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這題目是從老馬那兒學來的,而老馬又是從曹長青那兒學來的。當年賣國老賊張學良謝世,曹長青寫了篇《張學良糊塗死了》。老馬學會了這一招,在他家王若望王大叔謝世時,寫了篇《王若望糊塗死了》。
我當時看見那文章,暴跳如雷,血壓升高手冰涼,立即上帖抨擊,罵老馬連起碼的中國人的道德倫理都不講。看好戲、老格等人立即附和,發動了網上暴民運動。老丁甚至激越到要求網站把他的文集撤掉,說他恥於將自己的名字與馬悲鳴共列在文集作者名單上。
此話一出,從未寫過像樣文章的老格也出來效法,要網站撤去他的文集。看好戲等人則趁機起鬨,要網站撤了馬悲鳴的文集。我一看又大怒,反過來捍衛馬悲鳴的言論自由,說若是網站屈從暴民要求撤了馬的文集,那我立即要求撤去自己的文集。鬧了半天,自然是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老馬的反應。論壇里鬧成了一鍋粥,這小子渾若無事人,好像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他非但不以老丁的要求為忤,甚至還一本正經地給網站提了個建議,說 既然老丁恥於與他的名字同列,那網站可以將文集作者名單分為兩頁,把他的名字單獨列在另外一頁上,即可解決這棘手問題,云云,讓我看了那帖子又好氣又好 笑,不能不佩服他的臉皮。
此後每逢死人,老馬就要出來“鞭屍”,每次我都要和他大鬧一場。最嚴重的那次是劉賓雁老辭世。老馬造謠誹謗,指劉老為貪污犯,又出來冒充遺屬給葬禮“挑 錯”,罵劉老為“大殭屍”。那次我真是氣壞了,準備跟馬悲鳴打官司,通過朋友找到遺屬,鼓勵他們出頭起訴馬悲鳴,自己則願意承擔一切訴訟費用。但人家不想 跟小人計較,於是我只能含恨而罷。
沒成想今日我也來寫這種喪德文章,這是因為老蘆從來實話實說,見到方老仙逝的噩耗,我能想起來方老給我的唯一印象,似乎就只有“輕狂”二字,也只有這兩字似乎才能準確地概括作為政治家的方老的一生。反正在我眼中,方勵之是繼康有為之後的第二個輕狂禍國的讀書人典範。
據維基百科,方勵之先生堪稱早慧,早在12歲時就加入了中共外圍組織,1955年加入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早了敬愛的胡錦濤總書記9年,按今日標 准,絕對是老革命了。方的經歷其實與朱鎔基很相似,兩人都是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是“被黨錯打的孩子”,都在“撥亂反正”後被黨委以重任。只是方比 朱乖覺得多,57年挨的那巴掌比朱挨的輕多了。此外,他最為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歲月,還是80年代。
那陣子剛剛“撥亂反正”不久,中國的科研完全是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無論是科技界還是教育界,大家都剛剛從幾十年酣暢淋漓 的“與人奮鬥”的其樂無窮中醒過來,誰都不知道科研是怎麼回事,只知道科學家們乃是天上的神靈。這是因為當時黨決定開動宣傳機器為科學家們造勢,徐遲的 《哥德巴赫猜想》轟動全國,陳景潤成了新時代的雷鋒。在此大氣候下,方勵之駕着祥雲,以“大科學家”的身份降臨人間,為大眾介紹什麼是“大爆炸宇宙學”, 頓時便把芸芸眾生迷得暈暈乎乎的,都以為他是愛因斯坦轉世。
光是充當學術泰斗也倒罷了,方還有着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頑固情結(用當時的時髦話語來說便是“知識分子干預社會,干預生活”),忍不住要出來當國師 爺。他儼然成了全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隔三差五在報上發表指示,不是“中國應該解散”,就是“北歐模式值得注意”,“知識分子應該入黨去改造中共”,等 等,等等,那些驚世駭俗的大膽言論,更是唬得青年學子們一怔一怔的,立即就成了青年們的偶像。
說來可笑:我黨開動宣傳機器傳布科學教,將科學家們捧為新時代的神祗,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將方勵之這種原來“又紅又專”的黨員知識分子任命為科技大 副校長,造出了這個“科學神”。沒成想這個中共造出來的神一旦成了氣候,立即就尾大不掉,背恩反噬,成了我黨的headache。
奠定了方國師的人民領袖地位的歷史事件,還是1986-87年的全國性學潮,是年年底,科大學生為選學生代表起鬨,方勵之火上加油,在學生集會上公開煽動 學生起來鬧事,胡說什麼:“民主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而要靠自下而上的鬥爭。”那個講話立即被學生寫成傳單,寄到全國各大學,短期內就在全國掀起了轟轟 烈烈的學潮。那次鬧事的結果,是胡耀邦下台,他與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等人被開除出黨,他被調到北京天文台工作。運動在剎那間就煙消雲散,當真是“其興 也勃,其亡也忽”。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親眼見到他的“鬥爭”號召引出什麼惡果來之後,方國師卻更加意氣風發了。這是因為全世界的鏡頭都轉向了他。作為中國的異議人士領袖, 方先生要比後來的劉曉波、艾未未等風光百倍。港澳台報刊一致尊他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外國電視台也時時採訪他。方先生雖是科學神,卻不幸依舊是凡人,自 然難以抵抗鎂光燈下無限風光的巨大誘惑,免不得將其輕骨頭暴露得淋漓盡致。
的確,那陣子大概是方先生一生最風光的時刻吧。方夫人李淑嫻堅信她夫君一定是萬古流芳的偉人。據知情者披露,李淑嫻甚至在預備將來出版這位偉人的傳記,如 影隨形地跟着他,將他的言論都記下來,準備用為傳記素材。除此之外,他那位賢內助還利用其北大教師的身份,夥同王丹在北大舉辦“草坪沙龍”,連美國駐華大 使夫人包柏漪都成了嘉賓。
對他賢內助的堅定信念,方先生似乎也高度認同。一次某港刊記者採訪他,恭維他是“中國薩哈羅夫”,他不但不遜謝,而且直接就來了個默認。當那記者說起薩哈羅夫上哪兒哪兒去了,“方羅夫”便很感興趣地問道:噢,他也上那兒去了?完全是對“中國薩哈羅夫”這一頭銜的正式接受。
為了live up to這一頭銜,方先生非常善於製造轟動國際的重大新聞。1989年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說該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又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由它 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因此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他除了通過 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向中共投遞了這封信外,還把抄件給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林培瑞,後者將它翻譯為英文交給外國記者,於是方勵之便成功地又一次轟動 了國外傳媒界。而這一公開信在國內的廣泛流傳,構成了幾個月後“風波”的觸媒之一。
是年2月間,老布什總統訪華,邀請方勵之夫婦參加告別宴會。當局出動了大批警力,攔阻方氏夫婦赴會。方氏夫婦在赴會過程中與警方鬥智鬥勇,最後機智勇敢地 改往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在那兒舉行了臨時記者招待會,發布了他們的赴宴經歷。多年後,方先生還引以為傲,在回憶文章中得意洋洋地宣稱:“北京數百警察的一 夜按計劃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什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由此可見方先生的“鏡頭感”是何等強烈。不僅如此,他還驕狂地對記者說:“我講幾句話,政治局就得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個人覺得,此話應該收入《吉尼斯世 界紀錄大全》,蓋它最生動不過地顯示了一個人的骨頭可以有多輕,堪稱“世界最輕骨”記錄。方先生雖然早在12歲時便投身共產革命,19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 黨,對西方民主毫無了解固是情理中事,無足深責,但令人詫異的是,對那流氓黑幫會組織能下流到什麼地步,他老先生居然也就會一無所知!這才會無比幼稚輕狂 地認定,他既然在國內享有巨大聲望,又有國際社會的強有力聲援,則不管他怎樣刺激惹惱中共當局,他們都只能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
不幸的是,方先生不久就得為這幼稚的輕狂付出慘痛代價,把他輕易賺來的巨大聲望斷送於旦夕之間,正應了英文俗語:Easy come, easy go。
六四槍響,方氏夫婦才痛苦地發現了他們的miscalculation——原來共黨傳授給百姓的“合法鬥爭”是用來對付國民黨的,並不能“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拿去對付共產黨自身。這是因為國民黨有底線,而共產黨毫無。正因為認識到這點,方氏夫婦才跳到了另一個極端,過度反應,毫無必要地自驚自 嚇,逃往美國大使館避難,從此使得他的名聲遭受了不可逆轉的巨大損失。
據知情人披露,方勵之其實是被那位賢內助坑了。據說,那位本來心心念念要作偉人妻的李淑嫻此時給嚇得魂不附體,完全進入了歇斯底里狀態,只會抑制不住地哆 嗦,反覆說:共產黨瘋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就是受了她的影響,方先生才決定逃入使館。他怕到這個地步,甚至拒絕了使館最初的安排:立即給他倆發放簽證, 立即到機場登機飛往美國。
這本是非常安全的安排——當時當局的主要注意力完全放在屠城上,根本還來不及堵住一切漏卮。方勵之本有護照,在上面加個簽證戳子乃是使館的對口專業。因 此,若按使館的最初安排,那倆人完全可以體面地鴻飛冥冥,不必再困居使館內長達一年,開創了“使館內科研”的歷史先例。然而方教授卻愚不可及地拒絕了,理 由還是賢內助那一條:共產黨瘋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生怕在去機場的路上或在機場上被共軍攔下來,就地槍決。
這其實是過慮。六四屠城發生時,黨政軍警特各界陷入空前分裂,真正忠實執行鄧小平軍事部署的只有奉命入城的野戰軍,通緝搜捕“動亂分子”其實是後來才想到 的“亡羊補牢”。一言以蔽之,整個爛事並未在事前經過通盤的周密謀劃,就連開槍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偶然性:如果學生及時撤走了,市民不為保護學生去攔阻軍 隊,則屠殺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若不是大屠殺搞得太過於血淋淋,以致當局必須把它做成“反革命暴亂”以推卸罪責,則通緝、抓捕並重判“動亂分子”的必要性 也就不是那麼急迫了。從這些情況來判斷,通緝令很可能是在屠殺發生後,當局意識到了嚴重惡果,為了推卸罪責才補發的。因此,方氏夫婦完全可以在那之前從容 逃掉。
即使方氏夫婦早就在通緝令上,被共黨抓起來了,那又便如何?根本就不會喪命,無非是關押一段時間罷了,反倒成全了他“中國薩哈羅夫”的英名。為六四坐牢的 人多的是,也沒見誰被槍斃。據土匪司令王希哲說,坐共產黨的牢其實是拿學位。這話其實也不錯。我早就在舊作中指出,毛共與後毛共的一個重大區別,是黨的威 望(=欺騙蠱惑力)空前跌落。因此,在毛時代“反黨”,不但要被槍決,而且還要被全民全心全意地聲討,真箇成了死有餘辜,遺臭萬年;而在後毛時代“反 黨”,不但不會被槍決,還立即就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勇士與英雄。若是方教授當時不是被完全嚇掉了魂,徹底喪失了理智,實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教導“不怕坐 牢”,那後來的諾貝爾獎也就絕對輪不到當時籍籍無名的劉曉波了。
這就是方教授的滑鐵盧。他從美國使館出來後,去英國當了半年的訪問學者,曾在當地的學人集會上講過話。那陣子海外學人還沉浸在中共大屠殺激起的悲憤之中, 對我黨深惡痛絕,根本就不是如今這些海外黨衛軍。但即使如此,與會者仍然對方教授臨難先遁、望風而逃、把被他煽動起來的人民扔在血泊中的怯懦行徑深為鄙 夷,在會上提了若干尖銳問題,質問教授為何要逃入使館,而不與被他煽動起來的人民共命運,搞得教授狼狽不堪,只好解釋,這種事在歷史上已有先例,梁啓超也 曾逃入日本駐華使館,云云。
方先生不知道或是方便地忘記了,康梁在百日維新中當然也是輕狂肇禍者,但畢竟與他有個本質區別——人家並沒有煽動百姓起來鬥爭,為自己爭取民主。戊戌政變 只是殺了“六君子”,雖然那些人也是受康有為謀反密謀連累的無辜替罪羊,但犧牲者的數量比起六四來簡直不值一提。最令人扼腕的是,康梁謀反,還真是有計 劃,有行動,煽動將領派兵包圍頤和園,殺掉事實上的國家元首老佛爺,而方勵之干的爛事,卻只不過是作一通大而無當的空泛煽動,天真地指望着人民起來鬥爭便 能實現民主,外帶許多雖能有效吸引國際眼球,卻華而不實、脆而不堅political stunts!
經過那次集會,方先生自己大概也知道逃入使館是平生敗筆,從此失去了充當“民主導師”的道義資格,到美國後便再不兼任“科學泰斗與民主先知”,從此轉入低 調,只滿足於作科學泰鬥了。當然,這突兀的改變,到底是方先生自慚自悟使然,還是與美國為求得中共放走他而在幕後作出的承諾有關,局外人無從得知,還待未 來的史學家去考證。
方先生最後作的秀,是去瑞典出席為劉曉波的頒獎典禮。遺憾的是,就連這最後的political stunt,他都沒能做“稱頭”(川話,大概可以翻譯為“像樣”吧)。大約老先生也意識到若非自己當初嚇破了膽,如今站在領獎台上的就是他了,因此竟在網 上推出了一篇醋意四濺、與其身份極為不符的爛文章,以憶舊為名,將劉曉波寫成了個不學無術、毫無人格的混混,為自己的歷史形象描下了醜陋的最後一筆——若 他真是為民主不惜奉獻一切的志士,起碼該想起燕昭王千金買馬骨的故事來吧?
上面這些話,對於死者當然不敬。而且,方先生其實是毛共黨文化的作品,作的孽當然最終得算到偉光正頭上去。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與寫扒下中共政治家華麗外衣的大量作品並無不同,還是想拆毀神龕,俾此類以萬民為芻狗的“民主領袖”在未來中國永遠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