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政權為什麼要提出“征韓論”

資料來源：東亞學會論文第六輯 （姚 春 霞）；百度百科；

關鍵詞：對馬海峽 日本 幕府武士階層  明治政府初期  征韓論 海外殖民 大陸經略

 征韓兩字，顧名思義，就是征服朝鮮，征韓論即是指日本針對朝鮮的一種對外擴張的論調， 是日本‘大陸政策’的一部分。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韓論”。明治維新以後，明治政府繼承了幕末“征韓論”。

日本是從明治維新開始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具體地說就是在“征韓論”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日本明治政權“征韓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同時與明治初期的社會政治狀況和當時的國際環境有直接的關係。

一、幕府末期“征韓論”的提出
（1）列強虎視各國港口海域，對馬島危機是征韓論提出的歷史誘因。

 　　對馬島是東亞海上的要衝，位於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扼朝鮮海峽門戶，倍受歐洲列強的注目，特別是沙俄。克里米亞戰爭後，俄國在東北亞的擴張活動更引起了英國警惕。因此，英國對日本的對馬島產生了興趣。1859年12月，英國軍艦“阿克特恩”號闖入對馬海岸測量水情，英國駐日本箱館領事霍奇森建議英國海軍在對馬島建軍事基地。

沙俄得知此消息後，於1861年3月13日，派軍艦“波薩得尼克”號，開入對馬島的芋崎浦，俄艦艦長彼里列夫更以修理軍艦為藉口，要求允許其在此停泊。

1861年8月，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公開表示:英國政府對俄國軍艦開進對馬不能袖手旁觀。[3]隨後，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霍普海軍中將率兩艘軍艦駛入對馬。迫於英國的軍事壓力和國際輿論及對馬島民的英勇奮鬥，9月2日，俄艦被迫撤出對馬。

對馬危機使日本充分認識到了對馬海峽和朝鮮半島在近代東北亞國際事務中的戰略地位，隨着日本幕府對朝鮮事務的重視，一部分人便開始策劃“征韓論”。從而導致了日本政府“征韓論”的出籠。

（2）征韓論的主要內容

 最先提出征韓思想的是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
　　早在幕府末期，長州藩士吉田松陰就主張以講“信義”的名義屈從歐美，同時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的‘補償論’。1855年與美俄簽訂友好條約後，他說：“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與夷狄。必須嚴定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蓄養國力，割據易取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土地作為補償。”

二、明治政府初期的“征韓論”

1868年明治維新剛推翻了幕府統治，建立了明治政府，可是，當時封建勢力還很強大，無法打倒，各藩割據，政府既無兵力，亦無財力，“一時假託朝鮮之事，重新編征親兵，欲一試武力”，以“平衡朝廷同諸侯的兵力”的“策略”。

二是，日本外務省認為：“朝鮮是日本保全皇國之基礎，日後經略萬國之基石，倘若被他人占先，國事休矣”。因此，日本企圖在沙俄和歐美侵入朝鮮以前搶先占領。

三是，當時的歐美各國都試圖打破東亞的冊封體制，而朝鮮是一個被緊緊納入東亞冊封體制的國家，日本試圖通過征韓這一舉動，打破冊封體制之一環，以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

1869 年，明治政府遣使攜帶國書往朝鮮，被以國書“不合體例”為由拒絕。這次出使，名義上要與朝鮮打開國交，實際是為侵略朝鮮半島製造藉口。木戶、岩倉等人到1871年出國訪問為止，一直在討論和擬定侵略朝鮮半島的計劃。 　　

日本企圖侵略朝鮮半島，是為了轉移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更是為與列強爭奪東亞、進一步侵略中國製造跳板。 　　

日本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欺軟怕硬的情結，表現在文化上就成了尚禮而好鬥。

1。征韓論時機之爭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採納木戶孝允建議，派遣“征韓”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鮮，並下達了調查任務，如，朝鮮與清廷關係、內政是否紊亂、有無適宜軍港、軍備情況，其軍事意圖昭然若揭。

到了1873年，圍繞者立刻發動征韓還是等待時機這一問題，政府內部分為兩派：一派是蒼岩具視、大久保禮通、木戶孝允，另一派是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兩派的爭執以一場大政變（西南政變）的發生，西鄉隆盛等征韓派退出政府而告終。 　
　“征韓論”之爭, 並不能歸結征韓派與反征韓派之爭。恰恰相反, 雙方所爭的不是征韓與不征韓的大原則問題, 而是對征韓的時機把握的策略問題。所以, 所謂“征韓論”之爭, 只不過是“征韓論”者內部的急征派與緩徵派之爭而已。[4]

事實上,“征韓論”之爭雖然暫時告一段落, 但明治政府對外侵略擴張的既定方針並未改變。

2。明治維新後征韓論的影響
　　明治維新後興起的“征韓論”無疑對日本的政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維新元勛西鄉隆盛因此造反，釀成西南之亂。伊藤博文被刺殺，都與此有關。 　　韓國這時又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了，又迎來日本，大院君與兒媳閔妃間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將閔妃黨羽逮捕，日本軍隊做亂，幸好時任大清國駐韓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凱手中有兵權，將日本軍殺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

，韓國終於被日本吞滅，改為朝鮮，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三、 明治政府初期“征韓論”確立的原因

1、“征韓論”形成的思想根源

    日本封建歷史上的“朝鮮觀”問題。日本建國神話和古代傳統之中的古代日本曾統治過朝鮮[7]一說長期影響着一部分日本人的朝鮮觀。“古代日本統治朝鮮”這一傳說，在悠久的日本歷史中得以長期流傳，並被一部分封建文人捏造成“日本神與天皇統治朝鮮”、“朝鮮國王與貴族服屬於日本”等等，極力宣揚日本民族的優越感和對朝侵略擴張的思想。

這一古老而潛在的傳統意識，在幕末思想家那裡得到了惡性膨脹，並日益帶有殖民主義色彩。根深蒂固的"古代日本統治朝鮮論"已成為幕末思想家們鼓吹侵朝擴張的重要思想根源和藉口，並深刻影響了明治維新領導集團，成為明治征韓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治政權的侵朝方針繼承了幕末思想家們所鼓吹的侵朝擴張論，但兩者之間也有些區別。

幕末對朝擴張論是一種消極的國防政策，主要是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幕府封建統治；

明治政權的“征韓論”則是新興資本主義的產物，其目的是征服和奴役朝鮮，進而爭霸亞洲乃至世界。

日本封建武士頭腦中所固有的封建歷史傳統。明治維新政權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制定同一大批封建

武士出身的統治者頭腦中所固有的封建主義歷史傳統分不開的，是日本封建主義思想殘餘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思想在他們身上的混合反映。日本封建武士階層有兩大基本指導思想。一是以殺伐征戰、窮兵黷武為最大“榮耀”為特點的“武國”觀念，即以武力作為立國揚名的基礎和根本。二是要以武力侵略鄰國，實現以日本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

明治政權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直接繼承了封建武士階層的這一歷史傳統，並企圖效仿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掠奪，侵略和掠奪亞洲弱小國家，以此挽救日本的民族危機進而富國強兵，參加世界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

    可以說，明治維新初期喧囂一時的“征韓論”思想源於日本建國神話與古代傳說中的“古代日本統治朝鮮”之說，但“征韓論”本身則是封建武士階層由來已久的侵朝擴張野心,在明治維新的

資本主義狂熱中被激發出來的產物。“征韓論”不僅是侵略朝鮮的論調，而且是稍後形成的日本大陸政策的基礎和核心，是明治整個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

2、“征韓論”形成的直接原因

    明治初期征韓論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國內矛盾複雜，危機四伏。明治維新集團是在日本並未具備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轉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為了免於淪為半殖民地的命運而迫不及待的選擇了積極向西方學習,迅速發展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的。由於日本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其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是暴力的。日本廣大人民遭到了殘酷的剝削,並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赤貧化,各地人民群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地主階級的殘酷統治。這對於明治政權來說,無疑是一場滅頂之災。

除此之外, 不平士族問題,堪稱明治政權的另一個心腹之患.武士階層中的大多數人為明治維新政權的誕生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伴隨着封建制度的崩潰,除了少數上層士族和華族之外,眾多的下級武士日趨沒落破產,生活動盪,對新生的明治政權憤憤不平,致使各地不斷發生士族暴行和叛亂,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歷時八個月之久的“西南戰爭”。

    人民的鬥爭和士族的憤恨使明治政權危機四伏。因此,為了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與反抗鬥爭, 擺脫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對外侵略與日本隔海相忘的弱小國家朝鮮便成為了明治政府的首要選擇。成了它征伐掠奪的第一個目標。

3、“征韓論”形成的經濟方面的原因

    當時歐美列強對日本的威脅。在明治初期,日本面臨着淪為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嚴重危機。因此,對新興的日本資本主義來說,開拓海外市場,掠奪弱小國家,擺脫歐美商業資本的控制和壓迫,可謂“燃眉之急”。當時朝鮮內部危機日益加深，而日本處於經濟變法時期，

當時，各帝國主義也無暇顧及朝鮮問題。明治政權因此想效仿歐美列強，搶先占領朝鮮以實現自己長遠的海外殖民市場的戰略，以此擺脫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對日本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控制。

    因此，明治初期的“征韓論”就是這種社會經濟需要在政治思想上的直接反映。日本威逼朝鮮開港,主要是在“開拓萬里波濤”的基本國策促使下,效仿歐美列強,搶先強占朝鮮實現自己長遠的

海外殖民市場的經濟戰略。

（二）“征韓論”的實質

    所謂“征韓論”, 其實質就是侵略大陸論。[8]1884 年日本在朝鮮策動甲申政變失敗後, 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

福澤諭吉在《時事時報》上帶頭“主張立即對清開戰, 說要準備天皇的親征”。犬養毅等人則鼓吹

趁機“干涉朝鮮內政, 努力實行吞併”, 並向日本當局獻策說: “與中國之糾紛, 乃吾等為國家所最希望者也。”[9]此後, 日本加緊了對大陸的作戰準備。
實際上，日本明治政府從1873 年發生“征韓論”之爭以來,就開始處心積慮地推行“大陸經略”政策。

1887 年, 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陸軍大佐小川又次，在他草擬的《清國征討方略》大陸作戰方案中，提出日軍對華作戰的總目標是“先攻占北京,擒獲清帝”, 將中國分割為六塊, 然後分別處置之。並指出: “東洋命運關係清國興亡者頗多。若萬一清國成為他國蠶食對象, 我國命運亦不可料。莫如為使歐洲不致侵入, 我國先主動制定統轄清國之方略。” [10]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發表《外交政略論》, 提出本國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之外側, 還要有一條“利益線”, 那就是“勢與鄰國接觸, 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之地區”。還特別強調: 在帝國主義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 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 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 [11]

於是, 所謂“利益線”之說, 便成為爾後日本推行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的“理論”根據。而“征韓論”形成的軍事上的因素也源於朝鮮是日本國家利益線之焦點。

總而言之，明治政府的“征韓論”是與侵略中國聯繫在一起的。侵略中國和朝鮮就是明治政府的大陸政策。

    綜上所述，日本明治政府初期“征韓論”的提出與確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既有繼承

古代日本對外開疆拓土的歷史傳統的因素,也有效仿西方列強奉行侵略擴張政策的時代背景和通過

對外擴張轉移國內政治危機的需要,同時也是出於經濟上妄圖通過掠奪別國財富、實現自身“富國強兵”的強烈願望。而當時的朝鮮內部危機日益加深，歐美列強對其虎視眈眈。再加上朝鮮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把它看作是自身利益所在之焦點。因此“征韓論”出台便是順理成章了。

在明治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之下 “征韓論”的逐漸發展為大陸政策，最終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80。

[2] [日]大家武松.幕末外交史的研究.寶文館，1967。

[3] [日]吉田常吉，藤井省三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卷54.岩波書店, 1978。

[4] [日] 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2 冊.商務印書館,1985。

[5] [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2 冊, 商務印書館, 1985。

[6] 戚其章.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人民出版社, 2001。

[7]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
   四世紀六十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鮮，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慶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設“日本府”統治之，即所謂的“任那日本府。

[8] 戚其章.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0。

[9] [日] 遠山茂樹.日本近現代史.第1 卷.商務印書館, 1983。

[10] [日]小川又次.清國征討方略.抗日戰爭研究.1995(1)。

[11]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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