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號事件的歷史解剖

來源： 圖說歷史

公元1894年7月25日（大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清政府雇用英國商船高升號從塘沽起航

，運送中國士兵前往朝鮮牙山（朝鮮語：），在豐島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號（日本語:なにわ）巡洋艦悍然擊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高升號事件。

　　當時”高升號”總共裝有清軍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獲生外，其餘的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壯烈殉國。

 另有74名船上工作人員,其中只有12人獲救，二副韋爾什、大車戈爾頓等5名英國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員56名，全部葬身海底。

　　高升號事件，871名李鴻章所部淮軍多年經煉精銳遇難，相當於此後牙山一役中清軍兵力的三分之一。這樣的慘痛結果，導致了中日雙方在朝軍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間接擊潰了清軍，士氣大為沮喪。此後，清軍在朝鮮屢戰屢敗。

日本明治維新後, 要與清國在大東亞爭正統，取代滿洲人，‘脫亞入歐’，與西方列強比肩，搶占瓜分殖民地，是日本人的天下觀。“征韓”是關鍵的第一步，日本人一邊在“高升號事件”中投石問路，看列強態度， 一邊進入並控制了朝鮮的局勢。

相反李鴻章和清國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 租用掛有英國商船運兵，用日不落帝國的國旗作保護傘，李鴻章自以為得計，其實早已潛伏了一個“怕”字，“怕”字當頭，助長了日本人的囂張。

“高升號事件”，在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僅僅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但最新的學術見解，譬如雪兒簡思[1]通過各種資料的收集對比中，發現“高升號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遠比甲午戰爭更為重要的事件。

西方帝國各種勢力在遠東的角逐，在“高升號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對“高升號事件”的處理結果中，各方都已經看到了中日之戰的必然，大東溝海戰，只不過是高升號事件的順理成章的結果。

出來謝幕的人是這場悲劇的主角，“高升號事件”的受難者，無論是後台的慈禧和軍機處，還是前

台的李鴻章和總理衙門，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術外，別無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鴻章憤憤拿國際公法說事兒，但法術勢三位一體，在術盡勢弱時，法又奈何？清國充分體驗了弱國無外交的滋味。

北洋艦隊的老爺運輸船操江號，同時被日軍俘獲。日本海軍將這一“木質”戰利品，改成訓練艦。

《字林滬報》極盡嘲笑譏諷之能:“且系試造之船，一切質料器具皆不甚堅固，中國已棄之勿用，

倭人不加詳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顧其計亦左矣”。

《申報》譏諷日人，更是不遺餘力，“操江既小且舊，為中國所不甚愛惜，倭人得之乃視作珍寶，竟置之兵艦之列，亦可見彼國海軍船隻，漫無揀擇矣，雖多亦奚以為。”“劫得我木質舊式操江遞書船，即以為大獲勝仗。”

而此時正是葉志超 諱敗言勝之時，所以《申報》興奮尤佳，繼續誇誕，當“平壤敗績之信”來臨之際，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卻不究日本人的節儉品格，更不知這一改成訓練艦寓意額外的教育意義，其誤導影響極壞。

清國懵然不知，大概還不懂得媒體手段的魅力。而當時清國僅有的幾份報紙，都與清國官方沒有關係。

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報》，乃英文版，雖然言論自由，但畢竟是英國駐滬領事館和租界當局的喉舌；

《申報》也是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聘用士人為主筆，適合中國讀者的品味，高升號沉沒後，派有戰地記者採訪獲救者，但除慷慨陳詞外，對於遠在北京的決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

信息，包括《字林西報》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滬報》，實未可考量，相反，誤導鑿鑿。

華人寫作者雪兒簡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東亞的沉沒——高升號事件的歷史解剖》一書中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