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維揚：黃花崗起義受命“選鋒（敢死隊）”

來源:中華徐氏網

--------------------

參加黃花崗起義的革命黨人約130人，徐維揚領導的隊伍就占了三分之一，有40多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即18人來自三華村，其中16人姓徐。

-------------------

廣州花都區新華鎮三華村，一棟名為“集之徐公祠”的清代嶺南建築躍然眼前。旁邊一條小路將我們引向宗祠的後院――中國同盟會番花分會舊址，這裡因與一位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的革命志士徐維揚緊密相聯而聞名鄉鄰。

　　“徐維揚投身革命，可以說離不開家庭的影響。其祖父徐俊賢，曾參與太平天國起義；父親徐朗耀是清末武秀才，後從商，常以太平天國故事訓勉後人。”作為徐維揚的堂孫，廣州市花都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徐兆東擔任“嚮導”，一路講述先輩事跡，言語中充滿敬意和自豪。

　　他說，目睹國事日非，徐維揚年輕時決意從戎，特別是在廣州培英書院求學時，接觸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對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尤為嚮往。畢業後，即投身廣東陸軍將弁學堂學兵營炮科學習，這期間與黃興、趙聲、方聲洞等相識，加入同盟會，並任陸軍分會主盟人。

　　1909年秋，徐維揚和莫紀彭受同盟會南方支部派遣，回鄉發展會員，建立組織。徐維揚利用宗族關係，挨戶走訪，宣傳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僅13天就發動300餘人入會。

　　這年9月下旬，廣東番花同盟分會正式成立，公推徐進坤為會長，徐繡文為副會長。分會機關設在花縣三華村“集之徐公祠”後樓上，分會負責人多次在樓上聚會密商，黃興也幾次秘密到此指導。分會成立後，大力發展會員，上至清遠，下至番禺，入會者達1000餘人，成為武昌起義前中國同盟會在廣東的九大分會點之一。

　　據民革中央《團結報》上刊發的《番花同盟會與廣州新軍及“三二九”之役》一文記載，徐維揚和莫紀彭在三華村“集之徐公祠”創建中國同盟會番花分會後，即開始準備參加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策動的次年初舉行廣州新軍起義計劃。

　　文章說，徐維揚與徐進坤等商議，擇定會中精明堅毅者百人，組成“敢死隊”，屆時赴廣州起事。當時，清朝廣東當局對槍械彈藥管控甚嚴，起義所需的槍彈由同盟會南方支部統籌購進補充。番花同盟會承擔了運械入城的重任，他們或借婚嫁喜事，藏械彈於禮物之中，炸藥偽裝成“禮酒”，用瓦埕密封；或偽裝送殯，藏槍彈於棺木中。

　　“徐維揚就曾親扮"孝子"垂淚舉幡，以掩人耳目。就這樣，廣州新軍起義所需的部分械彈，由"集之徐公祠"送出，一批批運入廣州城。”徐兆東說，1910年2月12日，廣州新軍起義爆發後，徐維揚率同盟會番花分會敢死隊急馳廣州增援，尚未入城，因新軍起義已敗，遂中止行動。

　　“集之徐公祠”左右兩側，平房密布，連成村莊，這裡是三華村徐姓世世代代聚居的地方。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廣州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中姓徐的最多，達16位，都是徐維揚領導的花縣“敢死隊”里的宗室成員。

　　“在黃花崗起義中，徐維揚和他領導的花縣"敢死隊"可謂居功至偉。參加起義的革命黨人約130人，徐維揚領導的隊伍就占了三分之一，有40多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即18人來自三華村，其中16人姓徐。然而，對這支隊伍的研究和報道卻較少。”徐兆東說。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於1910年冬在南洋召集同盟會骨幹會議，指派黃興等籌劃廣州“三二九”起義（即黃花崗起義）。然而，由於起義兩度改期，原定800人參加的隊伍無法集中，起義前夜在廣州城內的革命黨人僅有幾十人。眼見缺兵少彈的黃興決定發動這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起義”，徐維揚懷着必死之心站了出來，說道：“既然要干，我馬上就回去召集隊員。”

　　據《花縣文史》記載，1911年4月26日（農曆三月廿八日）夜，徐維揚星夜兼程趕回三華村，在“集之徐公祠”後座番花同盟會分會點，召集勇敢善戰、精悍可靠的青壯年百餘人，組成“選鋒隊”(即“敢死隊”)。

　　在徐維揚充滿激情的演說鼓動下，隊員們群情激昂，歃血宣誓奮勇殺敵。第二天（農曆3月29日），“敢死隊”隊員們即趕往廣州，由於清軍已經戒嚴，最終只有40多人成功進入城內。儘管如此，這支隊伍仍然是參加黃花崗起義人數最多的。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廿九日）下午5時30分，黃花崗起義爆發。

　　《花縣文史》第一輯中，記載了徐維揚對起義過程的口述回憶：“我軍咸懷必死之心，奮勇直前，一可當百，敵大恐，豕突而退……斯時也，槍聲喧於急雨，彈煙波於亂雲，喊吶崩天，血花濺地，此蹶彼興，前赴後繼……敵受重創，敗於垂危，而敵之援兵忽大至，我軍衝鋒猛擊者再至三，卒有能勝，乃突圍出……”

　　參加黃花崗起義的40多位三華村“敢死隊”隊員共有18人犧牲，三華村因此被後人譽為“英雄村”。1920年，孫中山特派張繼來到此地憑弔18位烈士，並親自為“集之徐公祠”題匾：“毀家紓難，功在黨國。”

　　在前往三華村前，記者曾參觀了位於廣州越華路小東營的黃花崗起義紀念館。展館內共設3間展廳，有關徐維揚的介紹很少，只在2號展廳中貼有他的一張照片和同盟會番花分會舊址的圖片，圖片說明寫道：“徐維揚（1887－1952），同盟會番花分會負責人。"三?二九"起義前，他帶領花縣"敢死隊"進入指揮部，隨黃興參加戰鬥。這是徐維揚和番花分會舊址照片。”在起義爆發與經過的簡述中提到“兵分三路”的情況時，有這樣一句話涉及徐維揚：“一路由徐維揚、莫紀彭率領，攻打小北門，後退至廣州城北三元里。”

　　徐維揚是黃花崗起義的倖存者。《花縣文史》中關於徐維揚從小北門突圍後的情況有如下記載：“維揚攀山越嶺至三元里，時人者僅徐佩琉、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人而已。維揚乃悲憤不欲獨生，囑佩琉等六人扶傷歸里，己與懷波挺身返城營救諸昆仲，不料佩琉等六人行抵高塘大東橋又遇敵兵竟遭駢戮也。嗚呼痛哉！”

　　“從史料記述可見，由於擔心城中黃興等人，已經突圍的徐維揚讓受傷的6人先行回村，自己與徐懷波冒死返城。誰想，返家的6人卻遭遇敵人，壯烈犧牲，徐維揚他們倆竟然僥倖脫險。”徐兆東說，一心向死卻得以倖存的徐維揚，面對不幸遇難的宗室子弟痛徹心肺：“十八烈士者，其子女均已無父，致貧不能自存，而維揚奔走國事多年，拙於蓄積，又無以贍養，苟埋其名而不傳之天下後世，不幾疑烈士之不可為。”

　　徐維揚對此愧疚無比，甚至自責：“黃花之役，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間，對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將烈士之事實留傳於後世，而吾實感沉痛，此吾所以遲遲而無報林、鄒諸先生之命也。”

　　不難看出，作為黃花崗起義的重要參與者，徐維揚本可修書存史，卻因自覺愧對烈士和家屬，而選擇了沉默，而花縣“敢死隊”其他倖存者大多是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有關這支“敢死隊”的史料如此之少的緣故吧。

　　入會志願書：胡虜亂華，神人共憤。仆驅除志切，百死不移，耿耿此心，天日可表。茲聞貴會提倡大義，與仆平日宗旨相合，故願入貴會，同心協力，復我華夏，一切章程，情願遵守。伏維介紹。

　　誓詞：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矢忠矢信，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眾處罰。

　　生平簡介

　　徐維揚，1887年生於廣東花縣（現廣州花都區）。廣州培英書院畢業後進入廣東陸軍將弁學堂學習，並加入同盟會。參與策劃了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率部40多人參加黃花崗起義，後僥倖脫險。中華民國成立後，曾任陸軍第七團團長兼廣東雷廉綏靖處總辦，後參加討袁護法運動。擔任過粵軍第七支隊司令、中華民國政府總統府中將參軍、粵漢鐵路局局長等職。抗戰中被委任為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統率委員會委員兼中路總指揮。抗戰勝利後，賦閒在家，1952年病逝於廣州。

　　旁邊故事

　　隱居香港從事教育

　　抗日出山指揮戰鬥

　　“1913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徐維揚棄職赴香港居住，時任廣東督軍龍濟光受命要求將徐維揚引渡回廣東，揚言要將他處死。緊要關頭，幸虧英國人莫里遜及時出手營救，徐維揚才在香港得以安身。”徐兆東說，在港居住期間，徐維揚為了進一步宣傳革命真理，自籌資金創辦了昭昭學校，一邊從事教育工作，一邊與朱執信、胡漢民等同盟會員聯絡策劃討袁。

　　徐維揚的堂兄徐澤農，即徐兆東的爺爺，生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徐維揚在昭昭學校進行的一次演講。那是1920年2月，徐澤農在香港油麻地昭昭學校任教期間，時任粵軍第七支隊司令的徐維揚一次因公赴港，於百忙中抽時間專程回到自己籌辦的學校演講，希望激發師生和家長的愛國之心。

　　文章說，徐維揚的演講很生動，在談到“軍閥爭權奪利，列強更欲瓜分我國，我們若不繼續革命，必有亡國之禍”時，他以被英國占領的印度為例：“你們且看"麼羅差"（當時港人對印度人的俗稱）專替英人守門口，可知亡國奴的地位如何低賤，你們身在香港，心要常懷祖國，要有振興中華的精神，否則國家淪亡，你們恐怕也要過着"麼羅差"的生活了。”在座師生聽聞極為感動。

　　徐兆東說，1928年，徐維揚從粵漢鐵路局長的位上卸任後，隱居園林，再次從事教育，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重新出山，策動了四會、廣寧、懷集等地民眾截擊日寇。還曾輾轉廣西、湖南等地，策動當地民眾，截斷敵人歸路，立下功勞，廣西思恩縣民眾曾因此專門為徐維揚立下一座紀念碑。

-------------------------------------------------------------------------------

　　英雄的成長離不開客觀氛圍的薰陶：花縣與省垣近在咫尺，得風氣之先；這裡是洪秀全的家鄉，積澱着反清的歷史土壤；祖父曾是太平天國的老兵，常以反清策勵後輩。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徐維揚自幼受特殊鄉土傳統的孕育，稍長入廣州培英書院，啟蒙於西方思想文化，對孫中山及民主革命始而嚮往，又轉讀廣東陸軍將弁學堂，與趙聲等志士結誼，入同盟會，有志反清大業。

　　1909年秋，徐維揚受同盟會南方支部命，偕莫紀彭回鄉發展革命力量，以三華村為據點，成立同盟會番花分會，北至清遠，南及番禺，會員發展至千餘人，為同盟會廣東九大分會之一。1910年，他率會員響應新軍起義未遂，又積極投入策動1911年的廣州“三?二九起義”。

　　起義發動之後，徐維揚率花縣籍“選鋒”隊員40餘人，攻打小北門。“懷必死之心，奮勇直前，一可當百，敵大恐，豕突而退”，清軍援兵驟然趕到，乃突圍，退往城北三元里。

　　英雄頂天立地，在於為了主義捨生取義。退至城外，隨從僅見徐佩琉等7人，徐維揚悲憤至極，不欲獨生，囑佩琉等6人扶傷歸里，與懷波冒死返城營救諸昆仲，豈料6人旋被追兵殺戮。

英雄也是鐵骨柔腸。對舉義事敗，徐維揚愧疚無比：“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間，對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將烈士之事實留傳於後世，而吾實感沉痛，此吾所以遲遲而無報林、鄒諸先生之命也。”辛亥革命後，徐維揚仍矢志追隨孫中山討袁護法，但長期緘口沉默，不願張揚。由是，後人對這位肝膽義士，尤加肅然景仰。

來源深圳特區報

⊙該文章轉自[徐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