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 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 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 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 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 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 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 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１〕
                            
    一 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 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 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 “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２〕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 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年一月 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 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 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 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３〕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 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４〕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 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５〕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 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 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 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 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　“一打”与“三反”
    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６〕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 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 〔７〕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那个“ 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 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胡斗乱揪。譬如陕西勉 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８〕
                            
    就 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一说到 一九六○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
                        
◇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份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 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 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 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 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 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迫 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 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 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 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 家。”〔９〕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 北京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 却是永不让这些人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 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１０〕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 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一九五七年 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 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 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 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 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 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 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 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挑出，塞进一辆警 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 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 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予处决。 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张仃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要 “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某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于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经说明要“坚决地将一切 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已经指明该五十五人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狠狠打击。要“革命群众”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们表态反革命该不该 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谁都不敢说“不该枪毙。”所以在那种场合下，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 理的时候都异口同声：“枪毙，枪毙。”
                            
    中央美术学院讨论张郎郎该不该 枪毙的会上，画家黄永玉、刘迅不敢反对，又不愿表态同意，只好托词逃离会场。有人曾回忆这种“革命群众”的讨论会：“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 ’甚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甚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 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
                        
◇　“借斗”现行反革命以“教育群众”
    北 京市那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脚镣和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要把“一打三反 ”推向高潮，需借用这批活靶子，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 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随后三个月内，人民日报每隔半个 月便发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了篇批驳文章，为周而复的这部小说辩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向煤气 公司“借斗”桑伟川，以教育在本单位部门的群众。桑伟川前后被各单位游斗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１１〕
                            
    贵 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一九七○年一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 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 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就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五月十日，当局在 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 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三十岁。〔１２〕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 文化的人是运动重点。譬如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 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１７３人，处份８４人，三人自缢身亡。〔１３〕
                            
    上 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 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市委 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 疯。〔１４〕
                            
   “一打三反”规模极大。譬如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 ”处理４８３人。〔１５〕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河北邢台县“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１６〕全国在“一打三反”种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
                        
◇　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刑事判决书：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省昌邑县人……〔１７〕
    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十三名“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们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的人生经历难以一一追踪，人们仅对任大熊、刘世广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 大熊：一九五七年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 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化革命开始后一九七○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一个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联 盟”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一举枪决十三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一。

    刘世广：五七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 生。被打成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 之一。当然也够格做“主犯”了。（一九五七年整风时用笔名马崎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以及写《神•鬼•人》讽刺个人崇拜的孙宝琮，可能均罹难于 “一打三反”。）
                        
◇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年二月，宁 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 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 （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 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 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打倒法西斯！”
                            
    八 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 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他们 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１８〕

◇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 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 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 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 看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 的青年农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 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 《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 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 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 “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 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１９〕
                        
◇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 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空白处 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毙了他。〔２０〕
                            
    一 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 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 月二十一日中 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 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 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 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２１〕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 海柴达木戈壁滩的３２１０８钻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 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身平民 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七 ○年八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 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 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