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精英是怎麼樣被毛澤東毀滅的？【1】 |
| 送交者: 一片冰心 2012年04月26日16:59:5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第0篇 序言：中國精英是怎麼樣被毛澤東毀滅的？【1】
本書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毀滅的事實，善良的人們自然應該進一步追問：如此大規模地毀滅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第一、出於極權制度的本性。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的發源地是意大利。首創人墨索里尼宣稱：“我們是一個能控制一切能動力量的國家。我們控制了國家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道德力量……,總之，控制了一切。”可見極權制度實際就是集權制度，把一切權力集中於某一個政黨，最後必然集中於某一個人。集什麼權？首先當然是集個人行動自由權，要求“一切行動聽指揮”。其次，還必須集言論自由權，不允許七嘴八舌，更不允許質疑、反對的言論存在。 為了維持以上兩方面的集權，還必須集中全國的物力、財力，甚至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糧食。這樣就可以做到：“不聽話者不得食”，迫使每個人俯首帖耳、恭聽聖裁。 最後還要集中每個人思考的權利。為此必須編造一套神話，把某個領袖人物神聖化。神化領袖就是讓所有的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權利，集中到他手裡，任他擺布、調配。因此，不允許任何異端思想，甚至是異端的苗頭，都必須掐滅在萌芽狀態。 對於集權制度來說，什麼人最危險？普通老百姓不過是牆頭草，隨風倒。只有那些讀了書、明白事理的文化人，或曰知識分子，勤於思考、善於思考、敢於思考，隨時隨地都可能構成對權威的挑戰和對集權制度的撼動。這就是知識分子所謂‘原罪’的由來，知識分子之所以有罪，就因為他們有知識、有文化、能思考。老子就明明白白地說過：“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孔子也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歷朝歷代的專制君王都對文化人千方百計地提防、戒備，以至於脅迫、監禁、消滅之。即使不得不使用時，也必須在使用中提防，在提防中使用。 到了毛澤東時代，集權專制制度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進一步打擊文化人，從而維護這種集權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毛澤東發明了一個獨特的理由：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從形式邏輯來分析就不通：知識的多與少，是文化水平問題，是事實判斷；而反動與否則是政治傾向問題，是價值判斷。前者有明確的標準，可以量化，後者則沒有明確的標準，難以量化。因此也最容易被人從主觀偏好出發隨意定性。兩者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干的東西，何來因果關係？其實，這其中還應該有好幾個‘中間環節’被故意省略了。完整的因果鏈條應該是這樣：知識越多——辨別是非能力越強——盲目性越少——越難駕馭、擺弄、控制——對於統治者來說，危害越大——於是扣上‘反動’帽子。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不把完整的因果鏈條明說出來呢？因為中間那幾個環節是不可告人的，屬於統治術的秘訣。明乎此，就不難理解這句話背後的險惡用心了。正因為如此，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知識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勢力。只是後來形勢發展、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在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以至於面目全非了。雖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動，但牢牢紮根在毛澤東思想深處、烙印在他腦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對知識分子敵對情結卻沒有、也不可能刪去，始終伴隨着毛的一生。第二、毛澤東變態、扭曲的報復心理，更加重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性、殘酷性。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個發言。他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是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 老毛承認在坑儒的數量上超過秦始皇100倍。其實，除了在數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100倍，而是幾千萬倍）以外，在坑殺知識分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創新，為歷代暴君所望塵莫及。 創新之一是：先辱後殺。知識分子大都抱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信條，作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毛澤東則別開生面、大膽創新。他開始聲稱：‘大部分不殺’，讓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後進行所謂“思想改造”，實際上就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自誣、自污。經過多次、反覆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早已蕩然無存，成為一堆行屍走肉，只有向新政權乞憐了。再通過懲罰性的超負荷勞動，從肉體上折磨你，讓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誘導下，大量透支體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這樣長期的超強的勞動折磨下，加上惡劣的伙食，一點點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澤東不承擔‘殺人’或者說‘坑儒’的罪名，卻收到了‘殺’與‘坑’的實際效果。 為什麼要如此折磨別人呢？或者說：毛澤東這個發明創造的靈感來自何處？毛澤東終其一生，手不釋卷，勤奮苦讀。據說：那捲帙浩繁的24史就讀了若干遍。對於歷朝歷代宮廷秘聞特別是權力爭奪，比如父子相殘、兄弟操戈、妻妾爭風，乃至夫妻互斗等等血腥慘案，幾乎全部瞭然於心。他不會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呂雉曾有過一個發明創造。 話說當年漢高祖劉邦生前特別寵愛年輕貌美的戚夫人，身為皇後的呂雉早就恨入骨髓，卻又無可奈何，只能等待時機。一旦高祖駕崩，機會終於來了。她下令把戚夫人斷其手足，挖去眼睛，令其服啞藥，置之廁所中，名曰‘人彘’（即豬）。眼看着昔日的情敵求生不能，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死；以至於人不人、鬼不鬼。這個虐殺情敵的殘忍手段非常典型，故史書多有記載。流傳至今，當然會引起電影界的關注。80年代末李翰祥執導的《火燒圓明園》就把這一情節移花接木地嫁接到慈禧太后的身上，由影星劉曉慶扮演慈禧。 毛澤東最善於借鑑古人，無疑是‘古為今用’的高手。對於呂雉那一幕血腥的虐殺場面，讀後不會不動心。當他君臨天下、面臨如何處置昔日敵人這個新課題時，為了把文章做得更生動、更精彩，自然要借鑑、借用了。 據毛澤東自述，早年曾經受到過大知識分子的冷遇和輕慢，心理上長期壓抑，憤憤不平。一朝權在手，當然要報復。採取什麼手段呢？借用呂雉的手段自然成為毛的首選。原因在於：老毛和呂雉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如狂熱的政治野心、強烈的報復心、從虐殺中獲得無限快感的變態心理等等。面對着昔日的敵人今朝卻匍匐在自己的腳下，痛苦地掙扎、呻吟，卑微地認錯求饒、乞憐，以苟延殘喘。他（她）們同樣從中獲得了無窮的快感和極大的心理滿足，也算是報了昔日之仇，了卻心頭之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毛澤東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看來毛澤東比秦始皇高明之處不僅僅是殺人數量遠遠超過之，更重要的是在殺人之前，先讓對方扮演一個卑微可憐的角色，活受罪、受活罪，然後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消耗其生命。如此虐殺敵人，遠比秦始皇一坑了之高明多多、也惡毒多多。 區別在於：當年呂雉僅僅對特定的對象進行報復，而毛澤東則無限地擴大了報復的範圍，殃及所有無辜的知識分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無一倖免。其殘忍、兇狠、瘋狂，都是呂雉當年所無法比擬的。 毛澤東第二個重大創新在於：物盡其用。把這些昔日的仇敵，在他們死亡之前，讓他們從事那些高度危險、艱難、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不需要任何報酬而又特別聽話、徹底馴順的勞動力，是中共奪取政權後從事所有危險、艱苦建設工程的主要人力資源，既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又可以逼迫敵人、消弭其鬥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舉多得。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把這些人生命的使用價值挖掘、發揮、利用達到極致，古今中外，無人企及。 許多民族精英正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超負荷地透支體力和生命，最終魂歸西天。他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包括重大工程、糧食、…….既滿足了建國初期物資極端匱乏時的社會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換了許多危險作業中其它勞動力，避免了其它勞動者傷亡的代價。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精闢地論證了古代奴隸制度下奴隸勞動的偉大意義。他寫道：“只有奴隸制……從而為古代的文化繁榮即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就沒有現代的歐洲。”（《馬恩選集》3卷220頁）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沒有大批量的現代奴隸，就沒有新中國建設的一切成就。幾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設中，都會有那些現代奴隸的足跡、血汗和屍骨。這些被無情地打入另冊的現代奴隸，為了國家各項建設工程，既流汗、流淚，更流血；既奉獻青春，更奉獻生命。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中共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宣揚的建設成就絕大多數正是建立在無數現代奴隸的累累白骨之上。 本書中所記錄的正是這些民族精英在無助、無奈情況下，折磨致死的具體情況。他們的被毀滅，是中華民族人才寶庫中無可挽回的惡性損耗，這個損耗需要幾代人連續不間斷地撥亂反正、改弦易轍、兢兢業業才有望彌補於萬一。這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慘劇。我們編寫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把這一切真實地記錄下來，立此存照。讓世界人民、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永遠銘記這些精英們的悲慘遭遇。更永遠牢記那個處心積慮地毀滅他們的屠夫和兇手的血腥罪行。
出版人序言
讀者們看完《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後，相信一定會悲憤填膺，為文明的中國曾經歷這樣一個無法無天，人命如蟻的悲慘時代而悲哀。他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樣荒唐殘暴的事件，竟可以在一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大國中廣泛發生。固然，毛澤東的“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殘忍性格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是編者希望能夠從較深層次探討這現象。 應該看到，精英被中共政權直接處死者為數不多，絕大多數精英是被廣大的人群，在革命的口號下被當權者煽動，群起圍攻，迫害致死的。那就應該問，為什麼這種荒誕的政策得以在全國推行，廣大的群眾竟如同群氓，其中應該有其更深刻的因源。 首先，最根本的因源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即黨天下，它在本質上是中國幾千年極權專制制度的延續。編者認為。中共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戰爭，基本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如歷代農民革命一樣，勝利者的意識是以一個新皇權取代舊皇權。新政權儘管打着人民當家作主的旗號，但專制王朝的思想依然不變。中共在和國民黨的鬥爭中，為了爭取群眾，特別是爭取民主知識分子，作為同盟軍，在口頭上承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提出共同綱領，甚至為針對國民黨而提出“一黨專政遍地成災”的口號。但在勝利後，這些先前同路人，便成為最危險的敵人，必須徹底清除。只有這樣，才能使極權專制制度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續。 為此中共在1949年推翻國民黨後，便在全國範圍推行徹底消滅反對勢力的各項運動： 1950年首先在全國實施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富農階級（農村精英） 1952年起在全國城鎮（鄉）先後推行鎮壓反革命運動，消滅了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地方勢力和宗教勢力。（社會地方精英） 1953年進行了三反五反運動，基本上消滅了民族工商業。（工商界精英） 1955年進行了肅清反革命運動，消滅了隱藏的反對勢力。至此，在國內阻礙中共實行徹底一黨專政的只有民主知識分子，特別是其精英分子了。 在建國後的首屆政府機構中，安置有不少的民主黨派人士，他們都曾在不同戰線上和中共協同作戰的民主精英，雖然這些人有職無權，只作花瓶擺設，但不免心懷不忿，有時亦指指點點，始終礙事。 在社會上，西方民主思想及其代表，民主知識分子，仍在社會思想上占重要地位，這些都成為共產黨徹底實行一黨專政，君臨天下的障礙，於是中共發動以消滅西方民主思想為中心的反右運動，隨後發動更大規模清剿知識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歷程。 在清除異己的方法上，中共較歷代皇朝高明，不是採取直接殺戮，而是廣泛煽動群眾，假群眾之手，清除異己。 中共之所以能夠運動群眾，並非源自其精神號召力，而是依靠專政機器。以各種苛政迫使廣大群眾在人身和思想上淪為其奴隸。中共對人民的專政主要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壓，二是騙，(就是毛澤東名言：槍桿子和筆桿子)： （一）消滅人民獨立謀生的機會。中共在執政不久，便發動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消滅了民族工商業，在城市每個人都成為整個國家機器某個單位的一個小螺釘。受到中共的直接控制，離開單位，即離開了中共的控制，就沒有謀生的機會。其人身依附性近乎奴隸，只差沒有腳鐐。所以人們為了生存，便必須成為所謂黨指到那裡，便打到那裡的馴服工具。 （二）在革命的漂亮口號下，消滅中國幾千年來的倫常道德，煽起群眾最卑鄙的自私本能，驅使群眾，為求自保，不分黑白是非，只按當權者指揮，圍攻無辜者。甚至自己最親近、最了解的夫妻，父子，師友。使受害者，孤立無援，精神崩潰。許多人以自殘謀求解脫。而淪為打手的群眾，則在大義滅親的革命口號下自我安慰而不自咎。這種倒行逆施發展至今，導致國內道德淪喪，人欲橫流。就是除了騙子，甚麼都是假，並且禍延子孫後代。這是半個多世紀來執政者對中華民族犯下最嚴重的罪行。 今天回顧30多年前的歷史，有人認為現時已經有很大進步了，甚至自詡為“盛世”。但編者認為，只要一黨專政的理念不廢，中共把自己視為人民的主宰而非人民的公僕的帝王思想不變，社會實質就不會改變。現時對國內出現的民主萌芽組織，仍然格殺勿論，扼殺在襁褓之中，絕不手軟。對廣泛的社會不滿言論，雖未出現偶語棄市的大規模鎮壓，其實，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近30年來，在經濟面臨崩潰的壓力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實質只是回到當政初期的政策)。為廣大的民營工商業創造了發展生存空間，也為人民提供了不靠中共仍可生存的機會。執政者已經沒有能力為所欲為地運動群眾了。而現時的中國在歌舞昇平的表面下，還有過億人民陷於赤貧（溫總語）。政制不公，吏治不振，紅黑交媾，冤民到處，民怨沸騰，上訪洪流，洶湧北京。執政者是坐在火山口上。人民革命只是遲早而已。 編者認為，民主革命潮流如大江東去，不可抗御。其進程取決於人民的覺悟。執政者正極力推行愚民政策，把這些民族慘痛歷史列為禁區，不許回憶、不許討論，企圖掩蓋歷史，欺騙群眾。以一切向錢看為利誘，使年輕一代忘記過去，安於現狀。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實歷史記錄下來，使年青一代知道前輩經歷過的黑暗年代和現今政權的本質。要以史為鑑，以社會進步，人人有責的精神，反抗獨裁統治，徹底改變政治制度，爭取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為中華民族的民主進步做出貢獻。
第00篇導言 及目錄 僅以本書獻給 所有被毀滅的精英們。 讓逝者和生者一道，共同 追究罪責 追討欠債 追求正義 追尋一個真正的、人民的 共和國！
獻給 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 我的恩師 葉企蓀教授 ——岑超南
葉企蓀教授是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曾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物理系系主任和及北京大學教授，從他的門下走出了79位院士，當局曾隆重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絕大部分都曾就讀於當年的‘西南聯大’，都出自名師葉企蓀的門下，他堪稱為大師中的大師。他的學生、諾貝爾物理科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對葉企蓀教授的評價是：葉老師才是真正的“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為紀念這一代偉大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清華大學在校園建立了葉企蓀教授銅像，2010年12月7日紀念葉企蓀的同名話劇在清華大學首演，這是科學家中鮮有的殊榮。
“我們想象：法國突然損失了自己的五十名優秀物理學家、五十名優秀化學家、五十名優秀生理學家、五十名優秀數學家、五十名優秀詩人、五十名優秀畫家、五十名優秀雕刻家、五十名優秀作家……，法國馬上就要成為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 ——法國思想家聖西門 （被譽為“聖西門名言”）
“我的學生怎麼都不回來？” ——1997年時任國家副總理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朱鎔基如是說
【其實，朱總理的問題早就有人提出過，但由國家領導人親口說出來，意義卻非同凡響，更值得人們關注。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早就存在無數憂國憂民、有志之士的心中，只是由於環境的關係，他們大都明哲保身，‘欲說還休’罷了。如果還有人不明白的話，那麼，在讀了本書以後，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國的數學尖子並不是自身欠缺什麼，而是缺少機會，缺少一流數學家的指導和薰陶。” ——2000年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得主、 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惲之瑋如是說 【中國的一流數學家到哪裡去了呢？請讀本書，答案自明】
目錄 9、曾昭掄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學家、教育家教授雙雙死於‘文革’
第1單元 黨內精英【編者按：為了配合中共建黨90周年活動，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面對上海交大5000師生發表長篇演說。演說一開始，俞先生說了一段‘黑色幽默’。他說：有位大學生去應聘，對方看了履歷表後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你還是個黨員？豈料應聘者竟然這樣說：黨員怎麼啦？黨員也有好的嘛！這段‘黑色幽默’表明：就整體而言，中共黨員沒有好人；只是個別的例外，所以才是‘也有’。 好，現在我們就把共產黨內那些極個別的好人摘出來，記述這些好人是如何被毀滅的。既然好人都不得好死，一個個被毀滅，這叫什麼？叫做‘逆淘汰機制’。好人一個個被毀滅了，剩下的都是什麼人呢？不言而喻】
1、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死因真相仍然撲朔迷離
【編者按：選擇田家英作為第一個黨內精英來記述，不是因為他在黨內地位最高，而是因為他距離毛澤東最近、跟隨時間最長。他對毛澤東的了解最深刻、最真實。因此，他的被毀滅當然具有更深刻的涵義。】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藥店小老闆之家。3歲喪父,家境開始衰落；讀到初中一年級時,因母亡被迫離開學堂到藥鋪當學徒。13歲便向報刊投稿並連連被採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筆名。1937年奔赴延安，首先入陝北公學,1938年加入中共,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同時還經常給《解放日報》寫雜文,其中《從侯方域說起》一文,引起毛澤東的關注。1948年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毛的秘書。此後,深得毛的喜愛和信任。除擔任主席秘書外,還兼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要職。 田家英的工作深得毛澤東的稱讚,並日益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沒有採用,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開會日期逼近時,毛澤東要田家英另行起草。田家英寫出來後,受到毛澤東的首肯；再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修改審定。開幕詞中有一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後來廣為流傳,影響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筆。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也很讚賞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從此,幕後的英雄,被毛澤東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澤東建議說,許多農村工作幹部,不會做工作,應該起草一個農村工作條例。毛澤東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議。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田家英參加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村工作“六十條”,對糾正大躍進運動以來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產生了積極作用,毛澤東高興地說：“‘六十條’的發明權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處理群眾來信、深入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績。因此，毛澤東對他評價日高。1958年,中共中央號召幹部下放,有的省委書記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們那裡去。毛澤東不答應,他說：“我是主張幹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他們之間裂痕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田雖然崇敬毛澤東,但是,他的頭腦比較清醒,沒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運動中。由於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近距離地觀察和思考，能夠比較深入地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及其內心,對其長處和缺點都容易看得清楚、真切。從50年代後期始,他對毛澤東的理論和方針有所懷疑,對毛澤東的為人行事更多有批評。在廬山會議前期,田家英和胡喬木、李銳等人一道,是支持會議反“左”基調的,對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論,表示了明確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說：將來離開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3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些話,經過歷史的驗證,應該說是慧眼獨具，不同凡響。後來,廬山會議風向大轉,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發出有“右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衝擊。雖然毛澤東出面保護,得以安全過關。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卻很難消除。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由於他實事求是,在某些時候,從現實調查中得出的結論,與毛澤東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隨聲附和。比如：開完七千人大會以後,田奉毛澤東的指示到湖南的幾個地方去作農村工作調查。毛澤東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條”。田卻發現,農村中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呼聲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後,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了上述情況,認為實行包產到戶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表示贊同,並且委託田家英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卻明確表示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但是,從實際調查中得出結論的田家英,不肯屈從毛澤東的意見。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下,給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結果,毛澤東嚴厲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後不去修改“六十條”,卻去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幾次點名批評田家英。毛澤東把“單幹風”看作是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表現。在原則問題上,毛對田家英毫不留情,劉少奇則在會上替他說了一些好話,使氣氛得到緩和。田家英也向毛澤東作了檢查。但是,和在廬山會議上一樣,他只檢查自己的“錯誤”從不涉及他人,更不推卸責任。 1963年5月,毛澤東主持起草制訂《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沒有找田家英參加。同年9月,劉少奇主持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決定》（“後十條”）草案,田家英卻應劉少奇之邀參與其事。兩個文件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也標誌着兩個主席之間的分歧日益公開化。從此，田家英與毛澤東的思路漸行漸遠了。 其次，田家英的正直，也是他的書生氣。這一點在對《海瑞罷官》的評價上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江青向毛澤東提出,吳晗的《海瑞罷官》有問題,要進行批判的時候,毛澤東要田家英讀一下《海瑞罷官》劇本,並提出自己的意見。田家英看過劇本以後,沒有附和江青的說法,而是向毛澤東報告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陰謀。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等人談話。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語一出,四座皆驚。一向善於見風使舵的陳伯達,急忙討好江青,把毛澤東關於“要害”的論斷轉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澤東杭州談話時,卻有意刪除了這一段論述,以保護吳晗和彭德懷。艾思奇得知後，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能隨便刪掉。”田家英仍然堅持自己的做法。他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刪去。”這件事被江青、陳伯達知道後，卻抓住不放,給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橫加迫害。田家英因為《海瑞罷官》的問題得罪了江青,此其一。其二是因為對“頂峰”論、“最高最活”論的批駁而惹惱了林彪。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羅瑞卿召集有關人員,討論為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寫入了林彪“發明”的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提法。羅瑞卿對於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為了慎重起見,羅瑞卿當場打電話給具有很高理論水平的田家英,詢問這些提法對不對。田家英當即明確回答：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譯。最高,那麼今後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還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還有次活？既然講‘活’,就會有‘死’,難道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以後不能再發展了？田家英的這些話,在羅瑞卿被批判時又被揭露出來,田家英反對毛澤東的“罪行”,又增加了新的罪證。其三,就是陳伯達對田家英的誣陷。陳伯達的政治野心,隨着他在黨內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脹。陳伯達和田家英一樣,在廬山會議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懷等人的意見,都是差一點兒就要翻船的,都是經過毛澤東的保護才得以倖免於難的。但是,兩個人從中得到的教訓卻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強了自己的獨立意識,逐漸離開毛澤東的軌道。陳伯達卻學乖了,心想摸到毛澤東的脈搏,迎合毛澤東的想法,得風氣之先,趕在別人前面。為此，陳伯達經常向田家英打聽,毛澤東在讀什麼書,講了什麼話,以刺探風向。田家英對陳伯達的這一套‘揣摩術’非常反感,公開抵制，並表示由衷的鄙視。陳伯達對他的仇視由此而更加深了。以上多種因素疊加,綜合作用的結果，田的命運就不可逆轉了。 從骨子裡說,田家英是一個書生意氣十足的人。給毛澤東當秘書多年,對於國家和黨內的核心機密,所知甚多,卻未能從中悟出政壇上的進退榮辱之道,沒有在風雲起伏中變得應對自如,立於不敗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剛烈,他的愛憎鮮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責,終於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衝擊波中成為第一個犧牲品。 給予田家英最後一擊的是：1966年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時候,田家英也被劃入批判對象,被停職反省。5月22日下午3點,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對田家英宣布了中央決定：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楊尚昆已經被認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就此作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職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書室工作交給戚本禹負責。當天晚上,在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會議上,批判田家英的時候,又被加上一條“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這一關,無論如何是過不去了！ 這一天晚上,開完會,已經很晚,田家英連夜清理文件。滿腔悲憤的田家英對妻子董邊說,“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壞人會有什麼好下場！”正說話間,深夜裡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來。田家英拿起電話,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辦理工作移交手續。戚本禹本來在田家英的領導下,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做過信訪工作,因為一篇調查報告受到毛澤東的注意。現在,趾高氣揚的戚本禹,要來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沒有等他說完話,就把電話摔了,“他算個什麼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簽字,我偏不去簽字！” “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成為這位善良書生的最終遺言。若干年後，作為知己和同事，也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寫下一首悼亡詩。詩云： 中樞執筆十餘年，善察風雲好直言； 水暖先知猶在劫，只因佛法本無邊。 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樣死的，是自殺，還是他殺？至今仍然是個謎團，撲朔迷離。最初的說法是：5月23日上午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後來又有兩則更新的資料，其一是： 1980年4月1日，由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中辦副秘書長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紀委，就田家英的死亡問題，找汪東興談話，給予如實交待的機會。並告知：他的選擇將直接關繫到他本人的下場。 汪東興當時先硬後軟，1980年4月4日，汪東興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對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報告。該報告被列為中共中央檔案局[1980-4-009014]號檔案，附有備註：“待查證”。並有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常務書記黃克誠的簽字。 該檔案的汪東興筆錄摘要如下： 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說：“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貫右傾，一貫反馬克思主義，一貫和主席唱反調，一貫和彭德懷、彭真、楊尚昆搞在一起。主席為什麼留我在身邊？”我問田：“還有什麼想法？”田說：“不能違背事實講話了。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戰的領導同志，他們怎麼會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讓歷史見證。”我說：“不要執迷不悟，否則，下場比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要慘！”田家英立即回答：“請報告主席：我田家英對主席了解了，主席也會對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還要慘的結局。”說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達了他和主席的決裂。當時氣氛激烈，內衛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隨即向主席、總理報告。 其二是： 另據中辦（1980-5100797）號檔案記載：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兩次追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的，否則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會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個過程的，並說：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華國鋒說：“汪東興也隱約地告訴他：田家英知道內情很多，這個人很危險，主席一直不放心。” 前後兩則資料都肯定田家英屬於‘他殺’，但究竟是誰開槍殺害了田家英？前者認為是內衛失控開的槍，後者則是汪東興暗示下，內衛開槍。 看來田家英決不是自殺，而是他殺。至於誰是兇手（內衛還是汪東興？），困難在於：現場已不復存在，我們無法復原現場。再進一步說，最後也是最大的兇手是誰，不是昭然若揭嗎？ 田家英死後，有人報告毛澤東，請示如何處理？毛竟然這樣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嗎？他選擇了自絕於人民的道路。”毛的話有兩層含義：第1、我不管；第2、他死得活該!（另據90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淵先生最近經香港五七學社出版的《臥榻之側──毛澤東宮闈軼聞》一書的記載：毛澤東在聞知田家英死訊後輕蔑地說：“死啦，小叛徒一個。”特錄以備考） 冷酷無情，以至於此。一個在他身邊服務了18年，並且屢屢受到表彰的大秘書死了，根本沒當會事兒。普通人之常情，即使是寵物貓、寵物狗死了，也應該有點悲憫之心吧？可是毛澤東就是毛澤東，絕不！
【毛澤東有句名言：“沒有比較，就無法鑑別”。那麼就讓我們找一個相似的例子來比較一下吧！當年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也是自殺身亡。陳死後蔣介石聞之悲痛至極，兩次親赴陳宅弔唁，後又親率國民黨在京全體政要舉行隆重的公祭儀式。事後並親筆為其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還送上一幅挽幛，題曰“當代完人”，上書“布雷吾兄千古”，下書“蔣中正敬輓”。南京公祭結束後，陳的遺體被送往家鄉杭州安葬。 同樣是對待跟隨自己多年的部下、同樣是筆桿子，一個是悲痛至極，隆重祭奠；而另一個則冷酷無情、無動於衷。兩者對比何等強烈、鮮明？看來毛澤東真是個無情無義的冷血動物。】
【補白】 毛澤東論憲法：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 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 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2、彭德懷等：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悲慘下場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雖然這段話對當年廬山會議的是非做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但是仍然有許多避諱之詞。比如說‘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就純是虛構的遁詞。按照氣象學家的調查，那幾年風調雨順，天氣很正常，根本就沒有什麼‘三年自然災害’；再一點當時蘇聯也沒有逼債，相反，赫魯曉夫甚至有意給中國人民部分糧食以救急，但被毛澤東拒絕了。因為飽了老百姓的肚子，卻丟掉他毛澤東的面子。在毛澤東看來，自己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在這個會議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軍事俱樂部”。其成員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簡稱‘彭、黃、張、周集團’。
彭德懷（1898—1974年）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石潭鎮烏石寨彭家圍子，原名‘得華’，幼年讀過兩年書，因家貧輟學務農，下煤窯做工；15歲時參加饑民鬧糶事件，被官府通緝，逃到洞庭湖做‘堤工’。1916年入湘軍當兵，痛恨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黑暗統治，萌發富國強兵思想。1919年在連隊秘密組織“救貧會”，後因派會員殺死某惡霸而被捕，但在押解途中逃脫。 1922年改名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回湘軍任排長、連長、營長；1926年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結識共產黨人段德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927年1月於所在的營成立‘士兵委員會’，訂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維護士兵權益的會章。1928年1月升任團長，4月在大革命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加入中共；同年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率部在湘鄂贛交界處轉戰數月，建立三省邊界革命根據地，後率第5軍主力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第4軍會師。1935年10月，與政治委員毛澤東率部到達陝北。在一次率領紅軍勇猛打退敵軍騎兵的追擊後，毛澤東曾寫詩大加讚揚：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方面軍司令員。參與指揮直羅鎮戰役。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並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要職。 彭德懷失寵始於何時？說來話長。自從進了北京城，坐上了龍庭。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見到毛，都尊稱“主席”；唯獨這個老彭，大概自以為有救駕之功，仍然以“老毛”相稱；50年代初期，中南海經常開舞會，把許多文工團的女孩子找來陪首長跳舞。高幹中有的參與，有的迴避，又是這個彭德懷，竟然怒斥為“選妃子”。再有一點非常重要：1956年中共八大時，老彭首先提出‘從黨章中劃掉毛澤東思想’，馬上得到劉少奇的同意，劉說：“還是劃掉的好吧！”對此，老毛暫時沒有發作，但肯定不會忘記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老毛又犧牲了自己的長子。後來在某次會議上，毛澤東借孔子的話自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可見其傷心至極。追究起責任來，似乎和彭德懷毫無瓜葛，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關係。如果再往前追索的話，還有1935年5月在會理會議上林彪提出請彭德懷出來擔任前敵總指揮，也就是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大權。其實，當時就受到彭德懷和聶榮臻的斥責。但在毛澤東的心裡，總覺得是老彭在後面搗鬼，‘搞非組織活動’。有了以上陳年舊賬，再加上廬山上那封信，好了，新賬老賬一齊算！ 在毛澤東倒行逆施造成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時，彭德懷憂心如焚。曾寫下如此詩句： 谷撒地，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 正是從這種對人民高度責任感出發，他向毛澤東寫了那封雖然在當時惹禍，但卻流芳千古的信。 惹禍以後的事情如何？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無情折磨。 先請看‘文革’中被批鬥的一幕：毛澤東的愛將、紅衛兵的小頭頭韓愛晶立刻撲上來，一拳打在彭德懷的下巴上，彭德懷倒退幾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紅衛兵跟着圍了上來，一陣拳打腳踢，一連七次，把這個年近70的老人，拽起來，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個穿皮鞋的壞傢伙飛起一腳，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懷的右胸踢去，彭德懷哼了一聲，昏迷過去。他的肋骨被打斷了兩根……(一些女孩子嚇得用手蒙住眼睛，當場哭泣起來)。次日，北京衛戍區向“中央文革”報告：“昨天北航召開有三四十人的小會斗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內傷，彭的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不能吃飯和起床……” 為掀起“批彭”高潮，7月26日下午，北航、地質學院聯合召開七萬人大會。接着，各兵種總部、國防科委、在京軍事院校、人民日報、郵電學院等十單位，相繼召開批鬥大會，彭德懷被五花大綁，脖子上掛着牌子遊街，受盡肉體折磨和精神侮辱。張聞天和黃克誠、譚政、張愛萍、王尚榮、李志民等著名將領一次次陪斗。彭德懷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師大造反派的“噴氣式”批鬥。浦安修因為拒絕揭發彭德懷，扁擔打在她的肩背上，頭被揪着往牆上撞得咚咚響。大批鬥的風暴剛過，又開始了更為殘酷的秘密“審訊”。這種罪惡的審訊，從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據不完全統計，相繼進行150多次，直到彭德懷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潰。 1973年春，八年的鐵窗生活和無情折磨，使彭德懷患了直腸癌，大便出血，身體完全虛脫，由於癌細胞不斷擴散，身上疼痛難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叫聲……監護點聯繫送到阜外醫院，院方一聽這個名字，就不肯接收……接着又聯繫衛戍區第一師醫院，同樣遭到拒絕。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來知道後立刻指示：轉到解放軍301醫院醫治。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側偏癱，連坐都坐不起來了；不久，醫生發現癌細胞轉移，已擴散到了肺部、腦部，引起身體劇烈疼痛。醫生經過檢查之後，向專案組提出必須迅速動手術。 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從報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葉進的文章，頓時大怒，指着報紙大聲斥道：“不調查就亂寫。說我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攻擊總路線，攻擊社會主義，破壞工業戰線。把我（在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拿出來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擊。我要永遠記住他的名字，叫葉進，投機分子，陰謀家，不講真理，不調查就亂寫。”接着他又說：“黨內出了特務、內奸，他們要害死我，康生就是個陰謀家、野心家。” 由於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受盡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癌細胞擴散，痛得在地上打滾，也沒有人來關心他。他朝着門外衛兵大聲地喊：“警衛戰士，我實在忍受不了，你幫我打一槍吧！” 當動員他動手術時，他卻堅決不肯。專案組的人問他：“你為什麼不肯動手術？” 彭德懷忍着痛，大聲地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我得活着，我還有冤屈沒有搞清楚！” 專案組的人員生氣地說：“你是什麼，一個反黨分子，還能翻得了無產階級的天下。” 彭德懷說：“這個天下是我們用血汗打下來的，我翻它幹什麼？我要說清自己的問題，要出來為這個國家工作，把它建設好，富國強兵是我一生的願望。” 當醫護人員將同意手術的彭德懷抬上手術車時，他突然對旁邊的專案組人員大聲喊：“手術前我要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說清楚！”彭德懷頑強地掙扎着從車上爬下來，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門外走——專案組自然不讓他隨便走動。彭德懷不屈地大聲喊：“背了一身的黑鍋，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當醫生的侄女彭梅魁說：“伯伯，手術是最好的辦法了……你能去見毛主席嗎？你現在就得和醫生配合，爭取多活些年頭，一點壞處也沒有……你冷靜點，什麼事情不是一下子解決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術有好處！” 彭德懷沉默了。過了一會，他看着彭梅魁，順從地說：“那我就做手術吧。” 手術做完，彭德懷甦醒過來悽慘地叫了一聲：“我成了一個廢人！” 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彭德懷元帥，病故在301醫院14號病室的五號病床上，時年76歲。 “歷史是最無情的。歷史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做出公正的評價。”這是彭德懷最後的呼聲和願望。兩年之後，他的願望終於實現……可惜的是，他沒能等到這一天；彭德懷離世之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同志；彭德懷遺體上的白布單上寫着“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從301醫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場火化。為了掩蓋事實，這份火化的申請單上寫的是：“申請人：王奎，住址：301，與死亡人關係：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歲，監0012690。” 這些自稱為“革命者”的人，對於彭德懷是懼怕的，因此，他所有遺物都被焚燒，就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註過的62本書，其中包括《反杜林論》，都被付之一炬。
張聞天（1900-1976年），原名“應皋”字“聞天”，取《詩經》中“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在中共的歷史上，張聞天曾在短期內當過黨的總負責人（亦稱總書記），遵義會議後三年多存在着“洛（張聞天當時筆名為洛甫）、毛合作”的領導體制；不過這位被譽為“紅色教授”的學者型人物，一向願意鑽研理論而不長於具體事務，三次主動“讓賢”，被傳為佳話。 張聞天是江蘇省南匯縣人，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途中出席遵義會議，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等職，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張聞天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理論家，其地位有些像蘇共的布哈林，其人生的軌跡亦極為相似。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1914年考入浦東中學，1916年，進入吳淞水產學校，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就讀，受《新青年》影響傾向革命。五四運動爆發後，投身於學生運動，並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評介外國文學名著，後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至1923年，先後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並任助教、翻譯，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報道員。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夏，共產國際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他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在遵義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為會議的成功召開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負總責；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 1951年4月出任駐蘇聯大使。1954年底回國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還是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張聞天在黨內有過重大貢獻。當張學良囚禁蔣介石的初期，中共黨內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一致主張殺老蔣、或“審蔣”，以謝天下，以報多年宿怨（參見12月15日發表的《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電文提出“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並呼籲南京當局“欲自別於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唯獨張聞天力排眾議。在發言中提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要“慎重考慮”，要“把抗日為最高旗幟”，要“依靠我們黨的策略正確”，最後提出：“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具有方向性的總結。為正確解決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 在廬山會議上，當毛澤東龍顏大怒時，絕大多數領導人都見風使舵，及時改變發言的內容。唯獨張聞天大義凜然、仗義執言。他認為：從當時的特殊情況來看，只有毛澤東自己站出來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即使“犯上”也要講。在他發言之前，了解內情的田家英、胡喬木等相繼來電話，勸他少講。但是張聞天義無反顧地講了整整一下午。這確實是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大躍進”以來錯誤的發言，其理論高度，當時在黨內是無與倫比的。親歷過那個難忘場面的李銳說：張聞天“有經濟理論的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張聞天特別分析了犯錯誤的根本原因——黨內民主作風問題。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對於自己的發言，張聞天充滿了自信。萬萬沒有想到，兩天后風雲突變。他竟然被定為“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來才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文革”災難來臨，張聞天當然地被再一次批鬥。這次批鬥的強度和野蠻程度上，則大大超過了歷史上所有黨內鬥爭。 1966年8月9日，張聞天被揪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台上，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旁邊一起挨斗。那天天氣悶熱，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張聞天，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因體力不支一頭栽倒。有個造反派罵他“裝死”，又被拖了起來。在持續5個小時的拽來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腫的張聞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傷感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看到丈夫慘不忍睹的模樣，劉英號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懷，“每次看到他懷揣月票手提書包擠汽車去接受批鬥，我一天的提心弔膽便開始了，擔心他在撲面的風沙或當頭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擠壞，更擔心被人揪斗致死。黃昏降臨，我便倚門而望，眼巴巴地等待親人歸來……”劉英悽慘地回憶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張聞天一邊接受批鬥，一邊接受中直機關和來自全國的提審和外調，僅10個月就有219起。在調查中，張聞天忍受着辱罵、恫嚇、拳打腳踢，堅持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提供材料，顯示了他堅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讓張聞天證明，企圖通過“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幹部，可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獄是經我簽字同意的，此事是黨中央領導集體決定的”。儘管如此，在印發的中央文件里還是用了“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變的決定”等嚴厲字眼，並下令北京衛戍區派武裝人員將張聞天夫婦分別“監護”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緊急疏散”時，他們才被從小屋裡領出來，在審訊室里再次相逢。 三天后，在專案組的“護送”下，張聞天夫婦帶着10歲的養女小倩匆匆離京南下，來到廣東省肇慶軍分區大院內一個半山坡的平房瑞安家。在這裡，張聞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化名“張普”，不准打電話，不准與外人接觸，不准離開宿舍區，每月要向軍分區保衛科書面匯報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邊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對滾滾東去的江水出神凝思。 他是在進行深刻的反思，自己究竟什麼地方做錯了，得罪了毛澤東？早在1937年，黨內十幾位從事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如實反映江青的歷史，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合。理由非常充分，他們抬出毛澤東自己的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當時審查幹部時對階級成分極為重視。為什麼你毛澤東卻不遵守，不要貧農出身的老紅軍賀子珍，而要娶大地主出身的“明星”？那些清楚江青被捕脫黨歷史的老黨員一致同意把信交給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而這位書生氣十足的總書記又如實地向毛澤東轉達了大家的意見。 向來特立獨行的毛澤東頓時火起，馬上決定立即結婚。次日便在合作社擺了幾桌宴席，邀請各位同志光臨。當然，客人的名單上不會有張聞天，張聞天也不會去赴宴。從此毛、張二人結下了芥蒂。後來再加上廬山會議的發言，好了，新賬和老賬一齊算。聰明如張聞天這樣的腦袋，這點事情難道還想不明白嗎？ 【編者按：按照共產黨的紀律：普通黨員或幹部，要求結婚，必需向組織申請，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批准才行。否則就是違反紀律，要受處分。但毛澤東卻可以例外。因為他是最高領導人，可以不受黨紀的約束。由此可見：共產黨經常宣傳：“黨紀面前，人人平等；沒有特殊黨員”云云，實在是是欺世盜名的彌天大謊。】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歲的張聞天看到了希望，認為“文革”的形勢和自己的命運將有所改變，應該把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的思考系統地寫出來。他對劉英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哪次會上談談。”從1971年10月12日起，張聞天忍着病痛，避開監管，開始秘密寫作文稿。計有《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公私關係》、《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這些後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論文，可以說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 1972年4月2日，張聞天給“毛主席、周總理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過着非常孤寂和閉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悶”，請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解決我的問題”，“回到北京去，在黨的領導下做些力能勝任的工作”，言辭甚為懇切。到6月份，張聞天被告知：中央決定自今年5月起恢復張聞天和劉英原工資待遇，算是得到一點寬慰。 1974年10月18日，張聞天又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除此之外，沒有其它要求了。”這封信是托王震轉呈的；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完來信，讓身邊工作人員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張聞天一家離開廣東肇慶，來到江蘇無錫湯巷45號定居。此時的張聞天已是百病纏身，曾幾次送醫院搶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張聞天自知不久於人世，讓妻子寫下他們的合約：“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後所交黨費。張、劉，1976年4月。” 重病中的張聞天依然關心他的理論研究，曾請別人重抄在無錫修改的文稿，說：“如果能有一個懂政治經濟學的文字秘書，我就可以寫出更多的東西來。” 1976年7月1日下午7時30分，受盡磨難的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在無錫逝世。終年76歲。 江蘇省委當夜急電中共中央，請示喪事如何安排。7月3日有關部門向中央提出一個方案：“遺體在無錫火化，並在無錫開個追悼會”，由江蘇省委一位領導同志主持，無錫市委一位領導同志講話。同時草擬了的講話稿說：張聞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參加過著名的‘五四’學生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如此簡約的儀式，如此低調的評價，‘上面’竟然不同意。在江蘇省委一再催詢下，仍然遲遲不予答覆。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關部門才電話指示江蘇省委：不開追悼會，骨灰盒存放無錫，《新華日報》發一條消息，劉英由江蘇安置。此前省委組織部幹部曾向中央反映：遺體告別時如送花圈，寫張聞天還是寫張普？家屬說：“人都死了，還保什麼密!”答覆卻是：‘繼續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遺體告別，“張聞天”這個名字仍然不許出現。劉英獻給幾十年風雨同舟的伴侶的花圈上，也只能寫“獻給老張同志”。違背人倫和情理，以至於此! 張聞天遺體於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鎖在無錫公墓辦公室的一個木箱裡面。又過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華日報》第三版右下角以“本報訊”的報道方式，註銷張聞天逝世的消息。這則消息由‘上面’擬定，僅78個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同志，因長期患心臟病，醫治無效，於1976年7月1日在江蘇無錫病故；張聞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終年76歲。”首都報紙一概保持緘默。嗚呼!一代偉人，就這樣無聲息地殞落！他能安息嗎?
周小舟（1912—1966年）原名周懷求，字符誠。湖南湘潭人。 1929年秋考入湖南大學預科，1931年秋結業後考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4月，加入中共，不久擔任中共北平臨時市委宣傳部長。同年11月底調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工作。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與國民黨宋子文、陳立夫的代表秘密談判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8月，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談判情況，旋即擔任軍委主席毛澤東的秘書。曾被派作毛澤東個人代表赴新疆、太原宣傳團結抗日，進行統戰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秋調任中共冀中區黨委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參與領導冀中平原抗日游擊戰爭。1949年後歷任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兼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中共湘西區黨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1953年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長、湖南省政協主席，併兼湖南省軍區政委、中共中南軍區黨委常務委員等職務。1958年，被補選為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在“軍事俱樂部”這個大案中，周小舟的職務最低，只是個省部級幹部。他為什麼被牽扯進去呢？說來話長。早在大躍進的年份，人們頭腦過熱，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卻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終持保留態度，主張公社規模“搞得小些”，對於“共產風”和大搞土法煉鋼也非常擔心，因此同省委書記周惠等研究決定：停止土法煉鋼。從而使湖南多數土高爐沒點火就下馬了。對於口糧控制也比較緊，沒有放開肚皮吃飯。同年11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張實報產量，結果在會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國倒數第一。第二年，插紅旗的湖北、廣東、河南等省，反倒要向插白旗的湖南要豬肉、糧食、肥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錯誤及其危害，到1959年上半年逐步顯露出來：基層問題與矛盾成堆，頭緒紛繁，周小舟感到在機關聽匯報、讀文件，似霧裡觀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調查，從4月29日起，開始為期一個月的湘西之行。他輕車簡從，微服私訪，由長沙出發，經寧鄉、常德、永順……5月12日，周小舟於慈利縣給在長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寫了一封信，提出應當進一步縮小生產單位，允許私人養豬和整頓大食堂。其辦法一是只辦農忙食堂，二是縮小食堂規模，提高管理水平。周小舟一邊檢查工作，調查研究，一邊着手解決實際問題，僅慈利縣5天內就解散1336個食堂，占全縣食堂的25%，退出食堂的農戶占總數的38.4%。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後,彭德懷到湖南,他陪同視察了長沙、湘潭等縣，並且向彭德懷反映了基層的實際情況。6月20日，毛澤東來湖南視察時，周惠問毛澤東：“這次下去，主席看形勢怎樣？”毛澤東脫口而出：“我看不錯麼！”隨即他反問一句：“你看形勢怎樣？”周惠經過一番思考回答說：“要讓我說，成績很大，問題也真不少，前途還是光明的。”毛澤東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7月2日，周惠抵達廬山，此前周小舟已隨毛澤東上了廬山。7月11日晚，毛澤東在住處找周小舟、周惠談話，當時湖南的情況比其它省份好些，所以毛澤東對“二周”的意見頗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謹慎，可“二周”又總覺得去年憋一肚子氣，不吐不快，並認為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是非曲直交鋒才有好處。因此，周惠說：現在還是有人不喜歡講缺點，小組討論還是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李銳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幾次被人頂住，講不下去。毛澤東聽了叫李銳也來參加座談。當李銳一進門，毛澤東就笑着說：“我們來開個同鄉會。”可見當時氣氛融洽。毛澤東說：1958年有些事，我有責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哪！這使在座的既吃驚又感動，周小舟故而談興漸濃，口無遮攔，竟說起高指標，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裡有什麼萬斤畝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顯然這話是針對毛澤東的，說完頓覺不妥，但毛澤東仍很平靜，不僅沒有引起不快，反而更加談笑風生了。據御醫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裡的說：“周是第一個挺身批評毛的地方首長”(見該書第274頁)“二周”受到毛澤東的召見，在廬山立即“紅”了起來，大概受毛澤東談話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動周小舟去找彭德懷，要彭總出頭向毛澤東進言。彭德懷上書後的7月23日，會議來了個急轉彎，從開始“糾左”突然轉向反右傾鬥爭。這種狂風暴雨式的黨內鬥爭，周小舟從未經歷過，自然有許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喪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掛冠”去搞個農場，甚至有“出家”的想法。 毛澤東最初是對原來與彭德懷有相同看法的人進行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尤高”，並送了一本古書《與陳伯之書》，想以古喻今，傳遞他心中對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隨後，毛澤東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怎麼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二周相抱而泣，他一再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忙照顧妻室兒女。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予‘甄別’。 8月17日,他被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保留中央候補委員,以觀後效。9月上旬,他回到湖南接受批鬥。後下放基層,任湖南省瀏陽縣大瑤公社黨委副書記。1962年6月調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副院長，不參加黨組，排最後一名。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了，周小舟首當其衝。廣州梅花村他家的門上，貼滿了大字報。接下來是夜以繼日的批鬥。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鬥後，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時報到。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藥。12月26日早上，人們才發現周小舟已身亡。這一天恰巧是毛澤東73歲生日。真沒有想到：毛的老部下竟然用這種方式為毛“祝壽”。此時周小舟年僅54歲。 還應該提到一點：在瘋狂批判周小舟的人物中，有一位他的老部下——華國鋒。1959年周小舟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華國鋒才是省委統戰部長兼省委文教辦主任。後因批周有功，才進入了省委書記處任書記，八年後的1968年，華終於成為省委第一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黨和軍事俱樂部問題。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別是在湖北等鄰省大刮“共產風”之時，周小舟冷靜處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轍，連陶鑄都不能不承認周小舟的所作所為是符合客觀實際、實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時候，很有些阻力，新任書記張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華國鋒親筆寫的一篇文章《論周小舟右傾反黨集團的政治基礎》，此文雖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樣的現實下也是難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華國鋒的文章展開深入揭批。張平化進京後，把華國鋒的文章交給毛澤東，毛澤東非常讚賞：“我們的幹部中要是多幾個華國鋒這樣務實肯干的老黃牛式的同志，我們在具體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彎路。注意培養中層幹部的理論知識水平現在看還是非常重要的。”而張平化和華國鋒的訂交也在於此。而後，當華國鋒青雲直上時，他沒有忘了張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並且許諾以後可以進入政治局。 據傳後來有人問過大權旁落的華國鋒，您怎樣評價周小舟？華長嘆一聲：難得的一個好人。
黃克誠（1902—1986年）大將軍銜，也是軍事俱樂部的重要成員，位列彭德懷之後，張聞天之前，是第二號人物。也是該集團四大骨幹當中的唯一倖存者。正是因為他的倖存，才有機會配合胡耀邦等領導人實行了一系列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這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也是歷史的眷顧。同時，因為黃將軍壽終正寢，在‘文革’浩劫中摧而未殘、毀而不滅，得以倖存。為了節約篇幅，本書就不詳細介紹，僅錄其名。
【補白】 美國前總統布什2004年國慶節的講話： 在人類千萬年歷史中，最珍貴的成果不是令人目眩的科技，不是大師們那浩瀚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統治者，只有把他們關進籠子裡，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對你們講話。 這個籠子有五根鐵欄杆：選票、多黨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
3、李達：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未能倖免於難
李達（1890—1966年）出生於湖南永州。1919年五四運動後，致力於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與陳獨秀等人發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組織，並主編《共產黨》月刊，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組織代書記。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成為中共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11月應毛澤東之邀赴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並主編自修大學機關刊物《新時代》。大革命失敗後，在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中，仍然堅守馬列主義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書。建國後，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讚他是理論界的魯迅。 1961年夏天，因為雙手顫抖的病症，加上勞累過度，李達來到廬山休養。8月25日，剛剛抵達廬山的毛澤東約見了李達。這是繼1959年他們在武漢相會後又一次見面。上一次兩位好友談論文章時，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讚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同時毛澤東也直率地告訴李達：“你的文章沒有從前那樣有鋒芒。”從那以後，李達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與血氣”。 這一次毛澤東讚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之後，又建議他“根據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並希望李達在武漢大學多找幾個助手共同承擔這一任務。李達當即表示：“我一定不忘你的囑託，儘快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好。”接受任務後，李達雷厲風行：一邊打電話給助手，要求立即把有關書籍帶上廬山，一邊寫信給武漢大學哲學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訴他接受了毛澤東交給的修改《社會學大綱》一書的任務，希望他能在畢業生中物色兩位優秀者做助手，並介紹自己準備花3年的時間修改或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歷史唯物論大綱》等6部哲學著作的計劃。隨後李達中斷休養，由廬山返回武漢。回校後，第一件事是籌建毛澤東思想研究室。該校是全國最早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室的高校。 李達與助手們經過5年的共同努力。數易其稿，1965年《唯物辯證法大綱》終於問世。當此書徵求意見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評價：“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它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繫、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繫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繫，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鬥爭的結果”，這些結論是對對立統一規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闡述和高度概括”。 學者和政客之間的蜜月總是非常短暫的。很快就發生了關於“頂峰論”的意見分歧：在李達與助手們聚精會神地全面研究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時，康生與林彪等人為了討好毛澤東而大唱“頂峰論”的讚歌。說什麼：“現在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還有一位領導人特地撰寫題為《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的文章。李達一看題目，就把文章丟在桌子上，毫不諱言地指出：“這篇文章題目本身就不科學，誰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因為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也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接着他要求助手們“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絕對不能出現這類字眼”。李達的話傳了出去，弄得這位領導人非常尷尬。 李達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但不可能阻止那個時代連篇累牘的“頂峰論”。相反，在林彪反覆宣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影響下，“頂峰論”成為人們最時尚、最熱衷的話題。一次李達助手在談到撰寫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時，提出是否加上“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李達立即給予嚴厲批評，他指出“不能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養料，不斷豐富發展自己，決不會停滯不前，因此也決不會有什麼‘頂峰’”；“‘頂峰’這種提法不符合辯證法，是形而上學，是吹泡泡，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李達的觀點是鮮明的。然而許多人不能理解，認為李達是固執，是僵化，是埋頭學問。當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勸李達：“寫上這一句話，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樣死板？說不定還會犯錯誤呢！”這些善意的勸告沒有改變李達的初衷，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怕什麼？犯什麼錯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犯錯誤，而違反辯證法的東西倒能夠出成績？”李達這種“不講政治”的“固執己見”，引起了一些領導人的不滿。 正當李達全力投入工作的時候，文化戰線上掀起了大批判運動。此時中共中央中南局有些人對李達頗有微詞，認為李達“埋頭研究，不關心政治”，隨即指示武漢大學整理出李達的一份材料，說李達是“反動學術權威”，並通過有關部門報到中央。因為李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此事關係重大，中央有關同志就此事詢問了毛澤東。毛澤東未置可否。在杭州會議上，又有人向毛澤東談及李達的問題，並請示可否對其開展批判時，毛澤東仍舊沒有表態。接着在上海會議期間，這個人再次詢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對李達進行批判，並說湖北的群眾有這方面的要求。於是毛澤東來了個‘順水推舟’，輕描淡寫地說：“既然群眾有要求，在校內批判一下也可以”。 緊接着形勢急轉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發表後，全國上下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掀起高潮。中央“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時間成為全國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某些人立即將武漢大學整理出來的李達的材料加以“補充”，作為中南地區的“三家村”，上報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6月3日，武漢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幫”。6月7日，在省委駐武漢大學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主持下，召開全校三級幹部擴大會議，決定進一步發動群眾，揭開武漢大學階級鬥爭的蓋子，將目標集中對準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三個人。 從此，李達陷入了無休止的批鬥中。最先被“勒令”停止寫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們也被強制性地“集中”起來，強令寫出揭發檢舉李達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電話被掐斷，北京的來信也被劫走。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開貫徹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到大專院校和文藝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出要把革命鬥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決定將李達與武漢大學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作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這是全國高校中被“揪”出來的第一個“三家村黑幫”。 6月13日，武漢大學7000余名師生員工集會批鬥李達，“聲討”珞珈山“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湖北省、武漢市幾十萬人擁入武大校園“聲援”武大師生的“革命”行動；《湖北日報》、《武漢晚報》等媒體連續發表長篇累牘的“批判揭露”文章。文章指出：“長時期以來，武漢大學存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朱劭天、何定華和某資產階級‘權威’等組成的‘三家村’黑幫，猖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瘋狂地攻擊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資產階級路線，抗拒省委領導，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扶植資產階級‘專家’，把武大變成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與此同時，湖北省將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作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範圍內開展批判。 此時“批判”和“聲討”，雖然用的是“某資產階級‘權威’”，但被隔離起來的李達心情異常沉重，他根本沒有半點辯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實實“認罪”，寫“認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 6月30日，對於李達的批判開始升級，李達的名字，在報紙上公開點了出來。《武漢晚報》發表了《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和《揭發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長李達、前黨委第一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就是這樣一小撮妄圖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理人。” 進入7月後，批鬥的方式越來越升級、越來越野蠻。武漢地區接二連三的批鬥大會，李達總是“主角”，批鬥、聲討、示眾、審訊、辱罵，使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遭受着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性格倔強的李達從不在批鬥者面前低頭，但他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則更大，每一次批鬥對其人身和精神的摧殘也最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當他聽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資料被搶走，助手被趕跑、研究室撤銷時，他無奈地嘆息道：我怎樣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寫書的任務呢？到了這個時候，仍然念念不忘那個‘毛主席’，是固執，還是愚忠？ 無情的批鬥，肉體的折磨，使李達身心備受摧殘。飲食銳減，病情逐漸加重，身體每況愈下。妻子石曼華內心十分難過，但李達仍然抱着樂觀的態度，“黑暗總會過去，等運動結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向潤之告狀。”【何其愚也！殊不知這一切都是那個‘潤之’的傑作啊！】 7月中旬，為了加大對李達“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漢大學舉辦了“李達罪行展覽”。李達的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發作，痛得大汗淋漓。儘管如此，對李達的批鬥卻毫無減緩的跡象，批鬥、遊街、罰跪，可謂變本加厲，直到李達臥床不起。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抵達武漢視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可是李達被軟禁在武漢大學自己的家中，一無所知。3天后，看守李達的一個學生悄悄地把毛澤東到武漢消息告訴了李達。這個消息讓李達精神為之一振，他認為毛澤東一定會出來給他說話的。當天晚上強支病體，準備給毛澤東寫信。可是當他拿起筆來的時候，內心又充滿了矛盾：是稱呼潤之，還是稱呼主席？經過半天思慮，他選用了‘主席’的稱呼，因為他想在目前的處境下，直呼毛澤東的名字有些不合時宜了。全信的內容只有19個字：“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達小心翼翼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封好，懇請學校“文革”工作隊的人，儘快將這封信送毛澤東。 李達哪裡知道，他心目中的‘大救星’已經離開武漢了。幻想不能改變他的病情。胃病頻繁發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惡化，手顫抖得厲害，進食困難，每天僅靠少量的稀粥維持生命，身體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達身體不行了，要求去醫院治療，但被拒絕。李達非常痛苦地對看守說：“我們共產黨人和解放軍就是對待俘虜，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後送回原地，可現在就是把我當作敵人，當作你們的俘虜，也要給我治病呀！”過了幾天，家人看到李達時時昏迷，要求自費去看病，但仍遭到拒絕。 到了最後，也許是有造反派中某些人“良心”發現，才允許把李達“押送”去醫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這時的李達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無法輸液。8月24日，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畢生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並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艱難的人生之路。 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8月25日，在李達屍體即將火化時，學校宣讀了經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
【補白】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 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
4、項與年：拯救過中央紅軍 卻死在紅色政權下
1934年，在50萬國民黨軍隊的堡壘戰術進攻下，紅一方面軍八萬多精兵在血戰中基本打光，而中央蘇區武器低劣的紅軍也節節敗退，蜷縮在瑞金、於都、興國、寧都等幾個小縣的邊界處，苟延殘喘。為了最後解決紅軍殘部，蔣介石根據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秘密布置第五次“圍剿”的最後一步——“鐵桶計劃”。該計劃確定以瑞金為中心，各部隊在指定時間、地點，從四面八方向前推進，形成半徑300華里的大包圍圈。然後每天向前推進約8華里，6個月之內到達瑞金城下。那時，瑞金的8萬6千紅軍，將在150萬國軍、300道鐵絲網、30道碉堡火力網，加1000輛快速運送攔截部隊的軍用十輪大卡車嚴密封鎖中，插翅難逃。這就是著名的“鐵桶圍剿計劃”。 1934年10月，紅都瑞金上空烏雲密布，殺氣瀰漫，蔣介石按照絕密的“鐵桶圍剿計劃”派出150萬大軍，準備一舉消滅中央紅軍。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蔣介石此舉就可消滅紅軍“畢其功於一役”了。可是，事情偏偏就出了意外：當圍剿大軍形成鐵桶之時，竟然發現：紅軍早已遠去，人走山空。消息報告到主帥處，蔣介石大惑不解：紅軍莫非上天了？入地了？ 他哪裡知道：就在廬山他那個極其秘密的高級軍事會議上，竟然有個中共的暗探。此人誰何？莫雄是也。 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是國民黨左翼，曾要求加入共產黨，與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李克農等有秘密交往。他請中共派人到德安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選派項與年、劉啞佛等前往執行秘密使命。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蔣介石，紅軍特地減少在德安地區的游擊活動，佯裝敗退，給莫雄創造輝煌的“剿共戰績”。國民黨曾嘉獎德安專區“剿共得力，全省第一”。蔣介石也傳令嘉獎，並破格邀請莫雄上廬山，出席高級軍事會議。這個傻老蔣哪裡知道：會議一結束，莫雄連夜趕回德安司令部，向項與年、劉啞佛等中共地下黨員通報情況，並將絕密作戰方案交給中共地下組織。如何將這個關係八萬多紅軍生命和革命前途、極其機密的情報及時送達蘇區？難啊，難得很！國民黨早已重重包圍了整個蘇區，連飛鳥都難以通過，何況人乎？ 中共方面立即決定派遣項與年務必把情報及時送進江西蘇區。 說起項與年，絕非等閒之輩。
項與年（1896——1978年）原名項廷椿，又名梁明德,原籍福建省連城縣朋口鎮文地村的一個農家，1925年在浙江加入中共，成為閩西最早的共產黨員，不久，由組織派往荷屬東印度的婆羅洲（今印度尼西亞的加里曼丹島）的三馬林達活動。1927年回國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任科長，並在上海創辦復炎學校，自任校長，這為以後從事黨的秘密活動取得了公開合法的身份。此後，他在周恩來親自創建和直接領導的上海中央聯絡局白區工作部（特科）擔任上海與蘇區的秘密交通員，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他曾和中央特科紅隊的戰友相互配合，在市區擊斃叛徒白鑫和三名國民黨特務，一時震驚了上海灘；他還配合紅隊在楓林橋用武裝攔劫囚車以營救彭湃，雖然營救失敗，但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傳奇經歷之一。當年陳雲、潘漢年、李克農、曾希聖等都是他的戰友。 接受任務後，才感到困難重重：談何容易？ 為了使情報萬無一失地送達中央蘇區，他計上心來：何不扮成一個乞丐？但他那副文質彬彬的儒雅模樣距離一個乞丐相差太遠了。項與年在路旁找處隱蔽地方，毅然用磚頭敲掉自己四顆門牙。巨大的疼痛使他頓時昏倒在路旁，過了好一陣子才清醒過來。想到重任在肩，他不顧傷痛又繼續趕路。連續的晝夜行走、極度的疲勞使他蓬頭垢面，臉無人色；樹枝和石頭撕破了的衣服和鞋，加上缺了牙的血淋淋的嘴巴，沒有人願意再多看他一眼。在敵人設置的關卡處，凶神惡煞的哨兵瞪大眼睛問項與年：‘你的嘴巴怎麼腫得這麼大？’他謊稱在一大戶人家要飯時，主人不但沒給，反而放出惡狗來咬他，他慌忙奔跑中跌倒時摔的。敵人信以為真，讓他過去了。就這樣，途經8個縣市，混過十多道關卡，一路上風餐露宿，經過無數艱難險阻，終於將情報親手送達蘇區。（引自福建連城縣委黨史辦黃明溪先生寫的《英雄無語——記我黨傳奇人物項與年》） 正是這位傳奇式人物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和機智，才換來中央紅軍的及時轉移，才有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實際上是“一次帶有驚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深圳《百姓周刊》2003年6月23日厚朴文章如此評價）和此後的節節勝利。因此毛澤東才說：“搞情報的同志有功勞！” 全國解放後，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派人專程前往福州、廣州，將項與年、莫雄接到北京，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國慶典禮。之後，李克農代表中央軍委設宴款待莫雄與項與年。葉劍英元帥也設宴招待了莫、項二人，熱情地讚揚他們的歷史功績。 既然有功勞，那就該論功行賞吧！ 當革命鬥爭火熱進行時，大敵當前，生死存亡繫於一線，必須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不分彼此；方能夠眾志成城，方能堅無不摧、攻無不克。可是，當大功告成，穩坐天下時，問題就來了：如何分配勝利成果？誰的功勞更大？誰應該坐第幾把交椅？換而言之就是：整塊勝利的蛋糕如何切割、分配？ 這取決於誰來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誰手中。 非常不幸的是，歷史安排了毛澤東來切這塊勝利的蛋糕。他掌控的黨中央有個內部文件即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按照這個方針，不管原先有什麼功勞，現在都要降一級。 【編者按：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合理嗎？其次，‘逐步淘汰’？難道說這些人都是階級敵人？應該被淘汰？真是豈有此理!可當時刀把子掌握在毛澤東手裡，他高興怎樣切就怎樣切，沒有人能夠阻止或說一個不字。】 人們自然非常關心莫雄、項與年這二位大功臣在解放後的生活。說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葉劍英親自寫信盛情邀請下，從香港回到大陸的莫雄，兩年之後便被家鄉地方政府當作“反動官僚地主惡霸”逮捕，並被陶鑄批准“槍決”。雖經中共要員古大存仗義執言，才得以保命。但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坐監、勞改、批鬥、遊街，一次一次審查交待，沒有一次倖免。 本可為莫雄作證的有關共產黨員，個個因自身難保而默不做聲。有位高級幹部古大存曾憤憤不平地說：“過去莫雄是用腦袋來保革命同志的，共產黨人怎能過河拆橋？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過是幾句公道話，竟然無人做聲！”。 可是又有誰知道，這位古大存自身也難保。當年古大存曾在莫雄手下當過參謀長，後來他又和馮白駒、雲廣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嚴重右傾”和“地方主義”分子；在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時，“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條重罪。以至於在文革開始，即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 古大存雖然保莫雄暫免一死，但此後的活罪也讓他度日如年。文革時更升級為“江南第一大特務”。終於含冤去世。 項與年的情況又如何呢？解放初被安排到遼寧監察廳當個副廳長，已經是很重要的崗位了；退休前最後得到的正式職務是“省文史館員”。——這就是曾經拯救過中央紅軍的大英雄僅有的回報！應該知足了吧？且慢高興，還有磨難在等着他： 事情應該追憶到1937年，他同十幾位地下黨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如實反映江青的歷史，反對毛澤東娶江青做老婆。從此結下了宿怨。 項與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務”責令他交代一大串聞所未聞的“歷史問題”。七十多歲的老人，被輪番遊街、批鬥、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來，甚至從七層桌椅壘起來的“高台”上滾下來，得了腦震盪，中風失語，以“大叛徒”、“特務”罪名開除黨籍，送去農場勞改，1969年遣送回福建連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損傷和迫害，使身體從孔武勇猛變為佝僂駝背，瘸拐失語，眼球混濁。身心備受摧殘的項與年，文革結束後，經胡耀邦干預才被允許回北京治病。但還沒來得及動身，便在龍巖病逝。鬥來鬥去，項與年最大的“罪行”其實只有一條： “當年為什麼沒有死？”這幾乎是所有白區英雄和朝鮮戰場遣返戰俘無一例外的“罪行”。 一代傳奇英雄，最終卻活得如此窩囊，天理何在？
【補白】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77年5月： 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了；這個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 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領域，到底是應該反對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還是應該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流氓無產階級？
5、潘漢年、揚帆：情報戰線無名英雄的悲慘人生潘漢年（1906—1977年），江蘇宜興人。1925年加入中共，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中共江西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等要職。
潘漢年是一位在秘密戰線上有突出貢獻的共產黨人，是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秘密使者。其經歷豐富而歷坎坷，頗具傳奇色彩。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到新中國成立，他長期活躍在敵人的心臟地區，戰鬥在秘密戰線上，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憑藉着對黨、對革命事業的耿耿忠心，縱橫捭闔，做出了在真槍實彈戰場上所無法做到的輝煌業績。例如1931年6月中共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被捕並叛變投敵，勢必危及當時活動在上海的黨中央及各級組織。從事地下工作的黃慕蘭女士偶然得知這個消息後，在第一時間轉告了潘漢年，潘馬上報告周恩來，周立刻決定讓李富春、蔡暢等人及時轉移。當敵人前來搜捕時，早已人去樓空。前後相差僅僅幾個小時。多麼驚險的一幕！ 華北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發生了微妙變化，其堅持內戰、堅決反共的頑固立場開始有所鬆動。1936年1月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試圖與共產黨秘密接觸，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處發了一封信，表達了國民黨方面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秘密會談的意向。為了摸清對方的真實意圖，1月13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在胡秋原（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的代表）的寓所秘密會見鄧文儀，由此拉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的序幕。4月中旬，潘漢年與胡愈之扮成遊客，帶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繫的新密碼，登上了西去法國的國際列車，途徑巴黎、馬賽回國。 從馬賽乘船到香港後，潘漢年立刻根據在莫斯科與鄧文儀商量好的辦法，給國民黨談判代表陳立夫發信，爭取與國民黨方面儘快取得聯繫。又派胡愈之去上海，通過魯迅尋找地下黨組織，了解中共中央和紅軍的情況，準備把新密碼送到陝北。為了找到去陝北的渠道，他立即到上海找到了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說明了去陝北的意向。馮雪峰通過中共駐張學良處代表劉鼎為潘漢年具體安排去陝北的行程。這時，張學良也恰好在上海。劉鼎介紹潘漢年見到張學良，潘漢年向張學良介紹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發展的形勢和“八一宣言”，張學良聽得很投入。在張學良的幫助下，潘漢年於8月9日順利地回到了陝北。 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當天晚上，潘漢年就在張聞天的窯洞裡，與之徹夜長談。第二天，潘漢年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作了詳細匯報，並將新密碼交給了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 9月24日，潘漢年肩負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交付的與國民黨談判的重任，帶着《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以及毛澤東致宋慶齡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四人的親筆信，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親筆信，途徑西安去上海，又赴南京。到南京後，把中共中央致南京方面的信件交給了張沖，讓他代轉陳立夫。 11月10日，潘漢年和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進行了正式會談。由於雙方條件相差太懸殊，因此僵持不下。 第二天，潘漢年以“小K”的代號，將自己與陳立夫談判的情況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請示下一步的方針。 11月19日，潘漢年與陳立夫進行了第二輪談判，但進展不盡人意。 正當談判陷入困境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這給陷入僵局的國共談判帶來了轉機。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潘漢年的極力斡旋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最後，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的高級會談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杭州，宋美齡專程拜訪了潘漢年，對潘漢年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謝。 周恩來於3月30日返回陝北，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繼續奔波於上海、南京和陝北之間，就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同陳立夫、宋子文反覆商談。“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潘漢年完成了作為中共在南京、上海同國民黨談判聯絡代表的重要使命後，繼續留在上海從事統戰工作。1937年9月，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的戰略總方針是什麼呢？現已解密的資料鐵證如山：毛澤東在公開場合高喊抗日口號，但對內卻另有一套。他曾制訂了一條“抗戰時期的總方針”：“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要求各級嚴格遵守，並一再強調：“我們要讓日本多占地，這才是愛國，否則就是愛蔣介石的國了。我們共產黨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的祖國——蘇聯。”“我們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最有利。即使日本占領全中國也不要緊，可藉助蘇聯收復失地嘛！” 對於毛澤東的總方針，有愛國心的彭德懷和林彪曾予以抵制。所以才打了平型關戰役（殲滅日軍三百多人）和“百團大戰”(實際是百排小戰)，卻受到毛的多次嚴厲批評。而先後任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和饒漱石則堅決執行毛的指示，新四軍從未對日軍打過一場稍大的戰鬥。毛曾指使劉和饒授意潘漢年去和汪偽、日方會談。正是根據毛和劉、饒的指示，潘漢年才敢於大膽隨汪偽政權江蘇省主席李士群（特工頭子）去會見汪精衛，並與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頭子袁殊（潘的部下）去與日本軍方商談。商談內容是：最好互相配合共同對付國民黨的抗日力量，最低也要使日偽與中共和平共處、互不侵犯，以便中共能放手大發展，擴大實力，以便將來打敗國民黨。這才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或者說是戰略意圖。結果如何？ 1．潘漢年與日方會談雖未達成協議（原因是日寇看到毛澤東嘴上把抗日喊得震天響，懷疑毛心中有詐，不敢輕信），但仍有不少成果，雙方都有默契：（1）日、偽軍與新四軍基本上處於停戰狀態，新四軍才得以全力奪取國民黨政府在蘇北的地盤，並消滅國民黨在蘇北的十多萬軍隊；而日寇也得以騰出兵力，向西南各省的國民黨勢力範圍大舉進攻。（2）華東一帶是日寇經濟掠奪的主要地區，是汪偽政府首都所在，他們的統治解除了新四軍的威脅。（3）江南淪陷區的戰略物資和人員可以順利通過日偽封鎖線進入新四軍統治區，很少阻礙。（這些內幕，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諾夫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載） 2．潘漢年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與日偽會談，取得“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的重大成果，使中共在抗戰期間能大大擴張地盤、發展軍事實力，潘漢年對中共無疑立了大功。但是，毛澤東深知在抗戰中秘密和敵人會談，是破壞抗戰的犯罪行為；如果被徹底揭露出來（事實上，當時在重慶已有知情人揭露此事，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中共當局不得不發表聲明加以否認），必將破壞他“抗日”的名聲，會徹底剝掉他“抗日”的偽裝，甚至會在他死後賜以“破壞抗戰的民族罪人”和“漢奸”的諡號，這是毛澤東所不願意接受的。權衡再三，毛澤東決心來個‘李代桃僵’，把一切責任轉嫁到潘漢年的頭上。這才是潘漢年冤案的真相。為此首先要給潘漢年栽贓（說他瞞着黨中央與日偽會談），下一步就是滅口（終身監禁直到死亡），讓潘漢年做他的替罪羊。 潘漢年被捕後，公安部預審給他認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條。一是1936年投降國民黨；二是抗戰期間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三是上海解放後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並向台灣供給情報，引發上海“二六大轟炸”。對於這三條指控，他只承認和汪精衛見面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當時來不及寫信匯報，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認。但是，‘上面’給潘漢年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因此，後來庭審時潘漢年只好違心地全部認罪。 其實不需要多麼專業的法律知識，僅從常識出發，人們就不難看出這三條‘罪狀’漏洞百出。比如對於所指控的第一條罪行，潘漢年屢次都解釋：這是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回國，與國民黨方面聯絡共同抗日。這也是他被派回國的主要任務。再比如第三條：給國民黨提供情報“轟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轟炸是1950年，那時候國民黨撤離大陸不久，對上海的工業布局瞭如指掌，上海發電廠這麼大的地方，他們會不知道在哪兒？難道還需要特務提供什麼‘情報’嗎？ 潘案發生後，周恩來指示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立即成立一個工作組，在李克農的領導下，對潘漢年的政治、歷史、歷年活動進行全面審查。專案組進行了一年多時間的全面調查，反覆核實，於1956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正式報告。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1、中央曾多次指示：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 2、潘漢年利用原國民黨特務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人，事先都有正式報告。 3、他向黨提供了準確的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等。 4、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仍然在起着絕密的作用，這是毛、周都知道的。 但是，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和毛澤東內心的如意算盤直接相悖，也為當時“極左路線”的環境所不容，所以根本不起作用。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不顧事實，對潘漢年作了“定性”結論：“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據親自參與審判該案成員之一的彭樹華事後回憶，當具體辦案人員和主持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吳德峰（正院長是謝覺哉，因年事已高，不做具體事務，由吳德峰實際主持工作）在不作記錄的情況下自由交流時的一段對話很有意思，現在照錄如下： 吳老轉頭問我：‘小彭，也說說你的意見吧！’我就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全案認定的犯罪事實還存在很多疑點，唯一可以認定的是會見汪精衛的問題，但這是犯罪還是違紀，還值得研究。 吳老馬上打斷我的話說：‘潘漢年出問題就出在會見汪精衛上，一直瞞着黨中央、毛主席，這個問題誰也不敢替他擔責任。你們知道嗎？毛主席知道後很生氣。當年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事，國民黨大肆宣傳，毛主席還親自簽署文電闢謠。過了十幾年，潘漢年才交代這件事，即使他辯解的都是事實，但這種嚴重違紀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絕對不能允許的。 ‘像潘漢年這樣長期在敵占區或大後方工作，他的社會關係、工作環境、接觸的人必定非常複雜。為了打入敵人內部開展活動，常常得使用革命的兩面手段，因此一旦領導不信任，不擔責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說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腳在監獄裡面，一只腳在監獄外面，這話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但是潘漢年問題出來以後，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確實感到一種壓力。’ 吳德峰雖然沒有把話直接說透，但意思我們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辦的，我們照辦手續就是了。 在一次謝老接見全體辦案人員時也是這樣交代：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 更有意思的是：有次謝老問我：“你讀過王勃寫的《滕王閣序》嗎？”然後說王勃的這篇文章里，有這樣兩句話：“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他怕我們不理解，還特地詳細解釋一番。說完王勃的詩，謝老又看似很隨意地說起另一位歷史名人：“王勃的這兩句詩說的是漢、唐的事，還有宋代的岳飛，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 謝老話鋒一轉，又接着說：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書畫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濱偶然發現一篇碑文，是宋高宗親賜岳飛的御札，他當即填了一首《滿江紅》，這首詞很能說明問題。文徵明很有見識，後人都罵秦檜是謀害忠臣的罪魁禍首時，他卻說秦檜的能耐，只是善於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飛被害，秦檜罪在不赦，但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宋高宗趙構。 謝老還一字不差地為我們背了那首《滿江紅》，背完後，謝老又說：“岳飛的功過，後人已有評說，也無須再爭議宋高宗和秦檜誰是害死岳飛的罪魁禍首。我只是想說明一點：在一定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無緣無故的。謝老又給我們講了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可能是想幫助我們理解此事。他最後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更為可笑的是，當時指導辦案的主要文件，不是什麼法律條文，而是毛澤東在潘漢年被抓後，於1956年4月，在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係》那篇講話。該講話中以較長的篇幅談了潘漢年的問題。《論十大關係》當時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因為它強調了”階級鬥爭“，所以公安部內部編了一本書——我們叫它”黃皮書“，跟毛主席語錄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點學習，作為辦案的主要依據。另外，那時候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雖然庭審當天曾漢周宣布閉庭，另行宣判。其實判決書早就寫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來的——正如謝老此前所言，庭審和判決只是履行法律手續而已。 正像我們此前所聽到的傳聞那樣：潘漢年‘認罪’、審判後馬上就‘自由’了——一個月後，被假釋出獄。妻子董慧在此前已被釋放，兩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團河農場。雖說頭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但有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天地，尤其是夫婦兩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內養養花、種種樹，還可以到附近的河溝里釣釣魚，甚至被允許進城探親訪友。每月還有200元的生活費，肉、蛋都有供應。妻子董慧每個月也有2斤雞蛋，在生活上沒受什麼罪。包括饒漱石，因為在服刑期間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後，安置在一個農場裡，按八級幹部待遇，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還有自己的廚師和服務員。潘漢年與董慧對團河農場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情緒也相當穩定。還聽說他甚至向組織申請去香港繼續為黨工作，多麼天真！他哪裡知道：毛澤東早就定了調子：”此人從此不能信用。“誰還敢再用他？ 潘漢年一案的審判結束後，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告一段落。沒想到”文革“一來，本已塵埃落定的‘潘案’再次被政治風浪高高地捲起。 最高人民法院的辦公樓，原是一家銀行的辦公樓。樓下有一間地下室，原是銀行金庫，就被當成檔案室的檔案庫。厚厚的水泥牆，幾寸厚的鐵門，封得嚴嚴實實的。造反派前來造反，首先需要掌握秘密材料，因此想打開這扇鐵門，想了許多辦法都打不開，就找來了一個開山大鐵錘，幾個學生輪番捶打，整整折騰了兩天才把檔案庫的門砸開。這便是”文革“期間，發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檔案庫“事件，這在當時轟動一時，也算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公檢法系統遭到如此破壞，可見當時”無法無天“到了何種地步。 高法的檔案庫被砸，牽動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經——她便是江青。而這背後，又有一個更為複雜的故事。 潘漢年被逮捕後，被牽連進來的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揚帆，原名石蘊華，也曾用名殷揚，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學生領袖。1939年，揚帆到新四軍教導總隊文化隊任政治指導員。當時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得知揚帆上世紀30年代曾在上海做過文化工作，與江青前夫唐納一起共過事，又對江青比較了解後，就找揚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時期的情況。揚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與毛澤東結婚，便無所顧忌地談了自己對江青的看法，其中當然不乏貶斥之辭。 1939年5月，項英將揚帆所談的情況，以電報形式發給了延安，一封以新四軍軍部的名義發給黨中央，一封以東南局書記項英個人名義直接發給毛澤東本人，對毛、江的結婚提出異議。項英在電報中特地註明材料的來源是由上海地下黨做影劇界工作的殷揚提供的。這兩封電報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對這個”殷揚“牢記在心。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憲法草案的毛澤東。她突然收到一封從杭州交際處轉來的從上海寄出的匿名信，內容主要是警告江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已經開過，要開始審查幹部了，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我已寫了材料交給中央組織部，你要向中央組織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惱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惡毒攻擊，她把信交給毛澤東，稱這封信的背後是將矛頭指向主席的。毛澤東當即把公安部長羅瑞卿找來，羅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來華東公安部長梁國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單“，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況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懷疑對象就是揚帆。 可是經過幾年調查，證實了這封信與揚帆無關。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也沒查出寫信的人，成了一樁懸案。直到1961年林伯渠去世，他的夫人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的一些遺留問題。這封信的筆跡與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筆跡一模一樣。專案組詢問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認下來，很快服安眠藥自殺。 1954年，由於”高、饒事件“的影響，上海的政治空氣愈發緊張。饒漱石任華東局書記期間，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務提供情報，作為市公安局長的揚帆當然也被牽連進去，被送京隔離審查。不久，潘漢年案又爆發，揚帆由隔離審查升級為正式被捕，成為轟動一時的”潘、揚集團案件“。這個案子後來又和”高、饒反黨聯盟“中的饒漱石掛鈎，於是成為”潘漢年、饒漱石、揚帆反革命集團“，3個人被綁在一起。饒漱石被定為該集團的首犯。 潘漢年、揚帆都長期在上海工作，揚帆此前又因為”匿名信“事件接受過專案組調查，江青猜測案卷里會有不少她當年在上海的資料，聽說高法的檔案庫被砸，擔心這些材料會流落到社會上去。江青就找到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以政法學院學生砸了高法的檔案庫為由，稱潘漢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黨和國家很多重要機密，如果卷宗丟失，後果不堪設想。謝富治於是派專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漢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沒有留下片紙隻字。 雖然匿名信已證明與揚帆無關，但江青對揚帆依然不能放過。”文革“一起，公檢法遭到衝擊，正好給了她一個絕妙機會。1967年3月，江青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批了一個條子給謝富治：”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江青把揚帆排在第一位，可見她對揚帆的懷恨之深。4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檔案材料“，還說”這個案子過去有人包庇，沒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專案組提審揚帆，追查他1939年給項英提供材料向中央發電報的事。 現在也有人把潘漢年案的發生同江青聯繫在一起。客觀地說，江青雖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製造這個冤案，只不過後來插手，讓”潘案“進一步升級。江青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醜史。除了眾所周知的個人生活方面之外，人們議論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後，究竟有無自首變節問題。 1967年5月22日，潘漢年再次被抓進秦城監獄。1970年，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寫了一份《關於內奸分子潘漢年罪行的審查報告》，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政治權利。“從法治觀點來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根本就沒有對潘漢年判處所謂‘無期徒刑’的權力，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決。但是在那個荒謬的年代，這樣荒謬的事情竟然發生在最高層。 1982年1月，中紀委把《關於潘漢年同志問題的複查報告》送到高法，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批示：”我同意撤銷潘漢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來要改判一個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應組成合議庭進行覆審，但由於潘漢年這個案件的特殊性，經院領導同意就把覆審的一套法律程序簡化了。令人遺憾的是，當裁定書下達之時，潘漢年早已在5年前離開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漢年從秦城監獄轉到湖南，與先期到達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東南茶陵的米江茶場，繼續勞動改造。 1976年10月，潘漢年得知”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這一天，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83周年，《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重登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文。該文在論及潘漢年的地方仍然一字未改：”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些文字從心理上徹底擊垮了潘漢年。 1977年3月，經請示公安部批准，潘漢年以”蕭叔安“的名字住進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4月14日傍晚，71歲的潘漢年與世長辭。去世前，董慧獲准來到病室，潘漢年睜大眼睛看着董慧，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潘死後做了遺體解剖，發現他肝部已爛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長沙金盆嶺墓地，墓碑寫着”蕭叔安之墓“。 1979年，61歲的董慧也離開人世。董慧（原名董奉然）之父是香港的大銀行家。她本人為了革命理想來到延安，1940年與潘漢年結婚。她曾經利用父親銀行家的背景幫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動員父親捐贈10萬大洋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送到延安。這對於缺醫少藥的延安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之舉。所以在董慧被捕後，潘漢年曾說她是”最冤枉的“。而無論環境多麼險惡，董慧從未離開過潘漢年，想來令人嘆息。因為潘漢年與董慧夫婦生前無子女，身後無親人，裁定書除了送給中央有關部門外，已無處送達。 眾所周知，潘漢年案的背景非常複雜，牽扯到的面也非常廣。而直到現在，很多材料還沒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問，我們現在也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當年，被潘漢年案牽扯到的共有46人，其中一位最冤枉。他叫蔡秉賢。參與審判此人的一位公安部的幹部在看了案卷後，氣憤不平，當即找到十三局領導說：”蔡秉賢怎麼能判呢？他十幾歲就參加黨，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給組織提供了那麼多情報。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這個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領導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領導回答他：”不行，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來後又找王德茂說，王德茂批評他：”你真糊塗，這個案子，你改得了嗎？“
【編者按：】文中提到謝覺哉說的那首《滿江紅》全文如下：（括號里的字是另一版本，同時列出供讀者比較、玩味、選擇） 拂拭殘碑、赦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初,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 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 最無辜（端）堪恨更堪憐（哀），風波獄。 豈不念,疆圻蹙;豈不念,徽欽辱。 念（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只）怕中原復。 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註：圻：讀qi,亦讀yin,邊界之謂。】
6、王稼祥：為糾正極左路線而犧牲
王稼祥（1906-1974年）安徽宣城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嗇。 1920年離開家鄉赴南陵縣樂育中學讀初中，後轉入蕪湖聖雅各布中學讀高中，不久去上海就讀於上海大學附中，從此走向革命道路。1925年5月領導同學參加反帝愛國運動。8月進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擔任學生會主席。9月加入共青團。同年冬，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進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同年2月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紅旗》、《實話》總編輯。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在敵人的空襲中被炸穿了腸子，然後又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着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擔架參加了長征。 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投下了“關鍵的一票”即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因此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據陳毅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好比楚漢相爭時的韓信，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在過雪山草地時，由於傷情惡化，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王稼祥以驚人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陝北後，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又轉赴莫斯科治傷；併兼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1942年6月，同陳雲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 1944年傷病復發，脫離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1947年5月回國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此後被任命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他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並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 王稼祥的外貌清瘦，經常戴着一副金絲眼鏡。由於留學蘇聯五年，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他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在國際問題和外交事務中經常能提出真知灼見。他當年提出的那些見解，都被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其正確性。例如在各國共產黨都稱頌蘇聯是“老大哥”時，他就提出黨際關係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1956年蘇共20大會議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主要歸咎於其個人品質。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麼個人品質問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尤其突出的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積極的時期。1962年，饑荒的陰霾猶存，處於全面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轉機，經濟衰退最先從農業開始，後來逐步擴展到輕工業、重工業，以至於全面衰退。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中蘇關係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到蘇聯境內；在東南沿海，蔣介石勢力打算乘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台灣反攻大陸，為此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只是判斷：“帝反修”聯合進攻。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曾經提醒人們：蘇聯公社垮台已有前車之鑑。但此時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鋪開，甚至窮鄉僻壤的地方，瞬間都建立起來了；更為可笑的是：黨的領導人竟然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麼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當毛澤東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時，竟然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王稼祥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裡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痛哭。”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範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後，採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起草或者審定了一系列文件報送中央。這些意見概括起來，即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採取和緩的方針，注意鬥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國的矛頭全部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爭、採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於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提綱說：“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 王稼祥等人的以上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並非無的放矢。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絲毫未減。據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資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釣魚臺賓館，曾是“絕密”級別的會談記錄里，周恩來總理向阿爾巴尼亞貴賓介紹，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比較突出的例子是：1960年4月16日，我國駐幾內亞使館來函請示，說明幾內亞目前糧食緊張。“兄弟國家使館紛紛議論，希望中國能有所行動。”該請示報告表示，鑑於幾內亞反帝較堅決，和社會主義陣營關係還友好，建議我方主動贈幾內亞3萬至5萬噸大米。半月後，外交部批覆，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連續幾年糧食不足、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嚴峻形勢下，大批中國糧食卻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據外交部業已開放的檔案顯示：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將我國援助老撾的兩噸上好的南寧稻種火速發運，以滿足老撾9月初播種的需要；半個多月後，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國再援助老撾15噸到20噸南寧稻種，作為10月中旬播種之用。最後我方決定再援助15噸。 什麼叫“打腫臉充胖子”，此之謂也！ 王稼祥有鑑於此，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促使王稼祥寫建議還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王稼祥深受鼓舞，但還是在建議信結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囉囉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只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 即使如此謙恭的文字仍然沒有被毛澤東原諒和寬容。據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着手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毛澤東如此概括是受到陳毅在小組會上發言的啟發。在批判右傾的大環境中，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聯繫外交領域，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他基本認同1960年以來的調整緩和的對外政策，認為鬥爭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毛澤東對陳毅的發言顯然很讚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 這個“三和一少”的即興發言最終被別有用心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裡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康生更將“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的王稼祥及時找到毛澤東當面認錯，毛澤東叫他在什麼範圍內討論的，就在什麼範圍內談談。儘管一再檢討，“三和一少”還是和“三風”一起被列入重點批判對象。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他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三斗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在這個‘最高指導原則’的指導下，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根據中央黨校博士張郁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中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此後不久，王稼祥被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全家被迫搬出中南海。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王稼祥本人則被軟禁，朱仲麗被“專案組”定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裡，一關就是六七個月。康生提出要徹底砸爛中聯部這個“三降一滅”製造廠。面對這一切，一介書生的王稼祥難以承受和應對；由於極度緊張，他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症。他不斷地高喊：“我沒有罪！”朱仲麗記述說，“入夜，他仍不時地驚叫。” 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報》再次批判所謂“三和一少”“妖風”，給了王稼祥最後也是最沉重的一擊。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這位智者的防“左”、糾“左”嘗試終於失敗了。整個中華民族註定要和王稼祥一起承受更多的苦難和災禍。
7、閆寶航：情報戰線大功臣之死
閆寶航（1895—1967年）生於遼寧海城小高力房村。1913年考人奉天兩級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1927年至1929年赴英國留學，並赴丹麥等國考察。 閆寶航受“五四”愛國反帝運動的影響，接觸了革命思想。在瀋陽組織創辦了“星期三會”、“社會主義研究小組”、“啟明學社”等組織，以極高的熱情研討、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閆寶航與中共中央派駐瀋陽的共產黨人合作，創辦了以傳播馬列主義為內容的“奉天暑期大學”，同任校長。他是東北地區最早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馬列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閆寶航是一位站在反日鬥爭最前列的先鋒戰士，是東北民眾反日鬥爭的積極組織者與領導者。為了抵禦外侮，捍衛主權，他邀集杜重遠、高崇民、盧廣績等，先後組織了“東北國民外交協會”、“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遼寧省拒毒聯合會”等三個民眾反日團體，動員、組織各界人士，不斷舉行遊行示威，並曾三次查獲日本人所販賣的海洛因及煙土，價值近百萬元，當眾焚毀。 1929年秋，閆寶航被選為“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三屆會議中國代表團籌備主任。閆寶航當時從張學良那裡獲得了日本陰謀侵華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摺》。當即把這份秘密文件譯成英文，借到日本西京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之機，將《田中奏摺》發給與會各國代表團，公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田中奏摺》被公諸於世，及時地揭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此舉令日本朝野震驚，更激起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億萬人民公憤。 閆寶航是抗日救亡運動的先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同盧廣績等人從瀋陽化裝逃出虎口。到北平後，立即見到張學良將軍，陳述了瀋陽失陷的經過，譴責了不抵抗政策。之後，他積極聯絡東北各界人士，於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從此，閆寶航全力以赴地投人了抗日救國活動，為支持東北義勇軍、支持與組織東北民眾抗日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並從資金、軍械物資、培養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早在20年代初，閆寶航便在政治上成為張學良所倚重的朋友與謀士。1936年東北軍奉命調往西安對陝北紅軍作戰後，連吃敗仗，進退維谷。閆寶航等人幾次到西安，勸說張學良轉變態度，接受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團結抗日。1936年11月初，閆寶航又專程赴西安，看望張學良，並於當月14日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會同盧廣績、王化一等，與張學良進行了一次長談。經他的勸說，張學良對形勢有所認識，表示不再打內戰。此間，中共也派人專門對東北軍、西北軍進行說服工作。張學良也曾秘密飛往延安，見到毛澤東、周恩來。不久．又到安塞，與周恩來長談。促使張學良轉變了思想，決心聯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終於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捉住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12月26日，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便失去了自由。第三天，閆寶航第一個來到宋子文公館，見到了被扣留的張學良。隨後，閆寶航帶着張學良的親筆信和宋子文、宋美齡的承諾，飛抵西安，向東北軍、西北軍將領傳達了張學良的消息。在西安，閆寶航還見到了周恩來。1937年1月3日，閆寶航受東北軍、西北軍將領之託，飛返南京。多次找宋子文、宋美齡商談，甚至四赴奉化，直接找蔣介石面陳，為營救張學良而全力奔走，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了“東北救亡總會”，閆寶航被選為常務執行委員。“七·七”抗戰後，“東總”總部遷往南京閆寶航家中辦公。他積極組織東北軍軍官、東北流亡民眾、愛國人士，開展促蔣抗日活動。 1937年9月，閆寶航經周恩來、劉瀾波介紹參加中共。從此，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以民主人士身份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政治活動，發揮其聰明才智，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在重慶，閆寶航的家成為中共地下黨和“東總”活動的重要據點。周恩來經常在閆家小客廳開會．布置工作。董必武、葉劍英也都在閆家召開過重要會議。閆寶航的家又是革命者的棲身之處和庇護所，一些同志遇到困難和危險，便轉到閆家暫避。 閆寶航是一位卓有才幹的社會活動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上層人物以及軍政各界人士廣泛接觸，積極進行政治活動，並不斷地獲取重要情報。他為東北抗日救亡事業，竭盡了全力；他為溝通東北軍與國民黨的關係，為掩護和營救愛國人士、共產黨員。 1939年，閆寶航根據周恩來的囑託，在重慶家中設置了無線電台，建立了情報機構。同時，還設置了極為秘密的備用電台。 1941年5月初，閆寶航從國民黨要人那裡獲得法西斯德國準備在6月20日前後一星期內，突襲蘇聯的重要情報後，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於6月14日把這一重要情報，及時的通報蘇聯，為蘇聯提早進入戰備狀態爭取了時間。蘇聯對閆寶航提供的情報的價值，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讚“閆寶航同志是第一個知道德國進攻蘇聯日期的人。”斯大林還致電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及閆寶航本人表示謝意。半個世紀後，即1995年5月，俄羅斯舉行盛大儀式紀念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不久，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授予中國人民的兒子閻寶航“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章”以表彰其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特殊貢獻。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為什麼國民黨要人能夠獲得法西斯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情報呢？當時，儘管蔣介石與莫斯科交往頻繁，但德國方面確信：從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與中共、蘇共的階級本質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柏林方面堅信，國共抗日聯盟只是暫時的戰略步驟而已。 此外，蔣介石本人也在竭力利用兩個大國之間的對立，同時保持與莫斯科和柏林雙方的聯繫。比如：蔣介石將親生兒子蔣經國送往蘇聯學習，又將養子蔣緯國送往慕尼黑，接受慕尼黑軍事學院的軍事訓練。在德國吞併奧地利時，他曾任德軍的坦克指揮官，差點沒參加入侵波蘭的行動。蔣緯國還參加了德軍高山射手支隊的培訓，並獲得了佩戴“雪絨花”徽章的權利。有如此淵源，遠離歐洲戰場的重慶能夠獲悉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行動計劃’當然就不足為奇了。下面的問題是：國民黨方面獲得了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情報後，又是如何傳到閆寶航手中呢？遙想當年，位於中國中部地區的重慶市開始扮演中國“第二首都”的角色，被稱為“陪都”。戰爭期間民國政府機構以及外交代表機構都遷移至此。閆寶航奉中共指示在重慶工作，他在國民黨上層有許多密友。再加之閆寶航本人曾在重慶軍事政府委員會政治局任職，是蔣介石的顧問之一。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和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均在其接觸範圍內。他同著名政治家孫中山之子孫科保持聯繫。孫科是國民黨“親蘇”派代表。閆寶航在西方外交官中也有很多熟人，尤其是在德國、英國和美國的大使館中。 閆寶航正是在出席德國使館的聚會時，獲悉了希特勒軍隊準備攻擊蘇聯的準確日期。 閆寶航再次建立奇功是在半年以後。他從破譯軍統機構密碼中，獲得了日軍將對夏威夷的瓦胡島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和日軍調動的情報，立即向中共中央報告。黨中央馬上轉告蘇聯，由蘇聯通知美國。12月8日，果然爆發了“珍珠港事件”。 第三次奇功是在1944年夏季，他獲取了日本關東軍在我國東北中蘇邊境上部署的全部詳情，包括陸、空軍的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以及將領姓名等無一不備的書面材料。閆寶航立即將這一重要情報送達周恩來。周令駐重慶的南方局，立即拍照報送延安。中共迅速將情報轉給蘇聯。蘇軍在1945年8月8日對日開戰後，由於對日軍軍事部署瞭如指掌，只用幾天時間就全面突破了日本關東軍經營十多年的防禦體系，把日本號稱的王牌軍徹底摧毀。閆寶航的默默貢獻，功不可沒。 1945年，抗戰勝利後，閆寶航又果敢地站在爭取和平民主的最前列，同國民黨堅持內戰、堅持獨裁的反共政策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為了反對內戰，和平建國，閆寶航與寧武、盧廣績等東北各界人士一道，於1945年底，在重慶，成立了“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周恩來、葉劍英等親自參加了成立大會。閆寶航等還與美國特使馬歇爾面談，力陳東北問題必須和平解決的主張。 閆寶航還是重慶“較場口事件”和南京“下關事件”的親歷者。1946年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舉行大會，閆寶航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搗亂，打傷了李公朴、郭沫若等60多人。閆寶航與特務們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並立即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揭露國民黨破壞政治協商合議，堅持獨裁內戰的真相。同年6月23日，閆寶航在上海參加了以馬敘倫先生為首的“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前往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當代表團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閆寶航不畏強暴，為掩護馬敘倫等人，同暴徒英勇搏鬥，身負重傷，住進醫院。周恩來、董必武聞訊當夜趕到醫院看望、慰問。郭沫若、沈鈞儒等知名人士也都前往醫院慰問。毛澤東、朱德於6月25日致電馬敘倫、閆寶航等表示慰問。 1946年8月20日，閆寶航被選為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9月，閆寶航由上海、經天津，輾轉回東北。1947年2月1日。閆寶航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1949年5月，閆寶航調中央任全國政協籌委會副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籌備全國政協會議的召開。 此後，閆寶航先後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條約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要職。1959年辭去外交部的職務，到文史資料委員會以政協常委和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的身份主持徵集、整理文史資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經他徵集的文史資料近2000件，1500余萬字。 “文化大革命”中，像閻寶航這樣的大功臣同樣未能倖免，受到迫害，並於1967年11月6日晚被投入監獄。1968年5月22日，這位年過七旬的“犯人”，在審訊中被人從背後猛踹一腳倒地昏迷，送到復興醫院後，也無人理睬。在監獄的折磨和摧殘下，終於含冤去世，終年73歲。死後監獄的批文寫道：“反革命罪犯67100號，不得留骨灰。” 1991年5月，當其女閆明光女士在美國紐約見到父親昔日的老朋友張學良時，這位90高齡的智者第一句話就問“你父親是怎麼死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做女兒的竟然不敢據實以告。她害怕什麼？原來在她的頭上有一張無形的網，迫使她不得不保持緘默。悲乎！
【編者按：中國目前最大的悲劇正在於此。人們不敢說話，不敢說真話，不敢說出真相。於是假話盛行，偽裝風行。政客的騙術於是得逞，愚民伎倆，瞞和騙的手段越來越高明。】
【補白】 魯迅： 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就產生了瞞和騙的文藝，令全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
8、鄧拓：‘文章滿紙書生累’ 壯志未酬身先去
鄧拓（1912——966年）從小酷愛文學藝術，1926年就讀於福建省立第一高中。兩年後和傅衣凌等人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翌年冬，加入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並參加中共。翌年秋，轉學到上海法政學院，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1932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到上海，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1937年6月，出版專着《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後，獲釋。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 內戰期間，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在紀念中共成立21周年時，鄧拓為《晉察冀日報》撰寫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該文在中共歷史上最早系統地論述毛澤東思想。1944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北平和平解放後，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1949年秋，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冬，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本來一帆風順的鄧拓開始有些跟不上毛澤東的步伐了，終於在1957年4月，毛澤東當面斥責鄧拓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1958年3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以批評“反冒進”社論為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批判鄧拓。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受到嚴重的挑戰，從南寧回到北京，鄧拓立即正式遞交了辭職報告。 早在1958年8月，鄧拓就被批准離開《人民日報》，但交接工作卻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全體同仁為鄧拓送別，鄧拓當場吟詠了自己充滿激情的七律：《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 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後爭先。 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從1949年7月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到1959年2月離職，10年風雨同舟，他和《人民日報》有着特殊的感情。 對鄧拓的境遇，老領導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過中組部把他調到了北京市委，擔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文教。 從1961年起，中央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糾正“大躍進”的一些錯誤做法。對此鄧拓積極擁護。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傳達了鄧拓關於報紙宣傳的講話，大意是要提倡讀書，報紙要多發一些古人發憤圖強、發憤讀書的故事。 聽到這番講話後，《北京晚報》編輯找到鄧拓，請他給晚報寫文章。鄧拓答應在晚報“五色土”副刊開設《燕山夜話》專欄，並於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導讀書之風。 《燕山夜話》受到了讀者歡迎，使得《前線》雜誌編輯不甘落後，他們多次提出，請他在《前線》開設專欄。鄧拓覺得靠一個人寫稿恐誤了編輯截稿期，就提出請人合作，結果將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副市長吳晗拉着一起上馬了。 1961年9月20日，鄧拓、吳晗、廖沫沙一起吃飯商議為《前線》寫稿事宜。鄧拓提議，3個人合開雜文專欄，就叫‘三家村’。於是起了“三家村札記”這個俏皮的名字。 前後共計發表雜文稿件153篇。他的短文受到廣大讀者喜愛。因為文筆生動，內容更是愛憎分明、切中時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橫生、富有深意，一時全國許多報刊、雜誌爭相仿效，開設了類似的雜文專欄，為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苑增添了生氣。後來他與吳晗、廖沫沙合寫雜文《三家村札記》。 正當鄧拓努力開拓新局面的時候，毛澤東又開始折騰了。‘文革’前夜，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犧牲品。5月18日，鄧拓含冤自盡，成了‘文革’期間大興文字獄的第一個犧牲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的出籠對知識界和政界震動很大，首先衝擊的當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說北京市委必須對這篇文章有個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是轉載還是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出來當天，《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就給當時市委分管《北京日報》工作的市委書記鄭天翔打電話，請示是否轉載。鄭天翔匆忙看過後同意第二天轉載。可是，次日《北京日報》竟然沒有轉載，鄭天翔向范瑾電話詢問，答覆是：“鄧拓不贊成登，他說不能輕易登，等請示彭真再說。”彭真不在北京。鄧拓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但不分管新聞，而鄭天翔分管《北京日報》，卻不分管意識形態。這樣的分工，是因為鄧拓被毛澤東批評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並逐出了《人民日報》之後，市委不讓鄧拓過於為難，就把新聞這一塊摘出來讓鄭天翔管。 鄧拓不同意轉載，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澤東提出來要批吳晗，但是北京市委領導，包括彭真在內對批吳晗至少有這麼三點心理障礙：一是吳晗為人正直，一貫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事業，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吳晗是明史專家、教授，但又是來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從學術的觀點上批判吳晗可以，從政治上全盤否定吳晗不合適；三是中央過去曾說過：郭沫若、范文瀾、茅盾、翦伯贊、吳晗要保。現在公開點名，至少也應向中央文革五人領導小組或中宣部報批，姚文元的文章沒有跡象證明是經過批准的。 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家村札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段。 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月5日鄧拓被停止工作進行檢查，只有55天。在這短暫的時間裡，鄧拓已盡力而為，力圖為一場新動亂斷然剎車，不至於朝着瘋狂的、無原則的政治方向發展。其間他發表演說，組織人員寫學術批判文章，親自出馬用“向陽生”的筆名寫文章。但所有這些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授人以柄，都被當作鄧拓、彭真的新罪行。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5人小組”擴大會議，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鄧拓意想不到的事情：過去與鄧拓並不熟悉的關鋒突然夜訪鄧拓，作了交談。第二天鄧拓告訴李筠，此前康生打電話給他，說關鋒對“向陽生”的文章有意見，你們可以約個時間談談。 關鋒隨即就來了，對鄧拓說：向陽生的文章沒有談及政治，實際上是為吳晗開脫。特別是你，同吳晗一起寫過文章，這樣做不恰當。鄧拓對關鋒說：《北京日報》不歸我管，我寫向陽生這篇文章，原來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檢查。鄧拓對關鋒特別聲明：這件事彭真沒有管。對於關鋒的指責，鄧拓說：我不是沒有談到政治問題，文章末尾是談了的。 接着，事態迅速惡化：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作了三次談話，指責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他還宣稱，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暗指彭真)。毛澤東還點名批評《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就為鄧拓定下了大罪，在當時是無法解脫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劉仁、萬里、鄭天翔“三人領導小組”和李琪、宋碩、范瑾、張文松組成的“四人辦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前線》等單位，對鄧拓進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對鄧拓提出問題，結論是“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在頂單幹風、自由市場等方面同書記處是一致的”。“鄧拓除《三家村札記》外，其它文章都是正確的”。但從這天起，鄧拓停止工作，專事檢查。 對鄧拓的批判急速升溫：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江青親自組織、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指責《燕山夜話》“是地地道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大報轉載。文章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為名寫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鄧拓完全失去了爭辯的權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過，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鬧劇正式開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從此身陷囹圄。 就在這一天，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各大報紙同時轉載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誌第7期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戚本禹的文章實際上為鄧拓的問題定了可怕調子。讀到戚本禹的文章，鄧拓終於下定決心，告別人間，告別即將撲向自身的災難。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鄧拓伏案疾書直到深夜。第一封信，寫給彭真、劉仁和市委同事： （我的）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鄧拓以較長篇幅在信中詳細敘述了他歷史上兩次被捕和出獄的情況，他申訴說：因此，我不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我認為自己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事業而不顧一切地在努力奮鬥。 鄧拓在這封篇幅相當長的遺書中最後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鄧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編者按：和幾乎所有的自殺者一樣，即使是在最無奈的情況下，在被迫自殺時，仍然要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什麼萬歲之類的無聊口號，用意在於求得最高當局的諒解以避免追究妻兒老小。這種現象說明什麼？和皇權專制制度下臨死之前仍然要叩謝皇恩，皇恩浩蕩等等陳詞濫調相比，有何區別？】 鄧拓於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殺，以死來做最後的抗爭。寫完給彭真、劉仁的長篇遺書，時間可能已經進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後，用這最後的短暫時間，鄧拓給妻子丁一嵐寫短信訣別。 最後，他用服毒這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54年短促的生命。一代書生，就這樣被政治所裹脅、所扭曲、所戕害，最後被政治所埋葬。悲夫！如果不是‘玩政治’，以他的才華本來可能成為很有成就的文學家、作家。像他這樣被政治所裹脅和埋葬的，豈只一個鄧拓？
【補白】 海倫·托馬斯40多年來曾當眾質問9位美國總統（從肯尼迪到小布什）。他在《白宮前沿》一書中寫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記者才被允許質問國家領導人”“我們的職責不是去敬仰領導人多麼德高望重，而是把他們擱到聚光燈下，看看他們是否有負民眾的信賴？”
9、楊剛：一代女傑自殺之謎
楊剛(1905-1957年)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個豪門望族,父親曾是軍閥時代的湖北省代省長。楊剛自幼刻苦學習，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學英文系。1930年加入中共。不久因病治療期間退黨,但一直堅持左翼文化活動,是北方“左聯”的發起人之一,曾幫助斯諾編譯《活的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楊剛於1938年重新入黨,主編過《大公報》副刊《文藝》版。 這時,她的婚姻破裂,與丈夫鄭侃離異。鄭侃後來在福建時死於侵華日軍的轟炸。此後,楊剛和女兒鄭光迪一起生活。1944年至1948年,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員,在美國從事新聞採訪,並根據中共的安排做國際統戰工作。20世紀40年代，她的“美國札記”通訊曾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她和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等人一起成為新聞史上少有的幾位女記者。1948年11月,楊剛奉命歸國,經香港到西柏坡,在平津戰役中參加接收天津,擔任天津《大公報》副總編輯、黨委書記。同年5月上海解放,楊剛南下,任上海《大公報》軍代表。次年,楊剛調回北京,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書,同年10月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1953年,出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55年春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報道。她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總體來說,她的工作經歷大致上比較順利。僅在1955年秋天,在北京機場路上遭遇車禍,頭部受到重創，受腦震盪影響而病休半年。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改版後擴大版面,楊剛仍積極參與,並全天工作,因此，可以說基本恢復健康。也可以看出楊剛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 反右運動鋪天蓋地而來，開始時楊剛積極投入。1957年5月6日,報社成立“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共7人：鄧拓、胡績偉、楊剛、王揖、黃操良、陳浚、蕭風。楊剛位列第三名，是唯一的女性。進入6月,“整風”轉為反右,原整風領導小組即轉變為“反右領導小組”,還加上了新來的總編輯吳冷西。 反右風暴使楊剛看到了她最不願意看到的現實：當年和楊剛一起奔走採訪的新聞記者們,特別是《大公報》的記者、編輯們,紛紛陷入“陽謀”的陷阱，被批判的聲浪所包圍。老黨員徐盈要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妻子、名記者彭子岡也未能倖免。就在9月里,楊剛參加了《北京日報》社舉行的批判會,還發言嚴厲批判過去《大公報》同事、同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彭子岡。一年多未看見楊剛的當年《大公報》同事吳永良(後來也被“劃右”)發現,楊剛的頭髮花白了。剛剛50歲出頭的楊剛本不該有那許多白髮。他由此深深地懷疑：楊剛批判彭子岡的發言是言不由衷的敷衍行為？還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表態？另外，在風暴來臨的時候,楊剛和原《大公報》社長王芸生有過一次長談。談什麼？未見披露。 楊剛多次參加文化界批判右派的活動。自殺的前一天,她還參加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大會。這次會議上,丁玲那些早已有過結論的“歷史錯誤”又被拎出來反覆清算。楊剛熟悉丁玲,她們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優秀女性。楊剛所熟知的、即將被打成右派的朋友多着哩！她在《人民日報》的同事,當年《大公報》的同事高集,曾向胡喬木提過一些意見,在運動中險些被掃入“右派”行列,僥倖過關。但其妻子,也是《大公報》記者的地下黨員高汾卻未能倖免。據葉遙後來回憶說：“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於眾,其中有她(楊剛)多年共處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難道對她沒有觸動?”更為直接的刺激恐怕是來自於：由楊剛點名,於1955年4月從新華社調來《人民日報》擔任國際問題評論員的蔣元椿。在對右派大反擊前夕的1957年5月20日,蔣元椿響應負責國際部工作的報社副總編黃操良的號召,在辦公室走廊牆報上貼出若干頁小字報《論聖旨口》,認為胡喬木對《人民日報》編輯事務管得過於瑣碎,沒有抓住大環節等等。這一下捅了馬蜂窩,蔣元椿很快成為運動的活靶子,無可避免地掉入右派的深淵。眼看蔣元椿落入陷阱,楊剛在報社決策層面也曾多方保護,力圖使他免被“劃右”。也許楊剛的救助曾經起過一點作用，在1957年10月前,蔣元椿的名字總在“疑右”和“右傾”的帽子之間徘徊。但到9月底,形勢進一步發展，蔣元椿終於在劫難逃,楊剛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果然,在楊剛辭世23天后,蔣元椿被正式劃為右派。後來蔣元椿回憶說,自從惹下文字大禍,時時有被劃為右派分子之虞。有時在報社見到楊剛,但是楊只是朝他看看,什麼話也不說。蔣元椿說：“我有一種預感,像她這樣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奮鬥了幾乎一輩子的革命知識分子,恐怕難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這個嚴酷的現實。像她的名字一樣,在敵人面前,她一生剛強。可是當自己的同志被當成敵人對待的時候,她越是剛強,痛苦也就越大,她承受得了嗎?”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不僅僅蔣元椿一個人，運動以來,各種鬥爭場面十分駭人,到9月中旬,編委會討論,擬將11人劃為右派,另有‘疑右’10人、“未定”6人。更可怕的是,將被“劃右”的遠遠不止於此數(最後達32人,另有一工人不夠右派的資格，就給他戴上了“壞分子”帽子)。而且,楊剛先後負責的兩個部——國際部和文藝部成為運動的重點(後來地方記者部又“挖”出了更多的黨員右派,成為報社中出右派最多的部門)。和楊剛關係更為直接的是,1955年春,她向新華社點名要求調來的“骨幹”蔣元椿、李慎之眼睜睜地看着成為“大右派”,同時從新華社調入《人民日報》的黃操良和部主任胡騎也命運不濟,後來都成了右派。楊剛和他們的工作往來密切。事實上,這把火不斷地燒下去,距離楊剛本人是越來越近了。 在殘酷的運動威逼下,報社內部相繼出現自殺事件。8月14日上午,自“三反運動”後一直擔任圖書館團支部委員的林安干不堪批判和侮辱,吞服毒藥“六六六”自殺。但因藥粉的強烈氣味,林安干在服後即大部分吐出,被同事發現後馬上送醫院洗胃搶救,林活了過來(在“文革”中,林不堪忍受折磨,在安徽農場投湖自盡)。更令人震驚的是,就在楊剛辭世的前一天,報社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位部門副主任也因面臨嚴酷的反右批判,於10月5日吞服安眠藥自殺。因發現及時,這位抗戰時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被救了過來。（他和林安干一樣,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最終還是服毒自盡）。報社內的反右運動正從黨外延伸到黨內,更慘烈的悲劇即將發生,在蔣元椿等相當一批黨員幹部必將被戴上“帽子”的時候,楊剛選擇了離去，這可以說是她的明智；我們不妨假設，如果楊剛沒有離去,隨後的政治生活中將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她?楊剛辭世的第二天下午,社長鄧拓在報社五樓大會議室召開全體人員大會,宣布楊剛去世。他含糊地猜測楊剛的死因,說大約在10月初,她偶然丟失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心情不好,前幾年車禍造成的嚴重腦震盪使她很痛苦。說到這裡,鄧拓立刻打住。【也許是如辛棄疾的《採桑子》裡所說‘欲說還休’吧】最後鄧拓還告誡大家，不要隨便猜疑。但他同時又宣布：不開追悼會。 楊剛從此長眠在北京八寶山的山坡上。她的離去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發多大的政治漣漪。但是,此後人們的猜測卻一直沒有停止過。仔細思考那些經常被人提起的原因：比如“丟失筆記本”、“1955年遭遇車禍導致頭痛”、“女兒遠在蘇聯學習,她一個人生活缺乏家庭溫暖”等等。按蔣元椿及許多熟悉楊剛者的說法,只要熟悉楊剛,讀過她較多作品,都感覺到,以她豪爽硬朗的男性化的性格,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釋她的自盡。倒是胡喬木1983年6月為《楊剛文集》所寫的“序言”中，有一句話似乎更接近真實。他寫道：楊剛的死“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還應該提及：張寶林先生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具生花筆一枝——高集與高汾》一書中說：楊剛辭世時留有遺書,最先來到現場者趕緊將遺書交給社長鄧拓。鄧拓又馬上將遺書報送周恩來總理了。直至今日,未見對遺書文字的披露。如果有遺書,當是能夠解釋楊剛為何離去的重要文件。張寶林是一位嚴謹的學者,言必有據,他的論述值得重視。那麼，她究竟為什麼會選擇自盡？至今仍然是個謎。有人這樣說：“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自從燕京大學入黨以來，她獻身理想已三十年，哪怕是站在黨外的歲月里，她的信念也沒有改變過，她始終如一團燃燒的火焰。1957年那個躁熱的夏季以後，她理想的火焰終於漸漸熄滅了。”人是要靠理想支持才能活下去的；理想破滅了，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此說頗有道理。 更有人認為：如果她活着，即使逃過了反右，也逃不過“文革”。只要看看在她身後，新聞界那一長串自殺者的名單，就一切瞭然（其實何止是新聞界），和楊剛一同出身《大公報》的人中就有范長江、孟秋江、劉克林、蔣蔭恩等相繼以自縊、投井、墜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楊剛之死只是開了一個頭而已。
【編者按：死者已矣，真相難覓。但只要看看在她之後那眾多被迫害而死者的種種慘狀就不難理解。如果說某個人自殺有其個人獨特的性格因素，但大批量地自殺現象顯然無法用個人的原因來解釋，只能歸因於政治迫害。】
10、李立三：‘毛澤東半個朋友’服毒自殺
李立三（1899—1967年）湖南醴陵人。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早年經羅章龍介紹，響應“二十八畫生”徵友聲明，同毛澤東會見。廣益中學畢業後，到護國軍當兵。1919年9月赴法勤工儉學，在克魯梭的史乃德鋼鐵廠當翻砂工，並積極參加留學生的愛國運動。1921年春,同趙世炎、陳公培、劉伯堅等醞釀建立共產主義同盟,組織勞動學會和勤工儉學學會,成立華工組合書記部,為華工謀福利。同年10月,參與領導留法學生進駐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12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共,隨即被派回湖南,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1月,在安源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任書記。5月1日,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當選為主任。9月14日,和劉少奇等發動、領導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後,當選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參與創建漢冶萍公司總工會。1923年3月,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負責領導上海地區工人運動。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地成立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進德會。1925年2月,和鄧中夏等領導了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同年5月在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的鬥爭中,擔任現場總指揮。五卅慘案發生後,被公推為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並一直堅持在鬥爭第一線。10月,與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任總工會組織部長。同年9月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代理全國總工會領導武漢的工人運動。1927年1月成功地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央工人部長。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組,成為5名常委之一。 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就曾經從事過破譯電碼的研究，並懂得編制密電碼。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江西中央蘇區的秘密通信聯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由張沈川、李強負責，在上海滬西極司非西路(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報機建立地下無線電台。 中共第一套無線電收發報機於1929年冬天由李強在上海研製成功，建立起共產黨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報務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1930年1月上海與香港開始通訊。1930年10月，在蘇聯學成的一批無線電台工作人員相繼回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員一起，先後被派往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在天津也設立了分台。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工作的指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大革命失敗後,與譚平山、鄧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動南昌起義的建議。南昌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同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赴香港重建廣東省委,恢復黨的工作,曾提出在廣大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然後奪取廣州的戰略思想。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任中央農委書記。1930年6月至9月,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期間,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他在黨中央的領導。他很快認識並檢查了錯誤。1930年12月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並交代自己的錯誤,羈旅莫斯科15年,受王明的陷害和蘇聯肅反擴大化錯誤的影響,曾坐牢一年多,甚至被共產國際停止黨籍。他多次申請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均遭蘇聯內務部拒絕。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6年1月回國,任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東北3人小組中共方面成員、首席代表,同美、蔣勢力進行鬥爭。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城工部部長等要職,爭取了滇軍六十三軍、九十三軍起義,為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發言,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誠懇坦率地解剖自己,進行自我批評,受到好評,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58年初,率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部分幹部下工廠調查研究,召開部分省市工交部部長會議,提出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思想,撰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李立三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於他曾經有過那麼一次雖然短暫（前後不超過4個月）卻有廣泛影響的失誤，使他被當作“錯誤路線的代表”、一個黨內的“另類”，長期未能得到合理的介紹和科學評價，以至於人們心目中的李立三，幾乎就是黨史教科書中的一個特定的“反面教員”。 和其它共產黨人不同的地方，還在於他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跨國戀情。在蘇聯期間，認識了比自己小15歲的俄羅斯人莉莎·基什金娜。並於1936年正式結婚。這段跨國婚姻一直維持到他生命的終結，成為令人羨慕的佳話，但卻成為他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的一大由頭。理由竟然是那樣可笑而又可悲，說李立三是外國特務派遣來華的間諜。在那個瘋狂年代，這個罪名足以讓所有的善良人們聞之不寒而慄。 果然，在狂飆壓頂的1967年，造反派肆無忌憚地批鬥無辜的幹部、群眾。李立三當然在劫難逃。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並同時通知他：必須參加下午的批鬥會。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布批鬥會因故改期。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幾個“常委”們正處於萬分焦急中，他們來往於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遺書上云：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華北局機關幹部對李立三之死，議論紛紛，紛紛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種種解釋都讓人疑竇叢生。其中最重要的疑點是：李立三服毒自殺的“毒品”，也就是大劑量的安眠藥，究竟從何而來？ 一位資深的工人運動領袖就這樣被‘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無情地葬送了。
【補白】 朝代紛紛排成行，開國明君皆流氓； 如果有人不相信，請看劉邦朱元璋。 ——著名學者季羨林
11、陶鑄：黨內第四號人物 也未免滅頂之災
陶鑄（1908-1969年）又名陶際華，出生於湖南省祁陽縣。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平津戰役中，他作為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元帥）的全權代表，參與同傅作義將軍的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後負責整編傅作義部，領導南下工作團。1955年7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併兼任廣東省省長。兼任暨南大學校長、華南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共領導人中，相對來說，陶鑄比較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他多次指出，我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因為這個稱呼太傷感情。今後“應該叫人民知識分子”。在三年困難時期，他指示制定一個副教授以上級別知識分子的名單，共計2000人，每人每月補助食油1斤，糧食10斤；從這些人當中再選出200人的名單，享受廳局級幹部的待遇。在當時絕大部分中國人民都處在飢餓線上苦苦掙扎、煎熬時，這一點點微不足道的食品供應，無疑起到了雪裡送炭的作用。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開始參與中央的領導工作。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名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成為中共中央第四號領導人。 最高當局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堅持認為劉少奇不是叛徒。這種政治表態顯然與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相背離。於是，假手江青的策動下，被打成“黨內最大的保皇派”，成為排在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號“走資派”。在各種指責和迫害下，心力交瘁的陶鑄病倒了。1969年10月，陶鑄病情開始惡化，到11月15日獲准施行手術，結果發現，癌細胞已廣泛擴散，腹腔內血管焦脆，根本無法進行手術。重病的陶鑄，被從北京中南海轉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後時刻，一種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仰和對“四人幫”惡行的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陶鑄舉起一隻手，以雷霆萬鈞之勢，猛然向牆上一擊，“砰”一聲過後，那白色的牆壁上，被汗濕的手掌沾去了一層牆皮，竟然留下了一個清晰的手印！ 1969年11月30日，陶鑄在合肥含冤病逝。其後，以烈性傳染病為藉口，深夜用白被單裹屍一燒了之。在此前後沒有任何親人獲准探望；死後也未告知親人前來料理後事。陶鑄被火化之後，骨灰隨意放置。此後9年間無人知道其人行蹤。 粉碎“四人幫”後，陶鑄的骨灰由曾志母女護送到陶鑄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廣東，埋入廣州白雲山松樹下。“松風”二字出自書畫家吳作人手書。當年廣州市委老領導林西，得知陶鑄逝世前的情況，派人到合肥，要求務必找到當年囚禁陶鑄的那間屋子，看看牆上那個手印還在不在，如果還在，一定把它拓印回來。那個手印居然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鑄的手印被拓回來，被鐫刻在巨石上的“松風”二字的下面。 陶鑄是黨內的高官，但入選本書的最重要理由是：在那個是非顛倒、人妖顛倒的年代，他對待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寬容和關懷。僅舉數例如下： 1、容庚擔任過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名校教授，是文字學家、書畫（法）家、收藏家、文物鑑賞家。日寇侵略我國時，大量的珍貴古物外流。容庚變賣家當，耗盡工資，購回了許多珍貴古（文）物。但此人口無遮攔，秉性剛直、口無遮攔。 然而，在陶鑄的保護下，容庚在接二連三的運動中並未遭受大難。中山大學還專門騰出一間教室，存放容庚購置和收集的青銅器、古字畫等藏品。在陶鑄個人魅力的感染下，容庚竟然將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 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籌備在印度加爾各答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批判中共政權。會議擬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作重點發言。周恩來得知後，囑咐陶鑄找人給錢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鑄立刻想到錢穆和容庚曾經是燕京大學的同事，便請容庚出面。1956年秋，容庚赴香港和錢穆敘舊話新。後來，錢穆雖然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發言。 1957年“反右”，容庚沒被打成“右派”，但於1958年下放農村，去接受批判和勞動改造。陶鑄專程到東莞看望容庚。省委主要負責人屈身茅舍，探望被稱為“野馬”、“鬼鎖”的容庚，使得容庚的惡劣處境一度有所改善。 2、陳寅恪學貫中西，又精通多種文字，被人稱為“教授的教授”。他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信條，全國政協擬請他擔任委員，他毫無興趣；1954年中國科學院請他擔任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二所所長，他提的任職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這顯然是對當局及其權威的嚴重挑戰。 陶鑄對這位“國寶”級的學者，並不介意，卻處處袒護、照顧。1954年，中山大學某負責人在會上點名批判陳寅恪的思想“陳舊腐朽”。陶鑄知道後，嚴肅批評了此人，並要他向陳寅恪賠禮道歉。陶鑄看到陳寅恪住房小，書籍擺不下，著述沒有助手，當即通知學校全部給他妥善解決。 1956年，陶鑄在廣東省高教工作會議上，公開為陳寅恪“說話”：“陳寅恪教授不去台灣，蔣介石要他去也不去，這本身就是愛國行動，應該叫愛國的知識分子。我看，他是我們的朋友！” 由於陶鑄的“過問”，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山大學對陳寅恪的生活給予重點照顧。聽說陳寅恪睡眠欠佳，陶鑄設法為他從香港買來進口安眠藥；陳寅恪視力差，陶鑄指示中山大學在陳寅恪的院子裡修築一條白色水泥路，好讓他在上面行走安全；陳寅恪愛聽京劇，1962年4月，陶鑄參觀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時，買下落地式收音、電唱兩用機，送給陳寅恪。最動人的要數1962年7月，72歲的陳寅恪意外右腿脛骨折斷，陶鑄特批三名護士，24小時輪流護理和照顧陳寅恪的生活。 如果沒有陶鑄的關照，目盲腿瘸的陳寅恪很難完成輝煌著述，甚至日常生活也難以自理。陳寅恪的夫人唐篔後來對朋友說：“只有陶鑄，才真正懂得陳寅恪的價值。” 3、章士釗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梁漱溟稱：“他是一個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爛——吃鴉片，賭博，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但陶鑄仍然以禮相待。章士釗也做過好事。譬如1920年毛澤東等人組織湖南青年赴歐洲勤工儉學，章士釗發動社會名流捐款，將兩萬銀元交毛澤東作為經費。毛澤東後來說：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 1957年，76歲的章士釗抵達廣州。陶鑄請章士釗到“大同酒家”吃飯。他倆都是湖南人，鄉音親切，口味相似。加上陶鑄曾在湖南省立師範學習，又上過黃埔軍校，文史方面堪稱章士釗的“知音”。在餐桌上，章士釗興致盎然地講起竊國者袁世凱、洋務派張之洞；從古到今，由北到南，指點江山，縱論天下。 由於年事已高，不勝酒力。幾杯之後章士釗居然伏在桌上，發出鼾聲！陶鑄則輕輕脫下衣服，蓋在章士釗身上。從提包中拿出文件批閱，等待章士釗醒來。章士釗事後大為感動，當即吟詩相贈。
【編者按：據《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周相唐文章“追憶章士釗先生”披露：章先生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但毛獲此巨款後，僅拿出一千銀元給了赴法留學的湖南同學，餘款全部帶回湖南自己處理。當時毛向章士釗求援的由頭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按理應該如數交給這些留學的人，才算是名正言順，用得其所。但老毛卻只轉交了5%。其餘都貪污歸己。這純粹是利用當時社會名流們對去歐洲勤工儉學的有志青年的同情心和做慈善事業的心願，大肆斂錢，中飽私囊。因此，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的貪污犯、詐騙犯。】
【補白】 奧巴馬在競選獲勝後的演說中說： “我們國家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我們武器的威力或財富的規模，而是來自我們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機會和不屈的希望” 二○○九年六月四日（恰好是中國八九六四的二十周年） 奧巴馬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著名演說，闡述美國中東政策的性質與原則，表明支持中東民主，支持人民有表達的自由，有選擇政府的自由。這不僅是美國的想法，而是普遍的人權。他還說： “鎮壓思想的方法絕不會讓思想消失” “有些人不掌權的時候鼓吹民主，一旦上台就毫不留情地鎮壓別人的權利”
12、陳璉：陳布雷之女從高樓飛躍而下
在介紹陳璉之前，先應該介紹一下其父陳布雷。陳布雷在國民黨上層大名鼎鼎,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是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國策顧問”、侍從室二處主任,還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要職。就是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由於目睹國民黨敗局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自感一介書生，回天無力。乃於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藥自殺。蔣介石聞之悲痛至極，兩次到陳公館弔喪，後又親率國民黨在京全體政要參加公祭儀式。 南京公祭結束後，陳布雷遺體被送往家鄉杭州安葬，護靈車隊經過上海時，其二女兒即中共地下黨員陳璉及丈夫、中共北京學生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在上海方面舉行的公祭儀式上披麻戴孝，跪拜迎靈。陳璉哭得幾近昏厥，父女情深可見。 歷史竟然如此相似!僅僅19年後，女兒也被迫走上了父親曾經走過的道路——自殺。 陳璉（1919－1967年），浙江慈谿人。其母楊氏在她出生時獲產婦熱病亡，故原名為‘憐兒’，1939年改名為陳璉。她年輕時很激進，她不顧父親的反對，考入杭州高等學堂。由於她對國民黨對日政策不滿逐漸接觸共產黨。1939年7月瞞着父親參加了中共。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大並在那裡認識了她後來的丈夫袁永熙。1942年轉入重慶中央大學，於1946年畢業，赴北平貝滿女中做教師。1947年8月10日與袁永熙結婚。同年9月24日兩人因涉嫌為共產黨間諜被捕，解赴南京。在其父親的幫助下，蔣介石親自過問後，兩人才被釋放。 中共勝利後，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官至共青團少年兒童部長。但其丈夫、時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的袁永熙卻屢遭打擊，並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當時的政治氣氛壓迫下，在各級官員不斷地對其勸說，勸告她千萬要站穩立場。有位領導人還幫她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是政治關係。在階級社會裡,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感情總是帶有階級性的。你過去曾經堅決與反動父親決裂,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非凡勇氣,贏得了同志們的欽佩。現在革命深入了,階級關係和革命對象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你應該比過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會長期被溫情所困擾,黨相信你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還有一次,兒子在幼兒園受到小朋友們的欺侮,說他是“大右派、大壞蛋的兒子”。兒子回到家問媽媽：“爸爸是右派嗎?右派和地主、特務一樣壞嗎?”陳璉一下把孩子緊緊抱起,讓他緊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讓他看見媽媽眼睛裡潸然流出來的淚水。但是孩子從媽媽胸部不停地顫抖中體驗到媽媽在傷心流淚……從此,陳璉與袁永熙不斷地進行徹夜深談。在又一次徹夜深談中,袁永熙提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成長,除了離婚,別無選擇。陳璉最後只得應聲道：“為了我們的神聖事業,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犧牲吧!”一個幸福的家庭就這樣破碎了! 陳璉在重慶中央大學時的同室好友陶琴熏,這時候在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幾年中工作認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為“右派”。總工會國際部負責人認為她不該劃為“右派”,但是上級領導人說：“陶希聖(註：抗戰勝利後,陶希聖做過《中央日報》總主筆和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的女兒,單憑這一點,也夠了!” 當陳璉得知此事後，不能不產生如下的聯想：“那麼我這陳布雷的女兒,又會怎麼樣呢?” 文化大革命開始,張春橋在華東局機關首先拿夏征農開刀。他幾次到華東局宣傳部煽風點火,親自督戰。多次揭批夏征農的大會,儘管很多人都氣勢洶洶,陳璉總是作沉思狀,靜靜地坐在角落裡,一言不發。會前會後,她也不貼一張大字報。處里的同事們問她對批鬥夏征農有什麼看法,她說：“我覺得夏征農這個人不錯,很民主,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心情舒暢。我不知道現在為什麼要這樣搞!” 的確,對於發生在身邊的這些事,她不能理解;對於發生在全國的一片混亂和災難,她更感到不安。她想：這就是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進行的?她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期間,她有機會去了一趟北京。她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她原來非常熟悉的團中央所在地。沒想到這裡也變了——大院裡一片混亂,原先整潔的院牆糊滿了大字報。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領導人胡耀邦、胡克實等人,脖子上都掛着黑牌子,被紅衛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從窗戶里拎出來,強行按頭示眾。她趕緊閉目轉身,不願多看,並含着熱淚,帶着無窮的困惑和憂慮,匆匆離開,離開同樣亂糟糟的北京城。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將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發往全國,各地立即颳起“抓叛徒”的狂風。4月,華東局就在“一月風暴”的餘威下,把陳璉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上海的造反派們在《中央日報》上查到陳璉1948年為“反動父親”披麻帶孝的新聞照片，同時又在查抄陳璉繼母王允默老太太家產過程中，找到了陳布雷日記。日記中有關於陳璉夫婦1948年被國民黨當局以“動亂嫌疑”拘捕，後由蔣介石下令釋放出獄的經過，也有一些陳布雷與女兒私人談話的記錄，於是，這一切都成了陳璉“叛變”的鐵證。 1967年11月17日,華東局宣傳部召開全體大會,勒令陳璉交待“歷史問題”,一切污言穢語向她劈頭蓋臉地潑來。會後,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動手抄家,翻箱倒櫃,從箱底翻出陳璉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好大的膽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陳璉沉默不語。押送者走後,陳璉放聲痛哭,哭聲極其悽慘。第二天,她來到已待過六七年的辦公室,就像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人和她說一句話,都遠遠地躲着她……為了生存,人們學會了用“革命”的姿態來包裝自己。這一天,陳璉在令人窒息的壓力和孤獨中度過。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後,就忙於收拾房間,清點孩子們的衣物。午睡後,她洗澡換衣,還把髒衣服洗淨晾好,像平常一樣絲毫不麻煩保姆。家裡靜悄悄的,只有小兒子和保姆兩人在休息。她悄悄地問保姆,星期天了,大兒子怎麼沒有回來?這說明她很想和大兒子再見一面,而忘記了是她自己讓大兒子回學校“複課鬧革命”的。晚飯後,她問保姆還有多少布票,請她給女兒和小兒子添置衣服,又把兩張銀行存摺交給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兒子睡後,她走進自己的臥室。深夜,她從所住的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樓破窗而下,一聲巨響,慘死在地。 楊剛之後又一個黨內女傑慘死。悲夫！ 1979年陳璉被平反時，胡耀邦譽之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補白】 梁啓超： “人之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權利。二者缺一，實乃非人。”
13、范長江：傑出報人投井自殺
范長江（1909—1970年）出生於四川省內江縣。自幼即跟着祖父學習文史知識，也時常模仿祖父的神態和腔調，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朗誦先祖范仲淹‘先憂後樂’的名句。後來范長江加入了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教導團，隨賀龍轉赴南昌。有幸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隨後在轉戰途中遭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圍攻與部隊失去聯繫。
1928年秋，范長江考入中央政治學校。該校原名中央黨務學校，是國民黨政府培養行政幹部的機構，蔣介石兼任校長。范長江選學了鄉村行政系，打算“將來在窮鄉僻野中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在這裡，范長江加入了國民黨。但是，“九一八”事變改變了范長江的夢想。范長江清醒地認識到，抗日救國才是出路，而國民黨培養所謂人才的地方，並非他的理想歸宿。於是，他脫下學校的制服，秘密離開南京。同時宣布脫離國民黨。 1932年秋天，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在北大期間，范長江廣泛涉獵哲學、政治、經濟、英語等書籍。1933年下半年起，范長江開始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天津《益世報》等撰寫新聞通訊，內容多為文化教育方面。由於他文筆精練、視角獨特，引起了天津《大公報》社領導的注意。《大公報》社總經理胡政之還親自出馬，請范長江專為《大公報》撰稿。《大公報》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報紙，知名度很高，范長江欣然答應下來。這年年底，經過調查研究，范長江先後寫出《佛學在北大》、《陶希聖與“食貨”》、《顧頡剛與“禹貢”》、《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檔案及其整理》等數篇通訊，在《大公報》、《晨報》上發表。 日本軍國主義覬覦中國，全民抗戰難以避免。范長江從一個記者的政治敏感意識到：中日一旦開戰，沿海一帶必不可久守，抗戰的大後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帶，因此，對這些地方進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這次西北之行，歷時10個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沿途寫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訊，真實地記錄了中國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對少數民族地區有關宗教、民族關係等問題也作了深刻的記錄；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訊中還記載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他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字裡行間顯然傾注了對紅軍的同情，甚至懷有敬意。范長江的這些通訊陸續發表於《大公報》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公報》的發行量突增。不久，這些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該書被譽為“一部震撼全國的傑作”；“各界爭購，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踴躍，特趕印再版數千部，出書未及，復又售罄，而來函訂購者尚多，當趕印3版，出售未及登廣告，又經售罄，此書行銷之廣，前所未有。”《中國的西北角》在幾個月內連出9版，出現了“洛陽紙貴”的盛況。西南聯大抗戰時期在昆明為學生選定的20種課外讀物中，范長江的這本書被列為首選。受其影響，當時有的報館也派出旅行記者，不少青年學生積極投入新聞事業。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范長江毅然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等地進行採訪，“本人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當時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范長江利用各種私人關係，冒險飛赴蘭州。他說服了甘肅省主席兼51軍長的于學忠，特撥給軍用卡車一輛，還選派了數名全副武裝衛士隨車護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長江終於在亂軍叢中，頂風冒雪，抵達西安。2月4日，在《大公報》西安分銷處同仁的協助下，通過陝西省主席鄧寶珊的介紹，范長江來到楊虎城將軍的公館。周恩來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來自綏遠前線、冒着生命危險闖進西安，當時年僅27歲的《大公報》戰地記者——范長江。採訪後，范長江連夜趕寫的文章——《動盪中之西北大局》在《大公報》發表。一時轟動朝野，人們爭相購買閱讀。與此同時，被張、楊釋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西安事變”後的局勢。會後蔣介石看了范長江的文章，內容與自己上午所作的報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將正在南京的《大公報》社總編輯張季鸞狠罵了一通，並下令嚴查范長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為深入了解陝北的情況，范長江向周恩來提出到延安去採訪的請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范長江到達延安。當天下午，“抗日軍政大學”（即紅軍大學）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范長江先後見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澤東在他的窯洞裡會見了范長江，並建議范長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報》的影響，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後，范長江以筆作槍，寫出了大量的戰地通訊。這些文字一經《大公報》刊載，不脛而走，許多報紙紛紛轉載。從此，他的通訊成為《大公報》的一大亮色，使《大公報》名聲大振。西北之行結束後，范長江回到天津，被《大公報》社聘為正式記者。他接連寫出了《從嘉峪關說到山海關》、《百靈廟戰後行》、《憶西蒙》等著名的通訊。 范長江是除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外，第一個正式以新聞記者身份進入延安的人。率先打開國民黨新聞封鎖大門的范長江一鼓作氣，連續在上海《大公報》上刊登了他的《暫別了，綏遠》，《寧夏進入記》，等約三萬多字的長篇通訊。這些通訊為中共做了很多宣傳。1937年11月18日，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范長江與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驅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這就是中國記者協會的前身。這一天，也成為後來的中國記者節。 1939年5月，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下的重慶曾家岩五十號“周公館”里，由周恩來介紹，范長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共，並指定與周恩來、李克農單線聯繫。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和平談判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范長江被周恩來指名由華中解放區飛抵南京，任代表團新聞處處長，並擔任中共對外發言人。此時，他不僅要經常發布代表團的各種宣言，還要接見頻頻來訪的各界人士，向他們解釋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種問題，成為中共的主要喉舌。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時任新華總社總編輯的范長江帶領一批“新聞兵”，跟隨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北平，奉命接管國民黨在北平的各新聞單位，組建北平解放後的第一張黨報——《人民日報·北平版》，范長江因此成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950年1月，范長江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社長。 此後他還擔任過新華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等要職。以他名字命名的新聞獎——范長江新聞獎，已成為全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 正當范長江英年盛名、大有作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范長江受到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受盡折磨摧殘。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長江被關押的地方——河南省確山縣的一個農村的機井裡發現了范長江的遺體。雖然多數媒體都用“自殺”二字來表述范長江之死，但事實真相如何？幾十年來一直是個未解之謎。 根據《新周報》周末版的兩位記者郭麗萍、劉仁忠的文章“范長江之死”介紹如下：（該文還刊發了當年毛澤東接待范長江的照片以及毛澤東致范長江信的影印件。耐人尋味的是：該信的落款竟然是：‘弟毛澤東’。謙恭之態，盡在一個‘弟’字。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1969年3月，被定性為“反革命”、已遭到長期關押的范長江，隨首批500名勞動改造和接受鍛煉、批判的人員來到這裡（位於河南省確山縣的中國科學院確山五七幹校）。 與眾不同的是，其它人員空閒時可以與周圍群眾接觸，而范長江卻受到專人監管，勞動時專給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時除集體活動外，不准與外界接觸，不能自由活動，否則非打即罵，或者開批鬥會。所以特別引人注意，也給當地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9年8月份，在建設五七幹校食堂時，范長江負責為北屋山頭上送磚。在兩米多高的建築架上，范長江由於動作稍慢了一點兒，被監管人員一腳踹到地上。年已六旬的范長江一聲沒吭，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蹣跚着攀上兩米多高的建築架，繼續搬送磚頭。 如果基建上沒有什麼重活、累活幹了，就讓范長江去挑大糞澆菜園子。一擔大糞有100多斤重，范長江沒有幹過這種活，且又上了年紀，身體狀況也不好，一次挑大糞時，腰還沒伸直，兩桶大糞就潑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點閉過氣去。但監管人員仍然命令他繼續挑大糞，連衣服也不讓換。就這樣，范長江帶着滿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在確山五七幹校，范長江不但天天干苦活、髒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視。 范長江除了干苦活、髒活、累活外，更重要的是行動不自由，處處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鬥。每日三餐排隊打飯，范長江也得排在最後邊。其它人可以買肉吃，范長江不能。當時，五七幹校的飯菜經常不夠吃，如果有剩的，就給范長江一點飯菜吃，沒有剩的就讓他餓肚子。有時范長江即使排隊排在前面，也會被監管人員拽到最後面，同時還少不了挨罵、挨巴掌和拳頭。 每到夏季，五七幹校的人可以到果園和菜園裡摘桃子和西紅柿吃，也可以到群眾家中聊天等，但范長江不允許任何自由活動。 每天晚上，五七幹校都要組織政治學習和“鬥私批修”，范長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裡，其它人圍坐四周。要求每個人都要發言，以表對“反革命”的仇恨、對“最高指示”的忠誠。每個人在發言的時候，都少不了對范長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腳踢。 長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范長江實在難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終於投井自殺。蘆莊五七幹校大門前不到100米處，是范長江經常勞動的菜地，菜地旁邊有一口深7米、直徑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五七幹校的監管人員突然發現范長江不見了，忙和負責監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在菜地邊的那口井裡發現了范長江的屍體，當時已經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還是那身單薄的中山裝。” 今年75歲的李長俊，當年是蘆莊五七幹校的一名看山人員，曾和范長江吃住在一起。他回憶說：“幹校的領導找來幾個人，把范長江的屍體用塑料布裹着，抬到離幹校七八百米遠的一個山澗陰溝里，草草掩埋了。” 嗚呼！曾經筆走龍蛇、萬眾傾倒的一代才俊，竟然如此悲慘地、卑賤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們哀其不幸，更怒其不幸之源！仰首天外，我們不能不悲憤地發問：究竟罪魁禍首是誰？
14、華崗：山東大學校長悲劇性的一生
華崗（1903年－1972年）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人，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家。
1930年，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是中國出版的《宣言》的第二個全譯本，譯文質量有較大提高，結尾處第一次準確譯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1931年在魯迅幫助下出版《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 1932年初，被派往北方，以中共中央華北巡視員的身份先到北平，後去唐山，視察指導工作。此時，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調回中央，中共中央決定建立滿洲特委，任命華崗擔任特委書記。當年9月，途徑青島時，因叛徒告密，華崗與交通員張永祥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華崗化名劉少陵，並未暴露身份。雖然查無確證，但國民黨當局仍對華崗、張永祥判刑5年。他們不服，提出上訴。11月初，高等法院批覆維持原判。11月底，華崗便被送第5監獄服刑。1937年2月16日夜，華崗等幾十人又被送進山東省反省院，次日黎明，他們被押上火車，19日抵達漢口，他們被送進武昌反省院。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達漢口，找國民黨當局交涉，要求無條件釋放華崗、任作民。迫於當時的形勢，反省院於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出獄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籌辦武漢《新華日報》，任總編輯兼《群眾》周刊編輯。 1943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長，派赴雲南做統戰工作，試圖爭取當時的雲南王龍雲。華崗化名林少侯，應聘雲南大學社會學教授，參加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團結李公朴、聞一多、費孝通、吳晗等著名人士開展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8月，國共談判時任中共代表團顧問。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夕，華崗奉命從香港乘船北上，計劃途經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擔任領導工作。當輪船駛臨上海港時，正遇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無法停靠，只好繼續北上，開往青島。適逢華崗腸潰瘍發作，經請示中央，暫留青島養病。從1950年1月起，華崗以教授身份為山東大學講授“社會發展史”，還定期為山大師生做關於“學習共同綱領”的報告。1950年11月，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準備合併，周恩來用電話與華崗商談，徵得他同意後，中央任命華崗為合併後的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同時兼任《哲學研究》編委，創辦《文史哲》雜誌並任社長。 華崗在山東大學擔任校長期間，副校長童第周、陸侃如是著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史專家；教務長、總務長和各院院長，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辦學經驗。凡是學校的重大興革事項，都與兩位副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等共同商量後決定。因此，學校呈現一派生氣蓬勃和興旺發達的景象，被稱為山東大學建校以來又一個“黃金時代”。 華崗在山東大學的業績概括起來有：（一）認真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他強調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提出辦好學校必須依靠教師，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專長。同時，還要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實際困難。（二）主動抓教學工作。深入院系，與教師共同研究課程改革，還為文科學生講授哲學課和專業課。（三）發揚學術民主。積極倡導科學研究和學術討論，同文科教師一起，創辦《文史哲》雜誌，主張學術上各抒己見，廣泛討論。該雜誌在全國有較大的影響力，直到今天仍然位於“核心期刊”的前列。此外，他還從事研究工作。比較重要的成果有：《辯證唯物論大綱》、《魯迅思想的邏輯發展》和《辯證唯物論與物理學》等。 華崗正值人生中年富力強、精神充沛的時段，本來可以運用其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做更多工作，卻意外地遭受誣陷。以強加罪名被關進‘自己的’監獄。罪名大得可怕：“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和“向明反黨集團成員”。1955年8月，華崗的夫人談濱若先被隔離在單位，不准回家，後因“包庇華崗”的罪名，被開除黨籍，行政連降四級。 1957年秋，華崗被轉押北京秦城監獄，在獄中仍然堅持寫作並完成了《美學論要》和《規律論》。 1962年中共自己糾正了某些左的錯誤：“向明反黨集團”的成員到1963年均已先後甄別，向明也獲釋放。“胡風反革命集團”早已定案，華崗與此案所謂“反黨活動”更是毫無關係。從1955年到1965年，整整審查了10年，始終沒有查出他有什麼“罪證”。按理應該恢復名譽和自由了吧？可是不行。1965年3月19日，當局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華崗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7年。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62歲的華崗被押往濟南山東省監獄服刑，這個地方恰恰是他30多年前被國民黨關押的同一座監獄。 更為離奇的是：1968年8月24日華崗13年刑期屆滿、按理應予釋放，但卻被繼續關押。直到1970年，軍管會才於3月5日簽發了釋放令，給他辦理了刑滿釋放手續，但又不許離開監獄，而是被安排到監獄裡的‘就業隊’監督勞動。世上竟有如此無視法制、踐踏法律的國度！ 長達15年的獄中生活，徹底摧毀了他的健康，身患多種疾病，又缺乏起碼的醫療和營養，終於病倒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1971年1月，他終於被送往青島家中，責令家人負責看護。 1972年初，臨近春節，華崗的病情惡化，但在青島被當局限制不得就醫，只得返回濟南以就地求醫。不料到了濟南，仍被拒絕入院治療。3月，其夫人不顧一切地請假到濟南看望他，繼續要求送他住院治療，仍然不准。其夫人日夜守護着，他時而昏迷，時而清醒，反覆地說：“我一生無愧於黨……我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搞清楚的……歷史將證明我無罪！”4月，華崗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才被送進醫院，但不允許家屬陪護，夫人被迫返回青島。 1972年5月17日，這位曾經為中共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而賣力宣傳、鼓吹的忠實信徒，終於在‘自己的’政權無情迫害下，悽慘地結束了悲劇性的一生。“歷史會證明我是清白的。”是他留下的唯一遺言；可是他卻始終無法理解：自己的冤案是如何造成的？這，該說是他的最大悲劇：死得糊裡糊塗、不明不白。
【編者按：死得糊裡糊塗、不明不白的人多着哩，豈只是華崗一人乎？】
【補白】 20世紀最著名的學者胡適語錄：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 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15、顧准：倡導市場經濟第一人的慘死
顧准是誰？他曾是官員，也是學者。而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顧准（1915—1974年）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姓陳，經營棉花生意，後破產。顧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隨母姓。在職業學校初中畢業後，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2歲就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會計學，成為掌握現代會計知識的專業人士。1930年（15歲）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紀30年代，已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成為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1934年完成的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學教材，被各大學採用，同時開始在大學兼任教授。 此外，他還熱心參與社會活動：於1930年組織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進社，後轉入武衛會。同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後，任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1935年加入中共。“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上海市的財稅工作及經濟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接管上海財政系統的三年時間裡，這座中國最大的工商城市已從國民黨手裡的爛攤子，轉變成支撐新政權最大的財源，也為日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奠定下基礎。 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受到衝擊，並以所謂“思想惡劣、阻礙三反”的罪名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53年後，又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務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1956年以後，顧准表示不願從政，希望鑽研學術，於是被調去經濟研究所（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員。在研究中，顧准發現，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弊端從生，其農業、輕工業在革命後近40年裡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在此基礎上，於1957年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問題就在於廢除市場制度。所以，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經濟應通過價格來調節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這個在今天看來屬於常識範疇的理論，在當時卻是一聲驚世駭俗的吶喊。因此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他那超前的經濟觀點和抵制前蘇聯在兩國合作項目中對我國利益的粗暴侵害，因而被打成右派，並開除出黨。1959年3月，顧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陽專區勞動改造，這段經歷對他反思和認識極左路線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誕生在這裡。1959年秋冬間僅4個月內，這裡餓死近百萬農民。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哀鴻遍野”的字眼，記錄了勞改隊和農民被餓死，甚至全家餓死的情況。在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折磨的情況下，他下決心潛心研究，找出悲劇發生的原因。1962年，結束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研究經濟問題。就在這個時候，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糊口經濟”即當務之急是解決6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他認為這是“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這個觀點到了‘文革’後期則發展為“以經濟為中心來建設中國”的理論。看來顧准的遠見卓識實在太超前了，所以才背負着‘十字架’成為殉難者。同時他還翻譯了熊彼特和瓊·羅賓遜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因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外甥宋德楠與幾個同學組織“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被視為“反動小團體”。顧准因此而受到牽連，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准的不理解，與顧准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與顧准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准斷絕關係，並斷絕一切來往。 1974年12月3日，顧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臨去世前，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並要他“待時守機”。 儘管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並承受與親人分離的痛苦，顧准仍然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注民主問題，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麼辦？”（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麼辦？）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准所倡言的重視商品價值規律，今天已經成為現實。但他還研究過不受制約的權力所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比較、人民當家作主如何反映在政體上的恰當形式、理性主義政治哲學的蘊涵等等諸多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所無法迴避的嚴峻課題，仍然有待於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大力推進的迫切任務。 顧准失去官位後，在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1957年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在當時是非常大膽和超前的預見，因此成為在中國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人。他的觀點啟發了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價值規律問題）顧准的觀點還影響了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他們在30年之後為建立市場經濟所作的論證，為改革開放起到了推動作用。中國失去了一位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官員，卻換來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其思想光芒至今仍然在熠熠閃爍，令後人敬佩。 顧准逝世前，不顧巨大的病痛、險惡的政治局勢和低劣的物質條件，研究中國和外國歷史、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哲學，思考中國的現實，力圖弄清為什麼革命勝利後，逐漸演變為與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從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走向英國式經驗主義，從一元論走向多元論的結論。顧准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筆記、通信等形式保留下來，在“文革”結束和他本人於1980年獲得平反以後得以陸續出版：1982年，他的“希臘史筆記”以《希臘城邦制度》為名出版；1989年，他與弟弟陳敏之通信寫下的思想筆記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為名發表；1994年出版《顧准文集》；1995年，在北京舉行顧准80誕辰紀念會。已經出版的有關著作還有：《顧准日記》、《顧准尋思錄》、《顧准傳》、《顧准全傳》、《顧准筆記》、《顧准文稿》等。顧准的思想得到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從此，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颳起了“顧准旋風”。 王元化說：“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潮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 李銳說：“1959年以後，我也在難中，也在思考……但是顧准的思考深得多，廣得多，也更有成果。有關許多根本問題，於我來說，他是先知先覺”。“顧准思考圍繞的中心是如何克服專制、實現民主和發揚科學精神。” 吳敬璉在“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中說：學識淵博、言辭犀利只是顧准的外部特徵。作為思想家，顧准的內在特徵是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包括：革命的理想主義為什麼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革命成功後要採取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取得真正的進步等等。 李慎之在“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形容顧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着自己向前吧！”李慎之並說：“有人說，自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創的、批判的思想家了。這話並不盡然，我們有顧准。”“顧准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著名學者易中天則認為：“魯迅和顧准是上個世紀兩位非常偉大的民間思想家。他們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娜拉走後怎麼辦？但魯迅是‘預知’，顧准則是‘反思’。”
【補白】 魯迅：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16、周居正：“紅岩”革命志士竟被槍殺
一部叫《紅岩》的小說，曾被改編成電影、話劇、歌劇、京劇、電視連續劇，反覆放映，反覆上演，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經典劇目。在白公館、渣滓洞被殺害的人被稱為“革命烈士”；從中九死一生有幸逃出來的人則被稱為“脫險革命志士”，其名單陳列在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讓後人憑弔和懷念。然而有個名字排在羅廣斌後面叫周居正的脫險革命志士，沒有死在國民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卻死在他為之奮鬥而建立起來的中共政權的槍口下，這是一段被刻意隱瞞了幾十年、因而鮮為人知的慘史。 周居正（1930—1964年）四川合川人，大學文化程度。1945年在武勝縣就讀師專時即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當時還不足十六歲，後失去組織關係，孤軍奮戰於重慶。1948年參與和領導“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蔣獨裁鬥爭和“組織民變武裝”時被捕，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監獄，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共產黨員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慶市委機關離休幹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們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時，立即撕下被面歡欣鼓舞地同羅廣斌等人一起，在獄中繡制五星紅旗（此事跡後來卻被張冠李戴、移植到電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的身上）。 【編者按：在中共黨史里，像這樣張冠李戴的事情多着哩!例如：安源煤礦的工人運動是誰領導的？中老年人都知道是李立三和劉少奇。可是到了‘文革’期間，卻變成了那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毛澤東。‘毛主席去安源’紀念郵票發行了，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風靡一時。其目的就是要讓青年們和娃娃們都以為：所有的功勞都是這個‘神’創造的。難怪有位學者直言：整部黨史，儘是謊言！信然！】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們又對監獄看守人員做策反工作。（對於這段歷史，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委編寫的《歌樂忠魂》和白公館脫險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獄中鬥爭紀實》、《浩氣長存》等，均有記述。）在這槍林彈雨，命懸一絲的越獄脫險中，他不顧自己身體瘦弱，冒着生命危險，仍幫助難友郭德賢背出一個4歲男孩（此男孩現已是總工程師，在天津工作），表現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當年白公館脫險志士，原重慶廣播電台播音部主任、離休幹部、共產黨員郭德賢的回憶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歌樂山白公館監獄。常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館未遭殺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着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受獄中革命志士教育的看守員楊欽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兩個孩子。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着闖出封鎖線的……” 就是這麼一位曾經為中共奪取政權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赤膽忠心的革命志士，1964年春，竟被中共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殺害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慶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紅岩忠魂》，在倖存者人員的名單中，仍稱“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獄脫臉的如實記載。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周居正被分配到西南軍政委員會人事部工作，後又調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後改為中央第七中級黨校）任教。1957年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時年二十七歲的周居正對空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堅信不疑，在課堂上不斷地向中下層幹部大講特講馬列主義原理。他仍然視毛澤東為“偉大領袖”，並且相信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謊言，所以在“大鳴大放”中向黨傾訴心曲，結果被劃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築路支隊勞改，經過近5年漫長歲月飢餓勞累的折騰，終於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但仍不能回家與妻兒老小團聚，做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作為“三類人員”（即勞改、勞教、就業）強行安排到位於四川永川縣的新勝茶場（簡稱“勞改營”）“就業”。他性格內向，喜歡寫作。不但研究馬列主義著作，還研究漢字改革。在勞教期間曾寫過數萬字的“漢字改革方案”建議，寄給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他若不是“階級敵人”的話，估計此書早已出版問世。 就在解除勞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勞教築路支隊留下幾名解教人員在廣（元）旺（蒼）鐵路沿線處理善後賠退事務，他是其中之一。他和職工三隊留隊就業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橋維修築路損壞的民房。中間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煙，閒聊，各自暢談自己被錯劃為右派後的不幸遭遇，也談了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以及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災害”、餓死人等問題的看法。 誰知這些毫無戒備之心的人，隨意閒聊，經人舉報後，竟成為“惡毒攻擊黨和毛主席‘三面紅旗’”的“罪惡”，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連的人越來越多，竟成為全省以至全國的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先後被捕者達數百人。 冤案的發生地——四川省公安廳勞教築路支隊，當時更是一片“赤色恐怖”，隊隊戒嚴，人人過關，抓人逮人時有發生。在強大“無產階級專政”淫威的脅迫下，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立功受獎”的誘導下，被關押的“右派”分子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與思維，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69名難友送進了監獄，周居正也從新勝勞改茶場被捕，還被臆斷為‘首犯’。 據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離休幹部向案件的當事人魏昭和周居正親屬無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吳某講：所謂周居正反革命集團案是沿襲反右派擴大化錯誤，強加於周居正、魏昭等人的。原判認定周居正、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實’多屬刑訊逼供、誘供的結果。全案查獲的惟一“鐵證”，就是周居正筆記本上的一篇題為《新民主社會主義論》的文字。這篇被當作“反革命綱領”的文章說：“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必須依靠知識分子中的先覺分子、工人階級中的先覺分子和農民中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即：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國家和民族獨立；發展工農經濟——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建立民主、富強、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全案就是根據這個所謂“反革命綱領”，根據長時間“刑訊逼供”所得到的“供詞”強行判決的。 這位律師認為：周居正所寫文字，雖然有對毛澤東攻擊的言詞，但是針對當時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等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提出“三個堅持”和“三大目標”，提出依靠工、農、知識分子的先覺分子，建設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並無不當。周居正所寫文章，並非以反革命為目的，因而不構成犯罪。 築路支隊的獄官們不少人為此而立了“大功”，加官進爵，封妻蔭子。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關押審訊，最後按照逼供信的潛規則結案，對‘供認’或是‘基本供認’的定為“反革命”成員。其中周居正、楊應森（右派，原滬洲軍區中尉教官，共產黨員）兩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分別殺害於永川和灌縣；魏昭（南下幹部，中共黨員，曾任重慶市九龍區政府衛生科科長）、陳仲偉（右派，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技術員）、廖廉康（右派，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三人，分別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刑；彭恢榮（右派原某縣糧食局會計）、楊全松（右派，南下幹部原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縣，單位職務不詳）冉茂涵（右派，長壽縣小學教師）等四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長）等14名人經中共四川省政法委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分別判處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檢法機關處理判決。此亙古奇冤大案，至今未獲得“平反”，成為千古懸案。 據目擊者事後說：周居正聽到執行死刑時，好像在喊什麼，但行刑的公安人員馬上用毛巾堵住他的嘴。 【編者按：用毛巾堵嘴，比較張志新被割斷喉管，還算比較仁慈。目的都是不許被害人申訴冤情。經常看到共產黨拍的電影裡，革命烈士臨刑前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儈子手要等到烈士喊完了才開槍。令人懷疑：如果這樣的場面是真實的，那就說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殘忍、更野蠻。如此宣傳的效果，豈不是適得其反嗎？反之，如果是虛構的，那又說明：共產黨的宣傳是多麼虛偽、純屬欺騙。二者必居其一。】 周居正個人的不幸，也給家庭，給親屬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周居正被劃右派勞教後，其長子周復生，次女周復蘇受株連被下放到邊遠山區當知青。周復生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鐮刀割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師）也被戴反革命帽子遭批鬥……留在身邊伴她的小兒子，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投江自殺。現在年逾古稀的曾昭英老師，在惟一的女兒周復蘇的伴護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但仍然堅信歷史會還她丈夫以公正。 值得慶幸的是：曾參與複查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審判員、副庭長、庭長，檢察院檢察員，從不同角度分析，均認為該案不論原判認定周居正等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的事實是否成立，都不構成反革命罪。（按：所謂“政治綱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構成反革命罪）。 另外，周居正當年蹲監獄的戰友、老黨員孫鋼、杜文博、劉德彬、郭德賢、傅伯雍等也聯名給最高人民法院寫信，為之呼籲複查。但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補白】 106歲的老壽星、著名學者周有光語錄： 一個國家不怕罵才有希望；不許講缺點是缺點當中的缺點。 科學不需要信仰，科學與信仰的區別在於，信仰不許批評否定的，科學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說萬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評它，哪天你能創造一個推翻它的理論，那你就了不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究竟是誰發動的？大家都說是德國發動的，但並非如此。是希特勒與斯大林共同發動的，他們定了密約瓜分波蘭、瓜分歐洲。一個國家發動和兩個國家發動是完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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