祝壽者"（台北《傳記文學》2007年9月號），更難堪的是，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蔣介石每年替陳做壽而過俞門不入。民國史里無公開資料顯示蔣為何對他印象變壞，但《蔣介石日記》1948年9月9日記下："……商業銀行李馥生等之奸詐，余欲嚴懲，而俞鴻鈞則畏縮因循不敢任怨，故憤怒頻作……"此外，蔣1949年9月日記："……鴻鈞不願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離穗赴港不勝為之嗟異，頓感悲戚矣……"10月1日："……乃今經兒赴港挽之同來……"10月 3日："……正午鴻鈞與經兒由港回來私心為之大慰……"等到台灣局勢穩定後，蔣對俞在最艱難時期不辭而別或難以忘懷。後文會提及，另外是否與央行黃金賬目不明也有關？尤其是軍費黃金的90萬兩，到了廈門經先父財務署同仁仔細一清點，竟然多出9萬多兩。先父一心只知涓滴歸公，完全不懂其中深意（或許是上海商界的習慣，含一成佣金在內），還以為是央行糊塗。更糟糕的是，先父沒領會到一番"好意"反而報告了蔣介石，如是因此而被列入"不願為之祝壽者"，那麼先父應該負部分"責任"。推想，蔣發現央行的"糊塗"恐不止軍費黃金部分，如下文所述，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黃金數，從公開的資料看就有兩個數目（57萬兩與55 萬兩相差近2萬兩）。第三批湯恩伯經手的20萬兩相差更大，另有40萬兩之說，更有甚者，1948年九十月里，用金圓券收兌民間黃金、銀圓、外幣的賬冊完全消失，而所公開的數目顯然過低，這給了蔣介石可隱藏部分金銀外匯作內戰軍費的機會。因而，央行黃金總賬，時到今日都無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與支出略賬。

據曾任台北央行發行局長（1990-1999）的鐘光新在2008年11月告訴筆者，央行內部信息是，發行局的檔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輪"，確有部分央行檔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沒）。但是否有關鍵檔案則尚有商榷之處。何以見得？請看以下資料：

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條諭（1948年12月7日）［"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向台北廈門密運現金一組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季刊》1989年第１期，第52頁］：

照抄劉副總裁12月7日條陳

（一） 除業發局貴重物品已另行密飭辦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賬冊，應盡一星期內運出。

（二） 先盡復員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賬冊運出，其餘噸位，再裝運復員前卷宗、賬冊，俟必要時，再裝運六月以後卷宗、賬冊。

（三） 6月底以前可裝運台灣，6月底以後者裝運廣州。中央銀行秘書處密函（1948年12月11日）：關於疏散卷宗、賬冊技術方面，前經會商，擬定九項。

一、 木箱向事務科憑領物證洽領（一百隻以上預先通知）。

二、 麥頭（Matter，內容）由各單位自行繕寫。

三、 盡於本月16日以前，將運送木箱確數，分別重要、次要兩種，報秘書處，仍暫存各單位，俟裝運時，再由秘書處派車前往。

四、 各單位自派押運員一人。

五、 各單位盡於16日以前，將押運員姓名通知秘書處事務科，以便由科召集會洽，取得聯繫。

六、 各單位箱數應自開清單，自行加封，區行主管憑封點收。

七、 圖書暫不裝運。

八、 報表及預決算書由會計處單獨裝運，其餘單位不必再運。

九、 自12月1日起，總行各單位主官如認為必要，得將重要文件抄副本寄區收存保管，其機密者，可加火漆密封，由區行原封保管。

經本處陳奉批："可照辦"。等因。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

梁局長必庭

秘書處處長張度（蓋章）

關係來去文摘錄

12月16日復秘書處本局應行裝運卷宗、賬冊共87箱，並派周忠延前往。（發文5921）。

這裡儘量全文引述，因為這是中央銀行檔案中有關金圓券發行後"搜刮"民間金銀的記錄關鍵所在。此處提及"業（物）發（行）局貴重物品已另行密飭辦理外，其他重要公物及卷宗、賬冊，應盡一星期內運出。先盡復員起至本年6月底止卷宗、賬冊運出……"這裡，發行局賬冊87箱，包括復員（1945年8月）至1948 年6月的賬本，就在運台灣途中隨"太平輪"沉於海。隨同沒於海的，除了發行局賬冊外，還有物資57箱及秘書處的文件200餘箱、會計處文件賬冊近300 箱、國庫局文件賬冊200多箱、業務局文件賬冊200多箱、人事處文件47箱及理監事會文卷各3箱，中央銀行檔案共約1200餘箱都同為海水吞沒。時在 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島白節山南，由上海去台灣的航道上與一貨輪相撞沉沒。"各單位自派押運員一人"，六處局共六位在"太平輪"上押運，1月 27日海難，五位喪生。

但隨"太平輪"沉於海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948年8月發行金圓券後，以快速貶值的金圓券收購黃金、銀元、外匯數量的賬冊最重要，應該運到廣州（"6月底以前可裝運台灣，6月底以後者裝運廣州"），應該沒有沉入海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的應僅是部分，更完整的應在廣州、重慶、成都或台北的央行內，除非在戰亂時遺失或故意銷毀，有待繼續尋覓。

1954年4月，有位記者在台北訪問俞鴻鈞，曾問他中央銀行運台灣黃金究竟價值多少？俞籌思後回答："很難以清點決定。"（《美洲世界日報》2008年8月13日）台灣當時的立法院、監察院及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調查，而都不了了之。最近逐漸浮現的《大溪檔案》的電子檔中，黃金的數字，除了一筆約60萬兩的秘密軍費黃金（第三批）外，大致都有記錄，包括先父在廈門的軍費黃金，但沒細賬。外匯與銀圓的資料尚缺。關於密藏的軍費部分，先父因與央行的"軍費草約"的規定，為蔣介石守密，背了黑鍋。如此殘缺不全的記錄，自然無法讓海峽兩岸老百姓滿意。

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俞先生是有功的；但對絕大多數因金圓券貶值而受害的中國人民來說，俞或有過。重要的是：將來如何將此金圓券的準備金（部分剩餘的）回饋中華兩岸，是一個嚴肅的課題！

蔣介石對先父吳嵩慶為什麼這樣倚信？先父擔任國民黨軍隊財務軍需署長達15年（1947-1962）之久，職位並不高，但是這段期間所管理的軍費數目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困的時期（1948-1949），中國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前面已提過，蔣信任他，但他並非"內廷的親信"，因為他做人有原則，不是一位可以頤指氣使的下屬，由於這點原則，曾"頂撞"過蔣（替蔣的政敵白崇禧的部隊領過銀圓，又"違旨運黃金"到廣州），但蔣還是對他信任有加，只是蔣心知肚明先父不是一個會玩政治的人，從此摒他於高層權力圈外。肩上的兩顆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沒變過，眼見同僚（如嚴家淦，曾任蔣的副總統，後又"過渡"為"總統"）、下屬越他而上，飛黃騰達，而他數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崗位上的事情，在日記里從未見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應做的工作做好。以下簡單地介紹他的一生，讓讀者來決定，蔣介石是否知人善任。讀者或可從他一生的經歷，為個人安身立命作參考。如果因此 而改變為積極奉公的人生觀，也是筆者所樂見的。

筆者祖父是讀書人，教子極其嚴厲，使先父備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有四維八德的身教及天下為己任的宏觀。祖父以興義學、排危解難為鄉人稱道，要求其子正道為"公"，從大處遠處着眼，不斤斤計較眼前得失。父親一生也以此自勵，奉行不輟，筆者不是想過分"捧"自己的親人，只能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他一生為公、冒險犯難的行誼及所做的許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的高潮時，他竭力為親共左傾的許多位入獄鄉親作保人，當年不但轟動鎮海縣城，也傳到了滬上，至今還為鄉人所樂道（小港信息網，寧波北侖教科網），這些事從未聽他提及，直到近日筆者才在網上知悉，這說明他只論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顧自己的得失損益。他進教會學校之後，更增添宗教里愛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筆者於2009 年8月在本書校稿之際，查到寧波市北侖區委宣傳部、寧波市北侖區文聯在2008年9月12日組織為戚家山名人投票，祖父吳吉三被鄉人推薦為001號，並介紹他生平如下，可作上文註解：吳吉三（1874-1936），名企唐，號梅香，戚家山青峙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因府試未中，又目睹清廷喪權辱國，受維新文化思想影響，遂絕意仕途，專心於家鄉教育及公益事業。以自家西軒為教室，招集族中及近鄰子弟讀書。三十二年（1906），以自家積泉庵之產業為經費，呈請鎮海縣署批准辦學，定名青峙學堂。次年，青峙學堂開課，自任校長。三十四年（1908），得族叔吳正誾等人資助，在村東石子灘新建校舍，取名七星延陵學校。後為解決辦學經費，將祖產豐泰帆船出讓，所得六千金作為學校經費。1940年，日軍侵犯鎮海時，學校毀於戰火。抗戰勝利後，校舍由其子嵩慶（即先父）重建，改為青峙學校。1989年5月仍復原名。辦學期間，耗盡家財，但矢志不渝，臨終仍囑咐家人辦學救國。吳嵩慶繼承父志，接任延陵學校董事長，繼續辦學。先父一生奉行一個字，就是祖父教的"公"字。不是為了"公"事，我一位早夭的妹妹也許今天還活在世上。除了"公"以外，據我看，先父還奉行一個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為他早年追隨了蔣介石夫婦，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隨到底，即使在蔣最失意的時候，那就是1949年1月到次年的3月，蔣只剩下一個失敗黨（國民黨）的總裁名義，也就是這段時間，蔣把一件極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即是前文所說的"第二至四批黃金運離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匯及大部純銀銀圓，也就是當年中國央行"現金"的半數以上，以"預支軍費"名義轉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廈門的軍費黃金，是以先父個人名義轉入賬中（《大溪檔案》電子檔"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

2008年秋，筆者從剛公布的蔣介石內戰日記得知，蔣在1947年底調先父入（南）京時，已對國民黨軍隊"陳舊"的軍需系統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實"發餉人數，也就是把民國以來軍中最令國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惡習糾正過來，但談何容易。直到去台灣，先父與他的財務同仁才能點名（核對照片）發餉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蔣交辦的任務。

俞鴻鈞把260萬（市）兩黃金移到台灣，其價值當時約為1.4億美金的話（當時一英兩市場價為50美元，一市兩則為55美元），那先父經手的"軍費"就在2 億美元以上，也就是說比俞鴻鈞所運黃金價值還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灣是有目共睹的，作為他兒子的筆者曾經見證了三件事，可與讀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筆者在台灣的大專聯考中分數考得頗高，可進當時最熱門的台灣大學的所有學系，但差一分進我的第一志願台大醫科（全台最高錄取分），那時高雄醫學院醫科已開辦，如我填的話，可能是前幾名，但這所私立醫學院學費是新台幣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無法負擔，這就開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績"進了美國排名前列的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債去完成學醫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出國留學，先父向蔣經國借了1500美金做旅費及生活費，不到一年母親來信，說被催還此款，幸而當時我在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有獎學金（每月200美元），省吃儉用，剛好夠還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筆者趕回台北料理父親喪事，親自經手他一生的積蓄款項，包括他30年的軍職，11年擔任唐榮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及最後12年在一家私營機構（萬邦公司）任董事長的收入，他全部財產是現金300萬元新台幣（加上約90萬元的人壽險及奠儀）。我母親手中也有約同數的積蓄。這就是他倆一生的積蓄，這不到800萬新台幣就是我母親賴以維餘生的錢（還須維持一位來台依親及照顧她晚年的兒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後以百歲高齡去世。2000年11月辦完母親喪事後，剩餘的就讓留在大陸的三個兒子分了。至於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處長王逸芬在 1949年替我們安排的，當年巷口還有豬舍，現在則是近建國花市，台北的黃金地段，光是土地就價值近億元新台幣，但先父在世時拒絕友人建議以新台幣20萬即可自己買下當時時價超過千萬元的寓所，他對好意相勸的友人說："我一生為公，不願到暮年來占公家便宜。"他當然希望在兩老過世之後，此項公屋就乾乾淨淨地交還公家，更不要沒替國家出過力的子女"來占公家便宜"。

父親生於1901年陰曆正月初九，該日是地藏王菩薩（這是位發願"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總是被鞭炮聲吵醒，像是為他祝壽似的。

他5歲到15歲上的是家鄉浙江鎮海附近的小學，先是念沙頭的青峙學堂，6歲改念較近的七星延陵學堂，此校當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與一位叔祖合資新創的。

到16歲先父就進了寧波北岸的裴迪學校，是英人所辦教會學校，前四年是中學，後兩年是大學預科，他念了三年之後，就轉入上海滬江大學的高中部，畢業後進入大學部，民國十四年（1925）從商科畢業，已內定他到寧波四明中學任商科主任（兩校均為美浸信會所辦）。1926年冬我叔嵩壽以傷寒在校去世，父親就離開此傷心之地。據筆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學教書的時候，教過一位後來台灣醫學界的名人，那就是農復會的衛生組長許世巨。許是最初推動台灣家庭計劃的發起人，是人口計劃的執行人（會同周聯彬教授），後來曾得菲律賓著名於亞洲的麥格塞塞獎。1972 年我從霍普金斯醫學院畢業，在台北的校友聚會上許老告訴大家，說先父曾在四明中學教過他英文。

他在寧波、上海念書的時候有兩位要好的同學。一位是葉良光，在抗戰勝利後我父擔任財務署長後，一直追隨父親身邊，財務署台北的地下金庫有三把鎖，其中一把鑰匙就在葉的手裡。另外一位是陳舜畊，在中國鐵路界是有點小名氣的，抗戰勝利後曾任津浦鐵路局局長，到台灣後曾任台灣省鐵路局局長。他影響我父親甚多，他與蔣家關係甚深，就像俞鴻鈞與蔣家的關係建立之淵源有周雍能，我父親與蔣家的關係有一部分是由於有雙方都熟悉的陳舜畊。舜老的姊姊陳志堅是蔣經國母親毛福梅的結拜姊妹，蔣經國在上海念初中時，就是由陳果夫與陳舜畊照顧的。筆者曾為他在《傳記文學》寫過一個傳。陳先我父親去歐州留學，當然也影響到我父親，他後來也去法國留學。

1926 年，北伐軍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親承陳舜畊的介紹進入上海龍華衛戍司令部任少校秘書，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陳自己則到蔣介石身邊任機要秘書。有些奇怪的是，陳在上海這麼久，還去黃浦軍校教過書，應該知道追隨蔣和追隨白有多大區別，完全是不同系統的嘛。（幸虧後來父親離開白，去了法國念書，回來後才被留法同學汪日章介紹到蔣的身邊。）次年6月入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還是少校秘書，而此時陳舜畊已離蔣去歐洲留學去了。行軍到保定時，指揮部取消，就失業了，其時北伐軍已入北平，統一在望，先父或因陳舜畊在歐洲之故，也決心出國留學。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大學院（今之教育部）院長蔡孑民（元培，浙江紹興人，1868-1940），蔡元培給他一個特約編譯員的名義，月支薪100元作學費，自出國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國留學的機會。那年 10月，先父由上海乘輪赴法，因為在北伐行軍時"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設當為建國之重要一環"，就選擇進入巴黎大學法科附屬市政學院，兩年半後畢業，獲碩士學位返國。

父親嵩慶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國回國，"經過幾個月的失業，飢不擇食，經友人介入鐵道部任文書科員一年余"。據他告訴家人，每天無公事可辦，就到圖書室去念書。但是筆者在2009年無意之間在網上發現，先父那一年不僅僅在圖書室讀書而已，也晉升了一級。

1932 年11月，商務印書館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發起"新年的夢想"徵文，向全國發出400餘封徵文信，尋求答案："先生夢想的未來中國是怎樣？"回復的 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鄭振鐸、柳亞子、謝冰瑩、林語堂、張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鐵道部的低階職員，不知何故在此《東方雜誌》裡也留下了雪泥鴻爪，這或許是他平日在此雜誌投過稿而列入徵文之列，但在他自傳里絲毫未提及。《東方雜誌》（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記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於大同'。"這種理想，當然來自傳統儒學與在巴黎留學時親身體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息戰思潮。1931年，中國正經歷"9·18"事變，慘受日本及列強的侵略，祖國能無軍備嗎？多年後，先父又奉命出掌國民黨軍隊財務與軍需署，所管正與軍備有密切關聯，與他剛回國的理想相去甚遠，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在動亂的大時代中，有幾人還能緊抱自己最初的夢想，而不為時勢所推移？（劉瑞林編，《溫故之五：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上）》，廣西大學出版社；劉仰東編，《夢想的中國：30年代知識界對未來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 年夏他的留法同學汪日章（1906-1992）來信，那時汪任軍事委員會機要室秘書［主任是毛慶祥（1898-1998）］，謂該室有一中校秘書缺，問他"願否屈就"，先父認為這是一大好機會，隨着向鐵道部請假赴廬山，與毛慶祥及汪日章同見蔣，蔣看他履曆書，知道他為滬江大學畢業（蔣曾資助陳舜畊念滬江大學），又留學法國，即說："好，好，好好工作。"（按：這就是蔣最早期的"侍從室"，是從1932年南昌"剿匪"時開始的。到抗戰時，才擴大編制，正式稱為"侍從室"，只是蔣比較低調，其實這裡面人才濟濟，尤以抗戰時為然，是蔣培育及觀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灣曾提及該次去廬山一逸事。一日，與汪等出遊，帽為風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聲向先父笑道："你出頭了！"此次廬山之行，確是先父一生關鍵的轉折點。汪別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蔣事業之巔峰時，即1938年抗戰初，離開蔣侍從室少將第四組長的職位，去從事他的油畫生涯。他留法時原是學藝術的，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中國美術學院）校長。先父周圍，就有多位類此視富貴如浮雲、有胸襟的道義之交（可參見敝著《黃金檔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從官交來父親的履曆書，上面有蔣的批示："准派為機要科長"。換一個人，一定非常高興，留學巴黎大學，拿了碩士回國做個科長也不算過分，但我父親看了："大吃一驚，我對慶祥兄說：這絕對不可能，必是委座筆誤。慶祥兄認為不會錯，委座對你印象一定特別好。"但先父堅持要毛慶祥再請示蔣。次日清晨6時，汪日章打電話給父親，"委座囑即往見，至則見委座正在庭前靜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時坐畢入書室，囑我進見，微笑對我說：你還是先做少校秘書，好好從小做起。"（1933年父親進入蔣機要室的任命狀）先父就是這樣極本分的一個人，不躐等躁進，從基層切切實實幹起，由這樣開始，蔣介石對先父的信任，漸漸超過了與他淵源更深、曾資助念大學的陳舜畊。在服務半年後先父就晉升中校密電股長，掌理蔣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的編制與配發，並協助"黑室作業"，即蔣的侍從室著名於世的密電室。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別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陳銘樞早有叛變跡象，10月初即陸續有各方面情報，我們截譯密電工作也特別緊張，有一天，我適在黃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辦公室，得知正截獲了一通無線密電，已譯出了幾個字，後經再三推敲，竟將全文譯出，暴露了全面叛變計劃，立刻送上委座核閱。此乃敵人自己供給的資料，比任何情報可靠。這也說明為什麼，委座特別看重這一項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閩變"，也間接證實了先父從一開始就受到蔣的信任，進入了最機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員會改組，蔣兼任委員長，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徵得中國同意，派了一空軍顧問團來華，團長為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民族英雄勞第將軍（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書，其條件是此秘書必須為蔣委員長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會到差（據汪日章回憶說是他推薦的，參見汪日章等著《在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日子》），開始了他在國民黨政府空軍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會秘書，而筧橋航校秘書，而航委會主任秘書、經理處副處長，最後一職為空軍上校經理處長。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變，蔣夫人宋美齡應變出任航委會秘書長，晉升先父為主任秘書（《國民黨軍事制度》，2009）。

據2009年寧波北侖小港信息網登載，在1936年抗戰爆發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當時寧波故鄉的"蔚斗小學師生鑑於國內形勢十分緊張，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達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決定出一份以'反對內戰、團結抗日'為宗旨的半公開油印刊物。編寫工作由周鳴宇等實際負責。……為縣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愛國教師被捕"，先父卻掩護地下黨周鳴宇逃逸。"上海進步刊物《讀書生活》、《婦女生活》曾以《鎮海國民黨當局逮捕愛國教師》為題，撰文揭露反動政府迫害愛國教師的罪行。蔚斗校董唐愛陸，校長樂嗣鍾以及在上海的吳沛寧同志積極奔走營救，終於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經吳沛寧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學校校董）、筧橋航空學校教育長吳嵩慶先生力保，迫使反動派不得不將被捕教師全部釋放。愛國教師在獄中同敵人進行了兩個月的鬥爭，終於獲得勝利"。由上文知道，先父並沒擔任過筧橋航空學校教育長，只是位秘書，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會的主任秘書。這裡又顯示出先父在政治認識上，在國民黨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對黨爭毫無了解與興趣。

在與蔣夫人共事期間，有一次他與飛虎將軍陳納德因事相爭，蔣夫人對他說："你得罪了顧問，應向他道歉！"我父親說："此事我有理，我決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應向我道歉。"蔣夫人聽了遂向陳納德說："我們中國人認為拍桌子是一件極不禮貌的事情，好罷，你們兩人握手言和罷！"於是在夫人面前，我父與陳納德兩人熱烈握手，言歸於好。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洋顧問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戰期間，1942年先父已晉升為空軍經理處長，四川梁山要築一大型機場，以接應盟國空軍，需要一筆巨大經費。父親請夫人幫忙，夫人告訴他："我們一同去孔公館"。到時，孔祥熙（1880-1967，時任行政院長）遠遠看到他們下車就用英語說："我知道你又來討錢了，因為你帶了會計來。"隨着拿筆批"照發"二字。父親認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續，不知幾個月才能辦通。又一次，父親經辦某案，就用便條寫着需費多少，面呈夫人。過了一小時，父親收到侍從室送來的委員長親寫"吳秘書親啟"函，拆閱之下，原來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條委座沒有批，只在後面寫："此致孔院長，中正手啟某年月日"，蔣的字比他還要工整，讓我父親感到慚愧，也讓他感激。先父與蔣夫婦的關係，較從屬與長官的關係要深一層。

他認為，在離開空軍二三十年後，夫人仍對他照顧有加。1968年，他在唐榮鋼鐵公司任董事長，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興鋼鐵廠，正巧蔣夫婦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親極盼正在歡度82壽辰的蔣也能來廠視察，特寫信給夫人。第二天，蔣夫婦即親臨此廠，夫人對他說："我給你請到了！"讓先父感到溫馨。

1971 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車禍，座車與一被警察追逐的盜車在縱貫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後，在左營海軍醫院得知，士林官邸打來電話，當晚空軍派專機由外科教授杜聖楷（杜是我們家的好友，也是蔣的侍醫之一）護送至台北三軍總醫院治療。次晨，外科主任盧光舜大夫（醫界前輩，曾主持籌備興建台北的陽明醫學院）帶了一束花來到病房，面傳夫人關切之意，並謂這束花是夫人親自在花園中采來的。盧大夫並告訴父親："我們醫護人員看得多了，對某人，總統關切。對另一人，則夫人關切。很少有總統與夫人同時深切關懷如對你的。"方知昨日電話與專機，都是夫人從中促成的……

與蔣夫婦能同時建立良好關係，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個性使然，如前述，他為人本分，從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攢營晉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為"公"，所以一生很少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時就有些過分，變得"不顧家"了）。因為是基督徒，與蔣夫婦在信仰上沒有隔閡，上海滬江大學畢業的，又是奉化的鄰鄉人（同屬浙江鄞縣），在外語上也是得心應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從室"中正學校"嚴格訓練出來的。日後中原板蕩之時，央行的"軍費"大任就降到他頭上了。這也是蔣夫婦知人善任的一面：雖然古板木訥，卻是一位忠實可靠的人。但在這之前，還須接受其他歷練。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國民黨的黨政高級班受訓，得當時任軍需署署長的陳良（字初如）的賞識，於結業後調任少將糧秣司長，從此被納入軍需財務系統，由於此而經歷了黃金運台等驚天動地的歷史巨變。 1943年8月剛上任時，他就遇到一個驚險經歷：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召集最高軍事會議，帶了一位高炮士兵，報告說，每日吃的主食，軍米僅20兩（照規定為 25兩）。委員長遙指着坐最後一排的糧秣司長作答，先父哪見過這樣大的陣仗，剛上任，不知怎樣作答。幸虧何應欽（軍政部長）、陳良、俞飛鵬（後方勤務部長）說碾制、運輸、儲藏、洗濯都有損耗，替他解圍，但蔣要他在山上多待幾天，當時王惕吾（後為台灣《聯合報》創辦人）任蔣衛隊團第二營營長，王逸芬（後任財務署台北收支處處長）任團軍需主任，父親就與他們住在一起，並請他們協助調查。

這種"糧耗"，是歷史上最傷腦筋的事，他甫任斯職就須為此"耗損"說明清楚，實在是個難題。但他精力過人，腳踏實地，到部隊去調查，由各種數據說明軍糧之領發、碾制、運儲等損耗難免，絕不能達到25兩全數，這種用科學數據的統計方法，與我每日在實驗室中作動物或人體研究論文，其複雜度不遑多讓。他的結論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國倉庫網，集中管理，以減少損耗。

通過了這次測驗，他於一年後晉升為軍需署副署長，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經理處長，身兼兩職當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為前西北軍"軍閥"的鹿鍾麟是兵役部部長，而兵役是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弊端所在，蔣介石曾槍斃了負責兵役的署長（原屬軍政部），才設立兵役部，找了一個"黨外"的西北軍將領來做部長，自有平息眾怒的目的。鹿部長也非傻瓜，特別找了位與蔣關係甚深又有清譽能吏的人來兼任經理處長，可以有如昔日的"欽差大臣"，來糾正風氣。

父親的一項任務就是調查新兵及師管區醫務實況。他揭露貴州各師管區的醫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連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許入內，夜臥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這樣有血性的"欽差"：

……立即將病兵送入醫院，嗣嚴經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聞咳嗽聲呼應不絕，聲聲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燭草此報告。鈞長讀之，當亦可聞新兵在寒夜所發呻吟咳嗽聲，而共掬同情之淚也。誰無父母，孰無子弟，使其流連顛沛至於此極，未握槍受訓殺敵前，已成餓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國，尚有逾於此？……鈞長當指兵役部長鹿鍾麟。此外他也調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貴陽則常領不到米。……在此軍糧困難中，又有幹部剋扣之事。據兵站運輸大隊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順來築（按：即貴陽）途中，連長曾售去米一斗；是否僅此數，尚不得而知。每日僅吃稀飯二餐，每人餓得目不能視云云。……至副食更談不到，規定固少，而一般幹部尚多剋扣。調查兵站運輸大隊新兵，據云，每天僅吃稀飯，並無副食，並須為連長每人挑菜若干來築圖利。在晴隆查安興師區四團六連及十連時，據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計算，余作燈油等費。見其所吃之菜，亦不過菜湯一缽，每人分食少許而已。已囑應照規定發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實不勝追究，惟諄戒要愛新兵而已。……

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實地調查的冰山一角，抗戰那時已近尾聲，不到一年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國民黨的腐敗，但是日寇的侵略這筆賬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點讀書人的良知，在官場這個大染缸里特立獨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戰勝利後，顯然並沒有改善。1945年8月盟軍中國戰區的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蔣委員長呈上一份措辭強硬的報告稱：

……中國的徵兵方式是如厲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體軟弱無力；軍醫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變中國》）

其實，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戰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犧牲的豈止平民新兵？幾乎每個家庭的親族裡都有病死之人，筆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這樣一心為公辦事，不是沒有代價的，家人子女就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由於營養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歲的妹妹興靜一天早上起來腹瀉發燒，晚上請來醫生診斷為痢疾，次日幫工抱去醫院途中就死了。據年長的親友說，妹妹得病前一日，筆者先拉痢，但挺過來了，才能活到今日。父親當時擔任航空委員會的經理處長，相當於中將級主管，如果借部車，當晚送醫院，一定還有得救的。筆者5歲時，住在重慶，全家六口擠在一間房內，衛生、營養都很差。每餐都吃發霉、含稗石的配給米，能夠有一兩塊甜餅乾下飯，已算是不錯了。筆者生疥瘡，身上潰爛得很厲害，記憶里似乎沒有去醫院請醫生治療過，都是母親與姊姊在屋外爛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瘡。能活下來，看看自己身上的瘡疤，現在年已古稀，也算幸運了。當時先父擔任軍政部糧粖司司長，主管全國軍糧（家裡配糧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見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陳誠系的王東原（湖北省主席）請去當財政廳長，先父對在湖北任職兩件事常懸念在心頭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務是由王主席東公推薦。當東公攜着名單向蔣先生報告時，委員長指着我的名字說："他是辦軍需的，不能去！"東公說："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實，王東公曾請我們高級班同學劉公武兄事先徵求我意見，我說："現在我們工作沒有個人自由，如果委員長一定要派我去，我自樂意去追隨東公。"我知道委員長選拔幹部，有他一貫的方針，違反他意志的事情，實非我所願，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張，像是先父在攢營，使他不快）。第二，當王東公調任湖南主席，萬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辭呈，並面報武公表示堅決。武公向委員長報告時，委座說："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餘各廳處可隨便更換。"當武公歸來告訴我經過時，使我對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層不可磨滅的感戴！他除當財政廳長外，也兼任省銀行董事與總經理。他與湖北人相處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職中，"與議會也相處得不錯。第一月初到差時，曾遭若干位圍攻炮轟，以後他們知道了我的工作與生活情形，從不曾再對我有不禮貌言詞，有時且替我辯護"。［按：先父由重慶去湖北任職時，途中被匪搶掠，可能是民國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現任官員，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記錄："湖北省新任財政廳長吳嵩慶等的專車行至川東武隆白馬山，被貴州道真王懷瑾匪伙攔劫，並綁走數人為質，吆嚇官方……"（《中國土匪》，2008）］

先父當了近三年的湖北財政廳長，筆者曾記下：他依然是兩袖清風，家庭經濟上並沒有什麼改善，武昌的大雪天裡，我們這些小孩還是穿着母親親手納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濕透了，一個冬天，雙腳一定生凍瘡。念小學三年級時我與當時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記得那時他是學校的明星，周圍都圍着捧月的眾星。有一個鏡頭印在我腦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隻圓形的大表！到筆者有一隻表時，已是十餘年以後了。多年後讀到一則新聞，說是某夫人因為兒子在美國並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灣養老，大嘆美國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園裡曾見到過的少年同學，真是人生如夢呀！

到1947年底，父親又被召回軍中，擔任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這是美國顧問建議的，將國防部改組，實施新編制，將聯勤總部的財務署劃歸主計系統。那時的行政院主計長徐堪（字可亭，屬張群的政學系，1949年1月出任財政部長）向國防部長白崇禧推薦先父出任。白說："他是我北伐時的老部下，當然歡迎。"先父是蔣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禍尤未可知，就趕上國共內戰，將蔣託付央行的大部分資金帶到台灣。從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蔣總統的"托金"重任之後，更是忙得全國到處飛。曾計算過，在這年5月里，不到四個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飛機。要知道，這些飛機都是"二戰"的剩餘物資，戰亂中飛機保養更是不足，為了趕時間，只要加滿了油就飛。在這之前兩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來三架民航機，不到一個月後在上海與重慶又掉下來三架，多半是天氣與保養的問題。那時節飛機出意外的機會真是不低，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上了飛機就可呼呼大睡的，為了"公"就顧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飛上海，安排第四批黃金運台，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軍總司令）與蔣經國，在辦這件公事時：周囑速送眷赴台，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裏海邊）已陷也，回告妻兒（作者是幼子，也在裡面），均願赴台，因托仲謀洽機，余赴央行洽事，一時半回，則室已空。因趕往機場送行，俟三時起飛後回。顯然先父這次來滬跟提出央行最後這第四批金銀作軍費有關，也因為這一偶然的機會碰到了周總司令，使包括當時在上海念小學的筆者在內的部分家屬才得以"脫離虎口"。先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王東原將軍評父親的話）也未免太過分了。以他當時總管軍費、掌握實權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屬"早離危地"，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台，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後，父親也覺得"……事之緣，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滬，則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於彼矣！"（這是他5月28日於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廣州記下的，同時也提到兩周來他體重掉了11磅，並於前一日昏倒過。）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國共內戰期間在大陸的最後一日，以後他工作的重點就只在金馬台澎了。

1949 年底，先父乘載台北運成都5萬兩黃金的回程機，帶領幾位共危難的同事，包括董德成、葉良光等，飛到台灣。這些人，從另一立場看，都是國民黨最反動的頑固派了。事實上，他們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懇懇的公務員。到了台灣，在兩蔣的領導下，與台灣百姓齊心把台灣建設成令人稱羨的"亞洲四小龍"之首。

1950 年1月8日蔣介石日記："朝課畢，見吳嵩慶研討對軍費總預算數目及籌備……"蔣總結大陸的失敗，軍人數目不核實、軍需腐敗是重要因素，改革軍中財務任務就落在先父肩上。

1月21日先父日記："上午隨關部長（吉玉）、徐（董事長）柏園、嚴廳長（家淦）、任廳長（顯群）及陳次長（良）於11 時進謁總裁：1．一月份軍費照給；2．軍額減為80萬人；3．軍餉應直接發到官兵身上。"蔣又提核實部隊人數，撤退來台灣的軍人應在百萬以上。

從1949年直到1962年，來台灣最初的13年，他還一直是擔任財務署長。中間（1950年4月）出任軍需署署長兼管經理署，總的還是管軍費。蔣介石實在換不出別的可靠的人，而且知道他忠於職守，即使不升官也無怨言。筆者出國的那年（1964年），他屆齡從軍中退休，去當年台灣最大的鋼鐵公司之一（唐榮）擔任董事長。

剛到台灣，財務署實行補給到團，即點名發餉，立刻把大陸吃空缺的陋習從軍中掃空。但先父同時發現：

各部隊自大陸撤退以來，多多少少總有些虧空（墊付款），過去可寅吃卯糧；現在軍費不再經過軍師部，對過去虧空無法交代。我已向各部隊查明，是項虧空共有 104萬元（新台幣）。當時任君立刻起來報告："吳署長所說的必是實情，為使部隊長安心工作，此事必須予以解決，我負責籌款。"蔣"總統"（介石）即席指示照辦。各部隊長覺得這樣痛快解決問題，非過去所能想象得到，大家歡聲雷動，無不竭力擁護補給到團的核實政策，使國民黨軍隊整頓收到預期的效果。

這位任君就是任顯群，是位有擔當的台灣省財政廳長，後來為追求京戲名旦顧正秋得罪了蔣經國，吃了不白的官司。1950年6月19日先父記下頗有意思的有關兩顆台灣政壇新星的評語："晨訪任（顯群）嚴（家淦）二君，任鋒露、嚴穩狡，各有千秋"。看來先父還是比較欣賞鋒芒畢露的任顯群，能做實事，解決問題；而嚴則會玩政治。此當年台灣省先後財政廳長的命運卻截然不同：任後鋃鏜入獄；而嚴則一帆風順，"貴"至"中華民國總統"，繼蔣介石。人之一生命運為其性格所鑄成，在此再得佐證。先父則覺，在人事應付間，自愧才不如二君。得蔣老先生賞識信任，一生唯以"廉潔"二字相報。

50年代先父又建立了給各部隊發給特支費的制度。那時他每月在外面跑的時間多，分訪各部隊長徵詢意見。有一次到嘉義75軍，晚間與葉軍長、羅師長閒聊，葉說："現在軍長無法幹了！"問何故？他說："軍長現在每月特支費為180元，可做什麼用？從大陸撤退來的舊部，我們每人都很多，經常每月總有幾個來找你；現在編制確定了，人事穩定了，不能隨便補人。有人來找你，總要請吃一頓飯，送一些旅費。送少了不要，送多了又送不起，人家何從知道你做軍長的苦處。昨天還有一個人來看我，我送他30元，他往地下一擲跑走了；你看氣不氣人？"他次日回到台北，適逢（"總統府"）財經會談，就把這故事簡單地報告了。當時任廳長立刻起來又支持他說："吳署長說的對，部隊長需要有一些特支費才能辦事，我負責每月籌100萬元，請他去分配。"蔣"總統"指示照辦。當日，他即通告預算局將此特支費妥為分配，呈請核定後撥發，軍長每月可分配3000元，又解決了軍中一個難題。所以，當年在部隊中，先父有"財神爺"之稱。因為他經常去訪問部隊，解決其隨時發生的困難。所以，補給到團能夠徹底執行。不久，又補給到連，進而補給到個人。他回憶往事，在執行配合方面不能不懷念他老友任顯群之貢獻，任的功勞應是不可磨滅的。

他同時要與美國顧問打交道。軍需署共七位顧問，許廉夫中校（Lt. Col.C. Shreeve）為首席，是他對手，時常偕同出去訪問部隊。……許認為要提高部隊士氣，必須先使士兵吃得飽穿得暖。他提議士兵副食須增加每天黃豆二兩、每月魚肉各一斤，連同原有的油鹽配給，方能足夠營養；至於軍服，第一年冬夏各發人字布服裝各貳套，以資替換，並發棉背心加活動袖子一件，以後每年發冬夏服各一套。先父曾請示"總統"，蔣老先生說："國民黨軍隊軍械要請美國人支持，至於吃穿應由我們自己想辦法。"所以對許顧問所提的辦法，原不想再予進行，但是許堅持非這樣辦不可，那時已做成計劃，只等待先父簽字，最後得到中美雙方核定。他猶憶這一方案的經費，"占了那一年經援的大部分，但對當年國民黨軍隊士氣的提高，實有極大貢獻。那時，要增加每月軍肉魚各一斤，供應七十萬大軍，實在不是一件易辦的事"。（按：初抵台灣，經整編後的國民黨軍隊人數，先父記下 1950年3月31日總統府軍事會議上曾提到的，空軍82000人，海軍43000人，陸軍575000人，合計70萬。而1月21日日記則為80萬，兩個月縮編了10萬人。）

蔣介石不想要美國人涉入國民黨軍隊補給太深有他的原因，美國人就是喜歡利用顧問補給，進而控制盟國的軍隊，然後以容易受它控制的軍人發動政變，設立它心目中的"民主"政權。美國在南朝鮮、南越都以給官兵發餉為餌，控制軍隊後，發動政變。50年代，美國早已想在台灣如法炮製，給國民黨軍隊發餉，為蔣所拒。美國中情局中有些人素質不是很高，似乎像日本的浪人，更像是《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一書中所描述的那些人，怎麼是蔣介石的對手？何況當時他身邊還有精明能幹、飽經憂患的蔣經國。

這裡又想起半世紀前的"5·24事件"。1957年劉自然少校被美軍雷諾上士於近距離槍殺，2個月後美軍判雷諾無罪。台北爆發群眾暴動，美國"大使館"及新聞處被侵入，據說是蔣經國指使，目的是搜取美國在台的情報活動，翻箱倒櫃的過程中被監視器拍攝到。而所搜到的情資里，就有美國扶植台獨等證據。可以想見美國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政一向有二心的。此事件就是蔣經國要顯點顏色給美看。後來倒霉的是台北衛戍司令黃珍吾，他那時被內定為聯勤總司令，已經開始做接任新職的準備。先父是聯勤里最資深的，我們父子曾被邀請去他家，在台北賓館斜對面，蠻寬敞的房子，陪着打羽毛球。結果，他當然是空歡喜一場，被撤職，連衛戍司令也當不成了。

在50年代軍需補給、軍餉等對台灣在大陸失敗後，對軍民心的安定頗為重要。此外，先父又籌設軍中儲蓄業務。此辦法初擬設立"軍友銀行"，有很多人不贊成，拖了一年多，但由於蔣介石的堅定指示，方在1959年2月定案，成立"同袍儲蓄會"，對於安定軍心、提高士氣起了很大作用，軍中每人都受其惠。當時對"軍友銀行"的設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財經界的人，包括陳誠在內。部分原因是：先父與蔣經國是患難之交，不受陳誠支持，在意料之中。他的耿介廉潔，也是財經界人士所擔心的。

1964年8月他從軍中退役，當時蔣經國有三個工作讓他選擇：第一是農民銀行總經理，其次是輔導會副主任委員，第三是虧負累累的唐榮鋼鐵公司。第一個工作應是最好，薪水最高，如為晚年家庭及個人健康（他有糖尿病）着想，退役下來，應該輕鬆點。董事長竺枝珊老先生是蔣介石的妹夫，竺已告訴父親，再過兩年他就退休，讓出這農民銀行董事長的位置給父親，這本來是最好的抉擇。我那時正準備出國，除了每月200美元的獎學金，自己身無分文，如前文所述，機票錢還是從先父向蔣經國借的1500美金里支出的。但他那"傻勁"又犯了，選了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到那"惡名昭彰"的唐榮。他曾回憶道："但調職前消息早已傳播，親友聞訊都來規勸，絕對不可以去管這一爛攤子。後來竟成為事實，心中未免有無限感慨，特呈請正式自軍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義無反顧之意。"（按：同時他也拿"斷"軍中的退休金，全部一次領了新台幣10萬元，當時值美金2500元，就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切退休金絕緣了。） 筆者當時也參加了這"規勸行列"，在忙着辦出國手續之際，特別搭乘公交車遠道從台北市"東門町"到石牌榮總去看他的糖尿病醫生田可高大夫，希望他也幫忙勸阻。當然，這些功夫都是白費！從1964年他跳入了這"火坑"，到1976年再次以七五高齡退休，他對得起高雄人，對得起台灣老百姓，也對得起唐傳宗（創始人唐榮的公子，據說還了他8000萬），但對自己家毫無裨益。他在12年中，最初幾年沒拿薪金，去世後，才知道唐榮公司連個人壽險都沒有替他買，也沒有退休金。

他接手時，唐榮全部資產6.5億新台幣，而負債總額超過資產2000萬（6.7億餘元），利息負擔沉重，每月債款利息300萬元以上，每月虧損高達500萬。他一面增資，一面處理閒置資產，接掌後不到半年就轉虧為盈，增強了員工的工作信心。同時，他籌建新廠，第一就是建中興鋼鐵廠，主要以發展當時仰賴大宗進口的高級鋼材為要務。……廠的經費，系自日貸中撥300萬美金，這要感謝當年經合會李國鼎先生的支援。至於台幣配合款，是省政府周轉金內流用，也要謝謝周廳長宏濤（省財政廳）先生的接濟。第二為中興合金鋼廠，是奉令辦理的，是1968年10月開始籌劃，至1972年5月21日落成。所需美金360萬系由日貸內配撥，台幣款一億六千餘萬由國防部項目指撥。此廠為國防部所有，由唐榮代建代管代營，現已撥並於台灣機械公司。我現保存一份上總統報告書，蒙批"復悉並嘉獎"。此合金鋼廠，主要是製造炮管用的無縫鋼管，是與日本三菱合作，據說當時曾有炮管外銷到中東的盟國約旦。

同時，他也發起籌設"中國鋼鐵研究所"，並擴建台北的唐榮機械廠與鑄機廠。與1964年比較，唐榮鋼鐵公司在他手中回生，由負債2000餘萬，到 1975年底反而累積資金3.2億。鋼錠產量由月產7000公噸，提高到1.5萬公噸。此外，煉鋼電爐和軋鋼機，也是除舊換新外，更大幅增加。1976年 3月是他告別唐榮的時候，在海外看到新聞，他的繼任人不到一兩年已捲入某項弊案。國民黨里的一些人還是沒有從大陸的失敗中學到教訓，但至少有貪污嫌疑者被抓出來了。

在唐榮前後的二三十年中，先父除了鋼鐵工作以外，還熱心於教會工作，曾任"基甸會"會長，負責"軍官團契"；以及老人福利事業，曾任"世界資深公民協會"副主席（在副主席的競選中擊敗美國的代表）。除了唐榮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台灣到海外訪問，都是他分內的且與政治沒什麼相關的活動。

在海峽兩岸尚未開放之前，大概是1973、1974年，筆者回台北探親，有一天我倆在外散步，先父有些神秘地從口袋裡拿出一封信來，原來是留在大陸20多年無音訊的大哥的親筆信，在那時候政府官員與大陸親友私下通訊是犯台灣當局大忌的。他告訴我，前些時在東南亞旅行時香港一位滬江大學的老同學跟他聯絡，說是周恩來總理"向他致意，並希望他為兩岸和平統一盡份力"。其實，周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國，父親是1928年以後才去的，只可算是他的留法前期同學，兩人並未在法國相遇或認識過。父親告訴這位老同學，如果周真有誠意，可否讓他大陸的三個兒子來香港見見面，就知道他們都還很好地活着。同時，他把一次泰國的行程臨時縮短，提前趕到香港。見到了老朋友時，才知道孩子們來不及辦手續，無法趕得上來港會面，但帶來了長子的親筆信。信中說大陸生活很好，兩位弟弟也很不錯，總之，都平安無事。當然，二三十年的隔絕，能見到信也很好，但是總不及實地見面更好。

父親並告訴我他已向（當時任"行政院長"的）經國先生報告過了，蔣沒講什麼話，只是搖頭說："共產黨真是無孔不入！"以後十多年，先父還是經常出入台灣，參加國際鋼鐵、老人福利及宗教等各項活動與會議。蔣父子對他還是信任有加。我把大哥的信帶返美國，從那時就開始不斷通訊，知道大陸兄弟的情況，讓父母親安心不少，這要感謝中共這次小小的統戰。

這裡又想起另一次中共統戰（或宣傳），那就是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親戚來告訴母親，說是聽到上海一個無線電台的廣播，是我祖母在呼喚，要父親"反正"回歸。在父親的記錄里，1948年4月他曾幫助一位同鄉長輩"筱香叔"在上海取得電台執照，他感覺"很後悔，不應循私"。大概就是從這個電台來的廣播。1949年初在上海，母親和我還應邀去電台吃過茶點。記得是在一個大廳里，有歌唱表演。台上就是播音室。

1976年，父親已是75歲高齡，他堅持退休。原先創立的"中國鋼鐵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是1966年成立的，負責執行同業間外銷合作公約，當時越戰正是火苗旺盛，需要鋼材甚多，為避免同業惡性競爭外銷，才制定合作公約。父親由於大家擁戴擔任董事長已11年，原是盡義務的，此時他退出唐榮，"中鋼公司"決定給他一筆車馬費，"以維持生活"。（按：很奇怪，先父在唐榮任董事長11年多，居然沒有一點點退休金。"中鋼公司"後來倒閉，連以母親名義投資在裡面的錢也失去了，但得蔣經國的幫忙，其他股東的錢都還清了。）

從退休到1991年過世，他在最後15年擔任一家焦姓老闆的私營公司的董事長。此外，他於1979年創辦大同老人福利基金會，這原是一位已故教友韓時俊長老的一項遺願，為年老傳道人建一退休之所，其哲嗣韓偉（首任台北陽明醫學院院長）秉承遺志，將治喪餘款12萬餘捐贈以作倡導。父親自己盡力捐助，到1981年捐得新台幣1000萬。但此戔戔之數，實難以覓地建屋照顧老人生活，經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55號三樓設立"松柏之家"，以作老人康樂教育休閒為主。另設立松柏學苑，邀集學有專長者教授老人語言、法律等方面的知識，筆者也曾應邀講授醫學新知。這個"松柏之家"是法人機構，由董事會管理。

在此之前，他也創辦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滬江中學，那是 1958年邀集滬江大學同學會在台灣校友共同努力的結果，他擔任了前三屆八年的董事長。當年為購地建教室真是焦頭爛額，到處做不受歡迎的勸募者（後來我替他設立一個基金，才知道要人捐錢的困難），最後占地一萬坪的滬中在景美出現。他在1966年把建校所有債款籌措清還後就"功成身退"，辭去董事長職。由於台灣工業起飛，地價大漲，千禧年去訪問時，學校基金充足，當時任董事長的不但有美奐美侖的寬大辦公室，還有學校供給的轎車與司機，但這些他在世時都沒有享受到，只有一棟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學大樓"嵩慶樓"，巍然矗立於校園中。筆者曾帶妻女去參觀松柏之家與滬江中學，希望在美國生長的下一代知道她們的祖父，為中華大地、退休老人及下一代無私地獻出了他一生。

他的晚年生活並不寬裕，去世後他身邊全部的存款，已於前述，約300萬新台幣（加上 90萬的奠儀與人壽險）。1991年台灣已工業化，生活程度普遍提高，這不到8萬美元的積蓄，實在讓他沒有安全感。30年的（軍）公務員生涯，去唐榮時，如前述，為表示與全體員工共患難，一次拿出退休金10萬新台幣，就與軍人退休金絕緣了。到1990年左右，如分月拿退休金的話，以退休國民黨軍隊中將，一個月就差不多有10萬元了。也許他太信任國民黨政府，沒有想到1988年1月蔣經國突然辭世，經國是比他還年輕近九歲的，當年的老戰友都先他而去，如周作人所說："人以壽辱"，他的確活得夠長了。雖然李登輝那時真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但他心裡很清楚，這個政府已不會記得他，只有自求多福了。他去世後，我在書房鎖着的鐵櫃中找出一個空信封，是我寄給他最後一個生日的掛號信，除祝他生日快樂外，還附有美金1000元，這現金顯然使他感到溫馨，也說明，老年人到這年齡是需要經濟上的安全感的。可惜我這拿薪水的醫學院教授，有家有小（幼稚園年齡），能力也僅限於此了。這就是當年經手全中國中央銀行國庫大半金、銀、美金外匯的老人。

他是在1991年9月25日由大陸經香港，回台北當晚就過世了，當時要營點像樣的墓地至少要百萬了，幸而有蔣緯國做聯勤總司令時在台北東北面五指山上建了國民黨軍隊公墓，要得過兩個勳章以上、有功的將校和尉士官才能入葬的，我就趕着去辦，得以順利地只化了少數費用就入葬了，當時的台灣當局還頒了褒揚狀："總統"令：

除役陸軍中將吳嵩慶，志慮忠純，清廉耿介，壯遊巴黎，學有專精，迭膺軍政要職，夙昭令績，於湖北省政府財政廳長，聯勤財務，軍需署長及副總司令任內，建立制度，支應軍需，協助建軍備戰，厥功至偉。大陸易色，搶運庫存軍實，穩定基地金融，應變有方，勛遒益懋，嗣後主持唐榮公司，創辦滬江中學，致力國民外交，推展老人福利，亮節高風，允足矜式。茲聞溘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藎。

這裡所述，言簡意賅，倒是實情，尤其是"大陸易色，搶運庫存軍實，穩定基地金融"，就是指把國庫金銀作軍費，作為新台幣準備金的一部，以"穩定基地金融"，除了黃金白銀外匯，還有什麼可以穩定金融呢？這比蔣老先生給俞鴻鈞的褒揚狀要寫得清楚多了。俞的是："……排除阻難，為國家保存元氣，以奠財經再造之基……"當然，雖沒有提什麼庫存金銀，但為國家保存了什麼"元氣"，可以奠財經再造之基呢？當然這也是隱約地指黃金，只是更含糊一點。

父親的這張褒揚狀是前北大教育系主任、毛澤東"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同志、先父留法老同學吳俊升老先生寫的，吳老告訴我是他與王東原將軍及查良鑒三位"特任級"官員聯名上書"總統府"申請褒揚令的。父親在這裡也清清楚楚地留下了在中華民國歷史上參與國庫黃金銀圓及外匯運台的鐵證，李登輝後來想否認，看到這個褒揚令也不再申辯了，他總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那是2004年，我曾在電視上公布了這張褒揚令，他雖然漢文基礎不是很好，總應該看得懂自己簽發的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