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村史以及寫縣誌時，霍新會老人把這些“吃不飽”的經歷和社員“磨洋工”的事，統統“過濾”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根弦兒他一直緊繃到現在。即使現在寫村志，或是給報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會不會帶來麻煩”。寫來寫去，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實際上也是一部有選擇的歷史”！


　　老高按：前幾天我在博客上發文《一位可敬的拯救抗戰歷史的中國農民》，轉載了兩篇關於北京昌平農民楊國慶搜集抗戰期間南口戰役文物、建立博物館的報導。我在文中說，這位歷史拯救者讓我肅然起敬，“一位普通農民，有這麼深切的歷史意識，讓我這個自稱‘歷史愛好者’，並且正在從事歷史雜誌和歷史網站編輯的人汗顏”；同時，我也為中國民間活躍着眾多歷史拯救者而感到振奮。
　　今天，我又讀到另一位歷史拯救者——山西沁水縣老農民霍新會寫歷史的故事（載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但這次，我沒有感到振奮，而是心頭髮沉，為之黯然——雖然此人也讓我肅然起敬。
　　他寫的，是真正的“野史”——村野歷史。這是縣史、省史、國史的基礎。中國歷來有官史和野史兩條脈絡，唯獨在最近六十多年，權力者憑藉權力，壟斷歷史，強行將民間歷史納入官方框架，致使民間歷史奄奄一息，傳統基本斷絕。我們從霍新會的遭遇和內心掙扎過程就可以看出，民間歷史遭受了何等摧殘！我們從他的遭遇和內心掙扎過程也可以得出結論：我們難道能相信官方所發布的歷史？！
　　霍新會內心的拉鋸戰，也程度不同地在專業史學工作者內心發生過、發生着。這種“心有餘悸”不從體制上根本消除，我看官方編定的歷史是不可能取信於人的。



　　這是一雙扶犁之手。關節粗大，手掌滿是老繭，手背上則是像鱗片一樣的皮膚，有幾處還因天氣寒冷乾燥而皸裂。
　　正是憑着這雙手，山西省沁水縣農民霍新會洋洋灑灑地寫出300餘萬字的地方史志，有縣誌，有村志，還有一些專志。
　　尤為難得的是，在中國當代史的三個節點上，霍新會都在史冊中留下自己的文字。第一個節點為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當地搞得轟轟烈烈；第二個節點為1980年，改革序幕在當地剛剛拉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是個熱門詞語；第三個節點為2003年，關於“煤老闆”的故事，正在各地流傳。
　　“人活一輩子，不能忘本。我是有點文化的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告訴大家。”霍新會說。今年他虛歲70，身體開始哆嗦，走路略有蹣跚。


有些話是違心的，可當時必須那麼寫

　　農曆正月還沒過完，沁水縣野鹿村里已經找不到一絲過年的氣息。一些人家大門上的春聯已脫落。還有一些人家，人早早跑到外地打工了，緊閉的大門前被風捲來一團團雜物。
　　2月中旬的一天，陽光暖煦。村里雜貨鋪前，幾個老頭在曬着太陽下象棋，偶爾會為悔棋的事爭執一番。霍新會裹着一件藏青色棉襖，雙手縮在袖筒里，站在一旁靜靜地觀看。經歷過風風雨雨，他已經變得不太喜歡說話。
　　年前，他在同縣的胡底村寫村志。正月十五剛過，他就和對方聯繫，想早點去幹活，早點拿到薪水。可對方說，天氣太冷，怕凍壞他的身體。於是老人就閒了下來，等待對方通知。
　　胡底村志是他編寫的第6部村志。前5部村志，有3部已經出版，一部正在校對中，還有一部是寫本村的，手寫本，野鹿村里只有一本，保留在原村貧農協會主席的兒子手中。
　　這本村志，紙張已經泛黃，四周捲起毛邊，封面上，用毛筆字寫着“沁水縣端氏公社野鹿村村史”，落款日期為1965年3月2日。
　　當時，野鹿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公社書記帶隊在此扎點，提出要大隊寫一部村史，希望群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這場運動始於1962年。次年，毛澤東指出，要用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群眾。此後，各地開展訪貧問苦的活動，請老貧農、老工人、老紅軍作憶苦思甜的報告，並通過寫史的方式，對群眾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
　　野鹿村的第一部村史，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當時，霍新會22歲，是村裡的記工員。
　　土改時，霍新會的父親因為擁有兩頭牛、5間土樓房以及20畝薄地，成分被劃分為“上中農”。為此，霍新會吃盡苦頭。
　　上初中時，他追求進步，一遍遍寫入團申請書，但組織上始終不批准。上學期間的助學金，貧農出身的同學比他要高一倍。一旦與人發生爭執，如果對方“根正苗紅”，那他這個上中農出身的人“天然不對”。
　　他記得有一個同學，家庭出身也是上中農，因為和一個家庭出身是貧農的同學發生糾紛，被老師攆出學校，從此失學。
　　初中畢業後，他未能考上高中，便回村參加勞動。“那個時候，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我表現可積極了。隊長還沒敲鐘，我就出門上工。收工的時候，大家都趕着回家，我還要留下來幹活。”霍新會回憶道。
　　積極表現的結果，就是為他換來記工員的工作。這個職位，是當時村里為數不多的幹活不累、又能拿到工分的職位。
　　與此同時，他開始給當地的報紙投稿，記錄大隊裡的好人好事。偶爾，報紙上會刊登他寫的“豆腐塊”。於是他在村里便有了“秀才”之稱。
　　接到寫村史的任務後，他決心好好寫，以圖“政治進步”。
　　白天，他照常記工分，抽空就和一些老貧農聊天兒，讓他們講富農如何剝削自己的故事。晚上回到家中，他就伏在昏暗的油燈下一字一句地寫。
　　半個月後，他與本村另外兩個社員，寫出了野鹿村歷史上第一部村史，共兩萬餘字。霍新會寫了一萬字。頗有趣的是，編寫村史的3名社員，均是上中農家庭出身。
　　在這部“貫穿階級鬥爭一根紅線”的村史中，編撰者歷數地主富農的種種罪惡，以激發“修房的睡露天，織布的無衣穿，養豬的不見肉，栽樹的不見果”的階級仇恨。
　　從標題可見一斑。村史分5章，其中前4章的標題分別是：“八家老社掌村權、作威作福欺壓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重重剝削”，“舊社會：窮人的地獄、富人的天堂”，以及“舊社會惡習害人，破家產妻離子散”。
　　“寫的時候我緊繃着一根弦兒，不敢寫地富反壞右的一點好，也不敢寫自己對生活的一點不滿意。”霍新會說，“現在看來，有些話是違心的，可當時必須那麼寫。不那樣的話，一來我掙不到工分，二來我可能被批鬥，三來寫東西也通不過，還得重寫。”

那個時候，就想飽飽吃一頓

　　霍新會參與編撰的第一部村史，以“社員生活勝天堂”這句話結尾。現在回顧，他並不贊同這個結論。
　　“連飯都吃不飽，離天堂遠着呢。”這個老人說。他吃飯非常慢，一點一點嚼。偶有掉到桌面上的食物，他也會夾起來吃掉。有同桌吃飯的人勸他別這樣，但他堅持要吃，“浪費了不好”。
　　霍新會出生於1943年。當年，沁水縣遭遇災荒。在後來他參與編撰的《沁水縣誌》中這樣記載：“本年，士敏縣（編者註：當年7月，沁水縣大部分併入士敏縣）遭受大旱災和蟲災。1943年春至1944年夏，共餓死2640口人。”
　　霍新會出生的第二年，當地又流行傷寒、瘧疾、霍亂、梅毒等疾病。
　　由於野鹿村地處偏僻的山腰，疾病沒傳染過來。但日子也並不好過，土改前，霍家那20畝薄地所產的糧食，全家老小勉強夠吃。沁水縣1948年便展開“土改”運動，他家的家產被分，吃飽就成為大問題。三年困難時期，大隊“人民食堂”幾乎每頓都是“氫二氧、煮南瓜，再加一把氯化鈉（即鹽水煮南瓜）”，仍舊頓頓吃不飽。
　　有一頓沒一頓地，霍新會慢慢長大，可個子老也長不高。現今，他身高不足1.6米。當年，吃飽飯是霍新會最大的夢想。“那個時候，我就想飽飽吃一頓。”
　　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他的這個夢想才實現。其時，他已年近不惑。
　　幾十年後，肚子飽不飽的問題，仍停留在霍新會的日常意識中。以至於現在，他見面打招呼，還習慣說“吃了沒有”。家裡來了客人，雖然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但他第一反應仍是招呼老伴給客人做飯。
　　當年，大家吃不飽，上工就開始“磨洋工”。常常是“上地人叫人，地頭人等人，收工人攆人”。小隊長不叫，大家就儘量拖着不上工；走到地頭，等着大家到齊，才開始幹活；收工的時候，大家就像兔子一樣往家趕。
　　“我當記工員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霍新會說，“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其實是窮過渡。”
　　然而在寫野鹿村村史以及寫縣誌的時候，他把這些“吃不飽”的經歷和社員“磨洋工”的事，統統“過濾”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根弦兒，他一直緊繃到現在。即使現在寫村志，或是給報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會不會帶來麻煩”。
　　這部村史並沒給霍新會帶來什麼政治進步。村史寫出來不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結束了，很多人根本沒見到過。
　　“估計大隊幹部也不好意思拿出來。村里本來就只有幾戶過得光景好一點，他們都很節約，也不剝削人，不像寫的那樣。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拿出來反而會造成矛盾。”霍新會說。
　　改革開放以後，“勤勞致富”成為村里人新的目標。大家各顯神通，吃飽穿暖，修房蓋屋。現今更是如此，誰家在城裡買了樓房，在村里蓋了房子，或是開輛轎車回來，都會成為村里人議論和羨慕的對象。
　　富人不再被批判，恰恰相反，窮人則為大家所譏諷。當年，霍新會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了不少聲譽。而現在，他曾經的聲譽，完全被家庭的貧困所遮蓋。村里不少人，總會以“那個住土房子的老頭”指代這個曾經的“秀才”。即使在霍新會兒子眼中，知識也“不是什麼本事”。
　　村里到處是磚瓦房，有人家甚至蓋起二層樓，可霍新會仍住在上世紀80年代蓋起的3間土房子中。
　　在眾多的樓房中，霍新會的這棟房子顯得低矮。屋子裡用紅藍混色的塑料布打頂，牆壁上還貼着一些舊報紙。房間很暗，大白天如果不開燈，根本不能看書寫字。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看着自己“寒酸”的家，他常常發出感慨。
　　寫完村史後，他繼續積極表現，繼續用努力工作洗刷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
　　那些年，他陸續獲得“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等稱號。直到現在，他還能熟練地背出“老三篇”的一些章節。
　　他的努力，為他換來一份體面的工作。當地新建一個大的水利工程，他被抽調到工程處工作，負責宣傳，並主編一份發行1500份的《沁河戰報》。
　　“我還帶了大紅花，家裡人臉上都有光。”回憶起這段往事，霍新會得意地笑了。
　　然而他最終未能轉為正式工。1979年，國家調整國民經濟時，他回了家，仍舊當農民。那雙擺弄文字的手，再次到地頭扶犁耕種。

寫史要客觀公正，但有一個“框框”

　　在水利工程處干的那幾年，霍新會為自己攢足了名聲，也為他以後寫縣誌村志打下了基礎。
　　1980年，國務院指示，要各地“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沁水縣就此成立縣誌辦。辦公室的一名幹部認識霍新會，知道他“寫一手好文章”，便邀請他加入。霍新會欣然應邀。
　　也是同一年，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編寫方志要遵從“三新”及“三性”觀點。所謂“三新”，即“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三性”則指“資料性、科學性、思想性”。
　　胡喬木的講話，為當時的地方志編撰定了基調。沁水縣也照此着手編撰本縣縣誌。
　　到縣誌辦後，霍新會“大吃一驚”：參與編寫縣誌的，大都是曾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我當時不理解，為什麼要這些人來寫縣誌？”霍新會說。
　　後來，他很慶幸，其中幾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啟發了他，讓他那根緊繃的弦兒稍鬆了一下。
　　初期，大家在一些問題上頗有爭議。比如，文革該如何寫，文革前的各種運動該怎麼寫，現代人物如何評價等。
　　霍新會還記得，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老兵、黃埔軍校畢業生曾提出，要客觀對待國民黨抗日歷史，要客觀評價黨在改革開放前30年提出的政策等等。每次開會，這人都要提到這些問題。但是，“始終沒有人敢定調子”。
　　爭論不下，這個老兵便拂袖而去，不再參與編寫縣誌的工作。
　　1981年6月，黨的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決議，為當時地方志的編撰工作，劃了一個“框框”。縣誌辦內部也達成一致意見：凡是涉及到歷史問題的，都不能超出《決議》的定性。
　　但在霍新會內心深處，還有一個個人原則：“書寫歷史，要儘量客觀公正。”
　　飢餓是他永不磨滅的記憶。“不把這段歷史客觀描述，迴避失誤，只寫成績，會讓人覺得歷史不真實。”他說，“當時我內心很掙扎。”
　　內心的掙扎一直持續到現在，與他那根緊繃的弦兒不停地鬥爭。不過在寫趙樹理時，他的“弦兒”開始為他的內心退讓。
　　趙樹理是沁水縣作家，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山藥蛋派”，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反右傾”開始，趙樹理便被定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批判對象。文革開始後，他遭迫害致死。
　　對於趙樹理，霍新會相當熟悉。他的家離趙樹理的家鄉不超過10公里。少年時，他因喜愛文學，不止一次跑到趙樹理的家鄉，還有幸聽過趙樹理講課。
　　動筆之前，他多次訪問趙樹理的親朋好友，甚至還兩赴太原，與趙樹理的一名同學、離任的山西省副省長交流。
　　後來，他寫了一篇最長的人物傳記，8000多字。初稿中，他特意寫了趙樹理因何受到批判。但是在成稿中，字數被刪掉不少不說，他特意寫的那一段最終也未能面世。
　　“我犯了兩個錯誤。一是違反了寫文革‘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二是忘記了人物傳記要寫積極向上的一面。”他說。
　　寫另一個人物賈景德時，霍新會內心也掙扎過。賈景德是沁水人，曾做過閻錫山的秘書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及秘書長。霍新會在採訪中，得知他為家鄉做過不少貢獻，比如辦工廠、修公路等。
　　霍新會本想將其對家鄉的貢獻寫進縣誌。可是他的方案沒被認可。最後他只寥寥地寫其在國民政府擔任過什麼職務。
　　“擱現在，我一定會重新評價這兩個人。”霍新會說，“但我有‘政治恐懼’，怕寫多了挨批鬥。”
　　被否定的次數多了，他便不再在編輯會上提出自己的意見，一切“按領導的意思寫”。
　　“說了有什麼用？我就是一臨時工，說得多了，連飯碗也砸了。”霍新會說。

社會說變就變，就像那一段歷史沒有發生一樣

　　在沁水縣誌辦工作5年，臨時工霍新會交出80萬字的書稿後，就離開了這個地方。
　　在編寫縣誌過程中，與在大集體時代一樣，他仍舊有充足的幹勁。妻子在家侍弄那幾畝薄田，很少能見到他的身影。不過，與以前不一樣的是，在大集體時代，身上的家庭出身烙印，始終是他的一塊心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洗刷掉那個烙印。然而，當他快要成功的時候，一切都改變了。時代已經不需要他那樣的“賣力討好”。
　　到縣誌辦工作，霍新會奔着轉正的目標。可是不久，他就被縣誌辦辭退。人沒挪窩，又被縣誌辦臨時聘用。但這樣一來，他就失去了轉正的機會。
　　“20多年的努力白費了。社會說變就變，就像那一段歷史沒有發生一樣。”坐在昏暗的小屋中，霍新會感慨道。
　　他不得不“為稻粱謀”。兩個兒子已經長大，做父親的至少要給每個兒子蓋一院房子。不過，這個目標，到現在他都沒有實現。他只在上世紀90年代，給一個兒子蓋了4間二層樓房。而他和老伴，仍住在80年代蓋的3間土房中。
　　老了，霍新會記不得很多事，但也忘不掉很多事。
　　他還記得，有一個農民，是“農業學大寨”時期的一個典型人物。此人他很早就聽說過，是那種幹活賣命的“主兒”。在一次農田水利建設中，此人遇塌方身亡。“當時縣委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學習了兩年多。”可是，當霍新會在縣誌辦提出要將此人寫進縣誌人物傳記時，被斷然否決。
　　“大家學得轟轟烈烈的，結果連個名字也寫不進史書。你說說看，這叫什麼事兒？”他至今也想不明白。
　　還有，大躍進時期，大家熱火朝天地干，結果一句“決策失誤”就了事。有些“失誤”的農業政策，甚至都沒在縣誌中體現。
　　“成績歸成績，失誤歸失誤。古人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現在縣誌中都不提，怎麼個‘以史為鑑’法？”
　　不過在他離開沁水縣誌辦時，他還顧不上思考這些問題。口袋的鼓與癟，關繫着他全家的生計。找工作才是他的首要任務。
　　參與編撰沁水縣誌時，他結識了周邊縣城縣誌辦的幹部。1985年，當他離開沁水縣誌辦後，永濟縣縣誌辦邀請他參與編寫永濟縣誌，並開出更高的工資。於是，他搭長途車到了永濟縣城，一住就是4年，完成了該縣的“財貿專志”。
　　4年之後，他又回到農村，用那雙書寫歷史的手，侍弄土地。
　　憑着多年來積累的知識和聲譽，他也能找個短工乾乾，幫鄉鎮企業寫寫宣傳稿，也能拿到高於力氣活的報酬。日子稍有了起色，能“趕上父親的水平”。
　　有一次，霍新會為一家鄉鎮企業的老闆寫了篇人物通訊，在當地獲了獎。他的名聲更大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沁水縣委成立通訊組，他被邀請到通訊組工作。幹了一段時間，他在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文章。
　　這些文章，被他一張張剪下來，貼到一個本子上。“這是我一生最大的資本。”話剛出口，他就趕緊捂住嘴。
　　一旁的老伴聽到，回了一句：“你還好意思說，你看看自己住的什麼地方，說出去丟人。”霍新會便不再言語。
　　從1998年到2003年，霍新會踏踏實實幹了幾年農活。除播種外，家裡的農活沒有他拿不下的。在此期間，他也去找過政府有關部門，希望能給自己解決轉正的問題，但最終沒落實。
　　偶爾，他也寫點心得體會，投到當地的報紙上。一來二去，他認識了當地一家報紙的負責人。2003年春天，此人一個電話，又打斷霍新會務農的生活。
　　60歲這年，霍新會那雙滿是老繭的手，重新操起紙筆，撰寫歷史。

留個紀念還是留住歷史？

　　進入21世紀，三晉大地上，“煤老闆”似乎一夜之間冒出來，迅速搶占各大媒體的頭版。
　　依託煤炭資源，一些村莊也富了起來，當地開始流行修村志之風。在那家報紙負責人的介紹下，霍新會開始給澤州縣的一個村寫村志。“經濟發展了，留個紀念。”有村幹部對他講。
　　這個村有兩個煤礦，村民的收入水平因此直線上升。一年多後，霍新會寫了30餘萬字，交給對方。此後，他幾乎沒有空閒，這個村寫完，就有那個村來約。這幾年，他一連寫了4部村志，胡底村的那部也快完工了。
　　現在的霍新會，更像是一個熟練技工，往固定的模子裡填東西。甚至連調子都一樣。
　　“多寫寫農村的變化，寫寫現在老百姓過的好日子。”幾乎每個村幹部都會這麼跟他說。
　　打工者霍新會於是就寫農村的變化，寫老百姓過的好日子。“我就是一打工的，寫不好人家不給錢。”霍新會說。
　　每部村志，他通常需要一年多的時間，能拿到一萬多元。不過，這點錢也不好掙。有一個村，至今還欠他不少工錢。
　　當然，在他眼中，農村的確在發生變化。光從一些順口溜就可看出：
　　上世紀50年代，農村姑娘找對象，流傳着這樣的話：“一工二干三學生，退伍軍人等一等，老農民發癔症。”
　　到了60年代，“不嫁工，不嫁干，要嫁就嫁放羊漢，穿毛衣、吃飽飯。”
　　80年代，農民的地位開始提高，找對象相對容易點兒了。當地開始流傳“窮工人、富幹部，老農民有前途，沒錢花了賣紅薯”的順口溜。
　　進入本世紀，“小康工人富幹部，人民教師坐花轎，辛苦農民吃得飽，小康路上邁大步”的說法又流傳開來。
　　然而，還有另外一些變化，他沒法寫在村志里。一些禁區是他觸碰不得的。比如農村的計劃生育、“三農”問題、環境問題、村幹部的貪腐、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現象等，都不能載入史冊。
　　要寫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框框”依然在，正如他在寫縣誌時一樣。他也不想去碰，當年那根緊繃的弦兒還會時不時拽他一下，更別說他時刻忘不了的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了。
　　但留住歷史的念頭時不時會冒出來。
　　有一次，他寫了一些反映上世紀60年代幹部專權的順口溜，比如“隊長有權，會計有錢，撐死保管，餓死社員”、“惹了小隊長，一年不順當，秋後不分菜和糧”等。結果，在審定書稿時，這些順口溜全部被刪掉。事後有人對他說：“領導看了，很不高興。”
　　“認了吧，現實就是這麼一回事。”霍新會當時想。
　　好在也有讓他“盡興”的時候。在當代人物傳記中，他可以儘可能多地寫這個人做的事，而不是寫成簡歷。那些在縣誌中略掉的“地富反壞右”，也能比較客觀地出現在村志中。
　　寫來寫去，霍新會算是想明白了，“村志實際上也是一部有選擇的歷史”！
　　他感觸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個村寫村志時，當地一家的祖上，曾有人在國民黨部隊任職，後來此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終平反。因為此人對村里做過不少貢獻，村志編撰班子打算將他寫進史書。但去徵求家屬意見時，遭到對方拒絕。
　　“人已經不在了，就不要再翻舊案了。萬一來一場什麼運動，我們家就沒法活了。”對方告訴霍新會和陪他同來的村幹部。
　　霍新會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家屬的強烈反應。“就和我一樣，過去的事，一提就害怕。”
　　事實上，霍新會及家人從未被真正批鬥過。但他見過別人挨批鬥，也見過父親去“陪批”。村里原有一個富農，在挨批鬥時，“連親生兒子都罵他”。
　　那個場景，霍新會一直記着。“想想真可悲。”他嘆息道。
　　如今再去他寫過村志的村子時，一些村民看到他會打招呼：“我們村里都出書了，很多人都誇你呢。”霍新會“嗯嗯”地應着。可一轉身，他就哀嘆一聲。
　　年近古稀的霍新會，很想為自己的村子重新寫一部村志。在這部村志里，他要詳細地記錄每一個歷史時期，每一個人，不管失誤與成績，一股腦兒寫下來。這是他心中的“客觀記錄”。
　　“這部村志屬於我，屬於這個村莊。它不屬於哪一個領導，我也不要看誰的眼色。”
　　許多年過去，這個村子變化太大。水泥路從村子邊上經過；那條小溪依舊在流淌，可是水已經很小了；幾乎家家都蓋起新房，可人心散了，村子也不再熱鬧，只留下一些老頭兒老太太。
　　村裡有一座廟，廟前有個戲台子。霍新會小的時候，這是村里最熱鬧的地方，每年還會唱兩台戲。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成為羊圈，地上滿是羊糞。廟裡牆壁上的壁畫，已經殘缺不全。霍新會記得，曾經，這些壁畫“美輪美奐”。
　　過年這段日子，他每隔幾天就會到廟裡看看。壁畫快沒了，人也快沒了。在這個地方挨過批鬥和批鬥過別人的人，一個個老去了。想要找一個能完整講述過去的人，變得異常困難。
　　“再不搶救，村子就沒有過去的影子了。”霍新會說，“我也老了，快要寫不動了。也許，一輩子我也完不成我想寫的村志。”

 

霍新會在老屋裡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