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又有一說是“流竄”）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為什麼紅軍好不容易在陝北落腳，在減員很多的情況下，仍置日寇侵華，民族危亡之際而不顧，立即開展所謂的“東征”（紅28軍、紅1軍團、紅15軍團分為左、中、右3路大軍渡過黃河攻打扼守山西的閻錫山部）、“西征”（紅四方面軍經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打通國際線）？下面這篇文章將給出答案。


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這或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共產國際和蘇聯究竟給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給了中國共產黨人哪些具體的幫助，這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從噎發現的各種文獻記載看，過去流傳的關於遵義會議以後，特別是抗戰以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噎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說法，是過於簡單化了。


事實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決定撤出江西中央蘇區之日起，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及情報機關內部，就迅速開始提出和醞釀着一個用於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跨國界的行動計劃了。這個計劃最後儘管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完全實現，但它的存在及其實施經過，足以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至少這時並沒有放棄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得出中共中央自從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領導機關以後，就不再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一意堅持獨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國和蘇聯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邊界線，幾乎任何稍有頭腦的政治家都能夠看出，蘇聯強大軍事力量的存在和這一便利的陸路連接條件，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可能意味着什麼。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由此得到的幫助，受到中國政治環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響。已知1933年蘇聯就曾具體提出和計划過由海路，甚至通過飛機，向中共江西蘇區運送軍火、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方案，並且設想過提供大筆經費從福建十九路軍手中購買重型火炮、飛機等裝備的方案，只因為當時紅軍具體條件限制，和南京國民黨軍隊圍剿大軍集結太快而未能實現。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李竹聲的電報》，1933年10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電報》，1933年10月2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0月29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2日；《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1933年11月14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頁；《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4年4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李竹聲的電報》，1934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4），第118、123頁。


然而，在1935年，當紅軍長途征戰，最終選擇北上，開始靠近蘇蒙邊界的時候，這樣的援助條件第一次變得現實起來了。據此，莫斯科很快依據過去幫助馮玉祥國民軍的經驗，作出了通過中國西北邊境大規模援助紅軍的重要決定。於是就有了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浴血征戰。如果中國共產黨人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後的1945—1946年取得了蘇聯的援助，中共革命後來的歷史很可能會大不相同。



兩河口會議確定北上方針，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黨內重新提到“打通國際路線”問題，據說是在1934年。在張國燾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1935年6月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226頁。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查此一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的是周恩來，而非毛澤東。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可見，是否存在過張國燾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指示，值得懷疑。實際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提出過的一系列建議根據地的目標，都在西南地區，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貴州、滇東北、川西等。


分別見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頁；《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我軍渡烏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中央軍委關於在川黔滇創造蘇區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1935年3月5日；《中央軍委關於消滅白水曲靖等地敵軍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軍委關於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這表明，他們當時並沒有向西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打算。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1935年的5月份。當時，紅軍在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作戰屢屢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蘇聯通過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響。因此，毛澤東等人認為應當向北發展，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周恩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年6月26日。。


6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匯合，實力增強，中共中央於是進一步提出了“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這一設想仍舊包含着準備與蘇聯接通的意圖在內。關於這一點，從朱德等人6月16日給四方面軍負責人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電報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朱毛周張為建立以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問題給張徐陳等電》，1935年6月16日。出乎意料的是，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6月17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我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無論是向西進入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向南與川軍爭地盤，以往數月的作戰都證明困難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錶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頁。。兩河口會議就是這麼來的。


關於兩河口會議，除了前面提到的張國燾的回憶聲稱中央的計劃受到激烈批評以外，過去的一些黨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筆墨來說明張國燾是如何反對中央北上計劃的。事實上，至少我們從會議記錄上是看不到這種情況的。由於會前做過工作，張國燾在會上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承認：目前向西去阿壩要通過草原地區，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6月16日。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1—462頁。


毛澤東說：地理上靠近蘇聯，軍事上飛機大炮，意義重大


兩河口會議沒有具體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着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時候要想實現這一設想純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蘇聯軍事顧問李德就明確認為，這樣做一來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的安全，二來以現有實力也很難實現。更多的領導人則顧慮到鮑羅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義”錯誤，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設想有退卻畏縮之嫌，因而極力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考慮得更多。他根據四方面軍過去的作戰經驗，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比較有信心，對打國民黨的中央軍則顧慮重重。當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胡宗南部後，立即對北上方針猶豫起來。與此同時，這個時候四方面軍無論人還是槍的數量都幾倍於中央紅軍，張國燾相信有必要先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陳昌浩據此於16、18日兩電中央，要求“請燾（指張國燾——引者注）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由“軍委獨斷決行”以利集中。因此，張國燾雖然同意了兩河口會議的決定，很快卻開始拖延部隊的行動了。


還在7月10日，一方面軍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一旦被敵人識破紅軍北上意圖，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趕到阻截，整個計劃均將告吹。故朱德、毛澤東等已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勿（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朱毛周關於四方面軍北上致張電》，1935年7月10日。


眼看不滿足張國燾等人的要求難以確實北上，經這時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中共中央於7月18日決定在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職，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總負責者，並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兼前敵部隊指揮和政委。《中央軍委關於朱德總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張周王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組織前敵指揮部決定》，1935年7月21日，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3頁。至此，張國燾才又開始指揮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計劃。但隨即又出現各部隊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7月28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延誤。很快，胡宗南軍主力趕到松潘地區，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與國民黨中央軍遭遇，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而這個時候，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也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直截了當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蘇聯的問題。他解釋說，西北地區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然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


他說：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未收錄這方面的發言內容。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5—466頁。


對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如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里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


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


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對北上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但他們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仍舊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兒蓋開會，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進一步規定了北上戰役行動的具體步驟。只是，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人多槍多，張在名義上又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受到嚴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張國燾面臨嚴峻選擇。終於，張國燾以缺糧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於9月3日下令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壩地區，不走了。形勢一時間變得異常微妙和複雜。


紅軍分裂，毛澤東提議：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


9月8日，張國燾避開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覺，一、四方面軍迅速面臨分裂危險。


關於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各種書講得很多。始終成為懸案的，是毛澤東提到過的那封張國燾想要“武力解決”一方面軍的“密電”。實際上，即使沒有所謂“密令”，以當時情勢和以後紅軍發展的歷史事實，中共中央不顧一切單獨北上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接獲張國燾電令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陳昌浩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開會。經勸說，徐、陳均同意北上更為有利。於是當晚七人聯名電張，說明無論地形、經濟還是居民環境，阿壩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難、減員再嚴重，只要進入甘南，就補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但9日張國燾再電陳、徐並中央，堅持原令，強調川敵好打。結果，陳昌浩改變了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經勸說無效，不得已，毛澤東等當晚緊急開會討論對策。關於要不要單獨北上的問題，討論中一些與會者曾經有過顧慮，擔心這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但在毛澤東詳細分析了事態可能的發展趨勢後，大家都贊同了毛澤東的提議，以周恩來任右路軍指揮，密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獨自率領一方面軍主力脫離四方面軍緊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較為流行的是多數中共黨史書上關於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等以武力脅迫中共中央南下，被葉劍英發覺報告毛澤東，毛迅即決心採取此一行動的說法。但考慮到9月10日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來往電報一度十分頻繁，雙方各陳己見，說明原因，卻均未提到密電一事。爾後中共中央召開的討論這一事件專門會議也絲毫未提及此一密電，故筆者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參見《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給陳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1日。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頁。


在脫離右路軍陳昌浩指揮下的四方面軍部隊之後，中央致電張國燾，稱“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同日，毛澤東等以政治局名義命令陳昌浩、徐向前說：“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472頁。


當然，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掣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也並不樂觀。因為這時一、三兩個軍作戰部隊很少，全部加起來也不過4000餘人，重新編制後的部隊只有六個團的戰鬥部隊，而實際的兵力其實只是六個營。以這樣少的兵力，要想實現原定的北上在川陝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蘇蒙邊界去的問題立即提了出來。儘管李德建議看個把月結果再定方針，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行動方針，這就是：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87000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着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軍，全部紅軍力量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這自然“要謹慎，不能冒險”。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黨軍隊可以調動的兵力有幾十個師，而紅軍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託，就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以致成為瓮中之鱉，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夠通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就有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將來“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然而，比較一年後數萬紅軍實施“打通國際路線”作戰而未得的情況來看，以這幾千兵力能否由川陝邊界一路打到外蒙古邊界上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冒險計劃。這是因為，中央紅軍已輾轉跋涉西南各省，歷經艱難，人數銳減卻始終無法找到落腳點。靠剩下的這少數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遠、荒蠻、更少革命基礎，甚至毫無地理、人口、物產知識的地區創立根據地，幾乎沒有可能。因此，北上蘇蒙邊界是保存紅軍和中共骨幹的唯一選擇。


但是，以中央紅軍當時所在的川甘邊界地區，要想打到蘇蒙邊界去，還有相當遙遠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種種困難。當時他們所知道的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甘肅、寧夏，直趨綏遠的定遠營，這是1920年代鄧小平等人由蘇聯前往馮玉祥國民軍工作時曾經走過的路線；一是經甘肅狹長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這是避開國民黨中央軍追擊的一條迂迴路線。無論走哪條路線，幾千疲憊的紅軍部隊要想掩護數百徒手的中央幹部大隊人員安全到達目的地，仍舊危險重重。好在中共中央進入甘南不久就從拾到的一張《大公報》上了解到在陝北還存在着一塊蘇區，可以做紅軍的落腳點。於是，他們及時地改變了原定的方針，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殺向甘北，然後轉入陝北落下腳來，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