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主持開會兩個月狠批劉伯承、粟裕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9日16:01:0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毛澤東寫下“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題詞，問題更嚴重了。鬥爭主要對象是劉伯承、肖克等，粟裕、黃永勝等人也都受到批評。彭德懷主持會議批判劉、肖是“教條主義”，粟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把我在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又翻出來印發，說我把陳再道和王任重作對比是典型的“資格論” 　　老高按：這裡接着貼出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第十六章“調到北京工作”的後半段。這一段，寫的是從似乎團結祥和的八大，到氣氛緊張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及更有火藥味的軍委擴大會議。 　　關於本書的介紹，以及對話雙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與他的兒子程光（又名邱承光）的介紹，請參看上一篇博客文章《參加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了解肅反內情》。 調到北京工作 程光，《歷史的回顧》第十六章（續） 參加黨的八大 　　子：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父：我再次當選為大會代表。 　　1956年9月15日，八大在北京開幕，大會代表1026名，比 “七大”多了一倍，代表着全國一千萬黨員。這次大會和1945年在延安那個窮山溝子裡開的“七大”的閉塞情況大為不同了，完全是開放式地開會。以蘇聯共產黨為首的五十多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團參加了大會，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也應邀列席，這種開放是以後歷屆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僅有的。 　　八大會場在新建成的全國政協禮堂。毛主席致了開幕詞，會議之中他沒有作什麼專題的發言，也沒有像“七大”那樣深入各小組參加討論，聽取意見，他和代表們離得遠了。 　　子：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為首的各社會主義兄弟黨代表團和中國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是中共以後黨代會所沒有的。 　　父：他們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事作，只是在會上發表了祝賀式的致詞，主要是熱烈頌揚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革命。 　　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七大”是毛主席作政治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表明毛主席是黨的領袖，劉少奇是接班人。八大的這種安排，意味着劉少奇已成了黨的主要領袖之一，鄧小平成為接班的人了。 　　八大提出了黨的政治和思想建設綱領，《政治報告》提出：“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子：這些論述，後來因毛主席和劉少奇反目，被當成了劉的一個大“罪行”，給予完全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後中央為劉少奇平反，否定了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批判。劉少奇在八大的論述又被當成了他的一個大功勞，給予完全的肯定。 　　父：我認為這樣前後矛盾的作法不合實際。因為在黨的八大上提出這些論述，主要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來的，如果那時劉少奇就敢於反對毛澤東，公開辦違背毛心意的事，那麼黨的八大就開不成了。既便如此，這些論述還是有缺陷，一是對社會主要矛盾提的並不準確，二是忽略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封建思想還根深蒂固。如果只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主的矛盾，那就是等於承認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務，這與實際是不符合的。中國反封建的任務，應當說至今還沒有完成。封建思想的影響遠遠大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在老百姓中是這樣，在共產黨內也是這樣，它還深深地影響着我們國家的政治和人民的思想、意識、文化、生活。 　　子：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反對“把個人突出和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這應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父：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可笑的是，大會自始自終在對毛澤東個人進行歌功頌德，甚至對劉少奇也有歌頌。我們這個以農民出身黨員為主體的“工人隊級政黨”，對個人崇拜這個封建糟粕的東西已經視而不見了。 　　八大對樹立劉少奇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一些人感到滿意和成功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些人看來，組織上安排不很得當。我和一些軍隊幹部私下議論時，感到把劉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在白區工作的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重要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進了中央委員會。相反，軍隊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很有限，一些老資格軍隊幹部沒有被安排。在大會討論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時，各組裡就傳出這樣一些議論：“今後是建設時期，有建國才能的人應當進入中央委員會。”還有人頌揚劉少奇說“打仗靠毛主席，建國靠劉少奇”，連“干白區黨的比二萬五的（軍隊幹部）鬥爭更艱苦，因為是老虎肚子裡活下來的”等議論也出來了，而且傳得很廣。黨內這種潛在的思想分歧有增無減，這個被人忽視的問題很快被察覺了，在兩年後的八大二次大會上進行了彌補和平衡，補選了一批候補中央委員，主要是軍隊幹部。 　　子：這說明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父：儘管如此，這也沒有完全消除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由此而引發的一些矛盾，它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顯露了出來。 　　有件事順便在這裡提幾句。在八大政治局委員的人事考慮上，軍隊的元帥已經有六名列為候選人了（朱、彭、林、劉、賀、陳）。林彪找毛主席，請他一定要把羅榮桓安排上。毛主席反覆權衡，把羅安排成政治局委員了。我們這些林、羅的老部下得知這件事後非常高興。十幾年後林彪垮台了，不少揭發材料說，林彪和羅榮桓之間的關係不好，在東北時期羅榮桓就向林彪進行堅決的“路線”的鬥爭。那是瞎說的。 　　八大是比較平淡的會，只是在討論大會對政治報告的決議時，出現過不同意見。多年以後我聽周恩來說過，決議草稿的內容中有“我國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毛主席不完全同意這種看法，在主席台上就作了修改，但在那個大家熱烈擁護的場合下，舉手同意了。事後毛主席還是強調，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件事曾在八大小組會上聽說過。文化革命開始後，這件事又被翻出來了，把它說成了是“毛澤東向劉少奇的鬥爭”。 　　子：我在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憶中也看到過此事，但沒有佐證。 　　父：我記得“文革”期間周恩來還在一個文件上寫過一個比較長的批註，說明了這件事情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中央肯定有存檔）。當我看了周恩來對此的批註，才知道毛主席和劉少奇早在1956年八大時就有了嚴重的思想分歧，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六十年代初才開始的。 　　八大制定的制度和提出的一些想法很好，比如：新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樣實行常任制，每年都應舉行一次全體代表會議，每屆任期五年。但是只是1958年舉行了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就沒有下文了。在八大，毛澤東表示了他下一屆不想再當國家主席，還流露了今後在適當的時候不當黨的主席的想法，他建議修改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得連任一屆，這是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設想。劉少奇、鄧小平在黨章上寫進了“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是為毛澤東離職後準備的。在那個毛主席有崇高威望的時候，這個規定的提出，使很多包括我在內的老幹部不理解，因為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共產黨的領袖多是終身制。我們習慣於毛主席是黨的唯一的、別人不能取代的最高領袖。當大家得知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認為既然如此，也就不提什麼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黨的“九大”上說，“我們這些人只要不死，總是要當中央委員的。”並把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寫進了黨章中，之後還寫進憲法。這說明毛澤東認為以前劉少奇等人在八大提出的我們黨要“設黨的名譽主席”這一條，並不秉承他的真實意思，而是為奪取他的權力而在做某種準備。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子：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離八次大會閉幕不過一年多，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的指導路線急劇地向左轉了。1957年黨開始整風，不久就演化成了“反右”鬥爭運動。 　　父：全黨要整風，在黨的八大就提出了，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決定第二年全面開展。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3月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了話，提出了讓人民群眾對黨的工作和作風提意見，採取“放”的方針，讓大家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整風運動一起來，各民主黨派一些人不僅對共產黨的執政工作提出意見，也對“一黨專政”的制度發出了質疑，毛主席親自領導了反擊，運動很快就從“整風”變成了“整人”，把那些提意見的頭面人物統統打成了“右派”，並牽連數十萬計的人，把他們打成了一種新的“反革命分子”。“反右”鬥爭的得失不是我們談話所要評論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從那之後，黨內外提什麼不同的意見就難了。對此，我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就得到了教訓。 　　和黨的八大上團結祥和相比，八大二次會議很不平靜，成了一場思想鬥爭的大會。我們軍隊組的討論變成了反對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的鬥爭會。劉伯承、粟裕、肖克、黃永勝等受了嚴厲批評並做了檢討。陳毅以反對“資格論”為主題做了長篇發言，對粟裕和一些人我都點名或不點名地進行了批評，氣氛始終緊張。對劉伯承、粟裕、肖克等人在會上批了還不算， 5月25日八大二次會議一結束，27日馬上召開了由彭德懷領導的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批判這些人，火力更猛，會議開了近兩個月，至7月22日結束。 　　子：會議開得有那麼激烈？ 　　父：很激烈，早超過了同志式的批評，幾乎是要把粟裕他們搞臭。你如能找到發言記錄看看就知道了。 　　我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是停下學習來參加會議的。我有兩年沒有參加軍隊的實際工作了，也挨了一棒，原因是這樣的： 　　在八大二次大會的一次小組會上，大家討論才實行不久的幹部薪金制，我發表了看法，主張黨政軍幹部應當實行同一種標準的薪金制，這在政治上、團結上、管理上都有益處。因為那時全國黨政幹部和軍隊幹部的薪金制度各自搞了一套。黨政機關實行行政級別制，即從國家主席開始一直往下排到基層最小的通信員，共二十幾級。軍隊實行職務級別制，即從軍委主席、總司令開始一直排到排長。兩種薪金制有很大的區別，黨政幹部是行政級別高，薪金數額也高；軍隊的是職務高而級別低，薪金數額也低，要用“軍齡補助”來減少與地方幹部的工資差距。為了說明問題，我發言時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例作了對比說明：王任重是“三八式”，但已是地方行政六級；陳再道是老資格，為正兵團級，而套成地方行政級僅為八級。我認為，軍隊的薪金制會產生不必要的矛盾，我主張黨政軍實行同一制度。 　　我的發言引起了不少軍隊高級幹部的共鳴和支持，陳再道這些老資格們有意見說不出口或是說不清楚，我的發言響應的人很多，事情傳了出去，我成了“資格論”落後思想的典型人物，受到了指責。 　　我感到政治壓力非常大，反省了自己，我的發言就算觀點是對的，但所舉的例子很不妥當。因為我舉例的兩個人恰好是那時黨內高級幹部中兩類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後來居上的“新生力量”、“先進人物”的代表；而陳再道是“老資格”、“老不進步”的代表。我把他們擺在一起來對比，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與黨中央的幹部政策唱反調，反對新生力量。在一期大會《簡報》裡面印了我的發言摘要，是當 “反面教員”的，我感到很緊張。 　　子：我聽一位當時在場的老同志說過，陳毅知道了你們的意見之後，批評你們時火氣很大也很嚴厲，甚至生氣地說：“你們這些人（老資格）認為王任重的級別評得太高了。那麼好，我就建議再提他一級，讓他更高一些，看你們還有什麼意見！” 　　父：陳毅發言之後，我迫於壓力，以《打倒資格論》為題寫了一篇準備在小組會上的檢討發言稿。因為陳毅對這件事批評了，他又是我在新四軍時的老領導，我事先把發言稿送給他審閱。 　　這時，周恩來也看到了那份《簡報》。他不知道我為什麼“不識時務”地發表那樣的見解，立即找我去談，還調閱了我們小組發言的原始紀錄。我察覺我的發言並不是《簡報》裡那樣的，是被某些人“整理加工”後變了味。周恩來也感到大會秘書處的人曲解了我原來的意思。為此，周恩來把陳毅也請到他那兒（我也在），說：“陳老總在軍隊組的發言很好，但是對邱會作的批評就不恰當了。”周恩來向陳老總說明了《簡報》與我的發言的原意並不符合。陳毅知道了情況後說：“我這個‘大炮’又傷人了。” 　　過後，陳毅把我叫去談了一次。陳毅是個坦蕩的人，說他把問題說過頭了，並在我的稿子上批了，“你在小組會上有關薪金改革發言的觀點並無錯誤，但方法有不妥之處。我對資格論的批判是作為一種現象來說的，並非指某一個人。你這個發言稿寫得很好，希望安心學習。”（大意）。後來我才知道，軍隊小組原來要安排對我進行批判的會，因為周恩來的幫助，陳毅寫了批示，批判就不搞了。 　　八大二次會議對一些人，甚至是要人進行了批判。如，會議武斷地認為1956年下半年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是右傾路線，周恩來、陳雲成了責任人，作了檢討，會議還指責許多堅持實事求是而對高指標提出意見的人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說他們“舉的不是紅旗是白旗”，全國都要“插紅旗、拔白旗”。這就引起了在經濟建設上盲目地提高了指標，助長了浮誇風，把許多不恰當的東西提出來了，為不久後發生的“大躍進”準備了思想基礎。 　　子：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肯定了“反右”成績，重提了階級鬥爭。大會還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爭取十五年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上趕上英國”的經濟建設目標。”“左”傾思想不僅在政治上，也經濟上也開始了。 　　父：會議結束以後，我以為我的這場災禍過去了，沒想到兩天之後中央軍委由彭德懷主持召開了擴大會議，發起了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鬥爭，繼續八大二次會議上對一些高級幹部開展批判。 　　這次會議氣氛更嚴厲了，而且有了綱領，把它說成是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爭，毛主席為此題寫了“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題詞，問題就顯得更嚴重了。鬥爭的主要對象是劉伯承、肖克等人，粟裕、黃永勝等人也都受到了批評。彭德懷在那次會議上批判劉、肖是搞“教條主義”，批評粟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為了多找一些個人主義的“典型人物”當批判的靶子，由總政組成的會務組把我在八大二次會議小組會上的發言《簡報》又翻出來印發了，指責我是“提倡論資排輩，反對新生力量”的落後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代言人，說我把陳再道和王任重作對比是典型的“資格論”。 　　子：王任重在八大二次會上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而陳再道這個老資格沒被照顧，你這不是哪壺不開提那壺。 　　父：軍委擴大會議嚴厲地批評了劉伯承、粟裕，對其他人也不點名地批評了。會議開得如此“火藥味”，人人自危了。但是我發現，我的老領導林彪、葉劍英對批劉伯承、粟裕只講官話，不作實質批判，甚至還為他們說了公道話，我害怕不安的心情才踏實下來了。 　　子：彭德懷主持軍委擴大會議批劉伯承等人，是解放軍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大的內部鬥爭，影響很大。他是不是對劉伯承在“七大”上對他的百團大戰批評的“回應”？有人如是說。 　　父：彭德懷在我軍的地位很高，他脾氣不好，愛罵人是有名的。但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在歷史上不是那種專門整人的人，很受高級幹部的尊重。這次彭德懷出面對劉伯承這位有名的厚道老實人進行嚴厲的批判整肅，為彭德懷自己造成了非常消極的影響。一年後，在江西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毛主席開始出手整彭德懷了。八大二次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受過彭德懷整的人，或同情那次挨了整的人，一下都成了批判彭德懷的積極分子和骨幹。 　　八大二次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我回到高等軍事學院繼續學習。學院在學習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時，一些人向我開展思想鬥爭，批判我“代表‘老資格’的落後思想”。剛剛到任的高等軍事學院院長葉劍英（黨委第一書記）知道了，找我去談了話。我如實地匯報了我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的動機和內容，以及後來事情的發展經過。葉劍英聽了之後，從他桌子上的文件夾中拿出總政的一份秘密《內部簡報》給我看，我才知道我的“禍根”在哪。我惱火地說：“把已經搞清楚了解決了的問題又翻出來，是專門整人的壞作風。”葉劍英說黨內關係也是複雜的，他示意我不必為這件事擔心。 　　果然，葉劍英在高等軍事學院黨員大會上講了一次話，他說：“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很重要，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就不能達到幫助別人、團結起來的目的。”聽的人都明白，葉劍英是在為我鳴不平。不久，學院不僅任命我為高級幹部班第二班的班主任（第一班的班主任是王新亭），我還成了軍事學院的黨委委員，這是學員中很少有的。由於葉劍英的幫助，我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生的那段“公案”總算結束了。   　　相關文章： 　　參加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了解肅反內情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對批張國燾為何心中不服 　　真有毛澤東指責張國燾分裂中央的密電嗎？ 　　五十步就是比一百步強 　　前人的救國夢和今人的強國夢 　　五十步就是比一百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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