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的兒子回憶1971年的人生劇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01日15:56: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41年之前的我，哪裡會想到、哪裡敢想到偉大的領袖和英明的黨中央，會撒一個、會撒一串彌天大謊，矇騙全黨、全民？我能數出對現在的年輕人一百條、一千條看不上眼之處，但他們至少有一條，比當年年輕的我要高出一百、一千倍：絕不會對中南海發出的號令，誠惶誠恐，亦步亦趨 　　老高按：“政變”“謀殺”“叛逃”“陰謀”這些詞，最近充斥於媒體。親朋好友見面或通電話，寒暄了沒幾句，就會談起薄熙來、谷開來、海伍德……這讓我想起了41年前的歲月——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後，社會上瀰漫的那種緊張而又茫然的氣氛：小道消息滿天飛，越傳越蝎虎…… 　　41歲以上的人，都經歷過1971年。我對那一年的印象，正如我去年在給《新史記》第3期所寫的一篇千字文中所說： 　　“九一三”事件，對國人對世界都宛如一個晴天霹靂，是毛澤東路線由烈火烹油鼎盛無比的最高峰，跌落至永劫不復的深淵的轉折點。我還記得我最初得知這一消息的瞬間：秋夜中急匆匆趕往工廠上夜班，儘管夜闌人靜，路斷人稀，當時的女友還是生怕路旁有耳、用近乎耳語般的聲音告訴我：林彪……叛國出逃……機毀人亡。當時的我，三魂驚掉了兩魂、七魄震散了六魄——“副統帥？叛國出逃？機毀人亡？”“九一三”之後出生的讀者，可能難以體會、難以想象這一消息對政權、對人心的衝擊力度，有人曾說：“九一三”之後中國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不會吃驚了。這也正是我當時的和此後40年的感覺。 　　不過，一般人的感受，恐怕都比不上林彪集團的成員、子女的感受那麼強烈——正是在那一年的“九一三”，他們的地位、心態，發生了從九天之上到十八層地獄的劇變。邱會作的兒子程光，寫了一篇《我的一九七一年》，難得他在“九一三”事件34年之後回憶當年，筆調從容、平實；但是字裡行間，讀者不難體會到時代的詭異氛圍和人際之間的畸形關係。 　　41年之後的人們，與當年的人們，有了深刻巨大的改變。當年的我，哪裡會想到、哪裡敢想到偉大的領袖和英明的黨中央，會撒一個、會撒一串彌天大謊，矇騙全黨、全民？而現在的年輕人，我能數出對他們一百條、一千條看不上眼之處，但他們至少有一條，比當年年輕的我要高出一百、一千倍：他們絕不會對中南海發出的號令，誠惶誠恐，亦步亦趨。 　　“九一三”之後的大部分傳言，後來被一一否定。那麼，今天我們聽到的種種日益離奇、日益駭人聽聞的傳言，是否也會被一一否定？ 　　“薄熙來、谷開來幹得出被指控的那些事”； 　　“薄熙來、谷開來干出了被指控的那些事”。 　　這兩句話，“幹得出”與“干出了”，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判斷。前者，是我們對他們的主觀感受，任何人都可以這麼表達；而後者這樣的客觀陳述，就必須是有證據支撐。 　　昨天有位朋友來電話，他說，證諸中共的信用史，透支太多，早成了負數——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其中也包括堅不平反的林彪事件），如今怎麼能讓我們輕易相信他們？我深以為然。對當下各種傳言，我們不妨姑妄聽之，但是真是假，就得經過自己頭腦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 　　下面轉載程光的這篇文章。 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 1 　　1971年元旦剛過，部隊裡幹部請假探親的就多了，想回家過春節，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為我們124師是甲種戰備值班師，休假幹部不得超過百分之三。我沒想這事，我到部隊時父親要求，一定要把春節和其他節日休假的機會讓給別人。那時我是370團3營8連指導員，連長離職在外學習，我不好離開崗位。我在部隊那麼多年，沒有回去過一次春節。 　　我們師從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項任務，國防施工。我們團參加的“705工程”在廣州白雲山腳下，那裡是軍區戰時指揮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陳舊，現在要擴建。工程屬於絕密，雖然任務很急很重，但只許部隊參加施工，干起活來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軍區首長常來督促檢查，工作上一點也不得馬虎。 　　春節剛過，我的連隊接到命令，到距離“705工程”不遠的一處名叫“老虎洞”的地方執行任務，是為一處剛建好的獨立房子的外圍架設鐵絲網。那是座平房，約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築面積，房子背靠白雲山，房後幾米遠就是七八十度的山體陡坡，房前有個小院，大門外的路與附近一條公路相連。房子的牆體是青色的，如果不是走近它，很難發現。 　　架設鐵絲網是工兵作的事，由我們步兵承擔，不僅專業工具少，而且沒有經驗和技能。好在總長度不太長，只有四百多米，大家邊干邊學。 　　架設任務完成了，團首長把我叫去，讓連隊在這裡繼續作防空隱蔽工程，並擔任警衛。“防空隱蔽”是軍事術語，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裡種樹種草，把因施工而造成的裸露植被彌補，形成與原來基本一樣的地貌，使之從遠處或是後面的山上看，那裡與周邊叢林草木環境近似，不易被發現。 　　我組織施工，還要警衛，就圍着房子用心察看，覺得有點眼熟。房子只有一層，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許多，它寬大的雙層玻璃窗，長長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門，和廣東當地注重通風開敞的房子不一樣。我想來想去，像北京西山軍隊領導住的房子，再細細地看，和北京毛家灣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團都為“705工程”緊張施工，而我們連在這兒搞綠化作警衛太輕閒，我有點不願意。團政委似乎看出來了，找我談了話，說這是軍委主要領導到廣州時居住的房子，要忠誠可靠的人來完成任務，團里考慮再三，才決定是你。 　　三月初，在室外綠化的同時，室內也開始了布置。軍區一個管理科長帶着一批人進駐到院子裡的偏房，有炊事員、服務員、內勤和花匠。那幾個女服務員，一看着裝就知道是軍區接待部門為首長服務的。他們凡是要搬重點的東西，一律叫我派戰士去，幫幫忙不算難，可是戰士回來常訴苦，說他們擺放東西時經常變來變去，指手劃腳吆喝。戰士們累了不算，常常被訓斥。 　　那批人到來不久就和我們發生了矛盾。戰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爛泥，可是院子裡有自來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廚房外的一個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圍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們就罵戰士，時常發生口角。戰士怕那個科長，我卻不然，不許他訓斥戰士。他很惱怒，說你一個小小連指導員竟敢影響我們的工作？我不客氣地說，你把我的戰士不當人，我就不再讓他們為你幫忙。他連聲說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們師，處分你這個指導員。 　　和那個科長吵架後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師部一個電話，說軍區辦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六點前準時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絕對保密。我感到好笑，因為通知的地點就是我們連警衛的地方。下午，我按時到了門口，正要進去，看到科長坐在傳達室，還帶着兩個內勤。他擋住了我，傲慢地說，軍區領導要在這接待北京來的首長，不許閒雜人員靠近。我說我也接到這個通知，才加派了雙崗和幾組游動哨。我想徑直進去，因為站崗的是我的戰士，但我怕引起麻煩，畢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門口不敢進，得意地說，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點走吧，別妨礙我們工作！這時，一串長長的車隊開了進去，是軍區首長們的車子。 　　過了一會兒，裡面出來一個幹部到傳達室看了看，問首長叫的一位客人來了沒有？科長說沒有。那個人反覆出來幾次看看，急了，說就等這個人了。正在這時，吳法憲的女兒吳仲秋出來了，她是廣州空軍醫院的醫生，見到我說，“就是他”。 　　我被領進了餐廳，裡面擺了兩桌酒席。吳法憲坐在主桌上，丁盛司令員、劉興元政委和軍區首長們圍坐在傍邊，吳司令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和吳仲秋趕緊坐在了次桌上空着的位子上。 　　席間，聽他們說着，這是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來他住過的房子太破舊，不好用了。從吳法憲的口氣中聽得出，林彪、葉群並不知道此事，軍委辦事組之前也不曉得，因為軍區領導要吳向上報告一下，請林總天涼時來冬休。吳答，他說一下可以，但來不來不知道。林總不許專門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原來的老地方。 　　軍區領導不以為然，說他們在修建另外一個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吳法憲看上去毫不知情，因為軍區首長強調，那是中央辦公廳汪主任布置的，說“那個人”今年冬天前可能要來住，汪主任近期要親自來查看。吳法憲說，“那個人”的事全聽汪主任的，他叫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天以後，科長對我不僅客氣，還特地打開了房子後面工作人員用的一處衛生間，勞動一天下來的戰士可以在那兒洗洗。可惜這樣的日子沒多久，上級就通知我帶着連隊離開了。 2 　　我們連去參加全團剛進駐的白雲山麓磨刀湖畔一項“國防”施工。那裡已經全面開工了，工程規模大，占地數千畝，離開那兒很遠之外就辟成“軍事禁區”。從已開工的建築看，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有多棟自成一體而又互相連接的別墅。 　　這裡施工的人密集，有一個工兵團和我們一個步兵團，還有汽車運輸部隊和一些從外地來的特殊軍事專業施工隊伍，它們中間有很多技術人員。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個水庫，岸邊樹木繁茂風景宜人，在白雲山的襯托之下美麗幽靜，只是開闊的湖面略顯單調。舟橋營架起一道浮橋伸向湖中，由汽車運來大石塊向湖中傾倒，要堆出一個看似“天然的”島來點綴景色。浮橋狹窄，只能一輛車子到了橋的端頭傾倒之後退出來，第二輛車才能開上，因此很費時間。為了加快進度，這裡晚上挑燈施工，領導常站在浮橋口上指揮督戰。 　　我們連的任務是架鐵絲網，這裡的地形要比老虎洞那複雜，線路也長了幾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樁、兩百斤一捆的鐵絲蒺藜要由戰士們扛着擔着爬上沒有路的山林里。架設路徑要精心選好，鐵絲網要緊貼着時起時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樹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鐵絲網下面留下20公分的空隙（不能讓人鑽過），也不許離樹木兩公尺近（防止人攀樹跳過），這樣一來，柱樁的密度比常規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樁的基坑為30公分直徑一公尺多深的洞，有的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點點摳出來的。為了按時完成任務，連隊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來，我和戰士經常全身是泥，膝蓋跌的青腫，手上身上總有幾處被鐵蒺藜扎出的傷。 　　好不容易架好了鐵絲網，又叫我們連負責砌曲折繞行於那幾組房子周圍的“天然小路”，為了讓散步者少走回頭路和有行走的樂趣，小路有時彎曲沿着山邊，有時逶迤傍着湖岸，路邊不斷要出現小景致。小路沿山時，山坡一邊要有擋土牆，傍水時要有防波堤，均為大石塊砌成。石塊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邊緣是鋒利的刃口。為了讓它們少有人工痕跡地壘起來，要精心選擇形狀，往往要反覆挑選、搬上搬下地試着對縫拼湊才行。戰士們的手多被劃破，手套上滲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擋土牆砌好後發現少插了一隻滲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兩個出水口即可。可是指導我們施工質量檢查人員要求立即拆掉返工，但是戰士認為不影響質量，因為這比常規工程標準已高了很多。那個人立即向上匯報，一個領導在團首長陪同下來了，他訓斥說，“這裡不許一點馬虎，如果少了一個滲水眼，擋土牆萬一倒了，是對毛主席最大的不忠，會造成天大的罪行。” 　　當時正值文革“三忠於、四無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錯，人們常會說那是“對毛主席不忠”，差不多都是口頭禪了。但是我感到他說的是具體所指。等領導走後，我問留下來監工的技術員，為何動此大駕，讓我和戰士受這麼嚴厲的訓斥。技術員之前就認識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聽我這麼一問，有點驚訝，以為我不知道房子用途，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陽。他見我作一臉疑惑狀，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澤東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沒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東興親自來看過這裡，我心裡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日以繼夜地進行，我們一天要干十幾小時活，天朦朧亮起床，天黑看不到了才回來，被汗水濕透的衣服來不及洗，只好掛在外面讓風吹乾，第二天再穿時衣服上已凝結出一層灰白色的鹽霜。大家誰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為領導強調，一定在國慶節前竣工，時間緊迫。 　　建築群很快就展現了面貌，它的高大寬闊，它的堅實厚度，它的特殊外環走廊，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氣勢，遠非老虎洞那可比。老虎洞那的房子還不如這裡工作人員的偏房，顯得簡陋了。有人猜出了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說。它就是後來被命名南湖賓館的地方，為毛澤東專門修建的住所。 3 　　5月初，團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廣州大沙頭某地去一下，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是國賓館。我父親的劉秘書到門口接我，說他們陪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來訪問幾天。我向團里打電話請一天假，團長說，你就陪陪父親，等他走了之後再回來。 　　我在賓館裡遇見了正在散步的黎筍，之前中聯部陪同來的一個處長對我交代，黎筍總書記喜歡問話，如果問他多大了，你只能說小一些，說他六十多了。黎筍中等偏高的個子，臉色黝黑。果然，黎筍沒說幾句話就問我了，是身邊的一位越共宣傳部門領導譯的，他流利的中文讓我誤以為是中方翻譯。事後那位中聯部的處長說，越南和朝鮮過去都使用漢字，越共建政後強製取消，推行拼音，他們把這當成了脫離中國影響、培養獨立意識，並且在“親蘇”“親華”之間搖擺。 　　我見到中聯部長耿飈，行軍禮後說“耿伯你好”。我和他兒子耿志遠是清華大學同學。他楞了一下，說我穿了軍裝差點沒認出來。我說，上次見面還是幾個清華同學到你家裡下圍棋，我們賴了棋被你抓個正着。 　　這次外賓主要是參觀和娛樂，對於如此精心安排休閒而沒有外事活動，我有點疑問。我聽劉秘書說，黎筍是“親蘇派”，中央特意安排得好些，是作加深友誼的工作。在廣州參觀第三十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時，貴賓對展出的許多小玩意兒愛不釋手。離開那裡之前，父親把在場的外貿部和廣東省負責人叫來說，“凡是外賓喜歡的，可以拿，然後再依樣送一批到國賓館。” 　　第二天中午送別宴會後外賓立刻要啟程回國，宴席將結束時父親對黎筍說：“你們馬上要回到抗美戰爭第一線，一些小禮物不成敬意，已送到白雲機場你們的專機上了……”翻譯有意把父親的話大聲說出來，坐在各宴席桌上越南外賓聽了，無不歡呼雀躍，有的還熱烈鼓掌。 　　後來父親垮了台，中越也交惡了。有人揭發他的“罪行”，說足足向飛機上裝了一輛卡車的東西。父親說：事後呈給他審閱的清單上是手電筒、橡膠雨鞋、旅行熱水瓶、尼龍蚊帳、毛巾被、清涼油等生活日用品，還有孩子們學習用的鉛筆、圓珠筆、寫字本、文具盒及少量的香煙、糖果。人家在前方打仗流血犧牲，難得回到後方“家”里一趟，像小媳婦一樣拿“娘家”點東西，人家很“本分”，很“識相”呀。那麼多飛機、坦克、大炮都經過我的手送去了，這點又算得了什麼？ 　　有一天早飯時，秘書說，“在從化溫泉休息的滕代遠打電話來，說要到廣州看看首長。”父親打住了他，說，“不能讓滕老來看我，那成什麼話了！應當是我去看他，還有一些老同志，我都得親自上門去看，待我忙完了這邊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為了防止蘇聯對我國可能進行突然襲擊，在毛主席指示下，周總理具體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員長、董必武代主席、還有李富春、滕代遠、張雲逸等人到了廣州市遠郊的叢花溫泉。 　　父親原來要到叢化去看看一些老領導，特別是滕代遠和陳奇涵、陳伯鈞等老同志，因為工作太忙的抽不開身來，他叫軍區後勤代他準備幾份水果，送給那些老同志表示慰問，並囑咐廣州軍區領導，要把老首長們照顧好。 4 　　送走了黎筍一行，父親客氣地問耿飈，中聯部的同志是不是先回去？他還要在廣州忙幾天國防工業上的事。耿飈說，大家也想在這兒參觀一下。 　　父親要到黃埔的造船廠，看正在建造的新型潛水艇和導彈護衛艦。行前，軍區首長來賓館陪同前往，父親說，“耿部長對國防工業很關心，他是軍隊的老領導，是行家呀！”軍區首長向耿飈行軍禮表示歡迎，耿飈和他們一一握手打招呼。我發現他們有的還認識，說自己原來在那個部隊，是作什麼的。耿飈曾是紅軍一軍團主力團長，軍區首長當時多是連排長。 　　上車時父親發現了一個問題，耿飈沒有人跟隨，就對我說，你到耿部長那去當“警衛員”。我趕緊坐在他的車子駕駛員邊上，說明了來意。耿飈一聽，說好好好。 　　一行人一路參觀聽匯報，我跟着耿飈，上下車為他開門，過溝坎台階提醒他注意，他熱了脫下來中山裝由我搭在手臂上拿着。 　　父親對潛水艇問的很細，還不顧勸說下到船塢里看在建的船體，他下“死命令”要限期完成。我才知道，中國北方軍工廠造的潛水艇和軍艦因美國第七艦隊封鎖無法通過台灣海峽。這些新式潛水艇要彌補我南海艦隊的空白，捍衛我國南海主權和利益。那裡並不太平，除了美國，其他國家也在窺視，包括昨天剛歡送走的那個元首的國家。 　　父親還看了一條名叫“向陽紅五號”的船。它的外表與普通商船無異，但很神秘，只許少數幾個首長上去。船舷邊有嚴密的警衛，對隨行人員盤查，有的被勸阻了。我拿着耿飈的衣服緊跟着他，對我沒問。 　　上船要走懸吊在船側的向上陡峭狹窄的舷梯，人在上面走時有些晃抖，很吃力。一見此狀，軍區首長勸父親在船下看看，然後聽匯報。父親堅持要上，他和耿飈這兩個60歲上下的人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向上爬。我攙着耿飈，感到他在喘氣。我們在船上餐廳辟成的臨時接待室里聽介紹，說它是剛從波蘭購來的性能最優、航速最快的一萬五千噸遠洋貨船，被改裝為我們第一艘情報船，可以到世界各大洋完成試射的遠程洲際導彈的數據測量及其他情報任務。父親在船上走了一遍就與國防科委和國家海洋局的人談話，而耿飈對這隻船有極大的興趣，每到一處都對設備問了許多。當他得知可以收到美國太空中的軍事和民用衛星情報時就問，有什麼可以展示的嗎？他們說，全球風雲氣象由美國一組人造衛星採集全球數據、整理計算後再傳出，我們可以收集到很多情報，還可以地理精確定位，說罷在儀器的屏幕上作了演示。我對耿飈說：“耿伯，聽說你對科技上的東西很在心，常修小放映機和照相機什麼的，在國外當大使時還自己開車、為大家修手錶。”他大笑了起來。 　　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波蘭追隨蘇聯積極反華，卻賣了最好的船給中國；我們天天喊自力更生、蔑視美國是紙老虎，卻暗中採集他的情報；中越口口聲聲稱同志加兄弟，卻在南海利益上作防範的準備……政治真是充滿了詭譎。 　　離開廣州前，丁盛看過父親一次，單獨來的，而不是通常那樣和軍區幾個領導一起。他們關上門說了很久，當父親送走丁盛後，嘴裡自言自語，“這個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員”說成了“司令官”，問有什麼事？父親不語。 　　他們談的內容，父親晚年才對我說，他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島去路過廣州。從她的嘴裡聽得出，她對廣州軍區很感興趣，對你這個司令官也很感興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你要吃虧、上當。江青這個人品質惡劣得很，是靠不住的。她想利用你的時候，把你捧到天上九霄之上還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會把你打到地下十八層地獄之下去還嫌不夠。到時候她整你，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丁盛問如何“防江青”，父親說：“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單獨接近。當然，面子上的事、場面上的‘戲’還是要做。江青喜歡奉承，必要時你就吹她幾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範。” 　　父親要回北京了，來接他的是三叉戟型專機，是空軍特地安排的。中國早就想從英國進口，但人家禁售，沒有辦成，於是就請巴基斯坦先進口，然後轉手賣給我們。那時中國領導人專機用的蘇式伊爾十八，巡航速度每小時五百多公里，到北京要三個多小時，而三叉戟飛機巡航速度將近每小時一千公里，兩小時就可以到。 　　要起飛前，值班空軍幹部來報告，說是晚一會兒起飛行不行，在從化休息的張雲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檢查。我父親說，“你不早說，一定要把張老安排在最舒適的艙位。”等了一會兒，父親聽說張雲逸已由擔架抬上飛機了，急忙趕去，送行的劉興元叫大家不要打擾在舷梯下等，他隨着父親一起上了飛機。片刻之後，劉興元下來，飛機立即起飛了，我居然沒有和父親說一聲再見。 5 　　七月底到了，團里有件公事叫我到東北去辦，完成後就休了今年的假。這有點照顧，也很實際，減少了派專人去和一些花費。 　　我回到北京，聽母親說，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幾天葉群回來看病，父親和母親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隨同一起到毛家灣去。父親剛和葉群說了幾句寒暄話後，說他工作忙就告辭了。 　　母親和葉群貼近了說着話，我聽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隊一個醫生，葉群想叫母親問一問他的學問。 　　一會兒，林豆豆和一個男青年來了，葉群作了介紹。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軍一二四師師部醫院醫務所所長。後來外邊傳說“招駙馬”“選美”如何、如何，那是在瞎說，因為他沒有“美男子”的風度，完全是一個給人以信賴感的敦厚和內秀。作為醫生，母親非常重視實際經驗，問他一些醫學上的事，他的回答讓葉群和我母親很滿意。 　　豆豆他們走了之後，母親說已經托人從湖南買了兩床湘鄉被面，還想為兩位新人作幾套衣服。當葉群得知被面每床要30多元，比一般的緞子被面要貴，說一定要照市價付錢，還說結婚時豆豆他們就穿軍裝吧，最多作兩件襯衣，婚事一定要節檢。 　　臨行前，葉群像往常一樣問問我部隊裡的事。我說，我們那剛分配來的大學生工資定級是23級，而過去是22級，大家有想法。葉群“嗯”了一聲，說應當按大學生定級，知識分子政策還是要執行。 　　我8月初到東北辦事，然後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返回部隊路過廣州時住了兩天，9月10日歸隊。 　　在廣州那幾天我聽說軍區有個重要的傳達，很神秘。我到軍區的珠江賓館看望來這裡檢查工作的總參裝備部一位首長，他說他們都不知道軍區在傳達什麼。 　　臨回部隊前，我把母親托我帶給軍區首長的一些北方的水果分別送去。在軍區政委任思忠那裡，他和我談了一會兒，說部隊反映你鍛煉的不錯，想讓你向政治工作幹部上發展，你自己有什麼想法？我說最好不離開連隊，如果調到機關，最好作幹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說幹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羨慕。但你父親要求你學真本事，你們師決定你調到372團政治處當宣傳股副股長。你當連隊指導員前當過宣傳幹事，寫的文章有的在《戰士報》、《解放軍報》上發表了，有些基礎。372團是42軍里政治工作很優秀的，他們編寫的連隊思想工作《六十個怎麼辦？》，受到林總的高度評價，你到了那裡，要從這些基層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多學習。 　　我到了372團報到，團政委和政治處主任問我，說到我們軍的老政委（任思忠）對這個團政治處一直非常關心。我說他在我臨來前還交代，要團里抓好《六十個怎麼辦？》，發揚政治工作聯繫實際的優良傳統。 　　我捎來的這個話，被師團當成了軍區首長“指示”，立即布置貫徹執行。我剛到新的單位人們就知道了我的背景，這令我很不安，感到害臊，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6 　　1971年國慶節要來了，我20天沒有收到家信，有點奇怪。以前我到了部隊後立即報個平安，我母親會很快回信，之後每半個月來往一次寫信，聯繫不斷。好在報紙畫報中常有中央領導活動的消息，時常可以看到我父親的相片，因此我非常留心。那年9月中旬後十幾天裡突然沒有了這樣的消息，直到25日報紙上才有“李先念副總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越南”的新聞，配發了周恩來、葉劍英和我父親送李先念時在飛機前的合影。 　　我想，國慶節各大報刊會發領導人參加慶祝活動的消息，但是沒有想到，北京沒有舉行天安門廣場的焰火晚會，對此，部隊裡提前傳達了通知，說是為了戰備。 　　1971年國慶節假日剛過，團政委突然讓我去，不是通常那樣讓通訊員來喊，而是保衛股長“隨便”來叫。政委嚴肅地說，上級決定送你到廣州學習。我說回去準備一下，他說不必了，這就走。保衛股長帶着兩名連里抽上來的幹部已站在我身後，用眼神示意我不許再問，帶我上了門口停的一輛吉普車。他們讓我坐在後排，兩邊各一個人夾着我。我們到了廣州，在軍區附近的中山二路一個院子的樓里住下了，大門口站着雙崗，樓門口有內崗，是特別加強的警戒。還有人押進來，他們是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還有幾個穿空軍衣服的年輕人。 　　一會兒，一名幹部來向我們宣讀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內容只有一句話：“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同志參加林、陳反黨集團宗派話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停職反省，徹底交待。” 　　聽到這兒，我的頭轟了一下，感到全身發熱……我難以置信，我9月7日離開家，才幾天就發生“九一三”，一點跡象也沒有呀！ 　　從此，每天開始了“學習”，說是對“林陳反黨集團”揭發批判，不知為何成了對我們的批鬥，要交待所知道的陰謀。我剛好八九月份在北京，辦案人員窮追不捨地逼我作揭發。我把所能記得的都說了，但他們不滿意，不時說出一些兇惡的話，似乎我是“同黨”，將要受到嚴懲。 　　我實在沒有可交待的事，巨大的精神壓力使我整夜難以入睡。在我的要求之下，醫生每晚給幾粒安眠藥。他對管學習班的人說，這樣不睡覺，幾天后他身體就垮了，不能“學習”了，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給我了兩粒，我說不夠，又加了兩粒，我假裝服下，暗中積攢成堆，我想，與其這樣無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餘生，還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幾天之後終於積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吞下藥之前的一瞬，回顧還留在世上什麼憾事，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文件不是說“停職反省”還稱“同志”嗎，萬一爸媽活着出來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該多麼難過！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說是中央首長要找我們談話。上路時我看到走廊宣傳欄里報紙上的標題：周恩來總理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訪問廣州。我們被解送到珠江賓館的大餐廳，是最先到的。一會兒，軍區首長的夫人和機關師以上幹部入場了，夫人們多與我很熟悉，現在要麼裝作不認識，面無表情；要麼怒視，好像要劃清界限。只有父親的老戰友楊梅生副司令員的夫人劉堅走過我身邊時小聲說了句，“要懂事，小心愛護自己！”這位紅軍出身的老阿姨的話令我眼睛發濕，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淚，怕別人看到。 　　軍區首長陪着李先念來到了會場，他講話第一句就是，“總理原來要來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來談談。” 　　李先念傳達了周恩來關於對我們“不許歧視，要一視同仁”的指示後，自己說起來了，好像對“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說，“邱會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車後背廂里放了支衝鋒鎗，想要謀害……”一剎那，認識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臊得恨不得有個洞鑽到地底下去。這個刺激讓我長久難忘！ 　　十年後我見到父親問了。他並不介意，說會有那個事兒嗎？先念和我的工作和個人關係密切，他要劃清界線，才說那個“官話”。“二月逆流”，先念是從中最早解脫的，也是對別人說了狠話。 　　那天會後，學習班宣布，“執行周總理的指示，本次學習結束。你們都回原單位原來的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隊。團政委說，他們已經學習了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說罷，他把兩封拆開已看得破舊的信給了我，是9月24日我母親和哥哥寫給我的，過去我收到家信最多五天，這次被扣下了一個月。哥哥在信中用暗語寫了“樹林起火，禍及他人……”母親叫我“想得開，千萬不要走絕路”。信是他們被監管前抓緊寫的，幻想我能收到，但“落了網”。當時我以為再見不到他們了，把這兩封信當了永別的念物，至今還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處，同事們沒有明顯歧視，但我走到那兒，都有人指指點點。我向團里提出來到團里的農場去工作，那怕是天天勞動也行。幾天后政治處主任對我說，意見已反映上去了，上級不同意，說那樣就違反了周總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為難，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願意參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說想參加宣傳教育，因為這樣我可以閱讀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們偷偷地抄下來，以後一定有用。 　　很快，轟轟烈烈地批判“林陳反黨集團”開始了。廣州軍區揭發的一個重點是“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地點沒明說，但暗指是南湖。我們部隊是那裡的建設者，發言時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卻在議論，說那不是給偉大領袖修的嗎？一個幹部正在說着，政委目光射過去，大喝道，誰敢這麼說！管好你的臭嘴！那個幹部小聲嘟囔：又沒說假話……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氣變涼。廣東的冬天並不嚴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沒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許離開營區外出，只是工作還“正常”，但我知道，今後一定有苦日子難熬。我開始天天洗冷水澡，經常跑步鍛煉，對寒冷逐漸適應了。 　　作於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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